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書印作偽的類型與辨別方法

藏書印作偽

藏書印作偽是古籍作偽最常見的也是最重要的輔助手段，一則掩蓋作偽的痕迹，再則也可誤導購書者對版本作出錯誤判斷。偽鈐藏書印始於明代並於明嘉靖後泛濫天下。有藏書家不能明辨真偽而上當受騙，但也有慧眼識真金者辨別出諸多偽印。自清代《天祿琳琅書目》初、續編記錄偽印開始，一直以來被文獻學家所關注。自21世紀始，藏書印研究漸成氣候，理論研究的論文陸續發表，關於藏書印的圖片資料也出版多部專著，但關於藏書印作偽卻未作專門論述。這是藏書印研究不可迴避的一個方面，也是藏書文化的組成部分。

藏書印作偽的原因

藏書印作偽即偽造名家藏書印騙人，以達到自己某種目的，主要是射利，間或為虛名。射利者多為書賈（估），為虛名者是少數藏書家。明代王世貞《弁州四部稿》中的《藝苑卮言》一文提到明代著名藏書家豐坊就有此好，他「多刻它名士大夫印章」，「又為人撰定法書，以真易贗」，種種不光彩之事，「不可窮詰」。通過在書籍上鈐蓋藏書印的方式來達到版本作偽的目的。古籍版本作偽的原因也即藏書印作偽的原因，細究起來，經濟因素是其決定因素，不法書商利欲熏心是其根源。當然還應當考慮到促發這種貪慾膨脹的客觀因素，比如善本古籍的流傳日漸稀少和藏家的大力爭購之間的矛盾，使古書舊本的商品價值日益增長抬高，加上附弄風雅者和居奇牟利者推波助瀾，更使作偽者有機可乘，有空可鑽。

偽本主要是偽宋本、偽元本，很少有人去假造明本、清本，因為古書版本的商品差價主要反映在宋元舊刻和明清新刻之間。明初，宋元舊本雖損失慘重，日益稀少，但當時還沒有形成追復宋元古風的勢態，宋元舊刻的身價並未憑空拔高，書商作偽的氣候尚未成熟。而這些條件都是在明中期才逐步具備的。嘉靖時代出現的仿宋刻本既反映了時代之風尚，同時也為偽本製作者提供了製作偽本的基礎。所以偽本的大量產生應在嘉靖之際，藏書印作偽也相伴盛行。

藏書印作偽不僅損害讀者的經濟利益，還可能誤導讀者，十分惡劣。但細究根源，是什麼讓書估的這種惡劣行徑得逞，並一而再、再而三地繼續下去呢？正是部分藏書家偏嗜宋元舊刻的習慣及迷信名人批校的不良風氣。雖說他們的初衷是想獲取內容訛誤最少的文獻，卻不是人人具備鑒別真假的能力，當時信息的交流更是不暢通，使得書商屢屢得手，暴利刺激出書估的猖狂。明代中後期時宋元版本的身價已達到了按頁計價的程度，毛晉就是典型代表，當時曾有歌謠傳：三百六十行生意，不如鬻書於毛氏。曹溶序絳雲樓書目，也曾指錢氏「所收必宋元板，不取近人所刻及鈔本；雖蘇子美、葉石林、三沈集等，以非舊刻，不入《目錄》中」。後來黃蕘圃名其藏書樓日「百宋一廛」，自號「佞宋主人」；吳槎客有「千元十駕」，另刻一印「臨安志百卷人家」，也都以所藏宋元版本自誇。到了清中晚期，這種情形更是變本加厲。葉德輝在《書林清話》談到清末光緒年間宋版書的行情時說：「至近時，宋版書本日希見，以吾見聞所及，張南皮以三百金購宋板《詩經朱子集傳》，徐梧生以三百金購北宋本《周易正義》，道州何氏所藏。此在光緒甲乙間事。年來北京拳亂以後，舊本愈稀。故家所藏，頗罹兵劫。猶聞京師書估以五百金售宋人李璧《雁湖集》，醴陵文氏所藏，海內孤本也。貴池劉某以番餅四百圓得汲古舊藏宋本《孔子家語》，縣人袁思亮以三千金購宋牧仲、翁潭溪所校殘宋本《施注蘇詩》」。

