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屏漢與中央紅軍長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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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紅軍長征80周年。80年前，中央紅軍從贛南、閩西中央革命根據地出發，實行戰略大轉移，譜寫了人類史上偉大的長征詩篇。
在這個有著重大紀念意義的特殊日子裡，我們更加懷念為中央紅軍長征做出重要歷史貢獻的羅屏漢同志。
一、羅屏漢參加第五次反「圍剿」鬥爭，在中央蘇區南線牽制國民黨粵軍陳濟棠部，減輕了中央蘇區腹地的軍事壓力
1933年5月，蔣介石親自坐陣指揮，調集50萬兵力，採取「鐵壁合圍」的堡壘主義新政策，對中央蘇區進行大舉圍攻，形勢異常嚴峻。6月14日，羅屏漢由中共會尋安中心縣委書記調任粵贛軍區政治部主任，大力發展紅軍游擊隊、赤衛隊等地方武裝力量，彌補了南線正規紅軍調往北線所形成的兵力虛空。他多次主持召開戰地會，研究部署游擊戰，有效遏制了粵軍陳濟棠部北上進攻中央蘇區。
1933年9月25日，國民黨軍大舉進攻黎川，中央蘇區第五次反「圍剿」鬥爭拉開序幕。羅屏漢迅速組織粵贛軍區所轄的江西軍區第三作戰區軍民投入戰鬥，多次打退敵人的進攻。
羅屏漢烈士
這年的11月，羅屏漢被中央軍委任命為閩粵贛邊區游擊縱隊司員，領導閩粵贛三省邊界的游擊戰爭。此時，王明「左」傾冒險主義、教條主義在中央佔據統治地位，絕然不顧敵強我弱的客觀實際，否定和拋棄被第一、二、三、四次反「圍剿」鬥爭實踐證明行之有效的游擊戰，取而代之推行「陣地戰」，與優勢兵力的敵人「拼消耗」，紅軍損失慘重，中央根據地的範圍日漸縮小。在粵贛臨時省委第一次代表大會上，羅屏漢作了地方武裝的專題報告，提出加強和擴大地方武裝、發展廣泛的游擊戰「有特別重要意義」。他的報告符合當時的鬥爭實際，是對毛澤東遊擊戰軍事思想的繼承和發展，也在一定程度上抵制了以王明為代表的「左」傾冒險主義、教條主義。
羅屏漢率領游擊縱隊在外線靈活機動地打擊和牽制了大量的敵人，為第五次反「圍剿」鬥爭發揮了重要作用。1933年冬，為配合主力紅軍粉碎敵人的第五次「圍剿」，羅屏漢主持召開會議，研究部署和指揮游擊隊燒毀了粵東北通往贛南中央蘇區的多座公路大橋，打破了陳濟棠部運兵北上的通道。1934年1月，中央紅軍總參謀長劉伯承曾在中共中央機關報《鬥爭》上撰文稱讚：「在粵贛方面的游擊隊，他們曾在興寧通尋烏的交通線上不斷襲擊敵人單個部隊劫奪輜重，敵人頗受威脅。」對於贛南有聲有色的游擊戰爭，毛澤東也給予極大關注。1934年7月，他在膾炙人口的《清平樂.會昌》的詩詞中稱讚南線開展的游擊戰爭「風景這邊獨好」，「戰士指看南粵，更加鬱鬱蔥蔥。」他以詞言志，表達了自己對北線「陣地戰」、「消耗戰」的憂慮，而從南線開展卓有成效的游擊戰看到了希望。
二、中央紅軍長征前夕，羅屏漢參與籌劃、策應「羅塘談判」，為紅軍長征順利通過第一道封鎖線發揮重要作用
王明「左」傾冒險主義、教條主義使得紅軍失去了戰略上的主動，處處被動挨打，中央蘇區大部分陷落敵手，紅軍被迫實行戰略大轉移，開始踏上了長征之路。
紅軍長征前夕，中共中央和中央軍委正確分析了國民黨統治集團內部錯綜複雜的矛盾，利用陳濟棠想獨霸「南天王」寶座，欲借紅軍為「擋箭牌」抵制蔣介石的軍事壓力，同時又害怕與紅軍打仗以保存自身實力的矛盾心理，派粵贛軍區司令員兼政治委員、中共粵贛省委常委的何長工和中共中央局宣傳部副部長潘漢年為軍事代表和政治代表，前往尋烏縣羅塘與粵軍司令陳濟棠代表進行秘密談判，並簽下了五項協議：
「一、同盟停戰，取消敵對局面。二、解除封鎖，互相通商。三、互通情報，設有線電話（器材由陳濟棠負責）。四、我軍可以在粵北設後方醫院。五、可以互相借道，各方戰線後退二十華里」。
