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太平洋島民強制勞工貿易的發展、特點和影響
南太平洋島民強制勞工貿易的
發展、特點和影響（1863—1911）
王華
內容提要19世紀60年代，太平洋島嶼種植園經濟對勞動力的需求刺激了太平洋勞工貿易的產生。該貿易是資本主義世界經濟擴張的衍生物，由歐美國家尤其是美國和英國所主導。80年代，受到太平洋「白色化」和「白人至上」觀念盛行的影響，該貿易逐漸走向衰落，直至20世紀初徹底消亡。以南太平洋島民為對象的強制勞工貿易具有強烈的奴隸貿易特徵和明顯的種族主義色彩。強制勞工貿易極大地衝擊和改變了南太島嶼社會，促成了南太平洋殖民經濟的繁榮，確立了太平洋地區的種族主義和社會等級，初步奠定了19世紀後期美國在太平洋的經濟利益，在客觀上推動了太平洋地區的全球化進程。
關鍵詞種植園經濟 南太平洋島嶼 強制勞工貿易 種族主義 白人至上
19世紀初至60年代，歐美國家相繼從法律上終結了奴隸貿易和奴隸制度。與此同時，太平洋這一片浩瀚的殖民「處女地」開始進入列強激烈爭奪的視野，繼而引發了「准奴隸貿易」性質的強制勞工貿易的出現。太平洋勞工貿易是資本主義種植園經濟的直接產物，其貿易對象——契約勞工是用於大種植園生產的廉價勞動力，是種植園主降低勞動成本、提高市場競爭力、獲取更高利潤的手段。從19世紀40年代末興起至20世紀上半葉衰落，太平洋勞工貿易成為世界勞工貿易史上的又一段黑暗記憶。它在很大程度上支撐了中、南太平洋的經濟殖民化，其與「白人至上」的種族意識相結合推動了19世紀末太平洋地區的「白色化」進程。
迄今為止，國內的太平洋勞工貿易研究基本只集中在契約華工貿易問題，且以加利福尼亞、澳大利亞和紐西蘭「淘金熱」以及鐵路建設所引發的華工移民問題為主，對因種植園經濟發展所引發的勞工貿易問題則鮮有專論，至於其中的南太平洋島民強制勞工貿易問題就更是缺乏研究。近半個世紀以來，國外學界對南島強制勞工貿易日趨關注，但多是從特定的研究視角針對該貿易的某一具體部分或時段進行研究，均不夠系統。本文將以19世紀60年代至20世紀初南太平洋島民強制勞工貿易（後文簡稱南島強制勞工貿易）的發展作為整體考察對象，梳理出該貿易的形成條件、發展概況和種族主義特質，並嘗試對其特徵、性質以及歷史影響做出分析。
一、 太平洋島嶼種植園經濟的發展與勞工貿易的出現
太平洋勞工貿易是資本主義世界經濟擴張的衍生物，產生於以世界性貿易和競爭為目的的太平洋島嶼種植園經濟。19世紀上半葉以來，歐美殖民力量打破了太平洋地區各傳統社會的封閉性，引入了現代資本經濟要素，在改造當地傳統經濟形態的同時，也將之納入世界經濟體系之中。種植園經濟就是其中之一。從19世紀50年代始，在北起夏威夷，南到斐濟、湯加、薩摩亞的熱帶、亞熱帶島嶼上，以及英帝國治下的澳大利亞殖民地，歐美殖民者將甘蔗、咖啡、棉花、可可等國際貿易農產品引入，通過強租、強佔、廉租等方式徵用土地，建起規模龐大的單一類型的商業種植園，形成了較為密集的太平洋島嶼種植園經濟網路。19世紀60年代起，太平洋島嶼種植園經濟開始蓬勃發展，並經歷了兩個主要的發展期。美國內戰結束前後，棉花種植園發展最為迅猛。此後，甘蔗種植園取代棉花種植園成為支柱產業，同時發展起椰子、可可和茶葉種植園。種植園的經營者大都來自英、美、德、法等國，歐美投資成為其最重要的資本來源。在地域分布上，夏威夷的甘蔗種植園經濟被美國掌控；薩摩亞的種植園產業被德國控制，以可可種植最為突出；斐濟和湯加的種植園以英國資本力量為主，美國也在其中佔據了重要的比例，種植作物主要是棉花和甘蔗；澳大利亞的昆士蘭和新南威爾士殖民地主要分布著英國人興建的棉花和甘蔗種植園；塔希提和新喀里多尼亞（New Caledonia）也有種植園分布；紐西蘭雖然少有經濟類作物的種植園，但也耕種麥類等糧食作物。種植園產品主要面向國際市場，如歐洲（棉花）、美國（蔗糖）、亞洲、拉美等，以及南太區域內的互銷。