因著藏書家的這種嗜舊心理，書賈自然設法迎合。沒有舊本的偽裝舊本，不全的舊本湊成全本，較好的本子更要錦上添花，所以名家印鑒多多準備，想蓋哪個用哪個。沈津曾於博客中撰文稱：「解放前，蘇州專門經營古舊書的文學山房江杏溪、杭州抱經堂朱遂翔等都是專門偽造名人藏書印的老手，假印一抽斗，都是數十方以上，什麼惠定宇、顧廣圻、莫友芝等等應有盡有，想用誰的就順手鈐上。潘師景鄭先生曾告訴我，這些都是他親眼所見。陳乃乾先生也回憶說，在上海設立古書流通處的陳立炎，亦偽刻藏書家盧文佋抱經樓等印章，且雇抄手三人，每日以舊棉紙傳抄各書，並將假印鈐上」。作偽者有暴利可圖，見利忘義，也就無所不為了。

偽印的類型、例證

偽造偽鈐名家藏書印都是因為當時藏書家爭搶存世不多的珍本善本稀見之本，書賈投其所好，因此偽印多為下面四種類型：真印鈐在偽本上；偽官府藏書印；偽著名私人藏書家印；偽知名校勘學家印。這幾種類型有個共同特點，即無論真印假印，書上的印記皆為印章用手捺按上去的。仿造印面所篆之印，可以從刀法上辯認。但有一種藏書印作偽方法，更易讓人上當，那就是用筆直接沾上印油模模擬印描在紙上，幾可亂真。敖壟所撰《藏書印在古籍整理中的作用》一文就記載了天津書賈筆描藏書印的經過。「其所偽造的藏書印記，不象一般作偽者是篆偽印蓋在書上，往往在刀法上留下蛛絲馬跡；而是用描紅的辦法，用兒狼毫筆一點點把印描到贗品上，可以說是達到了天衣無縫的地步。」周叔瞍買後發現藏書印油色異常、分布均勻，不似捺印。經過多方面訪查，才揭穿了這一精心偽造的騙局。

還有一種明嘉靖十二年世德堂刻本《荀子》二十卷，佚名用朱墨二色過錄清惠棟的題跋和校字後，在卷二十末尾惠棟題款下則用墨筆描了一方「惠棟」的印章，以期冒充惠棟批校本。

明嘉靖十二年（1533）顧氏世德堂刊本，白棉紙

用筆描摹假藏書印這種作偽手法見於文字記載較少，更多的還是下文所述幾種藏書印作偽方式。

第一種為後人盜用前朝或者早期名人真藏書印。

有的書賈系轉輾從他處得到藏書家原印，如文祿堂主人王捂卿先生曾得江陰繆荃孫藝風堂藏書章全份。有的藏書家的後人在賣書的時候連藏書印也一起賣給了書賈。如文奎堂所印的《燕京歲時記》一書中，好多套鈐印有天津張氏的藏書印，顯然是張氏藏書印已經在文奎堂手裡，想蓋就蓋。

有的將藏書家鈐印在別處的印章剪貼過來，偽裝此本經名家收藏或者提前此本的刻印年代。國家圖書館藏宋蜀刻本《陸宣公文集》，其抄配的首葉目錄題下有三方朱印：「潁川鎦考功藏書印」、「體」、「忍」。不用費力，即可看出是貼補上去的。也就是說，將別紙上已經鈐有這幾方印章的紙剪下，貼於首葉。這樣很容易給人造成此本抄配部分為清初以前所為的錯誤認識，從而提高其版本價值。

台灣「國家圖書館」藏有一部《川瀆異同》抄本，卷端有清代著名藏書家陸炬的兩方印，一日「梅谷」，一日「陸絙子章之印」。二印皆為從別紙割裂，補貼此書中。原印所鈐之處，紙張泛黃，更顯老舊，與此書紙色不符。

第二種是偽造著名官府藏書機構的藏書印。

最常見當屬「翰林院印」。因為四庫進呈本上必於書中首頁上部正中鈐上此印，再於封面加蓋進呈木記。後來有些書重新裝訂，封面木記沒有保留下來，所以「翰林院印」成為判斷一書是否為四庫進呈本的唯一依據。因為其價值珍貴，收藏家重視四庫底本，「翰林院印」被書估仿製，企圖魚目混珠。

