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子捐獻背後：孩子父親能過心理關嗎？

精子捐獻為無數患有難言之隱的家庭提供了純凈的解決方案：當某個人或某對夫婦想要一個孩子，並且需要外力介入時，擁有充滿活力的精子的男人就會伸出援助之手。

這個過程看起來像是建立完整家庭的無縫方式，對很多人來說也確實如此。這就是在過去半個世紀里，精子捐獻為何如此流行的一個重要原因。在這段時期，精子捐獻逐漸從小眾實踐變成了成千上萬新生兒誕生的主流技術。在2010年，也就是有可靠數據可查的那一年，大約有3萬到6萬名出生在美國的嬰兒是通過捐贈精子受孕的，當年大約有400萬名美國嬰兒出生。

儘管如此，像精子捐獻這樣簡單的交易似乎也是有壓力的，而且由於輔助生殖技術是相對新的、快速發展的領域，精子捐獻參與者之間可能出現的社會和情感挑戰對許多人來說都是未知的。目前，有兩種行之有效的方法捐精：一是准父母可以用朋友、熟人或家庭成員的精子樣本，這通常被稱為「已知或直接捐贈」；二是通過精子銀行或生育診所安排的(通常需經過嚴格審查)陌生人精子。

即使幾十年後，精子捐獻行為已經變得相當常見，而且其錯綜複雜在理論上也可理解，許多選擇捐精的人仍然對它所能形成的方式感到驚訝。在某些情況下，它會使人感到緊張。而在其他情況下，它會增強家庭活力。其中讓人感到驚訝的一個群體是由不育的男性組成的。

洛杉磯的婚姻與家庭治療師亞倫·巴克沃特(Aaron Buckwalter)花了15年時間，專門研究生育挑戰以及他所謂的「男性問題」。他的工作通常包括幫助男性在不育背景下應對傳統男子氣概所帶來的文化期望。巴克沃特說，理解不孕的一個好方法就是承認其中蘊含的悲傷和損失。

他解釋稱:「你經常會遇到你認為自己會擁有的東西，並且認為你可以很容易地擁有它們。你必須接受自己正處於一個新的階段。」然而，巴克沃特經常發現，在異性戀關係中，很難受孕的男性伴侶更有可能在整個過程中感到「緊張不安」：他傾向於治療的男性「將其視為一項需要完成的任務，或需要搞清楚的陰謀。我們必須贏得勝利。」

巴克沃特表示：「這些人不知道自己到底在做什麼，儘管建立家庭、建立親密關係、建立聯繫才是真正目標。只要通過這個過程，我們就能在另一端獲得獎品，一切都會好起來的。直到事情結束後，他們才會對所發生的事情有某種情感上的理解。而到那個時候，如果他們無法或不願意去處理他們正在經歷的事情，這會損害他們與配偶的關係，最終影響他們對孩子的依戀。」

當巴克沃特專門為考慮如何應對不孕的異性戀夫婦提供諮詢服務時，他發現，與考慮卵子捐贈的女性伴侶相比，無論從心理上還是情感上，男性伴侶更容易陷入所有權困擾中，產生「孩子是我的」想法。這些人經常糾結於這個問題：這是我的孩子還是別人的？巴克沃特說:「對很多男人來說，當我遇到他們的時候，他們往往深陷困擾難以自拔。」

其中一個原因可能是女性伴侶在懷孕期間與孩子有生物學上的聯繫。巴克沃特還提到了一種「原始的嫉妒」，即當男人不能生育時，這種嫉妒就會產生，這是基於對另一個男人可能導致伴侶懷孕威脅的進化反應。這似乎是符合自然規律的，因此，巴克沃特說，許多男人不得不努力擺脫它，自我安慰道:「哦，我是尼安德特人，我不應該這樣想。」

在許多情況下，捐精-受精的過程都很順利。對許多家庭來說，捐精是個奇蹟，而不是折磨。但是巴克沃特說，應該鼓勵男性承認他們在整個過程中感受到的任何焦慮、痛苦或羞愧。他補充說:「我希望有一種方法可以讓人們在不去見治療師的情況下感受到這一點。但我的希望是，人們應該反思：捐精過程不僅僅是一次交易。」

與我交談過的一個家庭直接發現了這一點。他們的故事圍繞著兩兄弟，他們的家人不願透露姓名，因為他們的處境很敏感。捐精的哥哥和受贈的弟弟現在都40多歲了，他們從來都不是最親密的兄弟。在英國長大的他們經常因為爭奪玩具和領地而發生混戰。成年後，他們仍然在暗中較量誰的事業更成功，誰的婚禮更優雅，誰在家庭能在槌球遊戲中獲勝。

