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鴉片財政：國產煙土獲朝廷支持戰勝進口煙土

文史 07-25

文 | 諶旭彬

1883年，張之洞在山西開展了一場禁煙運動。

這位新任山西巡撫，面對省內「幾乎無縣無之」的鴉片種植業，發出了山西乃是「鬼國」的悲嘆。數年前，慘烈的「丁戊奇荒」餓死上千萬人，山西受災最重，泛濫的鴉片種植，即是主因之一。在給朝廷的奏摺中，張之洞憂心忡忡，斷言若再不禁煙，再過幾十年，山西將徹底完蛋。

這場禁煙運動，沒有任何成效。次年，張之洞調任兩廣總督，人去政息，運動無疾而終。

這位著名的清流領袖、堅定的禁煙者，此後不久，也成了本土鴉片種植業的堅定扶持者。

《泰晤士報》駐華記者莫理循，曾如此描述張之洞在禁煙問題上的自相矛盾：

「所有總督除張之洞外都反對吸鴉片，張在理論上反對，但實際上並不反對。」

在《勸學篇》中，張之洞曾痛陳鴉片之害。但他自己吸食鴉片，也曾在給朝廷的奏摺里極力描述，鴉片稅收對興辦洋務有著不可替代的重要性。

張之洞的這種自相矛盾，並非個案。為了洋務自強而放任甚至推廣本土鴉片的種植，默許其銷售流通，進而獲取豐厚的「鴉片稅收」，實是晚清朝廷上下的一種共識。

本土鴉片戰勝進口鴉片

1840年的鴉片戰爭，為近代中國帶來了鴉片之禍，這誠然是一個事實。但另外兩個事實也不容忽視：其一，1840年之前，中國內地的罌粟種植雖尚有限，但鴉片市場已經成型，雍正與嘉慶曾屢次發布上諭，嚴禁鴉片的生產與流通。其二，1840年之後，禍害中國民眾身心健康的鴉片，絕大部分是本土所產，進口鴉片所佔比例很小。

中國本土大量生產鴉片，約始於1830年代，系自印度引入，由雲南一路北上東進。1830~1857年，清廷對鴉片採取嚴禁政策，種植鴉片者處斬，故而雖有種植，但區域並不廣。1858年，為籌集軍餉，清廷對進口鴉片徵稅，相當於默認了進口鴉片的合法性。隨後，本土鴉片的種植禁令也名存實亡，產量大增。

不少史料直觀地記錄下了這一變化：

在雲南，光緒年間，全省已有約三分之一的耕地種植罌粟（另據1893年蒙自關和1908年騰越關的估計，罌粟種植面積約佔全省耕地面積的6/10），鴉片成了該省最重要的農產品。時人遊覽昆明，曾如此描述當地的罌粟種植：

「出南門，繞過金馬碧雞坊，過迎恩堂，時暮春天氣，罌粟盛開，滿野繽紛，目遇成色。」（包家吉，《滇游日記》）

在貴州，中部和東部，是該省罌粟種植最集中的區域。光緒二十年，開州知州陳惟彥，在給朝廷的彙報中如此寫道：

「約計所經州屬，開墾之地半種洋煙。……查種煙為近來民利大宗，積習己久，驟難禁革。」（陳惟彥，《宦遊偶記》卷上，開州到任察看地方情形稟牘，光緒二十年。）

相比雲貴，四川的罌粟種植可謂後來居上。光緒九年，劉光第路經涪陵，對當地遍地罌粟的景象「不勝駭然」，他在日記《南旋記》中如此描述：

「此地與忠州、豐都皆以種罌粟為要務，葫豌，菜、麥，至市他邑，故通市難覓菜油，日用則桐油，皆罌粟油也。」

光緒十六年，何嗣焜入蜀，其所見較劉光第當年的描述，更為駭人：

「川東無處不種罌粟，自楚入蜀，沿江市集賣鴉片煙者，十室中不啻六七。若荒江野渚，草屋數間，售雜物以應客舟者，則更比戶青燈矣。……蜀地凡山林槁瘠之區，不植五穀者，向資罌粟為生計。(何嗣焜，《存悔齋文稿·入蜀記程》)

到了1860~1870年前後，罌粟種植已遍及全國。北至蒙古、西至甘陝，南至閩粵，東至江浙山東，各省皆有大量耕地被用來種植罌粟。傳教士理雅各(James Legge，1815-1897)自北京由陸路旅行至鎮江，沿途所見，「黃河和長江之間的土地上都布滿了罌粟田」。

本土罌粟種植面積的擴大，和鴉片質量的提高，直接導致進口鴉片和走私鴉片的逐年減少。

至1880年代，國產鴉片的產量已遠遠超過了進口鴉片。比如，在華東地區，1882~1891年的海關報告顯示，本地鴉片足以供給本地所需的75%，另由四川供應15%，台州、象山供應10%，進口鴉片幾無立足之地。