真的「翰林院印」為左滿文右漢文的朱文關防大印，鈐蓋位置有定製，為每書首頁正中上方。其形制《清史稿》卷一百四「輿服三」中有明確記載：「乾隆十三年九月，改鐫御寶，始用清篆文，左為清篆，右為漢篆。……翰林院銀印，二台，方三寸二分，厚八分。」

據考證，翰林院關防的大小應為邊長10.35厘米的正方形。目前已經發現數種書中所鈐「翰林院印」為偽造之印。清華大學圖書館所藏古籍善本中，有兩部書中所鈐「翰林院印」為書商作偽。其一為《李元賓文編》五卷，本應為清末或更晚抄本，偽鈐「翰林院印」後收錄人《中國古籍善本書目》時被判定為明抄本，時間提早了三四百年。其二為明抄本《枝山野記》四卷，書上鈐有「子晉」、「凝暉堂」、「庸庵」等名家藏書印，曾經毛晉、史樹駿、俞鈺、薛福成諸家遞藏。首葉鈐有偽造的「翰林院印」滿漢文大官印。書中不避清諱，稱「皇明」、「我明」，藍格棉紙及字體風格確是明抄無疑。此本已很珍貴，但《枝山野記》抄本存世較多，見於《中國古籍善本書目》的明抄本就有6種。《四庫采進書目》記載有兩江進呈本，四庫存目中子部收錄一種「浙江鮑士恭家藏本」，可知進呈本只有兩種，無疑優於普通明抄本，因此書賈加蓋仿製的「翰林院印」於此抄本，藉此抬高身價。查《中國人民大學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經部小學類著錄有《華夷譯語》一卷，清抄本。此書首葉鈐有「翰林院印」滿漢文大官印。此書並無進呈本，且風貌不似清代中期抄本。「翰林院印」尺寸為10.9厘米見方，印色淺暗，印文不甚清晰，是又一例作偽以充四庫進呈本者。

無獨有偶，任職於哈佛燕京圖書館的沈津先生，也發現兩種書中所鈐「翰林院印」為偽印，並對比真偽之印的尺寸，結論與清華大學圖書館的劉薔相同。他曾見上海圖書館藏《魯詩世學》四卷，明豐坊撰，清抄本，四冊。此書鈐有「商邱宋筠蘭揮氏」、「翰林院印」滿漢文大方印、「乾隆三十八年七月兩淮鹽政李質穎送到魯詩世學計書四本」木記（內「七」、「魯詩世學」、「四」字皆硃筆手寫），三印均偽。他還發現美國普林斯敦大學葛思德東方圖書館有幾部善本書鈐有「翰林院」大方印，分別為明嘉靖刻本《針炙問對》、明嘉靖刻本《袖珍小兒方》、明萬曆八年揚州知府虞德燁刻本《墨池編》及明成化刻本《事物紀原集類》四種。四書卷內鈐印「翰林院印」有真有假，其中《墨池編》的鈐印系偽造，其餘三種乃真印。他以《袖珍小兒方》和《墨池編》兩書之印相較，真印長寬各為10.3厘米，偽印則長10.8厘米、寬10.7厘米。真翰林院印印色自然，偽印印色偏暗紅，印文細處亦有異，且翻刻之印筆畫線條較真印為粗。

還有「文淵閣寶」也常見偽印。有一部明周文采輯的《醫方選要》，全書十卷，明刻本，殘存二卷。書賈先剜去原書序中有關記載卷數的文字，再將卷二剜改為卷上，卷一就勢改為卷下，書口也進行了同樣的剜改。為何把卷二改成卷上？這是為了改起來方便，卷二隻要改動上面的一筆，卷一無須乎剜改，只在「一」下添兩筆就行了。這樣一剜改，周文采輯的《醫方選要》殘本，就變成了上下二卷本了。由於剜改的部分很少，再加上在卷端剜改處鈐了「文淵閣寶」的方印，很容易造成錯覺，以為全書無疑。

再如明代皇家藏書印「廣運之寶」也是書估較為青睞的、喜歡偽造的一方藏書印。書估曾將一明刻本《文獻通考》中的「嘉靖」二字挖改為「嘉定」，以充宋槧，並在書中鈐上「廣運之寶」，但印文不似內府之璽，作偽之跡甚明。《天祿琳琅書目》卷八「文獻通考」條下：「此亦前版，而書賈將嘉靖『靖』字割去，補書『定』字，亦充宋槧。且所鈐『廣運之寶』篆筆莆弱，亦非明時內府原璽，不足採錄。」武漢大學圖書館藏有一部明嘉靖刻本《資治通鑒綱目集說》，卷端即鈐有「廣運之寶」大方印。印泥顏色暗淡，篆法呆板，顯見假冒。與真的「廣運之寶」放在一起對比，高下立判。

