粟裕與饒漱石的離合往事

粟裕與饒漱石的離合往事

張雄文

本文發《名人傳記》2018年第一期。

戰爭年代，饒漱石與粟裕同屬華東戰略區，兩人往來時間長、命運一度相關。

如今，饒漱石已是一個令人頗感陌生的名字，當年卻堪稱「華東王」，除了軍事外行，其它黨政工作都說一不二，擔任過華中局書記兼新四軍政委、華東局書記兼華東軍區政委等顯赫職務。

然而，在「皖南事變」前，他在黨內還是一個地位不高、籍籍無名的人物，甚至沒當過一天紅軍，更未指揮過任何部隊作戰。

將帥起於卒伍。沒有紅軍作戰履歷的饒漱石是典型的軍事外行，解放戰爭第二年的1947年10月，毛澤東才考慮「讓漱石學習戰爭指揮甚為必要」。

一年後，戰爭進程因粟裕指揮的豫東戰役、濟南戰役和林彪指揮的遼瀋戰役大為縮短；又過一年，戰爭順利結束，開國大典的禮炮轟響。饒漱石的軍事沒能「學習」出來，官銜卻越來越高。

然而，「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饒漱石很快又於1953年折戟沉沙，一生顯赫時間不過十二年左右。

一、饒漱石回國後，粟裕成為其部下，兩人開始往來

1941年1月前，「軍事專業」的粟裕與「政治專業」的饒漱石沒有任何交集。

粟裕自1927年8月南昌起義中共軍隊草創伊始，始終未離開過這支軍隊。饒漱石自1927年開始，先後在東北和上海從事躲秘密工作，被捕入獄約一年，又兩度長期出國，抗戰爆發第三年的1939年11月才回來，因過去一同從事過東北地下工作的老同事劉少奇力薦，被中共中央派到東南局和新四軍，出任副書記兼新四軍軍分會委員。這時，空降的饒漱石黨內職務超過了僅為東南分局委員的陳毅，軍內職務超過了時為江南指揮部副指揮的粟裕，但新四軍將士對他十分陌生。

他的人生轉機是「皖南事變」。

1941年1月，新四軍軍部及所屬九千多人遭蔣介石重創，葉挺被捕，項英殉職。毛澤東當即重建新四軍，饒漱石出任華中局副書記兼宣傳部長，又先後兼任新四軍政治部主任、副政委。一年後，華中局書記兼新四軍政委劉少奇奉命返回延安，舉薦饒漱石代理自己的職務，饒漱石成為了華中局和新四軍的一把手。幾年後毛澤東對陳毅說：「他（饒漱石）也是少奇推薦的，少奇說他組織思想強。」

於是，一師師長粟裕與饒漱石有了往來的歷史。

這時，新四軍七個師活動範圍各為一個戰略區，獨立自主抗擊日偽軍。粟裕所在的蘇中區與饒漱石軍部所在的淮南區（二師）被日偽軍阻隔，兩人直接來往不多，根據地建設，特別是主要進行的抗日游擊戰基本上各自為陣，少有由軍部統一部署的聯合行動，兩人直接來往不多。

他們僅有的兩次重要往來卻令粟裕心情不愉快。

一次是黃花塘事件。

1942年10月與1943年6月，饒漱石兩度主持會議，抓住過去新四軍代軍長陳毅一度取代毛澤東紅四軍前委書記的舊事對他進行批判整風，密電毛澤東更換軍長，說「望中央速決定物色才德兼全的軍事政治負責幹部來幫助我們」。

結果，毛澤東將陳毅召往延安，由張雲逸擔任代理軍長職務。心情複雜的陳毅途中寫詩說：「西去路漫漫，風物仔細看。不知霜露重，應悔著衣單。」

粟裕奉命參加過其中一次會議，饒漱石指定他第一個發言批判陳毅時，他雖然不知事情的嚴重性，但幫陳毅說了話：「陳軍長這個人大家都是了解的，還是大家多談談，而且，這件事也不是什麼大不了的事，說開了，就解決了。」

隨後他返回蘇中作戰，對陳毅離開一事毫不知情。多年後他回憶說：「我是後來才從長期在黃花塘軍部養病的一師政委劉炎同志處聽到一些傳聞。」但這一事件後來成為粟裕挨批的罪責之一。

