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史為鑒：印尼華人各階層的來歷
上個世紀印尼獨立以前，中國人下南洋，大都是從當「新客」開始，慢慢學會在異國他鄉做生意的。
由於華人來印尼謀生的歷史相當悠久，他們在當地社會形成了一個較為龐大而又相對獨立的族群。同為印尼華人，卻也漸漸演變為出身和階層各有不同的幾個分支。這些年筆者在印尼從事傳記寫作，因工作與興趣所致，對有關歷史演變做過一點觀察和研究，現整理出來，發表在本人公眾號「丁劍印尼紀事」，為各位「微友」提供一些有趣的史料，也請方家補充指正。
出手小氣的「高級峇峇」
從他們互相之間以及各自的稱呼上看，大體分這麼幾種：
其一，「峇峇（Baba音：帕）」。何為「峇峇」？——早期華僑與印尼原住民女子通婚所生的華人後裔也。男的稱為峇峇，女的則稱為娘惹(Nyonya)。
當時由中國南渡的華僑，自然不諳本地語言。討了原住民為妻，為了謀生，他們早出晚歸，兒女從襁褓中咿呀學語開始，只能跟著不懂華語的母親講本地話。那時候，作為本地人的母親大多沒什麼文化，傳給兒女的都是通俗俚語，這些兒女也學會一些華人父親的家鄉方言，兩種語言相互混雜，就形成了「峇峇」們專用的一種很特別的「華式馬來語」。「峇峇」當然都能說一口純正流暢的本地話，這是他們有別於其他華人華僑的一個特點。
香港文友「春雨綿綿」先生於中爪哇鐵路城鎮布爾沃格爾托(Purwokerto)拍攝的早期富裕華人老照片。
「峇峇」的父系祖先雖是華僑，可是他們感情上更親近母親一方，生活習慣也與印尼人無大區別。在荷印時代，一些富裕的「峇峇」，便一心一意向荷蘭人看齊，努力接受荷蘭教育，從而成為荷蘭統治者的「寵兒」。這樣，趨于洋化的他們就開始看不起完全是中國血統的華人，尤其看不起剛從中國來，只能從事較低級工作的新華僑。
這些所謂的高級「峇峇」，可能並不知道，在一些地方，有不少和他們同樣身份的「峇峇」同胞，其實一直過著販夫走卒的底層生活。比如在雅加達附近的丹格朗(Tangerang 從前中國人又稱其為：文登)，至今仍有大批華人後裔，已經與印尼當地人別無兩樣。這裡的華人族群，在印尼社會中佔據了一個非常特別的位置，他們是最古老的一群在印尼永久定居的華人，也可稱之為典型的某一類的「峇峇」。
早在15世紀初，他們的祖先就來到了今天的丹格朗—— 一座位於雅加達西部邊緣的工業城市。現如今，這裡的華人在很多方面都和傳統印象中的印尼華人群體不一樣了，他們基本都是勞動階級，要麼當農民，要麼當三輪車夫、小商小販及亞弄店老闆，大多屬於引車賣漿的平民百姓，很少有財大氣粗的富翁。
因為長年與當地巽他人和巴達維人通婚，他們的膚色更黑，完全不諳華語，甚至也不知道自己祖先的中文姓氏。他們和本地民族融合得很好，相互之間沒有對立。雖然同屬於印尼華裔，但相比於生活在雅加達、棉蘭、坤甸的華人，丹格朗「峇峇」華人的價值觀有很大不同，基本上與當地人一模一樣。
生活在丹格朗鄉鎮的華裔「娘惹」伊普（印尼話對年長女性的稱呼）正在熬制紅糖。（照片來源：《傳統的守護者》（Guardians of Tradition）一書，作者系雅加達郵報記者里奧）
儘管如此，這些不懂華語，已失去中國鄉土觀念的「峇峇」，畢竟與中國人有著血緣關係，這個社群依然保留著大量古老的華人傳統，他們還是按照華人的習俗過那些中國的傳統節日。過大年時，也會買來春聯貼在門上，雖然目不識丁，可是知道上面寫的都是祝福平安的吉祥話。