皇家內府的藏書印被偽造的不只明代，宋徽宗「政和」印，也有仿作，只是篆法粗俗，行家一眼即可識破乃書賈作偽。《天祿琳琅書目》卷六「夢溪筆談』，條下：「又有宋徽宗『政和』二字，寶篆粗俗，系書賈偽作，不足載入。」

清代皇宮藏書機構「天祿琳琅」的諸印也可找到偽印。明嘉靖刻本《藝文類聚》，書估抽去翻刻諸序跋後，又偽造天祿琳琅的「宋本」圖章鈐之卷端，試圖冒充宋本。恰好這個本子校刻頗精，平常人不仔細看，很容易認作真宋本。

過去北京琉璃廠的舊書鋪里，幾乎家家都有偽造的藏書印，「便連內府『御覽之寶』，也一樣能夠作偽」。明楊九經刻本《新鐫鄭孩如先生精選戰國策旁訓便讀》一書，偽鈐「乾隆御覽之寶」之印，充作清宮內府藏書。還有一部《尚書註疏》二十卷，明嘉靖李元陽刻十三經註疏本，書估從另一部書上剜下一塊「至正辛卯孟夏德星書堂重刊」的牌記，採用移花接木的手法，貼在這部書的卷一末尾，還在卷端題上鈐了「乾隆御覽之寶」的圓印。這部書的封面用鵝黃色的乾隆臘箋，墨書「元版書徑」題籤和「經筵日講起居注官太子太保文淵閣大學士臣嵇璜恭進」一行，好象這本書不僅是元刻本，而且還是進呈本。不過這塊牌記加得很拙劣。牌記的墨圍是書估用筆加上去的，用來掩蓋其貼補的痕迹，只要稍微仔細辨認，還是不難識破的。一般來說，清高宗喜於所閱書首鈐蓋套印，以示風雅，甚少單鈐「乾隆御覽之寶」一印。且能上他的案頭的圖書，自非普通坊刻諸如此類士子日常讀物可比擬，要麼版本精審，要麼內容有助治國。碰到這種大有來頭的藏書印，只要稍作推敲，自能明白真偽。

明崇幀刻本《歷代名臣奏議》，明楊士奇輯。書估將書名剜改為《歷代大儒奏議》，偽題「無錫邵寶撰」，在書名剜改處鈐了「南宋翰林院印」的方印『，引。南宋翰林院印純屬子虛烏有。《杜氏通典》二百卷，唐杜佑撰，明嘉靖十七年王德溢、吳鵬刻本。因為唐杜佑撰的《通典》流傳較多，倘若以原書真實面貌出現，對藏書家不會有多大的吸引力。書估就將書名剜改為《國史通典》，同時剜去題下杜佑的名銜，加印「南宋禮部尚書錫山邵寶國賢撰」木記，序文也作剜改，還在書名和著者剜改的地方鈐了「南京翰林院印」和季振宜的藏書印。以掩飾剜改的痕迹，經過這樣的剜改，成了罕見的奇書了。邵寶為明成化二十四年（1484）進士，上述兩例一說邵氏任職南宋，一說他所撰之書為南宋刻本，書估作偽也不深思，豈不可笑。