種植園經濟屬勞動密集型產業，工作量和工作強度大，所需人力甚巨。一般來說，每六七英畝種植園就需要一名精幹的勞工，棉花種植園需要的勞力就更多。因此，勞動力問題始終是制約種植園經濟發展的首要因素。歐美勞動力成本太高，且願意遠涉萬里來此從事苦力勞動的人數寥寥。於是，以亞裔勞工和南太平洋島民為主要對象的勞工貿易應運而生，成為一項利益極其巨大的生意。
太平洋上最早的勞工貿易大約出現在19世紀40年代的澳大利亞。就其淵源而言，它是17世紀以來歐洲契約工貿易的延續。歐洲人在向北美殖民的過程中曾經使用了契約工制度。19世紀上半期，契約工制度轉移至亞洲，逐漸成為華人和印度人向海外，特別是向英帝國殖民地移民的主要形式。40年代末至70年代，美國加利福尼亞、澳大利亞、紐西蘭的淘金熱以及50年代夏威夷的種植園經濟，吸引了最早的大規模亞裔勞工潮。
太平洋勞工貿易有兩種基本類型：一類是南太平洋島民勞工貿易，以綁架、強迫為基本手段，勞工幾乎完全喪失人身自由，地位幾近於奴隸；另一類是契約勞工，勞工本人或自願，或受騙，或遭強制，到種植園中做兩年到三年的苦力，在身份地位上略好於強制勞工，基本是來自中國、日本、印度和菲律賓的亞裔。「契約制」是太平洋勞工貿易的表面特徵，不管是南島勞工還是亞裔勞工，都有口頭或紙質的對勞工期的限制，一般為3年。貿易的主導者是歐美白人，交易也主要發生在歐美白人之間。太平洋勞工貿易是一場橫跨太平洋甚至跨越大陸的人員大流動。在其存在的半個多世紀期間，總數超過百萬的不同膚色、族裔的勞工，從太平洋各地流動到夏威夷和斐濟等太平洋島嶼、澳大利亞、紐西蘭、美國以及拉美，很大程度上改變了太平洋世界的經濟、政治和社會面貌。
作為太平洋勞工貿易中的重要組成部分，南島強制勞工貿易具有其歷史特殊性。它的主要徵募範圍幾乎遍布整個中、南太平洋地區，新赫布里底、索羅門群島、新幾內亞等是重災區；對象是島嶼上的原住民；徵募途徑主要通過賄賂欺騙、強制綁架、與當地統治者合作（如斐濟的「政治包身工」）、以及挑動部落間戰爭以獲取戰俘等方式，以極低廉的成本投入獲得勞工資源，用船運銷至太平洋各處的種植園，包括昆士蘭和新南威爾士、斐濟、薩摩亞、社會群島（Social Islands）、新喀里多尼亞、夏威夷和秘魯等。其中昆士蘭和斐濟是最重要的兩個市場。就性質而言，「這一勞工徵用體系表面上是自願的，實際上是一種綁架，勞工們的地位類似於奴隸」。它是太平洋勞工貿易中最黑暗最受詬病的一種類型，在勞工的徵募中極盡欺詐、暴力、屠殺之能事，對待徵到的勞工殘忍、非人道，並不惜讓諸多原住民社會陷入恐慌、分裂和動蕩。因此，它被稱為「打黑鳥」（blackbirding），是「奴隸貿易的復興」，在「非人道方面較之舊的非洲黑奴貿易有過之而無不及」。
英國人是最早的南島勞工貿易的實施者，並在初期發揮了主導作用。南島強制勞工貿易最早出現在1847年，英國人本傑明·博伊德（Benjamin Boyd）嘗試從新赫布里底（New Hebrides）向澳大利亞輸入「土著人」牧羊。但其發展成規模化的勞工貿易類型，則是在美國內戰結束前後。美國內戰期間，南部的棉花種植受到嚴重影響，聯邦政府又採取禁運，世界棉花貿易遭遇重創。蘭開斯特的棉花價格從1861年的每磅7美元上漲至1864年的每磅13.5美元。歐洲的工廠開始尋找其他原棉來源，導致北澳大利亞、斐濟等地的棉花價格上漲，棉花種植園變得有利可圖。由此，中、南太平洋地區的棉花種植園經濟規模迅速膨脹，直接引發勞工危機，種植園主開始從南太島嶼上引進廉價強制勞工。一時間，「對肯納卡人（Kanakas）的需求變得非常巨大。從夏威夷到昆士蘭，從塔希提到斐濟，同時有超過50艘船在從事奴隸販運。」在70年代初之前，來自英國和澳新殖民地的南島勞工販子人數最多，美國人和勞工貿易船隻在數量和影響力上都略遜。1872年以後，由於英國通過並實施了限制南島勞工貿易的法律，英國強制勞工貿易的空間遭嚴重壓縮，不僅在公開程度上大幅降低，參與人數和貿易規模都顯著下降，逐漸在與美國人的競爭中喪失了貿易主導權。