一次是車橋戰役。

1944年3月，粟裕指揮發起「圍點打援」的車橋戰役，殲滅日軍大佐以下四百六十多人，偽軍五百多人。延安新華社和《解放日報》都發表消息祝賀勝利。

饒漱石收到粟裕的彙報電後，卻指責他 「主動過分暴露自己力量」，「過分刺激敵人，很可能引起敵人大的報復」。粟裕只得進一步闡述和解釋發起車橋戰役的理由。事實很快證明饒漱石的「擔心」多餘，日薄西山的日寇不攻反縮，蘇中和華中的戰略反攻隨即開始。

此後饒漱石在軍事上不再過問，對前方粟裕所請一般鼎力支持。

二、同處華東戰略區，建議粟裕出任華東野戰軍司令員兼政委

1947年1月至8月，粟裕和饒漱石開始了同處華東戰略區，但並不在一個司令部共事的時期。一個與陳毅在華野司令部負責前線戰役指揮，一個在後方負責華東局和華東軍區，統籌黨務、地方和後勤工作。

因華東野戰軍直屬中央軍委和毛澤東指揮，饒漱石無權調度也無能力參與軍事，兩人除開會偶爾見面，往來極少。多是粟裕和陳毅致電毛澤東上報作戰計劃的同時按慣例順便通報華東局，以便地方工作緊密配合。

如果說粟裕是「戰必勝，攻必取」的韓信，饒漱石則似乎是「撫百姓，給饋餉，不絕糧道」的蕭何，兩人一軍事一政治，一前方一後方，均表現出色，功不可沒。

這一年7月，為配合劉伯承、鄧小平的晉冀魯豫野戰軍出擊大別山，華野奉毛澤東之令倉促分兵三路，連打了南麻、臨朐兩個消耗戰，司令部幾個負責人員隨之發生了意見分歧。

粟裕單獨署名致電中共中央和華東局自請處分。毛澤東回電安慰他「安心工作，鼓勵士氣，以利再戰」，並將華野主力部隊交粟裕指揮，令其速去魯西南配合劉鄧作戰。

似乎看出某些端倪的華東局書記饒漱石也馬上回復粟裕並報毛澤東，說他「二十年革命戰爭中，你對黨對人民貢獻極大」，還頗體貼地叮囑：「自七十四師殲滅後，你頭暈病久未痊癒，我們甚為懷念，望珍重。」

這一年10月15日，毛澤東致電陳毅、粟裕，指令「讓漱石學習戰爭指揮甚為必要」，樂觀地估計「再過若干時期，漱石及黎玉均可在軍事指揮上鍛鍊出來」。

他安排陳毅和粟裕專心指揮華野主力經營中原，山東內線的東兵團則交饒漱石指揮。不過，毛澤東也深知饒漱石從軍履歷不長，「學習戰爭指揮」並非能一蹴而就，因而東兵團事實上多由中央軍委與他本人直接指揮。

1948年5月，毛澤東為讓粟裕放手在中原地區打大仗，突然決定將華東野戰軍司令員兼政委陳毅調往中原軍區和中原野戰軍擔任副司令員，職責是「建立中原軍區及中原局經常工作」，由粟裕接替其在華東野戰軍的職務。粟裕深感意外，再三謙讓，毛澤東最後保留了陳毅在華野的職務，但人依然必須前往中原軍區，粟裕則出任華野代司令員兼代政委。

陳毅對這一組織調整沒有思想準備，後來直到毛澤東催促後才離開華野。臨行前，陳毅託人帶給周恩來一封簡訊，其中說「明日即西去，毫無企圖留部隊之意，並望將來能隨軍入川」。陳毅傳記《傳檄到中原》說：「這個決定的實質是：實際上是將陳毅調離華東，並且免去了他對軍隊的指揮權——軍權」，「對這，陳毅不能不有所感覺」。

另一部傳記《一個老兵心目中的陳毅元帥》則記載了他突然被調中原的原因：「中央有人說：『陳毅在山東，很多有能力的幹部他沒有充分用起來，很多事情他攬在自己一個人身上，結果這些事情沒有做好。』而這人和饒漱石的關係密切。」