因此，10年前，當弟弟前往美國拜訪哥哥，請其捐出精子以便他和妻子組建完整家庭時，哥哥最出顯得有些猶豫。經過幾年的努力，弟弟及其妻子發現他們無法有自己的孩子。哥哥記得弟弟在桌子邊哭，他向兄嫂解釋說，他的身體根本沒有產生精子。哥哥回憶道：

「這讓我感到害怕，這畢竟是一件大事。」但在和妻子商量之後，他們同意捐贈。他們推斷，也許哥哥幫助唯一的兄弟組建完整家庭會讓他們更親密。

他們的一次授精嘗試顯示，這種受孕是可行的。哥哥現在表示：「當時我們都非常樂觀，認為事情會有好結果。」他的妻子稱：「我認為，當他們的第一個孩子出生時，事情就開始失控了。」在侄女出生幾天後，哥哥和嫂子首次去看望他們。這位伯母還記得自己不受歡迎、令人感到不安的體驗，因為新父母不希望他們去看自己的孩子。

這位嫂子稱，有一次，在一個安靜的時刻，弟弟悲傷地說，他希望能和妻子像普通人那樣有自己的孩子。哥哥回憶說，在那次拜訪的另一個場合，弟弟沖他和妻子大吼大叫，然後突然衝出會場。這對夫婦回到了美國，在接下來的幾個月里，與弟弟的接觸越來越少。哥哥稱，任何交流都變得「非常正式」，他覺得捐精毀了他的家庭。?

幾個月後，嫂子從一位生殖專家那裡得知，這是受助者父親天性的普遍反應。這位專家懷疑，捐贈者的兄弟感覺受到了威脅，就好像這次訪問代表了捐精者的突襲，彷彿新生兒是他的孩子一樣。這位嫂子稱：「我就想：『天哪，為什麼沒有人告訴我們?』為什麼沒有人說：『這是一件大事，它將考驗你們關係的極限？包括在捐精銀行工作的醫生，沒有任何人說過：『嘿，坐下來。想想這段關係會發生什麼變化。』」

偶爾，有這種信息的故事會出現在諮詢專欄和支持網路論壇上，但總的來說，它們並沒有成為主流文化。麗莎·喬羅登科(Lisa Cholodenko)的電影《孩子們都很好》(The Kids Are All Right)講述了兩個女同性戀的孩子尋找捐精者時發生的家庭劇變，這是捐精領域為數不多的虛構探索之一。

此外，心理治療師金伯利·克魯格-貝爾(Kimberly Kluger-Bell)撰寫的一本兒童讀物《豌豆即我》(The Pea That Was Me)也講述了一個精子捐獻的故事，該書因其處理精子捐獻情感的方式而受到父母和心理學家的稱讚。在書中，克魯格-貝爾解釋了捐精的過程：把精子(男士豌豆)加上卵子(女士豌豆)相結合，讓它在女性身體內長成小豌豆。然而，當男人的精子不起作用時，一個「非常好的醫生」可以幫助夫婦找到一個「非常善良的男人」來分享他的精子，並提供幫助。

出於許多原因，目前還沒有監管精子捐獻行為的法律。在美國，各州的法律都有所不同。正如喬治敦大學法學院教授、《法律概念·輔助生殖技術發展法律和政策》(Legal concepts: the evolution Law and Policy of Assisted Reproductive Technologies)的合著者蘇珊·克羅金(Susan Crockin)所說，大多數州對精子捐贈行為只有基本規定。

大多數州支持《統一親子關係法案》（Uniform Parentage Act），該法案規定，當一名男子向自願接受的已婚夫婦捐獻精子時，捐獻者不是孩子的父母；父權屬於懷孕婦女的丈夫。而在沒有完全採用同樣法律的州，精子捐獻者理論上可以聲稱自己有孩子的監護權，或者被要求支付子女撫養費。

2017年，考慮到同性婚姻的合法化，通過《統一親子關係法案》的兩個州頒布了一項更新，只要雙方同意，無論男女，精子接受者的配偶都可以成為合法的共同父母。關於如何完善精子捐贈過程，業內還存在很多分歧，儘管專家們對人們應該如何去做有了些清晰的理解。

在美國，最接近監管機構監督精子捐獻的是一個名為「美國生殖醫學協會」(American Society of Reproductive Medicine)的非營利組織。ASRM擬定有成套的建議，醫生、生育專家和精子庫都可以遵循。ASRM對有些問題提出了指導意見，比如是否要告訴捐贈者的孩子他們的起源(「強烈鼓勵」)，以及向孩子透露多少有關匿名捐精者的信息。後者正在繼續研究中，但近年來越來越多的人支持：允許捐贈者後代獲取關於捐贈者的非識別信息。

ASRM還建議，為降低意外出現亂倫的風險，在80萬人口內，每個捐獻者最多只能生育25個孩子。在許多其他國家，有法律規定，在一定規模的人口中，每個捐贈者的生育數量必須有上限，但美國沒有這樣的法律。ASRM還建議，在受孕之前，醫生應該為任何參與精子捐獻的人提供心理諮詢，並明確規定「那些選擇參與家庭內部捐贈項目的人應該準備好花費更多的時間為參與者提供諮詢，並確保他們已經做出了自由、知情的決定。」?