丹格朗一對華裔新人穿衣著清朝樣式的服裝舉行婚禮。這裡華人的祖先打從清朝就來到印尼，他們可能認為這種古老的服飾仍然代表著中國的傳統文化。（照片來源：《傳統的守護者》（Guardians of Tradition），作者系雅加達郵報記者里奧）
此外，曾幾何時（現在也差不多如此），印尼一些大城市身份較高的「峇峇」們，雖不識漢字，卻大多喜歡讀翻譯成馬來文的中國古典小說，對《水滸傳》的一百單八將和《三國演義》里的劉、關、張，以及諸葛亮、曹操等人物推崇有加，津津樂道。
筆者在泗水一家書店看到的印尼文版的《三國演義》桃源三結義、趙子龍單騎救阿斗圖書。下圖系同一間書店擺放的印尼文中國武俠小說。
但他們和其他華人華僑之間卻彼此反感，比較難以相處。
我去萬隆采寫僑領前輩李湘生先生的傳記，他的大女兒李惠珠大姐給我講過一件事：
「六七十年代，我們那一輩朋友結婚，大家也會送禮。萬隆有一些早年讀荷蘭文的，沒有受過中國教育的朋友（即前文所說的峇峇），他們在人情世故方面，似乎就表現的有點差強人意。比如有一次我同學結婚，那些受洋人教育荷的朋友，就16個人合起來買了一條床單送禮，而且很認真地把名單寫在紙上。我媽媽知道了，就很不以為然，她對我說：惠珠，你要表達心意，一定要單獨買一件東西送給人家，不可以這樣小氣，給人家笑話。」
總而言之，在荷蘭人統治印尼的時期，「峇峇」是一群自我感覺良好，社會地位較高的華裔。
有點優越感的僑生和農民工式的新客
其二，僑生。什麼是僑生呢？——就是父母以及祖父祖母都是華人，但本人甚至父母一代卻是在印尼出生長大的華僑華裔。
老一輩僑生不僅能講華語，而且會說中國祖籍地的家鄉方言，他們的印尼話說的也很地道。他們都很認同祖籍國，也把印尼視為故鄉。由於印尼中斷了華文教育30多年，如今年輕一代的僑生，如果父母沒有送他們到新加坡、中國台灣或中國大陸讀書，便不識華文也不會講華語。和從中國來的華僑相比，僑生在印尼多了一些主人翁的感覺。另外，僑生雖不如國內來的華人吃苦耐勞，敢拼敢闖，但他們的舉止風度，卻比剛到印尼的華僑「新客」更從容也更文明，這使他們談起自己的出身來，也多少有那麼一點優越感。
上世紀五十年代騎進口義大利摩托車的僑生女郎。
其三，「新客」。所謂「新客」，顧名思義，初來印尼討生活的華僑新人是也。除了極少數父母長輩已在此創下基業，自己一來便直接繼承或協助父母掌管財產的富家公子外，絕大多數「新客」皆為國內窮苦人家，由海上顛簸而來，剛一上岸，無不是穿著土氣，舉止拘謹，神色惶恐，與當今在中國大城市裡尋找機會出路的農民工相差無幾。而在荷印時代，「新客」們最初從事的，也大都是走街串巷，提籃小賣的小生意，所以那時候的「新客」，好比軍隊中剛入伍的新兵，是華僑中身份最低的階層。
只有當「新客」在印尼住了十年八年，對當地情況已滾瓜爛熟之後，才能逐漸演化為「老客」。這時候，一些當年的「新客」，事業上已稍有成就，沒結婚的大半會在當地找了一個僑生做老婆，結了婚的便千方百計把國內的妻兒接過來。他們仍然很努力很辛苦地奔忙著，但是舉手投足已相當沉穩。茶餘飯後和新來的同鄉聊天，他們在訓導或鼓勵這又一批「新客」的同時，情不自禁會思前想後，感慨叢生地回憶，過去他還是個「新客」的時候，就已經如何干成一件很不簡單的事了……（以上敘述參考了已故摯友許孫雄先生提供的《華僑滄桑》有關內容（晁華著「香港商務印書館1990年4月出版，在此說明並致謝！）
福清華僑前輩如此這般對待「新客」