從江西尋烏縣徵集到的史料證實，羅屏漢參與了籌劃、策應「羅塘談判」。史料顯示：「1934年10月的一天，羅屏漢接到緊急通知，要求他火速前去見潘漢年與何長工。見面後，他們關了房門，進行了一整夜的長談，命令警衛連不允許任何人靠近房子。他們談了一夜，警衛連就守了一夜。第二天沒合眼，羅屏漢帶上警衛連又匆匆趕回部隊……，制定襲擾和牽制敵人的計劃。」
中央紅軍在轉移的途中，為貫徹中央與陳濟棠達成的「羅塘談判五項協議」，羅屏漢率領贛南遊擊隊根據敵情變化，及時調整對敵策略。當敵人遵守羅塘協定，主動給紅軍讓道時，羅屏漢率領贛南遊擊隊就與之「和打」、「假打」，互不傷及對方。而當有些敵人拒不為紅軍讓路，羅屏漢就率領游擊隊神出鬼沒地進行襲擾，與其「真打」，迫使其遵守「羅塘談判協議」。
由於中央與陳濟棠秘密簽訂「羅塘談判五項協議」，加之羅屏漢率領的贛南遊擊隊的策應，中央紅軍與陳濟棠粵軍達成默契，雙方保持了「外打內通」的關係，從而最大限度地減輕了紅軍主力轉移途中的阻力和戰鬥消耗，不傷一兵一卒地順利通過蔣介石設在贛南的第一道封鎖線。
三、中央紅軍長征後，羅屏漢擔任中共中央分局後方留守處主任，組織和領導粵贛邊游擊戰爭
1934年10月，中央紅軍出髮長征後，敵人潮水般地撲向中央蘇區，留下來堅持鬥爭的部分紅軍隊伍、地方幹部和革命群眾面臨異常殘酷的鬥爭形勢。根據中共中央指示，成立了中共中央分局和中華蘇維埃臨時政府辦事處，項英、陳毅分別擔任中央分局書記、蘇維埃臨時政府辦事處主任，領導南方八省游擊戰爭。羅屏漢根據中共中央分局的指示，擔任中央分局後方留守處主任，在項英、陳毅的領導下，負責處理中央紅軍長征後中央蘇區的善後工作，積極做好中央紅軍撤離後留下的幹部隱蔽、白區地下鬥爭、組織游擊隊等各項工作。
中央紅軍長征後，游擊戰成為中央蘇區的主要鬥爭方式。面對窮凶極惡的敵人，羅屏漢作為中共中央分局後方留守處主任，及時轉變鬥爭的方式，把部隊化整為零，開展隱蔽的游擊戰，在敵人的夾縫裡尋找生存的空間。1934年10月下旬，羅屏漢率領贛南紅軍游擊隊300多人，在興寧、龍川、平遠、安遠、尋烏一帶運用靈活機動的游擊戰術打擊敵人。
羅屏漢帶領隊伍在崇山峻岭中與敵人周旋，沿途收攏失散的紅軍戰士，始終堅持革命的紅旗不倒。1935年3月下旬，他在尋烏留車、中和之間的地段，與突圍出來的陳正人、周建屏、張凱等200餘人相遇，兩支紅軍游擊隊會合後在尋烏、興寧邊界開展游擊戰。6月下旬，為統一粵贛邊界黨政軍領導，陳正人、周建屏、羅屏漢、李天柱等人主持召開會議，決定成立粵贛邊軍政委員會。會議一致推舉羅屏漢為粵贛邊界軍政委員會主席，還決定把隊伍整編為三個游擊大隊，由粵贛邊軍政委員會統一領導。會後，羅屏漢研究部署護送病重的陳正人、周建屏順利到達香港。
羅屏漢把三個游擊大隊分散開展游擊戰，自己帶領一個游擊大隊轉戰在尋烏南，受到陳濟棠部幾千人的圍困。1935年7月，當隊伍突圍到龍川與興寧交界的徑口宿營時，由於叛徒的出賣，天亮時遭到300多敵人包圍。羅屏漢在彈盡援絕的情況下，為掩護受傷的警衛員而英勇犧牲，年僅28歲。
綜上所述，在紅軍長征史上、在南方八省游擊戰爭史上，羅屏漢都是一個英雄式的重要黨史人物，具有重要的歷史地位。在第五次反「圍剿」後期，羅屏漢帶領贛南挺進隊在粵贛邊打擊和牽制陳濟棠粵軍，阻止其北上，為中央紅軍長征出發前迅速集結贏得了寶貴時間。中央紅軍長征前夕，他與潘漢年、何長工參與謀劃、策應「羅塘談判」，為中央紅軍順利通過第一道封鎖線發揮了重要作用。紅軍長征出發後，他奉命留下來堅持游擊戰，並擔任中共中央分局後方留守處主任，可以說是中央紅軍長征的「送行人」。他為掩護中央紅軍長征以及掩護中央分局，組織和領導粵贛邊游擊戰爭而流盡最後一滴血。他的感人至深的英雄壯舉、不朽的歷史功績為紅軍長征史、南方游擊戰爭史譜寫了光輝的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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