金德爾伯格陷阱，一個富有「想像力」的假設

中國已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但中國無論從經濟規模上還是從經濟質量上都還遠不及美國。

美國著名學者查爾斯·金德爾伯格在20世紀30年代提出了一個著名的論斷：20世紀30年代的災難起源於美國取代英國成為全球最大強權國，但又未能像英國一樣承擔起提供全球公共產品的責任，結果導致了全球經濟體系的崩潰。簡而言之，就是世界權力的轉移會引發國際公共產品的供給缺失，並給世界帶來災難性後果。2017年1月，美國政治學學者約瑟夫·奈用同樣的邏輯來評判中國，認為中國崛起以後，將不願承擔目前美國無力負責的重要國際公共產品的供給，從而使世界陷入領導力空缺、危機四起的險境。這就是奈提出的「金德爾伯格陷阱」。因此，不少人指出，中國要跳出「金德爾伯格陷阱」，才能真正地崛起。暫且不說金德爾伯格的判斷是否正確，我們必須指出，約瑟夫·奈對中國提出的這個「金德爾伯格陷阱」是個充滿想像力的假設。

中國並不是世界最強經濟體

約瑟夫·奈的想像力假設在於，中國將很快崛起為世界上最強的經濟體或者說是最大強權國。誠然，中國的崛起進程非常快，尤其是在進入21世紀第一個十年的中後期，中國在經濟規模上迅速崛起為世界上第二大經濟體。這種情形使西方對中國角色的認知和中國的發展道路產生了極大的憂慮，其中包括中國將在世界舞台上扮演什麼樣的角色，中國將如何處理其與國際體系主導國美國的關係，進一步的問題是中國將如何處理其與現有國際體系的關係，等等。這一系列的問題集中在一個問題上，就是中國是否會取代美國成為世界性的主導國。

其實，不得不澄清的一個事實是，中國僅僅是經濟規模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既不是最大經濟體，更不是世界最強經濟體。而經濟規模位於世界第二，並不意味著中國的總體國家實力是世界第二，尤其是面臨中國內部發展極不平衡的情況，東南沿海地區開放得早、開放的程度高，經濟發展比較快，而中西部地區開放晚，經濟活力相對較弱，經濟也相對落後，因此地區差距非常明顯。此外，城鄉差距也在日益拉大，這種狀況是過去40年改革開放各種「雙軌制」的結果，而「雙軌制」既是中國經濟發展的金鑰匙，也是中國社會發展各種二元現象的原因。更為重要的是，過去40年的發展，我們更多的是繞開問題謀發展，其中留下了不少老問題，而在新的發展中又會產生諸多新問題，「老問題+新問題」就等於大問題，這是中國崛起進程中的最大障礙。所以，通過全面深化改革和教育的發展來消除二元現象，也就是消除發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現象，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在新時代面對的關鍵性問題。

中國已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但中國無論從經濟規模上還是從經濟質量上都還遠不及美國。僅從GDP來看，中國的GDP過去40年中主要來自於傳統製造業，屬於勞動密集型產業，傳統製造業的典型特徵是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產出。也正因為如此，這些年來中國的經濟發展卻造成了極大的環境壓力。因此，習近平才提出「既要綠水青山,也要金山銀山」，也就是追求高質量的經濟發展。相比之下，美國不僅GDP品質高，GDP主要來自於新興製造業和現代服務業，也就是說，美國的GDP主要來自「Created by the US」；而且，美國擁有最先進的科研機構和大學，這是國家創新力最重要的平台。實際上，不僅絕大多數新興技術源於美國，甚至眾多哲學社會科學的新思想、新理論也原創於美國。從這些情況來看，中國與美國的差距還真的不小。中國要成為世界最大經濟體容易，但中國要成為世界最強的國家還為時尚早。

中國崛起是在現有國際體系內的崛起

約瑟夫·奈的想像力假設在於中國的崛起會顛覆既有的國際體系，卻無法建立新的國際體系，尤其是無法提供新的國際公共產品。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前後，美國通過技術革新，成為第一經濟大國甚至是強國，確實如金德爾伯格所說的那樣，美國沒有能力提供新的國際公共產品。一戰結束後，美國總統威爾遜曾經試圖構建一個以國際聯盟為中心的國際秩序，並努力提供相應的國際公共產品。然而，威爾遜主義不過是一種理想主義的烏托邦，最後不僅國際聯盟根本沒有發揮維護世界和平的作用，反而成為大國瓜分世界的工具。儘管美國取代大英帝國世界主導權的方式是和平的，但這個替代過程同樣沒有離開戰爭，所不同的是，戰爭不是在崛起國（美國）與守成國（英國）之間。一戰和二戰徹底顛覆了既有的國際秩序和國際體系，在這種情形下，世界的確需要新的國際公共產品，而一戰結束後的美國還沒有足夠的能力來提供國際公共產品，或許正是這個原因，金德爾伯格才把30年代的危機歸咎於美國。