二、 南島強制勞工貿易的猖獗
19世紀60年代末，南島強制勞工貿易逐漸達到頂峰。美國人漸漸成為南島勞工販運的新主力。內戰和奴隸制在美國的終結促成了所謂的「邦聯大離散」（Confederate diaspora），大批南部種植園主和白人逃離美國，其中相當一部分來到太平洋。他們在夏威夷、斐濟、昆士蘭等地重建種植園，並將南部的奴隸制用工方式複製了過來。只不過，這次受他們壓榨的種植園勞工不再是非裔奴隸，而是強制勞工和契約勞工。他們對廉價勞工的追求進一步刺激了南島強制勞工貿易，其中一部分人甚至直接成為準「奴隸販子」。美國政府和海軍的有意縱容，也推動了該貿易的規模化擴展。1862年，英國政府曾向美提出在太平洋採取聯合海軍行動來對抗強制勞工貿易的提議，遭美國駁回。1872年，一項旨在消除太平洋諸島勞工貿易的法案又在美國國會遭否決。這些都在客觀上為從事該貿易的美國人提供了「合法」的貿易空間。
羅伯特·唐斯（Robert Towns）早年從事對華檀香木貿易，學會了如何與美拉尼西亞人打交道。當他投資昆士蘭的棉花種植園後，就開始引進南島勞工。1863年，他把首批60名島民帶到昆士蘭。詹姆斯·T.普羅克特（James T. Proctor）作為一個南部逃離者，投身南島勞工販賣，其主要活動地在斐濟、新赫布里底和薩摩亞，對在斐濟重建「奴隸制」種植園經濟起到了很大的作用。1876年，他在新赫布里底用「酒精……和子彈」欺騙和強迫島民成為強制勞工，強姦、殺人，可謂罪惡累累。查爾斯·海德（Charles Hyde）最初從新喀里多尼亞干起勞工販賣的勾當，1865年5月以後，斐濟附近的洛亞爾提群島成為他經常從事勞工掠賣的地方。威廉·「土霸」·海斯（William 「Bully」 Hayes）在美國南島勞工貿易商中最為臭名昭著。他長期從事南島勞工的掠賣，僅經他手被賣到南美的南島島民就多達數千人。他最無恥的行徑之一，是在劫掠勞工時慣以強姦虐待少女為樂，被他糟蹋致死致殘的少女不計其數。1869年，他在漢弗萊島劫掠，竟意圖「將所有女性島民都弄上船。」美國政府對海斯之流在南島勞工販運中的罪惡十分縱容，把他們視作服務於政府的個人，英國殖民當局對這些人的行徑也未加制裁和阻止。1870年秋，海斯被薩摩亞島民抓獲，送交政府，卻最終在白人領事的干預下被無罪釋放。聖弗朗西斯科甚至直接成了太平洋勞工貿易的重要站點，該地有不少人加入了南島勞工貿易。美國人還為其他歐洲人建造專門的勞工貿易船，從中牟利。總而言之，美國人在「這一臭名昭著的商業活動的每一個環節上都扮演著關鍵性的角色」，「美國的旗幟被當成掩蓋奴隸貿易邪惡的遮羞布」，他們是南島強制勞工貿易的主力軍。但是，西方特別是美國學界在對該問題的認識上，至今都在為自己尋求開脫。有學者否定該貿易的脅迫、綁架等強制色彩，堅稱它就是一種「契約勞工」貿易，「主要是一種基於自願的商務活動，服從政府的監督，島民也是自願的參與者」。甚至連當年勞工販子為自己辯白的說辭——「儘管與勞工貿易有關的所有故事都充斥著血腥、謀殺和綁架，……但該貿易對殖民地和那些島民同樣有利」，竟也得到某些學者的支持。但否定和狡辯並不能改變事實的本質，大量的材料足以證明太平洋強制勞工貿易的不道德性和非正義性。這種所謂的「文明」辯護，其實只對貿易者和種植園主適用，他們才是唯一被「文明」了的對象。
與此同時，英國人特別是澳新殖民地的歐裔白人、其他歐洲人乃至原住民統治者，也積极參与強制勞工貿易。威廉·T.沃恩（William T. Wawn）是昆士蘭一個著名的勞工販子，後來他還把自己長達17年的「販奴」經歷的記錄結集出版。儘管他極力為自己的行徑遮掩美化，但從中我們依然可以深切感知到「奴隸」販子們的罪惡和這段歷史的黑暗。或許是為了反襯自己行為的「正當」，書中對法國勞工販子的綁架、屠殺、虐待、強姦等惡行毫不隱諱。紐西蘭人也以契約服務的名義參與販運奴隸勞工，其目的地主要是昆士蘭和斐濟。原住民統治者也成為強制勞工貿易的幫凶。斐濟國王對島民課以重稅，凡無力交付者，即判入白人種植園勞作，「這一制度造成了極度的災難，幾乎導致拉（La）、巴（Ba）兩地的人口滅絕」。
