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輕文學性重表演性的觀點,恐會使戲曲編劇進一步的邊緣化……

編者按

懷興老師的為人和他的作品一樣,「風骨」是小編在頭腦里冒出的第一個形容詞。不為五斗米折腰,不盲從熱點,只是寫自己想寫的題材。對於戲劇作品文學性的缺失,我們該如何面對?編劇該如何與時俱進?編劇導演究竟應該怎樣共處?作為劇作家,他對我們的教導可謂字字肺腑。今天小編推送的是劇作家鄭懷興老師閑話不閑之系列四:不被舊的條條框框所束縛,也莫為時髦所迷惑,與時俱進做編劇——

客山閑話

鄭懷興

想解放

在武漢觀看根據奧尼爾的《榆樹下的慾望》改編的川劇《慾海狂潮》時,我遇到這個戲的編劇——徐棻大姐。徐大姐已年屆古稀,退休多年了。但是,她依然精神抖擻,筆耕不輟,劇壇上不時可以看到她的新作。我稱讚徐大姐寶刀不老,而且後來的作品還超越了她的成名作,這太難能可貴了!這有何秘訣呀?徐大姐笑了笑,爽朗地回答:「我思想解放了!」這一句話,令我的心靈受到了極大的震撼:思想的自由,才使藝術之樹長青!

徐大姐所說的思想解放,該是指她自新時期以來,擺脫了意識形態的束縛,也可能指她退休之後——22年前,她是以成都文化局長的身份接受我來訪的——「無官」一身輕,能專心致志寫戲了;然而我還從中悟到更深一層的意思:她沒有為名所累!名韁利索,最能束縛人的思想呀!不少劇作者為什麼後來的作品都難以超越自己的成名作,是才華枯竭所致嗎?是為自己所取的一點成就而沾沾自喜不思進取嗎?誰不想再接再厲,再創輝煌?阻礙劇作者再上一層樓的因素因人而異,多種多樣,以筆者親身經歷來說,最可怕的是為名所絆!當自己在劇壇上還是個無名小卒時,不知天高地厚,只憑興趣,隨意揮灑,不經意間可能就寫出一個好戲來,博得人們的喝采。而成名之後,開始引人注目了,人們的眼睛都盯著你,看你能不能再放「衛星」;好心人還在一邊不住叮嚀:「你下一部作品可要超越自己喲!」這麼一緊盯,一叮嚀,自己也就慌了,生怕寫不出更好的戲來,辜負了人們的期望,也有傷於自己的名聲。動手伊始,就想這一筆要驚鬼神,那一句要泣天地,這一場要成為傳世經典,那一段要堪稱千古絕唱,結果往往事與願違,作品大不如前!殊不知在你刻意追求成功之時,藝術之神早就遠離而去了——藝術之神是個頑童,喜歡天真無邪,討厭老謀深算!敦煌的壁畫,大足的石刻,大多都是無名工匠畫出來,刻出來的,他們從來不曾想到留名,不曾刻意求工,反而其作品猶如神工鬼斧,渾然天成,栩栩如生,千古不朽!

思想解放,既不被舊的條條框框所束縛,也莫為時髦所迷惑——戲劇界不時會冒出幾個領軍人物,高談闊論,意在引領潮流;也有個別評論權威,居高臨下說什麼過時了,什麼最好啦!我身處基層,孤陋寡聞,有時也會被這些新穎的觀點嚇得昏頭轉向,誠恐誠惶,不知該怎麼寫才好。徐大姐的點撥,更使我明白:咱沒有那種弄潮的本領,千萬不可被那些喧囂嚇慌了神,亂了自己的陣腳,迷失自己的方向;我還是要老老實實、本本份份,繼續走山間小路吧;寧讓人笑我冥頑不化,也決不趨時附勢。就是徐大姐所走的某些成功之路,我也走不了。比如她喜歡改編外國戲劇名著,我卻沒有這個興趣,只能讚賞而不能仿效。其實,任何一個劇作者,都有自己的創作個性,只要才思未竭,繼續寫戲,總會不時調整方向,峰迴路轉,「山窮水盡疑無路」之日,也可能是「柳暗花明又一村」之時。

徐大姐多年來沒有炒自己的冷飯,也沒有重複自己——一直在自己所熟悉的主題內容上面打轉,而是在不同的劇種、廣闊的題材領域裡自由馳騁,碩果累累。其成功的經驗,何止一條「思想解放」,以後有機會的話,我還要多多向她請教,讓自己再為觀眾寫出一兩個好戲來。

劇地位

前些日子,我路過杭州,與一位越劇團業務副團長閑聊時,談到目前戲曲界重導演輕編劇的傾向。當她說到前不久剛排的一個戲,劇本被導演改得面目全非時,大有憤憤不平之色。這位副團長能如此為編劇打抱不平,非常難得,令我深受感動。