「這人」指的是長期培養饒漱石的劉少奇。此前不久，饒漱石奉命到西柏坡參加了劉少奇主持的中央工委會議，與他又相處了近半個月。

這些組織調整的起因，不僅陳毅一概不知，專註於打仗的粟裕也毫不知情。

三、饒漱石奉毛澤東之命，協助粟裕對華東野戰軍內部關係加以調整

1948年5月，陳毅離開華野司令部後，粟裕與饒漱石的直接交往也多了起來。

為給粟裕打大仗提供更多便利，毛澤東將山東兵團重歸華野司令部指揮，致電饒漱石等人說：「許世友譚震林下一步作戰統由陳毅、粟裕決定並指揮之。」饒漱石解除了軍事指揮的壓力，對後勤組織得心應手，有求必應。5月15日，他和張雲逸便緊急抽調了5個團補充粟裕的華野主力部隊。

這時候，華野主力許多家屬留在山東後方，前方將士十分牽掛。粟裕決定創辦一所華東婦女幹部學校，安置這些家屬，使她們「各有一項專業職能，培養成為將來的建設人才」。

他與即將離開的陳毅聯名致電饒漱石，提出了這一設想。饒漱石很快著手組建這一學校，幾個月後，華東婦女大學開學，章蘊任校長。

1948年9月，指揮華野主力殺回山東的粟裕準備進行淮海戰役時，戰役籌劃和指揮任務更為繁重；華野三路人馬重新會合，山頭主義與無政府主義等現象也客觀存在，亟待加強政治工作。毛澤東要求粟裕召開一次幹部會議，「統一作戰意志，調整內部關係」。

這時，全國四大野戰軍中除規模小的西北野戰軍彭德懷兼任司令員和政委外，東北野戰軍司令員林彪配有政委羅榮桓，中原野戰軍司令員劉伯承配有政委鄧小平，唯有華東野戰軍由粟裕一肩挑，擔任代司令員兼代政委。

毛澤東深知粟裕身邊缺少一個合適的政委協助處理內部關係，指揮環境較差，因而打算讓陳毅重回華野幫助粟裕。陳毅因故不能前來後，毛澤東馬上又想到了剛參加完中央9月會議，正在返回山東路上的饒漱石。

饒漱石是華東局書記兼華東軍區政委，廣義上說是毛澤東談及的「華東軍區和華野全軍的政治委員」。毛澤東電告他說：「到華野前委後，可幫助工作一個時期。」饒漱石很快抵達曲阜的華野司令部，與粟裕第一次在同一個司令部合作。

10月5日，華野第二次前委擴大會議正式召開，全軍師以上將領參加，粟裕以代前委書記身份主持會議。

饒漱石在會上傳達中央9月會議精神時，結合華野濟南戰役中出現的個別情況批評說：「中央對各兵團服從中央服從前委的領導有所了解，曾反覆指示全軍要服從粟裕同志的指揮。可是有些同志竟鬧無紀律無政府的現象，不尊重前委的領導，不服從粟裕同志的指揮。」他強調：「中央責成華野前委要開這一次會議，展開對無紀律無政府狀態的鬥爭，加強紀律性來保證勝利。」

隨後，各縱隊和各師主要負責人開展了批評和自我評價。華野司令部也處理教育了一兩個有自由主義傾向的縱隊司令員。

為防止再度出現「軍閥主義、本位主義」，避免將華野司令部視為「西兵團」的山頭主義行為，粟裕在饒漱石的協助下，決定對原山東兵團進行重新組編。

原山東兵團原下轄7縱、9縱和13縱，粟裕將其主力9縱與原外線兵團的10縱進行調換，即新的山東兵團下轄7縱、10縱和13縱，9縱則和1縱、3縱、4縱、6縱、8縱、魯中南縱隊等部隊一樣，由華野司令部直轄。

隨後的淮海戰役中，山東兵團的編製雖然還在，但與原山東兵團已非一回事；此外，司令員許世友因病繼續離崗，由副司令員王建安、政委譚震林指揮，整個兵團完全融入華野全軍之中。

這一段時間裡，因饒漱石暫駐華野司令部，因而粟裕在上報毛澤東作戰文電時也請其聯名，因其黨內地位高，還將其列於自己前頭以示尊重。兩人的直接往來也較多，粟裕不久率軍南下作戰後，饒漱石讓自己的警衛員接送他正在上學的小孩。原饒漱石警衛員景玉川晚年回憶說：「饒跟粟裕很好，粟裕小孩小龍在八一小學，禮拜天、禮拜六都是我去接回來住，禮拜一我又給送回去，那時粟裕和愛人在前線（南方）」