在印尼各省籍的華僑中，福清人對「新客」的幫助最讓人感動。
又一個從家鄉南來的福清人上岸了，身無分文，兩手空空，舉目四顧，一片茫然。他怎麼生活呢？別著急，一一有親友或親友有能力的，自然由親友收容，為其安排一個謀生的差事；無親無故或者親友沒能力的，則必定會由某一個「頭家」（同鄉中有威望的人）出面收容。
「頭家」領著來人，拜訪幾個已經有點積蓄的同鄉，然後發話說：「某某老家人，初來乍到，沒錢做事，我們幫他做個「干會」吧。」什麼叫「干會」呢？就是福清華僑自發成立的一種無利息的經濟互助組織，專門用來集資幫助「新客」或遭受意外災禍的人家。「頭家」一開口，同鄉只要手上有錢，絕不會袖手旁觀。你二十，他五十，湊個一兩百盾，「新客」就可以拿著當本錢做個小買賣了。
做生意慢慢賺了錢，再把錢一筆一筆還回去，一年兩年都可以，三年四年能還也沒關係。但做生意並不一定都成功，也有一個子沒賺著，反而把本虧光了。這如何是好？你還是不要太灰心，福清人有別於其他地方人的豪爽大氣，這時候就凸顯出來了。鄉親們一看，只要不是吃喝嫖賭把老本賠了，不但不要你還錢，還會再做「干會」給你，直到學會做生意為止。
這種獨特的幫助「新客」的方式，簡直就是暖心貼肺，誨人不倦，而且幾乎成了印尼各地福清籍華僑約定俗成的一種規則。
小新客早年「放賬」軼事
1937年11月，印尼中爪哇小縣城淡滿光（Temanggung）的一戶何姓福清人家裡，來了一個10歲的小「新客」——何隆朝（2004年，筆者在印尼寫的第一本僑領傳記的主人公），也得到了同鄉人這種「干會」的幫助。
最初的幾天，剛從中國老家來的何隆朝，處處覺得新鮮有趣。小孩子總是對吃的最感冒，隆朝也不例外。他拿著依奶（福清話：媽媽）給的一點錢，到小鎮上轉了轉，發現這裡有很多西瓜，雖然個頭不大，可甜得要命，剖開以後，中間有一粒一粒像砂糖一樣的「瓤核」地鑲在瓤中。還有印尼人，挑著擔子賣的一種烤肉串的食品，是用雞肉烤的，叫做「沙嗲」。買了幾串嘗嘗，又香又辣，還帶一點甜味，這是福清沒有的。
另外，印尼巴東人開的小飯館「那西帕當」也很奇怪：顧客進來，不必點菜，只需往桌旁一坐，店主就會馬上把早已做好，罩在玻璃柜子里的菜肴--咖喱雞塊、炸雞塊（阿燕可倫）、干煎魚或蒸螃蟹，黑黑的咖喱醬牛肉、蒸茄子等，還有幾粒豆蔻，一碗一碗擺上來，任顧客隨便吃。吃完，店夥計滿臉堆笑地過來，只需輕輕掃一眼碗里的菜，瞬間瞭然於胸，吃了的，寫帳單上，沒吃的不用還錢，減去剩下的，點數收費，全然不會搞錯。客人走了，吃剩的菜又一碗一碗端回玻璃柜子，又來客人了，再擺出來接著吃。如此往複循環，吃完了才洗碗，把那幾樣菜添滿了再端給客人。
何隆朝當時認為，如果是在國內的飯館，老闆也敢這樣賣，不給客人罵死才怪！
可是在印尼，這種飯館生意卻好的不行。他後來才明白，原來這乃是印尼極有名的巴東飯，堪稱南洋群島美食一絕。其最大的特點，正是預先做好多種的主菜和配菜，有油炸、煮制、滷汁、涼拌等品種，佐料多用辣椒醬、薑黃汁、椰汁、咖喱等，做好的菜盛於盤中放在玻璃櫥窗內，隨點隨取。吃「那西帕當」，最特別的它的綠色的辣椒糊，裡面放了很多棕櫚油，香噴噴、油汪汪，你只要吃過幾次，若幾天沒去巴東飯館，心裡就像貓抓似的痒痒難耐，可以說如鴉片一樣簡直讓人上癮。
初來淡滿光小鎮，也有讓小何隆朝氣憤的事。