在南島勞工的劫掠中，健康的青壯年男性島民和女人最受歡迎。前者是貿易的首要目標，為種植園提供精壯的勞力，後者主要是平衡種植園的性別比例，為種植園主提供家奴和性奴。未成年的勞工被認為是最容易教化改造的，通常被賣作家奴。這從貿易價格上也得以體現。以16歲為限，其上的成年人價格較高，其下的未成年人價格偏低。成年人中，長相漂亮的女人價最高，每人約13英鎊；健康的男人每人8—12英鎊。未成年的男孩女孩，每人5—7英鎊不等，最低時每人2—3英鎊。用於南島勞工貿易的船隻一般都是專用的帆船。19世紀70年代以前以雙桅帆船為主，噸位多在50噸—300噸之間。船體結構一般分上下兩層，下層用於儲運勞工，中間用厚木板再隔成兩個獨立空間，一大一小。前部的大艙室用來裝運男性勞工，後面的小艙室用於女性勞工。每個艙室都設兩排上下通鋪，整個空間密閉，沒有光線透入，只在頂部各開一個狹小的出入口。勞工一旦被關入艙室，就禁止中途出去，直到運抵貿易目的地。一艘載重115噸的雙桅縱帆勞工貿易船滿載數量為109人，勞工販子通常盡其所能地滿載或超載勞工。因此，艙中往往非常擁擠燥熱，臭氣熏天，不時發生勞工病死的情況，死者的屍體（甚至病重尚未咽氣的人）會被直接拋入大海。
在整個南島勞工貿易期間共有多少島民被掠賣，學界看法不一，但通過對有限資料的整理可大概呈現其規模輪廓。1863—1904年，輸入昆士蘭的「契約勞工」總數為62,475人，其中來自太平洋諸島的就有6.12萬人。另外，從諸島輸往其他太平洋種植園的還有約4萬人，1862—1863年運往秘魯的約0.35萬人。按此合計，整個貿易期間，太平洋諸島的強制勞工貿易總數至少10.5萬人以上，這其中還不包括在販運期間遭殺害或因其他原因死亡的人數。霍維（K.R. Howe）的估計數字要更高得多。他認為，1863—1914年僅從美拉尼西亞輸出的勞工數量就達10萬人以上。南島勞工貿易在19世紀70年代和80年代初到達頂峰。在其繁榮的最後幾年裡，往來於諸島和昆士蘭、斐濟之間的勞工貿易船在30艘以上，單個貿易季期間每艘船都要跑三個來回。
從需求地的南島勞工數據統計來看，1866至1891年被運往昆士蘭做苦力的島民約4.8萬人，絕大部分來自索羅門群島，僅1876年就有6,516名南島勞工運入。1901年時，昆士蘭還有9,324名密克羅尼西亞人在冊。斐濟從1864年開始接收南島勞工，1884年後開始衰落。1864—1911年間斐濟共接收26,460名「契約勞工」。夏威夷從1868年開始引進南島勞工，以波利尼西亞人為主，1877—1887年共有2,383—2,403名來自吉爾伯特島和新赫布里底的勞工輸入。夏威夷種植園主格外青睞南島勞工，在他們看來，「就種植園的諸般工作而言，沒有哪一類外來非熟練勞工能夠與『肯納卡人』相媲美」。在新喀里多尼亞，1882年時有官方記錄的南島勞工中，新赫布里底人就有5,148個，其中3,632人是通過非正常渠道掠賣而來。薩摩亞輸入勞工的準確數量無從考據，但較輸入昆士蘭、斐濟和新喀里多尼亞略少。另外，1862—1892年，共有1,668名波利尼西亞勞工被輸入塔希提。
新赫布里底群島是強制勞工徵募的重災區，整個貿易期有近乎一半的勞工來自該群島。1867年的一份傳教士報告載，「該地區有大批土著……被當作勞工送往昆士蘭、斐濟、新喀里多尼亞、塔希提、托雷斯海峽，以及其他地方」。來自美、英、法的船隻直接或間接地從事著這一生意，在其中一個島上，他們來往「不少於18次。……群島北部的幾個小島上的男性人口幾乎全被掠奪光了」。強制勞工貿易直接造成了當地人口近乎種族毀滅式的劇減。在貿易最興盛的時期，新赫布里底有約7萬健康的男孩女孩被劫走。1870年時新赫布里底有大約65萬人口，到19世紀末其人口劇減至約10萬。