10月23日，粟裕簽發淮海戰役的預備命令後，依然在濟南處理各種事宜。毛澤東很不放心，去電指令：「粟（裕）譚（震林）在濟南不要留太久，濟南方面一切問題交（饒）漱石處理」。

粟裕馬上開始交接工作。意外的是，正要整裝待發時，毛澤東突然給了他一頓批評。

10月30日，饒漱石接到毛澤東以中央軍委名義發來的電報，說「華野前委書記對於執行中央請示報告制度及在軍隊中開展反對無紀律無政府狀態反對事前不請示事後不報告經驗主義與游擊主義的惡劣作風，至今沒有表示態度，亦未申明理由」。他交代饒漱石：「你是華東軍區及華野全軍的政治委員，現責成你傳達中央意旨，處理此項問題，並以結果電告為盼。」

饒漱石收到毛澤東的指令後，馬上約粟裕談話，建議給毛澤東寫一個檢討報告。

此時，軍情緊急，粟裕已無時間靜下來重新寫報告，而中央又規定必須首長本人親自動筆。他只得對饒漱石說：「這個檢討報告遲早是要作的，等打完這一仗再說吧。」

10月31日，粟裕率領華野司令部趕到了前線，饒漱石則留在後方濟南處理後勤等事務，與粟裕和華野司令部也就分開了。此後，粟裕上報中央軍委或者通報友鄰中原野戰軍的電報里，再沒有了饒漱石的聯名。

四、饒漱石負責後方事務，全力支持粟裕的前方作戰

饒漱石不負責野戰軍事務，但對華野的後勤供應等十分盡責，與粟裕往來電報也較多。

11月6日，淮海戰役打響的第一天，饒漱石便致電中共徐州市委並告粟裕等人，要求「徐州市委直接受華野前委領導」，以便於徐州地下黨配合野戰軍作戰。第二天，粟裕得知國民黨軍撤離新浦、海州、連雲港，馬上致電饒漱石並報毛澤東，建議華東局派人統一組織領導接收，饒漱石隨即進行了安排。

不久，根據戰場需要，粟裕又向華東局建議，一是尚屬於華東軍區建制渤海縱隊南調運河線集結待命；二是由淮海區地方部隊抽調3個團充實華野12縱；三是華東後方已動員之新兵到台兒庄集結以補充部隊。饒漱石不僅很快複電同意，還決定由膠東地區抽調7個基幹團補充野戰軍主力部隊。

華東野戰軍包圍杜聿明集團後，因「部隊連續作戰，日夜不停，並常吃不到油鹽，甚為疲勞」，粟裕又向饒漱石求助。

他致電毛澤東並告華東局，建議「由華東局、軍區首長予參戰部隊慰勞，平均每人（指戰員）能分到香煙五包、豬肉半斤，舉行會餐，恢復體力」。饒漱石回復說，完全同意並經軍委決定。

戰役結束後，粟裕率華東野戰軍進行休整，準備渡江戰役。饒漱石組織了華東慰問團奔赴前線慰問參戰的華東、中原野戰軍和支前民工。慰問團除攜帶大批慰問金、慰問信及慰勞品外，還帶有華東軍區文工團、華東平劇團等劇團。粟裕出席了慰問團在徐州召開的慰問大會，代表華東野戰軍接受錦旗並發表了講話。

1949年10月開國大典前後，粟裕當選三野代表團團長兼首席代表，隨後第一次當選為中央軍委委員。饒漱石也首次成為軍委委員，排名居於粟裕之後的第四位。

1950年8月，華東軍區與第三野戰軍合併，饒漱石兼任華東軍區暨三野政委。這時起，他才有了野戰軍政委的名義，但激烈的戰爭早已結束，建國已有近一年時間。粟裕則已調任東北邊防軍司令員兼政委，又因病赴莫斯科治病，回國後又調任總參謀部，事實上離開了華東軍區暨三野，與饒漱石也就鮮有交集了。

