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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大淵時期的海上絲綢之路

編者按

1405年7月11日，鄭和開始第一次下西洋遠航。600年後的這一天，被定為中國的「航海日」。

在中國南昌，一座9米高的巨型銅像矗立在汪大淵廣場上，這座銅像的主人公就是汪大淵。

1330年，即在鄭和下西洋前75 年，這個叫做汪大淵的青年，揚帆遠航，沿著著名的海上絲綢之路，開始了一段傳奇般的地理大發現的旅行。

此文為《看歷史》2018年7月刊獨家原創內容，版權歸看歷史所有。歡迎轉發到朋友圈，轉載請聯繫後台。

壹

一個少年的遠行夢

元武宗至大四年（1311年），汪大淵出生於南昌市青雲譜施堯村汪家壟。

對於大淵，他的父母寄予厚望，「淵」字有幽深之意，「大淵」其實就是大海的意思。按照古人的習慣，汪大淵還有一個字，叫做「煥章」，來自《論語》中「煥乎其有文章」。中國人常常相信，一個人的名字代表著一個人的命運，冥冥之中，一切果然如父母所願，汪大淵長大後，縱情大海，遨遊四方，並完成了一部影響世界的著作《島夷志略》。

《島夷志略》

兩宋以來，江西人文薈萃，燦若群星，湧現出一大批文人大儒，如王安石、黃山谷、朱熹、文天祥等。當時江西書院數量之多，幾乎佔到全國一半，進入元代以後，雖然科舉不興，但教育風氣不減。汪大淵天資聰穎，博覽群書。在學堂里，大淵與其他讀書的孩子明顯不同，他從小胸懷大志，對外面的世界充滿嚮往，決心像史家司馬遷一樣，游遍天下名山大川。

大淵對《史記》愛不釋手，尤其是《貨殖列傳》，更是反覆誦讀。文中司馬遷將中國南北不同的地理、自然、物產、商業等情況一一道來，大淵完全沉浸在這種紙上神遊中，更被司馬遷深入調査、精益求精、嚴謹著史的精神感動，不知不覺中，一個讀萬卷書、行萬里路、著書立言的野心在大淵心裡生根發芽。

這一切，都始於少年時一個漂洋過海、踏浪遠行的夢想。

汪大淵收集了許多記載各地逸聞趣事和風士人情的地理著作，尤其是對周去非的《嶺外代答》和趙汝適的《諸蕃志》分外痴迷，這兩部宋人關於海外地理的遊記，在少年汪大淵的心中埋下了一顆藍色的種子。

元朝時，海外貿易以廣州和泉州為主要物流港口，尤其是泉州，因為靠近江南這個中國文化經濟中心，地理位置得天獨厚，發展更加迅速，大多數來華的商船都要停靠泉州港。

1291年，在中國生活了17年的馬可·波羅從泉州起航，返回義大利。1346年，摩洛哥的伊本·白圖泰從泉州上岸，進入中國。元文宗至順元年，也就是公元1330年，20歲的汪大淵搭遠洋商船，從泉州港出發，開始了一場世界之旅。

古泉州

貳

曾經的「海上帝國」

唐宋時期，中國就已經成為一個海上帝國，巨大的中國商船游弋在蔚藍的印度洋上。蒙古人以武力建立的元朝，實際上是一個空前規模的世界大帝國，從太平洋到地中海，從北冰洋到印度洋，都在蒙古人的統治之下。這無形中方便了東西方交往和貿易往來，商販遊走於世界，有如在本國不同的州郡旅行一樣。正如汪大淵後來所說：「皇元混一聲教，無遠弗屆。區宇之廣，曠古所未聞。海外島夷無慮數千圓，莫不執玉貢璨，以修民職；梯山航海，以通互市。中國之往複商販於殊庭異城之中者，如東西州焉。」

元朝時期地圖

宋代就能夠製造遠洋大船，1987年打撈出來的「南海一號」宋代商船，長30.4米、寬9.8米，船身（不算桅杆）高約4米，排水量600噸，載重近800噸。宋代最大的船為「神舟」，書中記載，其「帆若垂天之雲，長數丈。一舟數百人，中積一年糧」，船員還可在船上養豬和釀酒。