第三種是偽造早期著名私人藏書家藏書樓的藏書印。

如明代袁忠澈、毛氏汲古閣、清代范氏「天一閣」、錢曾、徐乾學「傳是樓」、季振宜、阮元「文選樓」等。會文齋主人何厚甫曾以壽山石仿刻明毛氏汲古閣常用各種藏章十餘方，其他尚有清季滄葦、黃丕烈、汪士鍾、顧廣圻、劉喜海等各人藏書章數十方，以備平日遇有善本或舊鈔本即鈐一印章。印色則以乾隆舊色，其作偽法，即取薄棉紙（即河南棉）包以香灰敷於章上，隔日印色即顯之更舊，出售時則價增數倍。殘本元九路儒學十史本《晉書》，竟被人巧妙地將《晉書》的「書」挖去，補印「載記」二字，成為《晉載記》的書名，還偽刻汲古閣藏書印鑒以鈐其上，於是一部完整的元刻本又經過名家收藏的《晉載記》就這樣問世了。西北大學圖書館所藏抄本《五國故事卷下·安祿山事迹》，封面上有「錢遵皇綠過」、「陸敕先借抄訖」、「壬寅仲春初九日閱於劍光閣唐卿識」等題識。另鈐有「吾道在滄州水」、「放情山水之間」、「雲泉讀過」、「劍光閣」、「孫印胤伽」、「散木居士」等藏書印。從封面識語看書估作偽以圖提前抄本年代的可能性很大。題「錢遵皇綠過」，似乎是想證明清初藏書大家錢曾跟此書有密切關係。可惜還從來沒有聽說有「錢遵皇」這一稱呼，若是錢曾本人題寫更不可能連自己的名字也寫錯。書中所鈐藏書印也似偽印。「吾道在滄州」本是清代季振宜之藏書印，但後面加上一個「水」字是何用意？據張懋鎔、瀟然所撰《收藏印的妙用》一文，西北大學圖書館本來將此書定為明抄本，但如書中所鈐藏書印皆偽作的話，似乎定作明抄本並無確切證據，不甚貼切。《中國古籍善本書目》中沒有收錄西北大學圖書館藏本《五國故事》，除了它內容殘缺之外，是否版本也算不得好？

再如明嘉靖刻本《殿閣詞林記》二十二卷，明廖道南撰，此書殘存卷三至四、六至十二。書估割裂首行書名，並鈐「子晉汲古」、「王印士禎」、「阮亭」、「蕘圃」、「汪印士鍾」、「小玲瓏山館珍藏圖記」、「善本」等偽印，又偽撰葉德輝跋於後。這幾方偽印是假毛晉、王士禎、黃丕烈、汪士鍾、馬曰琯的，五個人都是名家，時間從明末到清道光，這之後就沒有人遞藏了，這幾方印印色全同，當為書賈同時所鈐。

無錫市圖書館收藏一部《尚書》，本是清光緒二年（1876）江南書局刻本。但紙經熏染，色澤陳舊，加之偽鈐「宋刊奇書」、「蔣廷錫印」等藏書印記，初看真可贗宋。但書內文字「寧」字缺筆避諱。誰都知道，「寧」是清宣宗曼寧的御名，所避顯系道光皇帝的名諱。此條一定，造偽充宋的騙局便不攻自破了。

據傳民國間，上海的古書流通處曾經偽造了抱經樓等著名藏書樓的藏書印，「常年僱傭三名抄書人，每天以舊綿紙、桃花紙等傳抄各書，而後鈐蓋偽刻之抱經樓藏書印，冒充抱經樓抄本。」欺騙買者，將最普通的抄本當作善本來出售，謀取巨額利潤。

《馮平山圖書館藏善本書錄》書影的第二種《五代史輯注》，書影中可見「虞山錢曾遵王藏書」印，故其版本定為清初抄本，實際上此書應為清中後期抄本。細看此書每卷前題「徐無黨注；秀水朱彝尊輯注；汾陽田畿校」字樣，田畿是為乾隆、嘉慶時人。所以遵王怎麼會有印鈐在乾嘉或乾嘉以後的抄本上呢？那顯然就是書賈偽造遵王的藏書印，將之鈐在書上，一般人如眼力稍差者就易上當受騙。

武漢大學圖書館藏有一部《增修附註資治通鑒節要續編》，本為明宣德甲寅（1434）朱氏尊經書堂刻本。書賈剜改目錄頁第四行所題刻書時間之「宣」字為「大」字，欲以元大德間（1297—1307）刻本欺售。因此字乃沿著欄線裁下貼補，剜改痕迹不明顯，正面看毫無破綻。不過只要迎著光從書背能清楚地發現「大」字系割補所為。書賈還不罷休，又偽造一印章鈐印於「大」字之上。經此改裝，它的刻書時間提早100多年。可惜書賈太無知，並不明白大德朝十一年中元甲寅這一干支紀年，作偽技術再高明也是枉然。

第四種是偽造校勘學家及經史子等學術領域有份量有影響的名人的藏書印。

如趙子昂。武漢大學圖書館藏有一部明嘉靖年間白坪仿宋刻本《事類賦》（圖6），書賈將明代王樨登內府藏本《六臣注文選》題跋中的「宋本文選」篡改為「宋本書」，抄錄後扉頁上。並鈐蓋偽刻「趙氏子昂」、「天水郡圖書印」朱文印。以此手法欺瞞世人，當作宋本出售。此書前有清末徐廷麟識語，誤作此書為「宋本事類賦」，並高價購入。由此可見書賈利用多種手段作偽成功者應不鮮見。

