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動力」與「秩序」：開拓近現代中國哲學史的新空間

學

術

探

討

中國哲學史研究的宗旨是在時代自我意識的高度，對現代中國思想和中國精神如何圍繞著轉型期中國社會的內在期待而展開的複雜歷程，作出哲學反思。

上海市社科規劃課題優秀成果「動力與秩序——中國哲學的現代追尋與轉向」（批准號為2012BZX002），從社會哲學的視角，圍繞「動力」和「秩序」兩大核心觀念，考察十九世紀末以來觀念史的進程如何傳達文化精神的轉向。

原文 ：《「動力」與「秩序」：開拓近現代中國哲學史的新空間》

作者 |華東師範大學哲學系教授 高瑞泉

圖片 |網路

尋找社會哲學的新視角

從前現代到現代，中國社會發生的巨大變遷，是整個社會結構性的，涉及我們的存在方式和生活樣態；哲學作為時代精神的精華，不能不回應這一歷史巨變所帶來的挑戰。

以往人們注意到的歷史觀、認識論、價值觀和方法論甚至邏輯學，它們在近代以來所發生的革命性變化，涉及哲學變革的不同層面或某些視域。我們則主要從社會哲學的視角集中考察十九世紀末以來，圍繞著「動力」和「秩序」兩大核心觀念，前輩和時賢作了何等有深度的思考並發生了什麼樣的論辯，同時探尋觀念史的進程如何傳達了文化精神的轉向，考察它對於世人理解歷史、認識今日中國的現實以及我們的未來，有何值得注重的意義。並希望通過視角的轉換，開拓研究近現代中國哲學史的新空間。

從社會哲學——社會動力學和社會靜力學——視角考察19世紀末以來中國哲學觀念史，其最初的焦點就是注意到19世紀晚期以來，中國文化精神發生了歷史性的轉變，表現出對社會發展之「動力」的強烈追求。這一場觀念變革如何引領了中國後來發生的巨大飛躍？發展起來的中國又如何出現觀念運動主流之再度轉向，表現出對「秩序」重建的高度關注？

從農業文明開始轉變為工業文明，以及從中央帝國突然被拖入高度競爭的國際環境，是「中國意識的危機」之所以產生的社會原因。1895年在中國思想史上有特殊的意義，這一年成為20世紀中國思想主流激進化的起點；從社會史的視角看，正是由於1894年中國在甲午戰爭中的失敗，原先在「中體西用」論的文化共識基礎上儒家共同體所保持的社會團結，再也不能維繫下去。由政治精英和知識精英共同組成的儒家士大夫共同體分化了。它是20世紀之所以成為「革命世紀」的原因之一，也在觀念世界開啟了激進主義、保守主義和自由主義的三角——一種既複雜又不斷調整著相互力量對比的——關係。「救亡—富強」是當時中國人的共同追求，問題是：第一，如何到達富強？第二，中國需要何等樣的富強。由此轉到社會哲學的向度，第一個是「社會動力學」問題，追問積貧積弱的中國如何獲得迅速富強的「動力」；第二個是「社會靜力學」問題，關係到中國應該有什麼樣的「秩序」原理。19世紀末儒家知識共同體的解體，根本原因在於這兩個問題上當時的人們未達成基本的共識。

形成觀念史的脈絡

在「社會動力學」的論域中，現代科學技術和社會制度變革無疑具有重大的作用。但是，在中國人普遍地運用現代科學技術之前，甚至在中國剛剛醞釀製度變革之際，知識精英的觀念世界特別是價值觀念的變化，預示著中國文化精神正在轉向動力性的追求。正是這一追求，成為大規模社會變革的前導。它表示現實生活中對「富強」的追求，需要哲學的辯護，導致「動力」的追求成為民族生存和社會發展的內在期待。中國哲學有悠久玄遠的「變」的智慧，但是中國古代哲學中，儒家既有強調「生生之謂易」之「剛健」的一脈，也有與釋道兩家類似的強勢理論，即以虛靜為本體的哲學。傳統哲學的「動靜」、「道器」、「力命」之爭，進入近代以後，積極地應對時代的拷問，要從古訓「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的模式中轉變出來，促成中國轉變為足以與「浮士德—普羅米修士」式的西方文明相競爭並進達「超勝」的現代社會。

我們特別集中研究從1895年到1995年這一百年間，應因中國社會變革的內在期待，圍繞著「動力」和「秩序」兩大核心觀念，活躍在中國思想界的各派代表性人物如何提出理論主張、展開學術論辯，從而形成了一個觀念史的脈絡：在總的趨向上，適應社會急劇變革的要求，依託進化論廣泛傳播的文化背景，又經過從進化論到唯物史觀的飛躍，前衛思想家們提出各種不同的理論，表明「動力的追尋」曾經是這個「革命世紀」的強主題。當然，其中亦蘊含了「秩序的焦慮」或者關於「秩序」的具體結構的爭執，但相對而言後者曾經是一個弱主題。這種狀況到20世紀最後二十年發生了轉向，與文化激進主義讓位於文化保守主義相應，此時，「動力的追求」 讓位於「秩序的重建」，後者迅速上升為時代的強主題。因此，我們可以描述出如下的總體過程：在較長的時段里，「動力的追求」壓倒了「秩序的焦慮」，而20世紀最後二十年開始，「秩序的重建」勢必要將「動力的反省」綜合在其自身。