群島中的一個名為福爾圖納的小島，1870年時有約900居民，當年竟有41艘貿易船對島民進行綁架式掠賣，「丈夫失去了妻子，更多的是妻子失去了丈夫；孩子們沒有了父母，父母沒有了孩子……島上人口劇減。」索羅門群島和新幾內亞也是強制勞工的重要來源地。1863—1904年，索羅門群島南部的珊瑚海地區有約6萬人被當作強制勞工賣至昆士蘭。1883—1884年，新幾內亞強制勞工貿易驟興，在18個月里有5,797名北部人被賣往昆士蘭；1883年下半年，新愛爾蘭水域有1,329個島民遭掠賣。
三、 南島強制勞工貿易中的種族主義
種族主義是近代殖民運動開始以後就廣泛存在的現象，到了19世紀中葉，隨著人種學、社會達爾文主義在歐美的興起和發展，種族歧視在世界範圍內進一步擴展和加劇。作為太平洋殖民化進程的組成部分，太平洋上的跨種族勞工貿易也必然表現出強烈的種族主義色彩。
「肯納卡人」是白人對夏威夷及南太平洋群島上的土著人的一個侮辱性稱謂，很可能是美國勞工販子始創，在美國、昆士蘭北部和其他一些太平洋區域被廣泛使用。就其含義而言，「與美國南部使用的『黑鬼』和『臭小子』差不多」。「肯納卡人」被認為是和「黑鬼」一樣適合於種植園農業勞作的人群，所有這樣的非熟練人力活都是這類「低種族」的專利。膚色和社會情況的相近性，可能也是南島人被歐美人按照對美國南部黑人的方式對待的原因之一。如在斐濟，其較深的膚色以及在地名上與非洲坦噶尼喀湖地區地名的相似性，讓白人想當然地以為他們是源於非洲。格萊斯頓（William E. Gladstone）認為，他們雖然膚色上並非全黑，但仍是「黑鬼」，澳大利亞土著就是人類種族中最低等的，斐濟人則有過之而無不及。巴布亞種族也被與非裔種族聯繫在一起，歸為「黑人的後代」。薩摩亞人被美國人視為與黑人同種族，薩摩亞以南的「黑人種族出身的」島民更低劣，「非常野蠻」。馬克·吐溫也將夏威夷人直稱作「黑鬼」。密克羅尼西亞人被描述成「大洋黑人」，波利尼西亞人被認為屬於「高加索人種、蒙古人種和黑人人種」的混合種族鏈條，且黑人基因在其中佔了主導；「東部的棕色波利尼西亞種族無疑是黑人的近親」。甚至就連開明作家羅伯特·史蒂文森也沒有擺脫對南島人的種族歧視，說他們「黑得像黑鬼，奇醜無比，靈魂貧乏」，好戰而烹食人肉,「有時會很壞很野蠻，會闖進村子裡偷盜、殺人」。「黑鬼」一詞也被直接轉用到所有太平洋島民身上，恰恰表明了太平洋勞工貿易與非洲奴隸貿易之間存在某種內在聯繫。更甚者，在某些貿易商和白人定居者的眼中，南太島民「差不多只是類人而已」，只堪被拿來「不加選擇地射殺和滅絕」。薩摩亞的德國種植園裡，監工「用皮鞭抽打他們，逼他們幹活」。1871年，斐濟的白人種植園主約翰·詹姆斯竟拿射殺斐濟人來取樂。
南島強制勞工貿易本身的「准奴隸貿易」性質也是典型的種族主義表現。正是基於對島民的種族歧視，白人勞工販子和種植園主都在觀念和行動上以「奴隸」來對待他們。1802—1845年，歐洲主要殖民國家先後終止了奴隸貿易，並在本國逐步廢棄奴隸制。然而，直至19世紀60年代，奴隸貿易在很多地區特別是拉美事實上存在，被基本禁絕的只是從非洲向外的黑奴販運而已。美國於1807年廢止黑奴貿易，但正式廢除奴隸制度則是1863年。因此，在南島勞工貿易興起之時，奴隸貿易和它賴以依存的奴隸制並未徹底消失。在太平洋上，競爭的存在、觀念的滯後和管理的失控都為奴隸貿易和奴隸制的苟存提供了條件，這裡成了奴隸貿易和奴隸制最後的天堂。早在強制勞工貿易發展之初，它就被時人斥為奴隸貿易，從事這一貿易的人也被稱作「奴隸販子」。1871—1872年，斐濟的媒體多次宣稱，在波利尼西亞乃至整個南太平洋存在著奴隸貿易和綁架，昆士蘭和斐濟正施行強制奴隸制。英國領事也報告說「整個南太平洋的（島民）勞工體系明顯是建立在奴隸制基礎上的」。