進入元代以後，中國海船不僅更大，數量也更多。《元史·刑法志》規定，「每大船一，帶柴水船、八櫓船各一」。商業船隊中，除一艘大型主船，還有多艘裝載貨物或淡水及食品的中小帆船。船多有很多好處，不僅有什麼問題可以互相商量和幫助，即使遇到海盜或颱風，也具有更好的安全保障。

今天人們在讚揚鄭和下西洋時，無不驚嘆於古代中國的航海技術，其實鄭和的遠航完全是元代航海的繼續。

陽江市海陵島「南海一號」博物館

航海的興起，使海上通道取代草原成為主要的絲綢之路，而且海船販運的商品包羅萬象，尤其像瓷器這種大宗商品，因其重量和易碎，更適合海上運輸。盛產青瓷和青花瓷的江西毗鄰泉州，而泉州本地也以德化白瓷而聞名於世，瓷器因此成為中國海上對外貿易的主要商品。

汪大淵所搭乘的海船，隸屬於一個頗具規模的海商船隊。船上裝滿了以絲綢和瓷器為主的各種商品和貨物。瓷器來自不同產地，種類繁多，除了景德鎮產的青花瓷、青白瓷和青瓷，還有吉安烏瓷和處州瓷，此外，還有大量吉州窯和贛州窯的廉價瓷器。

當年的「南海一號」就滿載著瓷器出海，如今從這艘沉船上打撈出來的瓷器多達13000餘件套。按照宋人朱彧《萍洲可談》的記載，我們大致可以想像汪大淵所在的這支商業船隊：「海舶大者數百人，小者百餘人……船舶深闊各數十丈，商人分佔貯貨，人得數尺許，下以貯貨，夜卧其上。貨多陶器，大小相套，無少隙地。」

宋元時期中國遠洋商船貨艙剖面示意圖。瓷器作為壓艙物，往往裝載在底部。

宋代沉船"南海一號"出土文物14000餘件套 多為瓷器

叄

「萬里石塘」

從古希臘到古羅馬，西方古典文明完全是在地中海孕育的。地中海曲折的海岸線和星羅棋布的島嶼，為腓尼基人、希臘人和羅馬人提供了最方便最安全的航海路線。在某種程度上，西太平洋就是東方的地中海，這片熱帶地區島嶼眾多，物產豐富，它們不僅幫助航海者辨別方向，提供補給，同時也是非常理想的貿易夥伴。

中國南海被汪大淵稱為，他在《島夷志略》的這段記載中提出了一個具有現代海洋法權的「大陸架」概念，只不過他用的是「地脈」這個傳統詞語——「海外之地,與中原地脈相連」。該海域風浪較多，暗礁叢生，行船比較危險。中國商船一般都避開南海直航，採用沿岸航線，或者走東線，經台灣島、菲律賓到印尼、馬來西亞、帝汶，或者走西線，經海南島、越南、柬埔寨、泰國到達新加坡。

從泉州港搭乘商船出海那一刻，汪大淵覺得整個大海都屬於了他，同時他也把命運託付給了一條船。他要去看看不一樣的遠方，這一走就是5年。

南沙群島全圖

傳統時代的外貿商船，沒有發動機，人力也無法駕馭碩大的船體，憑藉的唯一動力就是季風和洋流。季風有周期性，洋流也有一定的規律，人們憑藉著長期在海上航行積累的經驗，從泉州南下，順風順水兩晝夜就可達到澎湖列島，下一站就是琉球（今台灣島）。

在《島夷志略》中，汪大淵對台灣島（琉球）和澎湖有詳細的記載，這恰好是鄭和下西洋的一個空白點。這也是17世紀之前中國對台灣島最詳細的歷史記載。根據汪大淵記載，澎湖隸屬泉州晉江縣管轄，台灣島以原住民（「獵頭生番」）為主，當時尚未納入元朝行政管理，為「海外諸國」的起點。

