聊一聊唐宋王朝的禁酒令（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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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文化作為中華民族飲食文化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在中國古代具有鮮明的政治特色。這主要表現在中國古代統治者通過國家權力對社會的酒事行為、酒事活動進行強制性的干預，並頒布一系列酒禁詔令實行酒政限制。

在中國歷史上，酒禁現象始於部落聯盟時期的大禹時代，西周開國之初頒布的《酒誥》則被視為我國古代第一部酒政禁令。西周以後，歷代的統治君主均以詔令形式頒髮禁釀禁配禁飲的「酒禁」政策，並利用國家權力強制施行。 唐宋兩代雖有酒禁，但酒禁政策有所不同。唐立國伊始，高祖「以谷貴禁關內屠配」下令禁酒，此後太宗、武則天、玄宗當政期間稍有鬆弛，不禁止群飲，並多次賜酣。

但在唐中晚期酒政發生了很大變化，此時政府一面禁止製造和銷售酒，另一面又實行榷酒政策，對酒課以重稅。而有宋一代，酒稅成為國家一項重要財政收入，政府為了獲取更多稅銀，甚至還有暗中鼓勵人們飲酒。就唐宋兩朝的酒禁而言，本文主要圍繞其共性之處進行探討

在以農業作為立國之本的中國古代，糧食的多少關乎國家的穩定。酒的釀製需要以糧食作為原材料，為節約糧食而頒布的酒禁在唐宋時期屢見不鮮。同前文所引，唐高祖武德二年乙卯，「以谷貴，禁關內屠配」。高宗咸亨元年八月庚戌，「以谷貴禁酒」。玄宗時又因鬧饑荒而禁酒「玄宗先天二年十一月禁京城酤酒歲飢故也」。宋太祖立國之初也因谷貴缺糧於「建隆二年夏四月庚申班貨造酒麴律」，禁止私市酒麴以及以私酒入城。建隆三年太祖又修酒麴之禁，禁止私造及持私酒入官沽地。

此時酒禁最重要的原因，是因為糧食的匾乏，如果一旦糧食有盈餘，朝廷便解除酒禁之令，仍依常式。唐肅宗至德三載三月辛卯「以歲飢，禁配酒，麥熟之後，任依常式」。在其它文獻中載有相同內容：

「為政之本，期於節用。今農功在務，凜食未優，如聞京城之中，酒價尤貴。但以曲粟之費，有損國儲，游惰之徒，益資廢業。其京城內配酒，即宜禁斷，麥熟之後，任依常式。」

早在部落聯盟時代酒就被大禹認為是「亡國之物」，西周時的《酒誥》更是受到歷代統治者的推崇。傳統儒家酒德觀認為，飲酒不僅會使民眾敗德傷性，而且還會讓國君亡國，君主們常常以此為鑒頒布禁酒詔令。唐高祖曾下《禁屠配詔》：「酒醒之用，表節制於歡娛。……然而沉湎之輩，絕業忘資，惰窳之民，騁嗜奔欲，方今烽隧尚警，兵革未寧……關內諸州官民，宜斷屠配。」

《說文·酉部》：「酒也，就也，所以就人性之善惡也」。宋代何刻所著的《酒爾雅·釋酒》更指出「酒者……亦言造也，吉凶所由造也」。說明飲酒過量會造成一些不好的行為和後果，人性中醜惡的一面會因為酒的刺激而暴露出來。《唐令拾遺·選舉令》載:「【開七】【開二五】諸癲狂酗酒，皆不得任侍衛之官」。

可見飲酒不加節制還會影響仕途的發展。在宋代時，又因送酒會增加士兵和驕道的負擔，而禁止在節日里以酒相饋。據相關史料記載:「神宗熙寧三年，禁諸郡節序以酒相饋。」《續資治通鑒長編》卷二一0載有相同內容:「熙寧三年夏四月甲申，詔諸路州軍遇正、至、寒食、端午、重陽節序，無得以酒相饋。」