南島勞工的境遇悲慘，不僅在強制「徵募」過程中面臨被打死的危險，且在販運途中所受待遇也比黑奴好不了多少，死亡率很高。1882年的一份證言顯示，在約12.5萬名被輸出的強制勞工中，約有1.6萬人至1.7萬人死於中途。到達工作地後，他們又要繼續遭受種植園主的壓榨和虐待。美國南部的種植園奴隸制還促成了太平洋島嶼種植園經濟的奴隸制翻版——奴工制。在斐濟，白人的種植園基本都採用這種用工形式，南島勞工被當作奴工來對待。從1871年開始，契約勞役期也在實踐中名存實亡。種植園主們在勞工的契約期滿後，並不將其釋放，而是繼續強制他們在種植園中做苦力。1870年前被販賣的17,328名新幾內亞強制勞工，最終只有9,610人返回了家鄉。即便勞工得到遣返，如果不是被直接送回自己的家鄉，而是遣去其他島嶼，就可能被再次掠賣甚至殺害。斐濟種植園的勞工既要從事強度極高的勞動，也要忍受極度糟糕的生活條件，死亡率很高。據統計，1879—1913年，斐濟南島勞工契約期內的年均死亡率為10.8%，是該地印度裔勞工年死亡率（1.9%）的五倍多。昆士蘭的南島勞工年均死亡率也高達7.4%。此外，他們還得長年遭受類似「黑鬼」一樣的精神歧視。為此，南島勞工們的逃跑成為太平洋島嶼種植園的普遍現象。由此導致的勞動力缺口又催生進一步的勞工劫掠，如此惡性循環不止。
美國南部種族歧視做法在南太平洋部分地區的移植，也是強制勞工貿易中種族主義的一個典型表現。在斐濟，一些曾盛行於美國南部的種族規則得以復活，「有色人種在斐濟就跟在印度或者美國南部諸州一樣，被禁止與白人共食」。隨著種植園勞工和當地島民的逃亡、反抗的加劇，美國南部的「三K黨」勢力在南太平洋地區尤其是斐濟開始興起。從事勞工貿易的美國人最先從「三K黨徒」的駭人裝束得到啟發，開始改裝。他們也戴上錐形的高頂紙板帽，套上白色長袍，罩上黑色的面具，用這恐怖的造型「教育」當地島民。進而，一個名為「三K黨哀歌」（The Lament of the Ku Klux Klan）的組織在斐濟歐伐勞島東部由白人自髮結成，用於鎮壓原住民和種植園南島勞工的「叛亂」。1873年11月，另一名為「白人居民政治協會」（White Resident Political Association）的種族組織投入運行，美國領事C.W. 德魯里（C.W. Drury）和來自美國南部的定居者威廉·皮克漢姆（William Peckham）成為頭領。其他一些地方也隨後出現了類似的組織。「三K黨」發展極為迅速，不僅美國人紛紛加入，一些英國人也參與其中，英國領事甚至還做了一個組織的首領。他們「法外施法」，將「白人至上」作為共同追求的目標。「三K黨」成員一般都武裝持槍，對於任何當地人的「侵犯」都毫不手軟，並打擊一切向當地人出售武器的行為。1872年之後，當斐濟薩空鮑當局改變與白人勞工販子的合作政策，轉而限制勞工輸出的時候，歐美人開始攻擊斐濟政府，將國王稱為「野蠻的食人王」。美國人利用這些殖民者的憤怒，推動所謂的「種族共和主義」（racist republicanism）和「統治民族民主」（herrenvolk democracy），意圖用「1,500名……外國人統治20萬斐濟人，讓他們成為農奴」。
四、 「白人至上」觀念與南島強制勞工貿易的衰落
大量南島強制勞工和其他族裔契約勞工的湧入和流動，直接衝擊和改變了南太平洋和澳大利亞的人口構成，「白人優勢」遭遇挑戰，深色（darkness）與白色（whiteness）的對立日益嚴重，這進一步加深了種族主義在太平洋地區的發展。特別是到了19世紀80年代，亞裔勞工貿易的興盛和亞裔勞工人口的快速增長，最終導致了「白色化」（種族純凈化）的快速推進。
對深膚色人種的反對和抵制率先從澳大利亞、斐濟等地發生，繼而擴展到夏威夷等地。勞工的大量輸入在19世紀80年代導致昆士蘭和新南威爾士地區白人失業率的上升，殖民地官方承認，「我們不能得到足夠的工作，我們不能，我們也做不到」。這成為引發澳大利亞社會和殖民地政府反對有色人種勞工輸入的直接誘因。1880年以後，在昆士蘭和新南威爾士，深膚色勞工數量的暴增致使白人優勢一定程度上弱化。白人種族保護主義由此興起，限制勞工的自由貿易，反對「深色」競爭的行動開展了起來。1881年，新南威爾士和紐西蘭先後掀起抵制、限制華人的運動。1883年，昆士蘭政府意識到對當地有色人種的統治乏力。1884年，面對北澳地區「深色人種」快速增長的危險，澳大利亞出現了「門羅主義」，他們不願意澳大利亞重蹈美國的覆轍，即因有色人種充斥而導致社會分裂。