根據ASRM的規定，這些協商應該在捐贈過程開始之前進行，不應該倉促進行，而且應該包括准父母、捐贈者、代孕者以及他們的伴侶和孩子在場。ASRM甚至建議，這些磋商應重點關注「參與者將如何應對未來孩子的獨特安排」，並提醒參與者「許多專業人員參與，包括醫生、護士、輔導人員，並應該期待接受全面評估。」

專家的出現可以讓人們進行重要的對話，否則他們不會有這樣的對話。安德里亞·布雷弗曼(Andrea Braverman)是托馬斯·傑斐遜大學(Thomas Jefferson University)婦產科、精神病學和人類行為學的臨床教授，她經常在精子捐贈過程之前(有時是之後)為夫婦提供諮詢。對於非匿名捐贈，她會見了捐贈者和他們的伴侶，接受者及其伴侶，然後集合所有人共同討論「角色期望」，以及「這些信息將如何處理：是否與孩子共享其身世之謎？何時分享？她說，即使是一個小時的一次性會議也會有所不同。

布雷弗曼還要求每個人都討論一種可能性，即隨著時間的推移，捐贈者和接受者之間的關係可能會發生變化。但是在告訴別人，尤其是在已知捐贈者的情況下，人們肯定會說：「我們關係很好，為何要安排我們去見那個人?』」另外，有些人已經為不得不走這條路而感到難過或羞愧，諮詢可以讓他們覺得自己在被審視或評判。布雷弗曼稱：「坦白地說，我認為這是為什麼許多捐贈和許多醫生未被認可的原因，因為他們受到了阻礙。」

諮詢師將病人轉介給律師的情況並不少見，儘管對於這種做法是否審慎還存在分歧。喬治敦大學教授蘇珊·克羅金說:「很多人說，如果是家庭捐精的情況，家庭成員彼此相愛，不需要單獨聘請律師。」然而，克羅金認為律師可以幫助家庭處理好未來可能發生的情況，尤其是那些他們可能不想考慮的情況。

克羅金解釋稱：「律師的工作是為當事人辯護，問他們：『你確定嗎，你希望這是個永遠無限的捐贈？亦或是你想要說改變主意了，想要回自己的精子，因為你現在恰好是不育的？』」當然，諮詢不能神奇地把每個家庭的情況都變成健康環境。與專業的第三方調解人交談幾小時可以幫助解決許多人際關係問題，甚至可能是大多數問題。但是有些家庭，比如那些有著根深蒂固、性格不相容的人，或者有很長一段感情不穩定歷史的人，可能不適合進行家庭內部精子捐獻。

並不是所有的精子捐獻都需要專業的干預才能獲得成功和快樂。這是華盛頓特區的一名教師麗貝卡·赫爾格森（Rebecca Helgerson）告訴她的朋友們的，她想通過他們的捐獻要個孩子。自從她的女兒出生五年來，她發現了一套有效而公平的基本規則。她說：「我希望這是一種舒適的關係，我們彼此了解，但沒有任何結婚期望。我們都認識對方，有時候會待在一起。但是我想要清楚地知道誰是孩子的父母，誰不是。我對任何形式的正式關係都不感興趣，他也不感興趣。」

今天，赫爾格森、她的女兒、赫爾格森的伴侶、捐贈者以及捐贈者的女性伴侶每年都一起去度假。他們這群人遇到的最大的麻煩發生在機場的安檢門前。赫爾格森說，運輸安全管理局（TSA）的工作人員總是搞不清應該把哪些成年人和孩子放在一起。不過，有些專家，比如克羅金認為，參與捐獻的所有各方都應該採取更廣泛的預防措施，法律也是如此。

在克羅金看來，如果你去看醫生，說你從親戚那裡獲得捐贈的精子時，那麼應該遵循所有標準的建議，每個捐贈者和接受者，夫妻或獨立各方，至少應該參加心理教育諮詢會議。但從法律上講，在美國(與其他國家不同)，不要求捐贈者和受贈者參與諮詢，也不要求生育診所或精子庫遵守美國生殖醫學會(ASRM)的建議諮詢指南。

至於美國精子捐獻的未來，克羅金希望借鑒英國「非常全面的監管」。2008年，就在那對英國兄弟開始在美國稀少的精子捐贈地圖上尋找機會的時候，英國通過了《人類受精與胚胎法案》(HFEA)，該法案建立了全國性的管理機構，監督所有精子捐獻和其他輔助生殖技術。這項法律要求捐精者、受贈者和他們的伴侶事先接受諮詢，畢竟這很可能改變了這兩個家庭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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