清代勞季言喜於書上題跋，且為藏書家重視，故鈐有勞氏藏書印的圖書甚為搶手，不少書賈即利用藏書家的這種心態大做文章。陳乃乾在《上海書林夢憶錄》中提到書商楊耀松偽造勞格藏書印謀取暴利之事。杭州文元堂主人楊耀松曾購得勞季言批校本兩大篋，因不知為著名的勞校本，以低價賣出。事後楊耀松大為悔恨。因偽刻勞氏藏印，若得刻本稍舊而有批校者皆鈐之，如是數年，鈐偽印者，皆得善價。

此外，清初的何焯、清中的黃丕烈、顧廣圻、惠士奇、惠棟父子等的批校題跋也頗為藏書家所重視。如果書中鈐有他們的印章，表示書為他們所校讀，就更能引起人們的購買慾。清康熙吳門文匯堂刻本《歷朝應制詩選》十卷，鈐「王印士禎」、「阮亭」、「顧印廣圻」三方偽印。前二方偽清初著名文人王士禎，後一方偽清中期校勘學家、目錄學家顧廣圻。清代安徽的鮑廷博也是藏書界頗有份量的人物，尤其是他手抄之書，非常珍貴，被稱為「鮑抄」。書估拿到鮑氏所抄之書，常常請抄工大量影抄，並加上鮑氏偽印，以充「鮑抄本」。沈津曾撰寫《說藏書印的鑒定》一文，記錄親眼所見諸種偽鮑抄本《巴西鄧先生文集》。

古籍拍賣場上曾出現過偽鈐諸名家藏書印的作偽古籍。上海博古齋2008年6月22日拍賣的明刻本《六家文選》，韋力點評時就說此書染紙重，所鈐蓋藏書印墨色相同，明顯系後鈐上去的。書中序及卷端共鈐有「何焯私印」「屺瞻」「堯翁」「黃丕烈」「顧廣圻印」「顧千里印」「神品」「汪士鍾印」「志濟堂印」，從各印鈐蓋位置及順序上也可看出問題。敖堏所撰《藏書印在古籍整理中的作用》一文中提到自己曾見到一整套偽黃丕烈的藏書印。

《文祿堂訪書記》卷三「十一家注孫子三卷」條則記錄了一方「岳飛」偽印。

此書王文進判斷為宋乾道刻本，基本可信。據他所說書中避諱至「慎」字，我們可得出結論：此書肯定在南宋孝宗在位區間或者更晚刊成。南宋孝宗名趙眢，「慎」是奮的異體字，故在避諱甚嚴的南宋時代，孝宗上台後必非避不可。他1162—1189年在位，《十一家注孫子》的出版時間只能是1162年後。岳飛生於1103，卒於1142年。難以想像一位已經作古二十年以上的人能在新出的文獻上鈐蓋自己的名章。其實此書是南宋年間刻本，已頗珍貴，書估卻要畫蛇添足，以為兵書上偽造著名將領的印章，會更為提高藏書家對此書的興趣。殊不知這一拙劣造偽反而讓人對書的真實版本產生懷疑。

偽印辨別方法

1952年中國歷史博物館曾在北京琉璃廠購到解放前長期用於作偽的藏書印一千多方。看來當時南北都一樣，不管是上海的古書流通處還是北京的琉璃廠，或者全國其他的地方，書商們都充分利用藏書印作為古籍鑒定的依據這一條件，肆意製造「新善本」，大大增加了後代古籍鑒定的難度。不能看到名家藏書印就斷定其價值，要結合書籍的其他形式，對有疑問的文獻中的名家藏書印可以多方查考，辨明真假。

藏書印作偽都不是獨立進行的，多為配合其他方式方法偽造版本，所以辨別其真假也可以結合多方面綜合考慮。

第一，參考所鈐文獻相關內容判斷：看書版式、字體、避諱、紙張、墨色與藏書印反映出來的年代是否相符；看書前書後關鍵部位有無割板拼接痕迹。偽鈐藏書印之書，蓋為紙墨精良、刻工雋秀之本，可比宋版。且多半於卷前書後、目錄、序跋之處，同時偽刻前朝刻書時、地、人。若採用割去原板，補接半葉等作偽方式來作偽，則字體差異較大，用心考究，必能分清作偽之本。