19世紀80年代，亞裔勞工在夏威夷的增長也嚴重危及當地白人的優勢。1887年6月，美國駐夏威夷總領事向國務卿詹姆斯·D.波特（James D. Porter）報告說：「（這裡）近乎1/3的人口都是由亞裔構成的」，「也許，他們會成為我們的主人，操縱這個國家，這裡將不再是一個白人的國度了」。進入90年代，夏威夷亞裔人口數量劇增，其中日裔人口佔到了夏威夷總人口的59%。這個島國陷入了「東方化」的危險中，日本人和華人也因此成了美國白人眼中的兩個「惡魔」。華裔移民更被視為「人性度非常之低……堪與非洲叢林野人相比」。正是亞裔人的「到來導致了許多白人居民的離開」，極大地挑戰了白人的優勢存在。他們甚至被直接拿來與美國南部的黑人、西部的印第安人對白人優勢的威脅相比較，呼籲對其輸入進行管制。1887年，夏威夷的白人組成「夏威夷反亞聯盟」（Hawaiian Anti-Asiatic Union），公開開展反對亞裔移民的活動。1888年，夏威夷政府在白人的脅迫下頒布憲法，剝奪日本裔和其他亞裔人的公民資格，限制亞裔移民。1893年，美國白人發動政變，推翻了夏威夷政府，確立起白人的統治地位，也徹底改變了夏威夷的歷史命運。在這樣的背景下，南島強制勞工貿易日漸衰落。
事實上，強制勞工貿易在興起之初就已遭到宗教團體乃至歐洲多國政府的強烈抨擊，英國政府還採取法律、行政和軍事措施對其進行打擊。但是，由於殖民地官方與本國勞工販子勾結枉法的情況比比皆是，所以執行效果並不明顯，並未阻止強制勞工貿易的進一步擴張。1868年，昆士蘭政府通過《波利尼西亞勞工法》，試圖規範南島勞工貿易，但並未成功。1871年，派特森牧師和兩個助手因反對「奴隸勞工」貿易而遭暗害。這一事件震動了紐西蘭和英國政府。次年，英國政府下決心對強制勞工貿易進行譴責和整治，由議會通過了《太平洋島民保護法》，規定所有從事勞工貿易的船隻必須經過註冊，英國臣民綁架太平洋島民為非法行為，要受到審判和懲罰，島民可在案件中出庭作證。為保證執行力，英國政府組建了一支由5艘快船組成的海軍巡邏隊，專職負責搜捕觸犯者。政府還派員上勞工貿易船，隨船檢查。1874年起，該法已在斐濟和昆士蘭實施。但兩地在執行標準上大相徑庭，昆士蘭的執行效果尤為不佳，沒有起到對強制勞工貿易的限制作用。英國的法律對美、德、法商人更是發揮不了實質性作用。在該法實施近十年後，強制勞工貿易反而發展至頂峰。法律和道德並未限制強制勞工貿易的發展，最終決定其衰落的還是白人心中對有色人種人數增長可能引致「白人優勢」喪失的恐懼。
1883—1884年新幾內亞強制勞工貿易的猖獗以及其中暴露出的諸多殘酷性，終於促使英國政府全面禁止南島勞工貿易。1885年8月，澳大利亞殖民地政府通過法案，規定不再對招募南島勞工頒發許可證，從1890年起全面禁止輸入南島勞工，並著手驅逐境內的強制勞工。當年，南島勞工貿易開始遭到嚴格限制，俾斯麥群島、新幾內亞東部諸島成為率先執行禁令的地區，向昆士蘭和斐濟輸出南島勞工的貿易就此走向衰落。但勞工販子們並沒有放棄該貿易，而是將勞工輸出的目的地集中改向薩摩亞和新喀里多尼亞。儘管如此，強制勞工市場的收縮還是一定程度上造成了貿易不可遏止的衰落。進而，華裔和其他亞裔契約勞工也先後被限制乃至禁絕。1901年，在第一屆澳大利亞聯邦大選中，南島勞工問題成為主要議題之一，基於種族純凈化目的的「白澳政策」也在當年正式出台。「白色化」在太平洋上發展至高峰。1906年，南島強制勞工貿易在昆士蘭全面結束，近6,000名美拉尼西亞勞工被遣返。1911年斐濟徹底終結該貿易。至於夏威夷，在其1898年併入美國以後，南島強制勞工貿易也就全面消失了。