我沒有研究戲曲史,不知這種輕視編劇的現象緣於何時?但一提起古代戲曲,關漢卿、王實甫、湯顯祖、孔尚任等名字就會立即浮現在我們腦海里。這些劇作家在歷史上的地位還是相當崇高的呀!可是到了近現代,只有譚鑫培、梅蘭芳、楊小樓、程硯秋等演員的大名如雷貫耳,而當時為他們編劇的是誰呢?恐怕除了戲曲史專家外,知者就廖廖無幾了。好多年前,我看到《XXX演出本選》時,就十分驚訝:這些劇本難道都是名優自己寫的嗎?這種現象,在我們莆仙戲也一度出現過。導演與演員地位都比編劇高得多。在20世紀八十年代尊重知識、尊重人才的時期,編劇算是知識分子了,地位開始有所提升。如今又開始遭冷落了。某些號稱大腕的導演拿到劇本之後,對編劇視若奴僕,發號施令,要你聽從他(她)們的指揮,這麼改那樣寫,或者索性就無視劇編劇的存在,自己大筆一揮,隨便改動。劇團在導演與編劇發生矛盾時,也往往屈從於導演。這種怪現象真令人心寒。現在年輕的戲曲編劇太少了,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但與編劇地位的日益低下不無關係!

慶幸的是,筆者一生都在基層,所寫的劇本大多是在本地縣劇團排演,基本上都是請本團的導演,他們或老或少,都與筆者關係融洽,在排練場里相切相磋,一起努力把戲排好。雖然他們的手法都比較傳統,排出來的戲都被認為比較陳舊,但合作愉快,我也無怨無悔。後來我為外地劇團寫戲,除了遇到一個霸道的大腕導演,半途就分道揚鑣外,其他幾個導演都與我合作得不錯。合作的基礎是互相尊重。編導之間,不管是哪個名氣大,但在合作時都是平等的,導演要尊重編劇的創作成果,不要盛氣凌人,遇到重大的改動,要徵得編劇的同意;編劇也要尊重導演的二度創作,要有氣度,忍痛割愛,從善如流,這樣互相信任,志同道合,便能相得益彰,劇目的成功率就大大提高了。

如今又有一種觀點,就是片面強調戲曲劇本是為表演服務的,從而提出輕文學性而重表演性的主張。我聽到這類宏論,驚詫不已,陷入沉思。現當代戲曲的文學性已比元曲、明清傳奇遜色多了。許多有文化的年輕人為何瞧不起戲曲,相當一部分原因就是其文學性差。如果再削足適履,編劇完完全全墮落成為表演的附庸,戲曲恐怕真的要成為博物館藝術,只供圈子裡的專家孤芳自賞罷了。我從事戲曲劇本寫作,已三十多年了,深知文學性與表演性對戲曲文本來說,好比是錢幣的兩面,不可分離。對於劇作者來說,你只要熟練地運用戲曲這種藝術形式來創作,文學性中多多少少都已包含了表演性。而且表演性主要是靠導演、音樂設計與演員來表現的,也不是編劇事先就能設計好的。從莆仙戲來說,許多表演程式是存在於鑼鼓經與曲牌中,打起哪一種鑼鼓,唱起哪一段曲牌,老藝人就會做出相應的表演程式來。新創作的劇目一般排練時間匆促,沒有經過細心打磨,不能讓演員駕輕就熟地運用固有的表演程式,所以舞台體現也不如傳統劇目那麼靈動自如。正因為如此,有人就批評我寫的歷史劇缺少表演性,這曾讓我困惑過。這兩年著名導演石玉昆先生連續排了我的寫的兩部新編歷史劇《王昭君》與《傅山進京》,他卻認為我的文本給二度創作提供了很大的空間,富有表演性。扮演傅山的著名晉劇女鬚生謝濤也認為,我的劇本讓她有了很好的用武之地。他們的肯定,讓我深感欣慰,說明我的努力,我的堅持,並不錯呀!要是這兩個劇本沒有他們這些導演和演員的付出演不好,也許有人又要指責我:「你寫的劇本只能供賞於案頭,不能搬演於舞台!」

竊以為,目前這種輕文學性,重表演性的觀點未免有些偏激,恐怕會使戲曲編劇進一步的邊緣化。當然,在基層當一名戲曲編劇,再邊緣化也不過如斯,沒有什麼可害怕的,命中注定要成為祖師爺關漢卿所說的一顆蒸不熟,煮不爛,炒不爆,砸不扁,錘不碎的銅豌豆,要經得起各種折騰!只是擔心這種觀點盲從的人一多,將會導致戲曲文學創作的進一步萎縮,我雖人微言輕,也不得不抖膽說兩句。但願這是杞人憂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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