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麼樣才算是當代的方便善巧——龍泉科隆道場訪記

在釋迦牟尼佛時代，維摩詰在毗舍離城的寓所中，請求在場三十二菩薩各自揭示對「入不二法門」的見地。在一一述明完畢之後，文殊菩薩反問維摩詰：「何者是菩薩入不二法門？」面對著佛的五百弟子和諸菩薩，維摩詰默然無言。文殊菩薩隨即嘆道：「乃至無有文字語言，是真入不二法門。」

1963年，海德格爾在德國西南電台的一間演播室中，也與前來拜訪的佛教僧侶Bhikku Maha Mani達成了某種一致。他對這位年輕的泰國僧侶說道：「如果在可預見的時代，一種共識竟可能傳播開來，那麼它只可能通過人對自身全方面的沉思而發生。」「無，並不是一無所有。」

在存有的議題中，無論是沉默還是言說，最終都將會暗指著同一個方向嗎？亞洲與西方之間是否真能就此達成一種堅實的共識？——也許每個人都無法迴避的死亡，將構造起兩者之間穩固的紐帶。在美國的巡迴演講中，身穿西服的邱揚創巴仁波切（Ch?gyam Trungpa Rinpoche）談到了死亡：「開悟是死亡之極致——自我之死亡、』我』與』我所』之死亡、觀看者之死亡，而且那是絕對的、終極的失望。」（《自由的迷思》）邱揚同樣也採用了一種因地施教的方式，向美國聽眾解釋了我執與法執的因緣：「一個人若以充實自我為修行的出發點，那是修行上的唯物主義——一條自毀而非創造之路。」

年幼的時候，穿過逼仄樓房狹隙，就走到了沿河街道上。商業化正在以巨大的力量翻耕著市民生活，讓空氣中泛起了只屬於九十年代的腥潮味。那一天，在沿街店鋪尖銳的循環廣告聲中，眼前的景象顯得那麼混沌與模糊，一陣無來由的懷疑侵襲著我。我突然發覺，一切事物並不因我存在而存在，沒有任何人是宇宙的中心。但是，我到底是什麼？為什麼我竟可以感知與思維？他人存在嗎？剛成年之時，克里希那·穆提似乎為我提供了另一條解決問題的路徑。克式雖然脫離了宗教，但是他所述的與佛教/佛學有著相同的源頭，因此，在讀完《愛與寂寞》之後，我記憶中與佛教/佛學相關的經驗忽然相互串聯在一起，這些早已內化於漢族文化的智識，曾在日常生活的儀式中被風塵所掩蓋，但那一刻又突然變得明晰了起來。隨即，在我的閱讀、思維與創作中，這些淺層的領會牽引出了一條脈絡，並逐漸影響著我的實踐。

當得知龍泉寺已在科隆創辦道場後，我有幸隨眾人拜訪了這座位處市郊的幽靜禪房。賢梵和賢涓兩位法師熱情地將我們迎入了道場，並帶我們參觀了佛堂、閱覽室以及五觀堂，然後展示了寓教於樂的龍泉寺佛法動畫、寺院對科技的研發以及福建仙游縣極樂寺眾法師們親自搭建寺廟的過程。在靜坐體驗結束之後，大家還品嘗了道場精心準備的素齋，而在最後的討論會中，兩位法師則一一耐心地解答了大家對佛法所提出的疑問。這次極為有趣的拜訪讓我意識到了，早已邁入了現代性的佛教，在新一輪與時代匯流的進程中，似已在某些領域超越了現代性：在龍泉寺卡通形象賢二的俏皮話中，似乎甚至呈現了一種未曾出現過的後現代禪機。

在離開龍泉科隆道場之後，我發覺剛才所體會到的那種親近感，很大程度上源自於相同的文化與經驗。此時我想到，作為後來者的漢傳佛教，除了承擔華裔社群紐帶的功能之外，該如何向歐洲佛教注入新的生命力？在當下歐洲錯綜複雜的種族-宗教關係中，漢傳佛教/佛學如何能在民族性之上，在當地達成並傳播一種共識？

對技術決定論與文化同質化之間關係的爭論，於佛教來說也許只是一場糾纏於五蘊中的蝸角之爭，但除了以往對文化差異的考量之外，佛教中善巧方便的智慧如今也已經必然地開始面對新媒介的發展。如果說漢至宋的譯經運動，通過文字的力量促成了佛教/佛學中心向東亞的轉移，那麼如今對電子媒介的善巧，也許正在為佛教/佛學在西方的傳播提供一種至關重要的、跨越文化的推動力。在簡至卻生機勃勃的龍泉科隆道場中，在賢梵和賢涓兩位法師的熱切講述中，我感受到了道場的朝氣與龍泉寺的時代精神。雖然讓共識在此時此地成為可能，需要各方艱辛的努力與時運的滋濟，但我相信，龍泉寺所代表的、與技術和電子媒介結合的方便智慧，將會成為佛教/佛學達成時代使命最佳選擇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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