元朝台灣島被稱為琉球

從台灣島南下，便是呂宋，也就是今天的菲律賓。菲律賓與中國古代交通頻繁。現代以來，菲律賓出土的中國古代瓷器多達 4 萬件，這些出土瓷器中，尤以元代瓷器出土數量最多，主要是景德鎮產品，有青白、青花、釉里紅等品種。汪大淵記載了在馬尼拉的貿易情況，其中主要便是瓷器貿易。

汪大淵發現，在呂宋內地及加里曼丹等處，當地人把所藏的中國古壇古瓮視為傳家之寶。蘇祿群島出產有降真、黃臘、玳瑁、珍珠，其中最珍貴是蘇祿珠，「色青白而圓，其價甚昂，中國人首飾用之，其色不退，號為絕品」。在呂宋群島的加麻廷、巴姥酉和吉巴弄等地，「男子嘗附舶至泉州經記，罄其資囊，以文其身。既歸其國，則國人以導長之禮待之，延之上坐雖父老亦不得與爭焉」。究其原因，原來是「習俗以其至唐，故貴之也」。

新加坡位於馬六甲海峽咽喉部位，自古就是華人海外聚居地，這一點被記錄在《島夷志略》中。這或許也是關於新加坡最早的歷史記載。《島夷志略》中還專門記載了已經消失的「龍牙門」，1880年前後，英國海軍嫌龍牙門影響軍艦航行，將龍牙門炸毀。如今新加坡旅遊局根據歷史記載又複製了一個「龍牙門」。

元文宗至順元年（1330年），年僅二十歲的汪大淵搭泉州遠洋商船，從泉州港出海了，一直到元統二年（1334年）夏秋間才返回泉州。這次航行從泉州經海南島、占城、馬六甲、爪哇、蘇門答臘、緬甸、印度、波斯、阿拉伯、埃及，再橫渡地中海到西北非洲的摩洛哥，再回到埃及，出紅海到索馬利亞，折向南直到莫三比克，再橫渡印度洋回到斯里蘭卡、蘇門答臘、爪哇，再到澳洲，從澳洲到加里曼丹島，又經菲律賓群島，最後返回泉州。元惠宗至元三年（1337年），汪大淵第二次從泉州出航，遊歷南洋群島，印度洋西面的阿拉伯海、波斯灣、紅海、地中海、莫三比克海峽及澳洲各地，兩年後才返回泉州。

肆

東東西方的交點：古里

在汪大淵時代，西太平洋被稱為東洋，而印度洋海域被稱為西洋，一般以印度為界。汪大淵兩次遠航，走的仍是這兩條傳統航線，即東洋航線和西洋航線。這兩條航線大都依陸地和島嶼而行。指南針出現之後，人們可以放棄沿岸航線，出馬六甲後橫穿孟加拉灣，直航斯里蘭卡，也可以從印度橫穿阿拉伯海，直達非洲。

商業航行首先要考慮技術和風險，這些遠洋航行實際是近海短程航行的累加，東洋航線連接起東南亞，西洋航線連接更遠的地中海。

中國古代一般稱斯里蘭卡為「錫蘭」。因為佛教原因，斯里蘭卡從漢晉時期便與中國保持密切的海上交通。宋元以來，這裡也成為中國商船的必經之地。明代時甚至有錫蘭王子來到中國，並葬於泉州。汪大淵多次經過斯里蘭卡，在此修整流連。

印度西里古里走廊

1335年前後，汪大淵到達古里，也就是印度西南港口城市卡利卡特。古里是古代東西方海上交通的重要樞紐，或者說是東西方的交界點。

胡椒，這個令東西方世界為之著迷的奢侈品，完全屬於古里的特產。這裡也是胡椒最重要的集散地，胡椒和古里，在古代世界貿易史上有過傳奇般的歷史。按照馬可·波羅的敘述，中國進口的香料數量之多超過歐洲十倍。由此也可見中國與東南亞貿易之頻繁。