五、饒漱石事件，粟裕起初有驚無險，最終受其累

1953年夏，政壇上如日中天的饒漱石與高崗一道突然被揭露有「分裂黨」的活動，很快失去了自由。

第二年1月，華東局書記兼華東軍區司令員陳毅召集粟裕、譚震林、張鼎丞等人開會，傳達了關於饒漱石錯誤問題的內容。一個星期後，中共中央又組織召開「關於饒漱石問題座談會」，由鄧小平、陳毅和譚震林主持，粟裕奉命與會。

粟裕在大家發言後，也從他們揭露出來的饒漱石曾提出「以粟代陳」談到了一件事：「在華中野戰軍與山東野戰軍合併的時候，饒跟我講過幾次：『現在還是陳毅負責，將來你要負主要責任。』」

他說：「職務的事，是中央決定的嘛，你饒漱石說了就算數？你饒漱石憑什麼封官許願？這完全是拉攏我的一種手段。」

他還說：自己「對饒漱石的錯誤方針是有抵制的，淮南黃花塘事件各師同志不清楚，劉炎回來含含糊糊地說了一下，說陳總反對政治委員制度。我不好多問，但對於饒的領導還是有抵制，如發展根據地，對敵鬥爭、整風」。

粟裕認為，饒漱石不懂軍事，「他是一個書生，稍有一點風吹草動，他就很緊張，就驚慌失措。我們的具體戰鬥行動就是對他的抵制。」

粟裕說到了自己與饒漱石保持正常工作關係的原因：「但那時他是華中局唯一的領導人，不好怎樣明顯地反對他。政治上他是偽君子，那時中央信任他，我們只有服從。」

然而，令他沒想到的是，饒漱石的問題被引火燒身，很快牽扯到了自己身上。

1955年3月召開的中共全國代表會議上，一個重要議題是批判「高崗饒漱石反黨聯盟」。會議分組批判饒漱石時，陳毅、鄧小平、譚震林與張鼎丞、劉伯承、粟裕等人出席。

會上，有人因戰爭年代饒漱石提出過「以粟代陳」，後來又將陳毅「趕到」中原軍區，以及饒粟關係「密切」等問題，對粟裕進行過火的和不符事實的批判，企圖把粟裕向饒漱石線上掛，而粟裕還毫無察覺，僅僅實事求是做了一些解釋，經劉伯承提醒後，他才有所警覺。

這年4月1日，陳毅又在北京飯店主持召開「華東同志座談會」，繼續就「饒漱石和粟裕的關係問題」，對粟裕進行集體「幫助」和「批評」。

粟裕被迫做了檢討，解釋自己過去與饒漱石僅僅是正常工作關係，實事求是承認自己對饒漱石「缺乏應有的警惕」，毛澤東這時對粟裕也十分信任，他最終僥倖「過關」。

樹欲靜而風不止，風波很快又席捲而來。

1958年軍委擴大會議前後，粟裕突然遭遇批判，罪名是「反黨反領導的極端個人主義者」，表現之一是與陳毅 「搞不好」，主要依據是「隨饒（漱石）反陳（毅）」，是饒漱石的「幫凶」，1943年在黃花塘批鬥陳毅，趕走陳毅。

粟裕解釋兩次黃花塘會議只參加了一次，「趕走陳毅」的一次自己當時根本就不在黃花塘。但會議組織者認為，粟裕在前方，屢打勝仗，給饒漱石提供了一個「安全穩定」的「批鬥陳毅的環境」，「間接地支持」了饒漱石。

粟裕最終被撤銷總參謀長一職，調任新組建的軍事科學院任副院長，並被限制接觸軍隊，「錯誤」也被口頭傳達到軍隊團一級，地方地委一級。

他頭上被潑的「髒水」因而流傳久遠，1979年10月，粟裕憤概地說：「聽說現在還有人說，1943年饒漱石趕走陳毅同志，我是支持饒漱石的。這完全是莫須有的。我想這是1958年對我的批判所造成的惡劣影響。」

然而，直到辭世10年後，中央軍委才公開給他平反，說「1958年，粟裕同志在軍委擴大會議上受到錯誤的批判，並因此長期受到不公正的對待。這是歷史上的一個失誤。這個看法，也是中央軍事委員會的意見。」

1975年3月，饒漱石因病辭世，九年後的1984年2月，粟裕也離開人世。兩人跌宕起伏的過去，都成為了冰冷卻也永恆的歷史。

（責任編輯/張靜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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