如清華圖書館所藏抄本《李元賓文編》中鈐有「翰林院印」，似乎是清初或者更早的本子，但此書中遇「玄」、「泫」、「弘」、「胤」諸諱字時避時不避，避則缺末筆。抄工簡陋，字亦粗鄙，且多用簡化字，無論用紙和字體風格，全然不是明抄本風貌。由避諱不嚴可知，此本至少是清末抄本，既是書商有意作偽，抄寫時代甚或更晚。那麼清末抄本中根本不可能鈐此作為四庫底本唯一證據的「翰林院印」關防，此印偽作無疑。

再如《枝山野記》一書上「翰林院印」與「凝暉堂」印部分重疊，「凝暉堂」為清代光緒間俞鈺的堂號，俞氏不可能得到此珍貴的進呈本後在「翰林院印」上加蓋自己的藏書印。顯系「凝暉堂」印鈐在前，眾所周知，「翰林院印」只能鈐於首頁上端正中，所以造偽時只能令其疊鈐在一起。如此，光緒年間以後的不可能是真的四庫進呈本了。此印真偽立判。

第二，如果是仿造名家藏書印，則可找到其人所鈐真印，直接對比，真偽立現。「乾隆御覽之寶」也有偽作，單獨鈐印，不易發現其假。故宮博物院圖書館、北京圖書館、南開大學圖書館等地方所藏有《欽定四庫全書總目》，都是明黃緞子封套，紙張、抄寫無一不精，書中特定位置鈐印「乾隆御覽之寶」，故皆定為乾隆時內府精抄進呈本。然經過對照各本所鈐之「乾隆御覽之寶」，最後發現，只有一本上乾隆印是真品，其餘皆為贗鼎。古代信息不流通，僅靠個人力量，單憑記憶，很難記住仿刻的藏書印與真印之間的細微差別。如清華大學圖書館的劉薔經過比對館藏的諸種古籍中鈐印的「翰林院印」，發現「真者長寬尺寸均為10.35厘米，外廓寬0.95厘米，因系金屬材質而四邊輪廓清晰；印文方正而嚴整，筆劃筋骨分明；印泥為內府特製，印色朱紅而明凈，均勻並較少走油現象。偽者尺寸為10.9厘米見方，外廓寬1.1厘米，上下略有不均，四角或有缺損；印文略顯模糊，筆劃或有中斷之處；印色渾暗，印泥絮絨紊亂，且走油嚴重。偽印押鈐也如雕版刷印「初」、「後」一樣有所差別，鈐於《枝山野記》者奏刀刻石前磨製平整印面的劃痕尚在，但對比鈐於《李元賓文編》的一方缺損處完全一致，應是同一方偽印。現代網路技術發達，信息資源豐富，可以多方借鑒。比如上文所列真假「廣運之寶」、「趙氏子昂」、「天水郡圖書印」。前期也有不少關於藏書印的成果出來，比如《國家圖書館藏書印選編》一部十冊、《明清著名藏書家藏書印》、《中國藏書家印鑒》、《明清藏書家印鑒》等都有圖可資對比。

一般來說，偽印印質都較差，有的是木製的，仿刻的技巧也很拙劣。比如，清代著名的校勘家陳鱣的「仲魚圖像」印，真印中陳鱧端莊凝神，鬍子緊密而不亂。沈津數十年間曾見過有六種翻刻的偽印，有的競將老者陳鱣刻成眉清目秀的模樣。「上個世紀的七十年代中，我（指沈津）在上海古籍書店選書時，在一本近人的印譜中還見到一方，圖像中陳鱣的鬍子稀疏可數，更是近人翻刻的。另一方刻著『得此書，費辛苦。後之人，其鑒我』。這種偽印和真印相比，大相徑庭，其膺立馬能辨。」因偽印據真印翻刻，因此筆劃較之真的要粗肥一些。如勞格的印，真偽印章的區別在「格」字上就能看出來。真印「格」字為細朱文，假印的「格」字相比筆劃就粗肥些。勞格的偽印是木刻的，印質不同，也使印文筆畫的效果發生了變化。當然，偽印也有仿刻得逼真的，像明末清初常熟毛晉汲古閣的印章，有一方為「汲古主人」，真印和偽印比對，僅「人」字的末筆稍有區別，如果不多看真印，不多加比對，是容易上當的。