當今中國的崛起是怎樣的情形呢？中國的崛起是一種從參與式崛起到融入式崛起最後到建設性崛起的進程。也就是說，中國不是通過戰爭的方式，顛覆既有國際體系來崛起的，而是通過經濟上的對外開放，逐漸融入到既有國際體系之中，既有的國際體系為中國崛起提供了可持續性和制度性的收益。因此，維護和建設好既有的國際體系，符合中國的長期利益。

既有的國際體系是二戰結束前後建立起來的，中心是聯合國，發揮主導作用的是五大常任理事國，但美國始終是主導者。即便今天眾多觀察家都說美國在衰落，但美國依然是戰後國際體系的主導者，這個地位始終沒有任何國家可以撼動。再看以聯合國為中心的雅爾塔體系，雖然這個體系發生了一些變化，國際格局也發生了變遷，但這並不意味著世界已發生轉型，相反雅爾塔體系下幾乎所有的國際公共產品都一直在發揮作用，阿米塔·阿查亞所說的「美國秩序的終結」似乎依然是一個假設。因此，中國的崛起並沒有導致國際公共產品的缺失，只是既有的國際公共產品需要改革和創新，因為國際形勢的變化，也需要全新的國際公共產品。中國正是全新國際公共產品的提供者，這體現了中國的世界責任。

中國崛起是負責任的崛起

中國的崛起雖然是在現有國際體系內的崛起，而且主動接受既有的國際公共產品，但中國並非是國際公共產品的純粹的消費者，更不是一個所謂的「搭便車者」，而是一個負責任的崛起者。早在1982年，鄧小平就說過：「中國是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中國理解自己的責任。」進入新世紀以後，美國的佐立克先生提出希望中國要做一個「responsible stakeholder」（負責任的利益攸關方），也就是所謂的「中國責任論」。如果他讀過鄧小平的著作，那麼他就不敢提這個概念了。遺憾的是，西方對中國的認識過於膚淺了，對中國了解甚少，以至於他們對中國的認知還停留在20世紀80年代以前的水平。西方由於長期與一個落後的中國打交道，還不習慣與一個崛起的中國打交道，所以不少對中國的認識是扭曲的，不管是刻板認知的結果，還是因意識形態的原因所致。

中國的負責任崛起表現為：其一，中國是既有國際體系的維護者。正如前文所述，中國是既有國際體系的最大受益者，中國如果不融入現有國際體系就不可能取得如此大的成就，也不可能有所謂的「中國奇蹟」。這也驗證了當年鄧小平的那句話「中國的發展離不開世界」。因此，維護既有的國際體系和提供國際公共產品是中國的國際責任之一。其二，既有的國際體系是二戰結束前後建立起來的，建立的時候本身就存在弊端，而歷經了半個多世紀以後，國際體系及其相應的國際公共產品在諸多方面都不適合當今的國際形勢，因此需要有針對性的改革。中國融入國際體系之後，一直主張對國際體系及其相應的國際規則進行改革，以使之更加適合當前國際形勢。40年來，中國提出了一系列關於改革國際體系和國際規則的主張，而且也從中國的實際能力出發，做了不少實際的努力。其三，中國負責任的最大表現為，用中國的發展成果來「反哺」世界。鄧小平說過中國的發展離不開世界，今天世界的發展需要中國，尤其是歷經了金融危機之後，世界經濟復甦乏力，所以「一帶一路」倡議就是中國嘗試把中國發展的機會傳遞給世界，讓世界各國能夠搭乘中國發展的順風車。此外，中國的負責任崛起還表現為中國不斷創新國際公共產品。此前的國際公共產品畢竟打上了美國的烙印，包括全球化、全球治理、全球價值、國際制度等，而中國這些年來都在嘗試提供新的國際公共產品，特別是從中國的傳統文化中獲取智慧，來為全球化、全球治理提供中國式方案和中國式智慧。

（胡鍵，上海社會科學院軟實力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員，中國論壇網特約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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