結論
太平洋南島強制勞工貿易從19世紀60年代規模化發展，到80年代走向衰落，直至20世紀初徹底消亡，時間跨度約半個世紀。作為太平洋勞工貿易中的重要而特殊的類型，強制勞工貿易呈現出獨特的性質和特徵，併產生了直接而深遠的影響。
通過對南島強制勞工貿易的歷史梳理，我們可以歸納出以下幾個基本特徵。第一，該貿易主要依託太平洋地區的大種植園經濟網路產生和存在，因此是資本主義世界經濟體系運行的有機組成部分，本質上是資本主義經濟擴展的衍生物。它在地域分布上具有太平洋中南部地區的全域覆蓋性，體現了資本主義殖民擴張的跨域性、合作性和聯繫性。第二，該貿易是歐美工業資本主義國家基於自身利益發動並控制的，具有多方參與的特點，但美英在其中發揮了明顯的主導性作用。因此，它是歐美近代經濟、政治殖民和競爭在太平洋上的表現之一，同時也應該被視為美國太平洋商業拓展的有機組成部分。第三，在性質上，該貿易帶有明顯的「奴隸貿易」色彩，它與太平洋大種植園經濟網路中存在的強制勞動甚至是「奴工制」相結合，成為奴隸貿易和奴隸制在太平洋上的最後殘存，是近代以來奴隸制發展史的有機組成部分。同時，南島勞工貿易、種植園奴隸制和斐濟「三K黨運動」等，都表明美國南部奴隸制對其具有直接的影響，是美國歷史研究中不能完全忽視的一個補充內容。我們甚至可以這樣認為，它是舊的非洲黑奴貿易和美國南部種植園奴隸制在太平洋上的最後餘波。南島強制勞工貿易具有強烈的種族主義特徵，是歐美種族主義在太平洋的擴展和實踐。「白人至上」的意識形態在文化上建構了這一貿易的殘酷性，並成為殖民條件下太平洋「白色化」進程的鏡鑒。
南島強制勞工貿易的影響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首先，該貿易極大地衝擊和改變了南太島嶼社會。貿易商通過誘騙、強制等方式，將大量原住民特別是青壯年轉移出本地，導致很多南太島嶼人口劇減，摧毀了原住民社會政治經濟和社會發展的人口基礎。隨著原住民人口的大幅減少，殖民者乘虛而入，他們帶來了病菌和武器，造成更大範圍和深度的死亡與混亂，逐漸改變了當地的人種結構和權力結構，繼而開拓出更大的殖民空間。其次，該貿易確立了太平洋地區的種族主義，強化了「白人至上」觀念和人種等級觀念，也最終推動太平洋的「白色化」走向頂峰，完成了該地區的種族等級建構。再次，該貿易促成了南太平洋殖民經濟的繁榮，維持了英屬殖民地的穩定，鞏固了德、法在南太島嶼的利益存在，為其進一步的殖民佔領奠定了基礎。同時，該貿易也是美國太平洋商業擴張的有機組成部分。它與美國在太平洋拓展種植園經濟、移民和商貿發展相結合，初步奠定了19世紀後期美國在太平洋的經濟利益，提升了該地區對美國的戰略價值。隨著美國勢力在中南太平洋地區的快速發展，從19世紀70年代起，美國政府逐漸明確並加大對太平洋地區的殖民投入，開始謀求在夏威夷、薩摩亞等地修建加煤站，推動建立殖民地，同時在斐濟等地與英國產生殖民摩擦。總之，強制勞工貿易推動了太平洋的殖民化進程。最後，強制勞工貿易與契約勞工貿易一起，成為19世紀太平洋人員大流動的組成部分，加強了太平洋不同地區之間的聯繫。與近代以來世界的一體化進程相聯繫，太平洋的整體化主體表現在人員、物資和文化的流動與交流，其中人員的流動無疑是最基礎的部分。從這個意義上講，強制勞工貿易在客觀上推動了太平洋地區的全球化進程。
本文作者王華，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副教授。
原文載《世界歷史》2018年第3期。因微信平台限制，注釋從略。如需查閱或引用，請閱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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