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大學者

編者按:下面這些文字是筆者近一年半以來讀書和思考的結果。寫作此文，筆者並不想影射什麼，如果和什麼有一些關聯的話，也純屬巧合。當然筆者並無權利要求觀者不去聯想，正如當筆者被別人攻擊為「偏執狂」時抗辯說「你們雖把月亮看作嫦娥，為什麼不容許我看作是一塊燒餅」時是一樣的。筆者學養有限，雖說「卑之，無甚高論」，卻是他真正動腦子寫的東西。再者，筆者素不喜臧否人物，文中雖然對易中天先生有所貶抑，或許也是出於對長者求全責備的心理吧！

中國應該算是有大學者的，你看，孔老莊孟荀韓非不都是嗎？其實不是的，在古代中國最後只剩一個學者和他的徒弟，就是荀子和韓非。譚嗣同說：「二千年來之政，秦政也，皆大盜也；二千年來之學，荀學也，皆鄉愿也；惟大盜利用鄉愿，惟鄉愿媚大盜。」你看，那號稱仁義的劉備臨終時不只是悄悄告訴兒子要「攬申韓之法術」嗎？就是這樣，古代的鄉愿和大盜亦步亦趨，出雙入對，一起「牧民」。

錢穆曾說：「若要講自由,中國人也最自由。」那被「牧」之民貌似是自由，但是是被奴役的自由。被奴役是最穩定和安全的，因為它是奴隸主的私有財產，奴隸主自然要愛惜他自己的財產（即古之所謂「仁政」「德政」）。在古代，奴隸之於奴隸主，其實與牲畜無異，故叫「牧民」。在洛克看來，奴隸主奴役奴隸是合理的，因為通過戰爭，奴隸主征服了奴隸，奴隸因而也就讓渡出了生命權。奴隸主是用鮮學換來的對奴隸的奴役權，用吳思先生的話說，這就是「血酬」——鮮血的報酬。奴隸主其實也是用鮮血換回自由的。在中國古代，用黑格爾的話說是，全國只有一個自由人，那就是帝制時代的君主（不是漢獻帝式的）。因而不可能有所謂的「天賦人權」，有的只是「天賦君權」罷了。

中國人的快樂，多半是繁殖的快樂；（古代）中國人的自由，多半是繁殖的自由。正如孟德斯鳩在《論法的精神》中所說：「那裡的婦女其生育能力之強，是世界其他任何地方所從未見過的。即使是最殘酷的暴政也不能夠使人口繁衍的進程停止……中國的人口繁衍卻永遠生生不息，而且將戰勝暴政。」中國人嚮往的是四世同堂、五世同堂和多子多福，嚮往的是在長幼尊卑有序的席面上的其樂融融。所以說繁殖的快樂一旦取消，災荒年月賣兒鬻女，他們就很快不快樂甚至憤怒了。

終於，有了不安於做大奴隸主的奴隸的小奴隸主要起來革命了。第一次，是武王伐紂。然而當年武王伐紂時，伯夷、叔齊卻在馬前阻攔，強烈反對以暴易暴的革命。中國不缺皇位革命、肚皮革命，只是缺少思想革命、頭腦革命。或者如梁啟超所說：「兩千年中國歷史只是沒有正式的革命。」

中國有史以來，充其量只有一個半民主革命者——宋教仁和蔡鍔。然而蔡鍔所謂的「反袁護國」，不過是一個「捨得一身剮，敢把皇帝拉下馬」的好漢。這種追求「平等」（至少在起事早期是這樣，或者說是口號）的好漢，從陳勝、吳廣以降，在這片多災多難的土地上，不知道湧現了多少。

正如李敖所說，中國人民必須有暇自哀，以此為鑒……否則的話，不論賢或不肖，終歸於盡。長則百年、短則數載……依舊周而復始、改朝換代而已。

論及中國文明，人們一般說是缺少科學家，這似乎已是不刊之論。而我則恰恰認為廣義的中國人里不乏科學家，所缺的恰恰是廣義的哲學家。大科學有楊振寧、李政道、丁肇中、錢永健，如果不嫌我絮叨，我還可以往下列這個名單：陳省身、邱成桐……然而，我們非但沒有洛克，沒有盧梭，沒有托克維爾，沒有韋伯，也沒有尼采、羅素和杜威，甚至沒有福澤諭吉。我們不曾有拿著自譯的半部《社會契約論》高呼「板垣雖死，自由不死」的學者，也沒有高頌「若為自由故，二者皆可拋」的詩人。我們有的是不著邊際的文學、史學和繪畫書法。試想，少一個漫天吆喝的李白和一本號稱絕世經典的《紅樓夢》，又如何呢？當然，這會讓現在很多學究失去飯碗。直到上世紀末，中國學界津津樂道並且痴迷醉心的還只是《管錐篇》那樣的大部頭資料集錦。

丁汝昌先生曾經對中國人的「歷史癖」極力辯護，我以為還是少些為好。中國自古就不乏秉筆直書的史官和縱論捭闔的史家，卻沒有修昔底德式嚴密論證方法，所以於事無補，只是皓首窮經的打發無聊時間而已。真正的「大君」是不在乎這些勞什子的。像易中天這樣的大學者，也沉浸在歷史癖里不能自拔，真希望他不要再寫這種歷史了。

大學者之大，不在於專。顧准和丁文江，都不是專門研究哲學的，卻能在哲學上振聾發聵，恰在於他們門外漢的身份。他們能夠運用最基本的方法和理性，少了專家的拘束和限制。所以他們常有迥異於俗的真知灼見，能發別人所不能發、不敢發和不願發。

借用魯迅的話說，早就應該有一片嶄新的文場，早就應該有幾個理性的大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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