上圖別是元代趙子昂和清代林皋所刻藏書印的偽作。「趙氏子昂」的偽作太過拙劣，一看即知假印。「天水郡圖書印」著力模仿原作，也僅僅形似而無神韻。林皋的「杏花春雨江南」六個字，為仿王莽的懸針篆，每個篆字的豎筆都是纖細如針垂直懸掛。筆畫末尾針尖，令人越欣賞，感覺越有精神。而偽作的那方印，六個篆字線條不流利，尤其是「春」「江」兩字。其字形略有點似懸針篆，但篆字風格及精神全失。

清代著名藏書家陳鱣之藏書印，也是書賈爭相作偽的對象。下面三組藏書印，皆為真偽對比，左真右偽，高下立見。

做古籍整理工作，平時應該多留心相關信息，並進行系統地收集整理，以備不時之需。但要注意同一方藏書印，在捺按時可能因用力不同，蓋出來的效果略有差異；且長久使用後，藏書印本身會有磨損，鈐蓋後印面也會有細微差別，主要表現在筆劃的粗細、字跡的清晰、邊框的時斷時續等處。

第三，直接利用經驗就藏書印本身來判斷：看藏書印章的篆法、印泥的顏色等是否拙劣。藏書家對自己珍藏之書愛惜有加，所鈐之藏書印也必是精雕細琢，字體優美，或丰神流動、或莊重典雅，字裡行間疏密有度、布局合理。如果古籍中鈐有名人的藏書章，卻刻字惡劣，印泥不佳，鈐蓋累累，不擇位置，則亦需留心鑒別。偽印一般字體拙劣，呆板乏味。

如果一書之中有數個藏書印，則可以細心觀察，各個藏書印印泥顏色是否相同。古代官府藏書印多用水印，私家藏書印明代皆用油印，清代也以油印居多。印油為硃砂與油混合製成，每位藏書家所用印油會因硃砂比例不同，顏色差異較大，不可能完全相同。但相同的是顏色鮮艷雅緻，經久不褪。而書賈作偽之印，印泥劣質，時間稍長，往往由鮮紅變成絳紅，顏色暗淡無光。一望即知有假。

不同時期的藏書家的印章鈐蓋位置和順序也要多加註意。古人在藏書上蓋章是有大講究的，印章最多的地方是目錄及每卷的第一頁和最後一頁中空白的地方、序跋後空白的地方。位置一般是在邊欄內，也有因為行款太密容不下，才蓋至欄外。若一位藏書家在欄內鈐有名號章，則天頭處所蓋的藏書印多為室名章。官府藏書印除外，為了顯示其至尊地位，官府印章往往在固定位置鈐章。如清代乾隆的套印、「翰林院印」、「學部圖書之印」等，無論有字無字，都居於書籍首頁上部正中。規範的第一個藏書印蓋於右數第一行下方的空白處，若此處無空，則左移。第二個印章應該蓋於第一個印章上方的空白處，若其上方無空，則左移至最下方的空白處。依次從下至上，從右至左在空白處鈐蓋。研究藏書史的學者常常說通過藏書印可以探究文獻的流傳順序也是因此得出。書賈作偽時往往囿於知識所限，將不同朝代不同時期的藏書家的數方印章胡亂鈐蓋，或者於不知名藏書家的真印縫隙中加蓋偽作名家藏書印，致使諸藏書印鈐蓋順序大亂，行家稍加推導即知真偽。

內府及權貴之家的藏書印，則可據藏書品種與級別輔助判斷。他們所藏圖書字畫多系珍品，用印比較講究。碰到這類印章，需認真推敲。

第四，用最直接的方式是反過去查藏書印主的藏書目錄。此種方法用來辨別早期名家藏書印被後人盜用最有效果。鈐真印於晚出之書，雖是作偽，但印為真印，從印章本身的篆刻著手難以辨別，與真印對比這種方法更不可能奏效。幾可亂真的筆描藏書印也只能以此種方式去辨別，以書目著錄印證原書是否為名家所藏，真偽立現。此法雖好用，但也並非每方偽印皆能辨出結果，因為藏書家的數量可謂多如繁星，而編有藏書目錄的卻是寥寥可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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