據英國駐上海領事許士（Patrick Joseph Hughes）1881年提交的貿易報告：

「1881年波斯鴉片的進口量已增加到1364擔，但中國產鴉片在質量和數量上都提高得這樣快，以致不足為奇的是它不久就嚴重地干擾了印度鴉片，並使波斯鴉片的進口完全停止了。……在四川、雲南、山西、陝西、甘肅和貴州等省，印度鴉片幾乎都被趕出了市場，現在簡直不再運往這些地方，那裡的消費全部由中國產的鴉片供應了。牛庄曾經每年進口約3000擔的印度鴉片，1881年卻只進口了358擔。……煙台和天津也在緩慢地仿效牛庄的榜樣。1881年，它們進口印度鴉片的數量已減少了15%。」（《領事許士1881年度上海貿易報告》）

次年，許士提交的貿易報告里，中國的本土鴉片，已經開始對外出口了：

「外國鴉片不僅在華西和西南地區，而且在沿海地區也正在逐漸讓位於中國鴉片。就像華西的鴉片正在大批流入緬甸一樣，東面的台灣和其它島嶼現在也從大陸獲得其部分鴉片供貨。」

本土鴉片徹底逼走進口鴉片，已只是一個時間問題。

圖：晚清，鴉片吸食者

朝廷對本土鴉片的扶植

本土鴉片迅速取得對進口鴉片的壓倒性勝利，與朝廷的扶持密不可分——雖然清廷從未明確承認過本土鴉片種植業的合法性。

最先提出有必要給本土鴉片種植業以生存空間的，是對林則徐禁煙持有異議的太常寺少卿許乃濟。在許看來，鴉片是禁不住的，倒不如讓鴉片貿易合法化。如此，政府既可從中徵稅獲利，又能制定政策規範貿易。

1847年，已調任陝西巡撫的林則徐，也改變了自己的「鴉片觀」，與許乃濟成了「同道中人」。在給友人文海的回信中，林則徐說道：

「鄙意亦以內地栽種罌粟於事無妨，所恨者內地之嗜洋煙而不嗜土煙。」

此時的林則徐，擔憂的是那些吸慣了洋煙的人，不能回心轉意支持國貨——「第恐此種食煙之人未必回心向內耳！」進而導致白銀的流出。

曾幾何時，反對禁煙的許乃濟被朝野內外集體唾罵。世易時移，轉眼卻換作了主張禁煙之人吞吞吐吐。比如，晚清禁煙名士許珏，在給湖南巡撫趙爾巽的一封信函中如此說道：

「珏兩年來疏陳請加洋土葯稅，未敢遽言禁者，因言禁則眾皆以為迂圖，勢將置之不問；言加稅則尚有裨財政，或冀採用其說。」

禁煙名士不敢輕易談禁煙，擔憂被視作迂腐遭到恥笑，可見流風所向，已然大變。

以本土鴉片抵制進口鴉片，這種論調在晚清官場，有著極廣闊的市場。比如，袁世凱的叔父、刑部左侍郎袁保恆，曾在光緒初年對總稅務司赫德談及，他主張保護本國的鴉片種植，直到能夠制止外人輸入鴉片，本國的鴉片種植才會停止。

再如，鄭觀應明確提出了「鴉片商戰」這一概念。他將「鴉片戰」視為對西方進行商戰的上策，早在1862年，他就開始提倡「以土抵洋」，建議朝廷「弛令廣種煙土」，建議民眾多吃本國鴉片，少吃進口鴉片，進而「固國衛民」。

1872年創辦的《申報》上，也有很多類似的言論。比如，一篇題為《擬弛自種鴉片煙土禁論》（1873年6月28日刊登）的文章，總結了三條理由，呼籲政府放鬆對土產鴉片的禁控：

（1）國人既然喜食鴉片，放鬆對土產鴉片的禁控，政府一可徵稅，二可使數千萬兩白銀留在國內，免致流失/

（2）改進鴉片製作方法，仿行印度辦法，以適應國內消費者的口味，政府不但有巨額稅收，農民也可以增加收入。

（3）憑藉徵稅而使鴉片售賣價格增高，貧者戒吸而富者漸減，最終自然不禁而禁。

在政策上為本土鴉片徹底鬆綁的，是直隸總督李鴻章和總理衙門。

1874年，李鴻章與總理衙門向清廷提出「種煙馳禁」的主張（事實上此前已經馳禁，只是沒有形成文件），建議用自產鴉片，抵制進口鴉片。李鴻章對自己的這一提議頗為自信。在他看來，繼續禁止本土鴉片，不過是「徒為外洋利藪之驅，授胥吏擾索之柄」，只是便宜了洋人、方便了胥吏。