「動力的追尋」轉向為「秩序」

「動力的追尋」使得中國文化精神具有更為健動的氣質，對於中國現代化的精神動員、推動中國進入一個高速發展的時代，其作用可用「哲學革命成為社會革命的先導」來比擬，因而居功至偉。因此，對它採取非歷史主義的態度是不恰當的。我們對它的意義之基本肯定集中在兩點：第一，從現代化的客觀需要出發肯定動力性的獲得；沒有這一轉變，就沒有中國在現代化進程中的飛躍。而完全捨棄動力式的現代性觀念，在全球化的時代我們將無以自處。第二，從內涵的民族情感而言，中華民族的現代復興需要新的持續的動力。無論歷史上的進化論者、馬克思主義者和現代新儒家在具體問題上有多少差距，在救亡圖存、民族復興這個大事上，都有相當的共識。在經過長期的曲折、中國真正成為現代化強國以後，人們將會認識到，19世紀晚期以來發生的這場轉變具有深遠的歷史意義。

不過，對「動力的追尋「之「肯定」，決非無條件的肯定。這不但指對加入這場轉變的各種理論的原生形態，我們需要一種分析批判的工作（正如對進化論傳播中的社會達爾文主義、近代唯意志論思潮等，早已引起了廣泛的批評）。而且現代性有其內在的矛盾和困境，對「動力」的追求，註定了中國近現代哲學的某些重要流派帶有激進的氣質，它與被哈列維視為「哲學激進主義」的功利主義，構成了某種譜系關係。以慾望的解放為核心的「人的解放」，在帶來新型的人格理想的同時，也曾經使許多普通人經歷了心靈失序的迷茫。現代中國由於經歷了傳統的斷裂——原有的秩序被打破，新的秩序需要重建——而顯得尤其嚴重。從前現代到現代，不但新型的政治制度需要秩序原理為其作合法性辯護；如何安頓人的心靈、重塑社會秩序，這樣的思考，雖然在「動力的追尋」呈現為主流時就已經存在，但就觀念史而言，直到1990年代，尤其是隨著中國高速發展開始面臨如何重塑世界秩序的問題時，「秩序」才真正成為思想界共同關注的焦點。這種轉向在哲學上的集中表現是：1980年代我們看到主體性的凸現，包括馬克思主義哲學家提出了以實踐為中心的主體性理論，和現代新儒家力主的道德主體性之「挺立」；而進入1990年代，則「主體性」話語在大陸迅速分化並進而漸漸消隱。

將「動力性」綜合在理想秩序中

大致依照歷史時段而具體展開的過程可以表明，各派哲學的意見雖有派別的區分，但在歷史的進程中實際上又是有分有合的。在看似針鋒相對的爭論中，其實有某些隱蔽的共識；在總趨勢上趨同的時刻，也不等於具體方案會始終雷同。從1895年開始形成的激進主義、保守主義和自由主義三大思潮之間的三角關係，以一種不穩定的組合方式，或隱或現地存在於「革命世紀」之始終。在哲學領域，一開始也可以看到中國現代哲學中有馬克思主義、現代新儒家和實證主義的三大流派與其遙遙相對。無論是在「動力」問題上，還是在「秩序」問題上，它們都各有自己的觀點和方案。我們在詳細展開它們各自的方案中可以發現，上述三種話語的互相交集和論辯，構成了貫穿世紀的「古今中西」之爭中極為豐富而重要的哲學內容。由於它們是在持續的爭論中演變的，它也就表現出中國現代哲學如何在「一致而百慮，同歸而殊途」的過程中，曲折地傳達了時代精神。

「動力」和「秩序」是關乎人類社會生活的兩項實存，它們為現代社會同時需要，其關係也需要獲得合理的解決。換言之，進入現代化的中國必須具備持續發展的強勁動力，同時又必需建構起合理的秩序，既容納「動力」的積極作用而不遏制其生命力，又能保持社會在整體上的動態穩定、避免破壞性的風險。中國傳統哲學尤其是儒學有源遠流長的秩序理論，也有豐富的「變」的哲學，但是，對「動力」的觀念，只是在20世紀才有了比較充分的討論；中國哲學的現代追尋補充了「動力」觀念的豐富性，它是中西融合的產物又具有中國之特色。但是，如何對傳統的秩序理論作創造性的轉化，尤其是如何能將「動力性」綜合在理想的秩序之中，還有待當代哲學研究者的努力探索。在研究過程中，我們對「通俗哲學」和「學院哲學」作辨證的綜合,試圖更寬廣地把握社會的精神現象，通過對於現代中國哲學圍繞它們展開的歷史考察，提供理解中國近現代哲學史的新視角，同時也對社會哲學在中國的成熟提供某種個案。通過考察廣泛的社會-政治思潮和哲學思考的內在聯繫，來討論中國現代哲學的重要側面，希望這樣的工作對認識巨變中的時代、認識我們自己、規劃未來能夠有所裨益。

【本研究亦屬於中央高校基本業務費項目華東師範大學精品力作培育項目（2018ECNU-JP007）】

文章原載於社會科學報第1616期第5版，未經允許禁止轉載，文中內容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本報立場。

喜歡這篇文章嗎？立刻分享出去讓更多人知道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