附近農村，有一群印尼孩子，皮膚黑黑的，每天出來玩耍，成群結隊到處亂跑。看見白白凈凈的小隆朝，就擠眉弄眼，沖他大聲嚷嚷：「基那基那，巴比普替個雞兒！巴比普替個雞兒！」叫來叫去的，好象是不懷好意。隆朝聽不懂，學給媽媽聽，然後問媽媽：那些小番仔叫我什麼呢？媽媽告訴隆朝，他們在罵你，罵你是中國來的小白豬。隆朝一聽氣壞了，但是他沒有馬上理睬那些印尼孩子，而是一有機會就纏著大人學印尼話，他學得飛快，只一個星期，就能和那些小番仔對罵了。罵急了，小番仔跑過來想揍他，隆朝個頭沒他們高，但是不害怕，撲上去和他們打，衣服扯破了，手被抓出血了，他也不哭。打了兩次，當地孩子看到這個中國小孩不好欺侮，就不敢再惹他了。
淡滿光市區的農夫塑像。
一兩個月功夫，何隆朝的印尼話水平，已經能夠和當地人聊好一陣子了。他有時在自家小店裡幫著依奶賣東西，賬總是算得又快又准。有時候阿爸也會帶他到鄉下去賣布，跑遍附近好幾個村子，並且和一些老顧客非常熟悉了。於是隆朝和父母說，他也要做生意，--去鄉下向印尼人「放賬」。
所謂「放賬」，就是向鄉下要買東西的印尼人發放小額高利貸。當時，印尼小城鎮及鄉下土著有一個習慣，買東西喜歡向中國人借錢，他們認為中國人都很會發財，於是就產生了一個迷信的想法：「借中國人的錢買東西，說不定能給我帶來好運哩！」
印尼景色美麗，物產豐富，除了海里有享用不盡的魚蝦，更多的是各種水果；房前屋後，大路兩旁，到處都是果樹。餓了，摘一掛香蕉，剝皮即吃當然沒問題，講究一點的，便把內瓤切成一段一段的，滾些米糊麵糊，在熱油鍋里炸成色澤金黃的，簡直就是高級點心；渴了，若不想喝泉水井水，抱個椰子回來一刀劈開，清冽甘甜的椰汁喝下去，那可是沁人肺腑。再加上印尼地處熱帶，常年氣溫都在三十一二度左右，當地人終生穿一件短褲汗衫，極少有饑寒交迫之憂。
由於自然環境太得天獨厚了，印尼人也就天性樂觀浪漫，他們根本沒有存錢的概念，掙了錢馬上就花，花完又借，掙了再還。
當地土著的上述習慣，給膽大心細而又異常勤勞的福清融僑帶來了商機，一種到鄉下「放賬」的職業應運而生。所謂「放賬」，在當時就是一種小微額度的高利貸，這似乎是印尼福清人的專業領域，其他省籍的華僑未曾涉獵。泗水、萬隆、三寶壟、梭羅不少老一輩福清籍華僑都有過這種經歷。到1942年日本人佔領印尼之後，印尼人好像更聰明了，「放賬」便因此慢慢淡出市場。
何隆朝初到印尼中爪哇，才過了幾個月，他就向大人提出來，自己也想去鄉下放賬。住在同一座大房子里的同鄉們聽他這麼一說，都誇這孩子腦子靈，有志氣。他們二三十個人，一人出兩盾，有五六十盾做本錢，就可以去「放賬」了。何隆朝當時剛滿10歲，那麼小的孩子要借這種「干會」的錢，自然由他的父母做擔保人。
1946年，何隆朝在印尼與華裔僑生女孩林玉珍的訂婚照。
隆朝是怎樣放賬的呢？他來到鄉下，打聽到誰家要買東西或辦什麼事情，就主動把錢送上門去。爪哇人有個特點，習慣於用比較婉轉的方式表達自己的需求。正想借錢的人一看，我還沒開口，這個中國小孩就把錢拿來了，於是便很高興，大拇指一伸：「阿嘎巴嘎！（你好）那就借給我5個盾吧好嗎？」
隆朝點點頭，右手從兜里摸出5個盾，笑嘻嘻地遞過去，這筆生意就算成交了。在爪哇島，以中爪哇人最為溫和，鄉下農夫也是彬彬有禮。而當時的人極樸實簡單，亞華放賬，只須自己在小本上子記好哪一天借給誰幾個盾，什麼時間還就行了，甚至連借款人的簽名都不要。比如，剛才那個人借了5盾錢，說好15天後還7個盾，到時來收錢就可以了。