這主要是因為「知渭州蔡挺言陝西有公使錢許造酒處，每五節以酒交遺，以行經二十驕者掣負去來，道路煩苦，請禁止。許之。至是，都官郎中沈衡復言知莫州柴貽簌送別州酒至九百餘瓶，所差兵夫至二百餘人，其違法勞人可知。故並諸路禁止焉。」此「禁令」主要是從減輕士兵和驕道的負擔出發，而禁止在上述節日里相互饋酒。

另外，還有因特殊情況而頒布的臨時性禁酒詔令。《唐令拾遺·儀制令一八》載:「【開二五】國忌日，惟禁飲酒舉樂」。《舊唐書》卷一七載，唐文宗於太和七年再次重申「國忌日禁飲酒」。此規定在《宋刑統》中也再次出現，這表明唐宋兩代國忌日禁飲酒己成為慣例。

除了頒布酒禁外，唐宋政府還實施榷酒政策，在限制民間酒事行為的同時攫取大量的酒稅增加國家財政收入。榷酒，即是國家壟斷酒的生產和銷售，不允許私人從事與酒相關的行業。它始於西漢武帝天漢三年「初榷酒配」，東漢至唐初，政府不甚重視酒利，唐中葉以後才實行榷酒政策。代宗廣德二年十二月救:「天下州各量定配酒戶隨月納稅，除此之外不問官私一切禁斷。」

雖然代宗又於「大曆十四年罷榷配」，但由於朝廷出兵平亂，以致軍庫空虛，唐德宗於建中年間下令:「禁人配酒，官司置店收利，以助軍費」。宣宗時又因「禁止私配，過於嚴酷」而頒布《寬私配禁勃》:「揚州等八道州府置榷曲，並置官店配酒，代百姓納榷酒錢，並充資助軍用。……如聞禁止私配，過於嚴酷，一人違犯，連累數家，間里之間，不免咨怨，宜從今以後，如有人私配酒及置私曲者，但許罪止一身，並所由容縱，任據罪處分，鄉井之內，如不知情，並不得追擾。其所犯之人，任用重典，兼不得沒入家產。」

雖然宣宗朝對民間私配行為採取比較寬容的態度，刑法嚴酷程度有所減輕。但榷配政策為唐王朝充盈國庫作出了很大貢獻，因此，該政策一直延續到唐亡。

宋代是我國歷史上唯一自始至終實行榷酒制度的封建王朝，在繼承唐代的基礎上榷酒制度趨於成熟完備，酒稅成為國家主要的財政收入。因為榷酒政策可以讓國家以壟斷的方式攫取豐厚收入，緩減軍費不足和充盈國庫，所以統治者常常頒布禁令嚴格禁止民間的私釀私賣行為。兩宋時榷酒形式增多，政府為了增加財政收入，對民間酒事行為的控制略有松馳。但在官酒禁地和鄉村酒場所在地的劃分上還是很嚴格，兩者不得相互越界，在官酒禁地內不允許民戶私釀私賣。

建隆二年夏四月，太祖詔:「漢初，犯私曲者並棄市，周祖始今至五斤死。上以周法尚峻，壬戌，詔民犯私曲十五斤，以私酒入城至三斗者，始處極典，其餘論罪有差。私市酒麴，減造者之半。」建隆三年「又修酒麴之禁。凡私造差定其罪，城郭二十斤，鄉間三十斤，棄市。民敢持私酒入京城五十里，西京及諸州城二十里至五斗，死。所定里數外，有官署沽酒，而私酒入其地一石，棄市。」到乾德四年時刑罰有所減輕「私造酒麴至城郭五十斤以上，鄉間一百斤以上;私酒入禁地二石三石以上，至有官署處四石五石以上者，乃死」。從犯禁標準和犯禁後所受的刑法標準看，宋初酒禁刑法殘酷野蠻極具威懾作用，廣大民眾心生畏懼，鮮有人敢輕意觸犯。

——　ＥＮ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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