關於政府在晚清鴉片泛濫一事上所扮演的角色，郭嵩燾有過明確的總結：

「種罌粟一畝所出，視農田數倍，力又復減省，州縣因之添設陋規，私收鴉片煙土稅，亦數倍於常賦，官民皆有所利，以至四處蔓延。」

圖：1880年代，中國南方的鴉片吸食者

難以戒除的鴉片財政

扶植國產鴉片，可以為國庫獲取可靠且可觀的財政收入，這是晚清上至朝廷、下至地方府縣，「鴉片財政」大行其道的主要原因。

儘管官方一再宣稱對鴉片徵稅只是手段，禁煙才是終極目的，亦即「以征為禁」、「寓禁於徵」。但這些說辭只是表面文章，禁煙不過幌子，徵稅才是目的。

1877年，駐英公使郭嵩燾，曾連上兩道奏摺，請求朝廷主持禁煙。時任兩廣總督的劉坤一，在一封私人信函中，如此評價郭嵩燾的建議：

「郭筠仙侍郎禁煙之議，萬不能行。即以廣東而論，海關司局每年所收洋葯稅厘約百萬有奇，詎有既經禁煙仍收稅厘之理！此項巨款為接濟京、協各餉及地方一切需要，從何設法彌縫？……顧據實直陳，必觸忌諱，不如暫緩置議，想朝廷不再垂詢。」（《劉坤一復劉仲良函》）

劉坤一說得很明白：廣東絕對不能禁煙，因為「鴉片財政」的重要性，是不可替代的。禁了煙，那一百多萬兩白銀的收入，又要從何處彌補？

郭嵩燾的奏摺，很自然地被擱置了起來，不做討論。因為一討論，就要涉及到禁煙這個絕對「政治正確」的問題，而一旦禁煙，就要危及到須臾不能離開的「鴉片財政」。劉坤一提出的「暫緩置議」，無疑是最好的處理方式——朝廷上下對「鴉片財政」早已達成默契，用「暫緩」敷衍了郭嵩燾之後，「想朝廷不再垂詢」，想來朝廷也是明白人，再不會提起這檔子事了。

晚清知識分子何啟與胡禮垣，曾如此描述清廷對「鴉片財政」的嚴重依賴：

「今中國所急者財用，而厘稅之入，以鴉片為大宗。洋葯進口厘稅六百萬兩，土葯厘稅名雖二百二十餘萬兩，而實則二千餘萬兩。是合洋葯土葯而計，每年值二千六百餘萬兩。國家之利賴在此，官府之調劑在此，若舍此項，則補救無從，此所以禁煙之舉，近年緘默無言也。」（《勸學篇書後·去毒篇辯》）

民國學者於恩德，著有《中國禁煙法令變遷史》一書。書中明言，晚清所謂的「寓禁於徵」，不過是欺人之談，其真實用意在於「征（稅）」，而不在「禁（煙）」：

「蓋當時朝廷深知鴉片弛禁每年可收巨款，又適值軍用浩繁需款孔急，遂決定弛鴉片之禁公開收稅。但禁與弛禁二者根本不相容，既弛禁則主禁之政策，決不能並立，而『寓禁於徵』之政策，亦實根本欺人之談也。因吸煙者一經成癮，苟非施以強迫之壓力，不易戒除，雖傾家蕩產售妻鬻女，而鴉片不能不吸。故『寓禁於徵』政策實行之結果，徒使吸煙者速至於『家敗人亡』之地步而已。況所謂『寓禁於徵』之主旨，乃在於『征』，而非在於『禁』。結果此種政策反成為禁煙成功之阻礙，因政府恃為利源，而不肯捨棄也。自鴉片弛禁之後，使大多數國民陷於萬惡之毒害中，國力既因之而疲，國勢亦因之而弱。」

據統計，清廷的財政收入，光緒二十九年為1億兩有餘；光緒三十一年至多不超過1.5億兩；光緒三十四年增長至2.42億兩有餘。而土洋葯稅厘收入總數，光緒三十一年約為0.23億兩；光緒三十二年約為0.24億兩；光緒三十三年約為0.20億兩。也就是說，鴉片稅收在中央政府的財政收入中，長期維持在10%以上這樣一個比例。

考慮到中央政府雖可以完全控制進口鴉片的稅厘徵收，但在本土鴉片的稅厘徵收方面一直未能戰勝地方政府，而後者又在整個鴉片市場上佔據著絕對的統治地位，這個10%，在晚清的整個「鴉片財政」（中央+地方）中，顯然只是一小部分。

吸食鴉片的人，要戒除是困難的。吸食「鴉片財政」的政府，要戒除同樣也是困難的。

20世紀初，清廷迫於內外壓力，開始禁煙。地方政府收入銳減，怨言頗多。比如，1909年11月，山西巡撫奏稱：

「本省進款，自開辦統稅，葯厘一項驟短銀二三十萬，至本年禁種，更無稅厘之可收。出款日增而入款轉減，計三十三年已虧銀七十萬，三十四年將虧至百萬，本年又加認海軍開辦經費,每年應允解銀十五萬，常年經費五萬，本省審判庭及咨議局經費約共十萬兩，截至年終計須虧銀一百四十萬。」

山西向朝廷訴苦，朝廷的內心其實也苦——多年來，朝廷也在依賴「鴉片財政」過日子，儘管它的依賴不如地方政府那麼重，但同樣不可或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