在「放賬」的福清人當中，上過小學能寫會說的小「新客」 何隆朝，已算是有文化的讀書人了，還有許多年紀比他大很多的福清人新客，在國內就是目不識丁的文盲，國語不會說，只會說福清方言「地瓜話」，學印尼話也很慢。到了印尼，更是一個字母也不認識的睜眼瞎。但是，他們也照樣做這種「放賬」的生意，不會寫字，怎麼記住借錢人的名字呢？那就在本子上畫一幅圖來代替，自己能看懂就OK！如同當年中國軍隊的文盲作家高玉寶，用畫圖的辦法，照樣也寫了一本影響很大的自傳體小說《高玉寶》，後來甚至被翻譯成七八種外文發行到好幾個國家。那年頭老一輩創造的人間奇蹟，就是這麼牛！那怕你是學富五車的博士，也不一定有這麼大的影響，所以不服也得服。
我在印尼，為了解有關情況，還特意去了萬隆福清同鄉會採訪。該同鄉會秘書長陳清章先生是一位70多歲的僑生，陳先生說，他的父親初來印尼時，就是用畫圖方式記人名的。
怎麼記呢？比如父親向一個名叫「溜哀」（音譯）的印尼人放了賬，他要把債務人的名字記下來。可是父親既不會寫漢字也不會寫印尼字，他就動腦子了：這個「哀」字的發音跟福清話腳上穿的「鞋」發音差不多，於是父親就在本子上畫一隻鞋子。那個「溜」字的發音呢，好像是福清話吊在半空蕩來盪去的意思，父親便又在鞋子上面斜著再畫一根線，這樣他一看就能叫出「溜哀」的名字了。哈！這是我老爸在世的時候親口對我講的……
「那時候的人，不像現在，不會偷奸耍滑，借了錢極少賴賬。」 陳清章先生說，如果都借錢不還，就不會出現福清人做的這种放賬的生意了。
也許有人會問，何隆朝做小孩子的時候，放給別人的5盾錢是多少呢？幾塊錢難道還值得借么？您可不知道，那時候的錢有多大！ 3個盾就能買回100斤上好的大米，10個盾則可以買一輛漆黑鋥亮的荷蘭產「豐埃」牌腳踏車。所以，15天能夠賺回2個盾，利潤已經很豐厚了。
約定還款的時間一到，隆朝便去要賬。雖然翻山越嶺要走挺遠的路，但每次都不空手，他還背幾塊布，順便再做一兩樁布的生意。這裡人買布，也都喜歡賒賬，等做好的衣服都穿破了再還買布的錢。
總的說來，何隆朝對這段經歷的記憶，大多是溫馨又愉快的。
「那個年代淡滿光鄉下民風真好啊！人們雖然都不富裕，可真正做到了夜不閉戶。」 晚上坐在何先生的房間里，聽他對愉快的往事的回憶，這時候老人的臉上會洋溢出慈祥的微笑，寬寬的眉頭愈發舒展。我們也被他的好心情感染得輕鬆起來。
請聽他舉一個例子：
「有一次我去要賬，天色已晚，借錢的是一個印尼老伯，路上正好碰見。看見我，老伯就說，啊呀，我要出去看戲，我家的門是只用一條板蹬頂著，你去一推就開了。我全部的錢都放在床上的枕頭下面，欠你多少，該還多少，你自己去拿吧。好了，再見！老伯高高興興，一招手就去看戲了。我便按他說的去拿錢，一看，果然是那樣的。」
晚年的何隆朝先生，生前向筆者講述了上述的經歷過後，撫今追昔，也不禁感慨萬千：「那時候，印尼鄉下的土人真是樸實善良，完全不像我們有些中國人那樣，愛耍心眼，動不動就算計別人，吃了你的錢還叫你有苦說不出！」
那麼，時至今日，以筆者這些年在印尼的親身體會，又是怎樣一種感覺呢？就我所遭遇的某些人某些事而言，大概可以用百感交集這個成語來形容。如果用更簡單辭彙表達，那隻能是「呵呵」了……
2007年筆者在雅加達老城區採訪時留影。
本文轉自公眾號《丁劍印尼紀事》，原標題：峇峇、僑生與新客及早期「放賬」軼事——印尼華人各階層來歷，在此向原創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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