按沈福偉先生的說法，汪大淵筆下的「下里」就是古里。「地產胡椒,冠於各番,不可勝計。椒木滿山,蔓衍如藤蘿,冬花而夏實。民采而蒸曝,以干為度。其味辣,采者者多不禁。其味之觸人甚,至以川芎煎湯解之,他番之有胡椒者,皆此國流波之餘也。」在《島夷志略》中，還有一個叫「古里佛」的地方，距離下里很近，「地產胡椒,亞於下里,人間居有倉廩貯之。每播荷三百七十五斤,稅收十分之二」。

很多著名的歷史人物都與古里有過交集。在汪大淵之後，伊本·白圖泰於1345年前後兩次路過古里，並從這裡搭乘中國海船前往中國。1405年，鄭和到達古里，賜國王誥命銀印，並起建碑亭，立石碑「去中國十萬餘里，民物咸若，熙嗥同風，刻石於茲，永示萬世」。古里國王曾在永樂年間三次派使者來中國朝貢。1433年，鄭和最後一次下西洋，在古里去世。1498年，達·伽馬在古里登陸，後來也死於古里。

古里西里走廊和中國的地理位置關係

伍

航海隱士

很多現代學者將汪大淵稱為「航海家」。與其說汪大淵是航海家，不如說他是一位偉大的旅行家。實際上，他對航海技術並不了解，更沒有什麼經驗。在這艘海船上，汪大淵既不是船員，也不是商人，而是一名特殊的乘客，準確地說，他是一位歷史地理的觀察者和記錄者。

汪大淵第二次出海回來後，應泉州地方官之請，開始整理筆記，寫出《島夷志略》。《島夷志略》為我們留下了關於元代中國對外海上貿易的大量一手資料。當時中國商船遠航諸夷，船上裝得最多的就是瓷器和絲綢。《島夷志略》100個篇章中有40多篇記述了瓷器貿易，其中有20多篇記載了青花瓷貿易。

我們的歷史是勢利的，它會記下帝王將相的一切瑣事，但往往卻將那些才智過人、造福社會的仁人志士付之闕如。我們今天所能看到的只有《島夷志略》，卻對作者汪大淵一無所知，或者，這也符合汪大淵本人的性情，按照中國的傳統，一個真正的英雄往往也是謙遜的隱士。

與馬可·波羅、哥倫布或者鄭和相比，汪大淵只是一個普通的民間商人，無權無勢，他以一己之力，為歷史留下一筆不可磨滅的遺產。但翻遍各種官方史志，幾乎都難以尋見關於汪大淵的片語記載。

從宋到元，是中國海上絲綢之路的黃金時代，商業的繁榮，帶動中國的造船和海運盛極一時，明朝建立之後，長期實行海禁政策，但意外地出現了一段鄭和下西洋的非凡歷史。與自發的民間海商不同，鄭和航海是朝貢貿易的產物。

鄭和並沒有給今天的人們留下太多文字資料，但我們從一些相關記錄中仍可以發現汪大淵的影響。

馬歡兩次跟隨鄭和出海，所到的地方與國家，大部分都與汪大淵所到過的地方與國家重合，很有可能，鄭和下西洋就是按照汪大淵的路線，或者說是參考汪大淵的路線航行的。馬歡在《瀛涯勝覽》序言中所說的這一段話，更從側面證明了《島夷志略》的可信度：「余昔觀《島夷志》，載天時、氣候之別，地理、人物之異，感慨然嘆氣曰：普天之下何若是之不同耶……余以通譯番書，添被使末，隨其（指鄭和寶船）所至，鯨波浩渺，不知其幾千萬里。歷涉諸邦，其天時、氣候、地理、人物，目擊而身履之；然後知《島夷志》所著者不誣。」

毫無疑問，沒有汪大淵和他的《島夷志略》，或許就不會有75年後的鄭和下西洋。實際上，汪大淵航行經過的地域比鄭和要大得多，更重要的是，他為後人留下了詳細的一手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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