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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救下猶太人的法西斯

原標題:那些救下猶太人的法西斯



(圖片來源:全景網)

二戰時期有個溫馨感人的故事,1943年希特勒當局計劃消滅丹麥的猶太人,集體抓捕送往集中營。勇敢善良的丹麥民眾沒有服從納粹,警察給猶太人安排出逃路線,計程車司機免費載客,漁船搭乘猶太人出海,有8000多人成功逃到了中立國瑞典。


這原本是好事一樁,傳開後卻有些變了味。好事之徒添油加醋,編造說:納粹剛佔領丹麥時,要求猶太人在外衣上佩戴黃色六角星,以示羞辱。國王克里斯蒂安十世抗議,親自戴上黃星走上街頭,次日丹麥市民紛紛效法,也都佩戴黃星。


這個虛構的故事之所以流傳廣泛,是因為大家一廂情願地認定丹麥國民素質高,天性樂善好施。再參考同時期反猶主義在波蘭(300萬猶太人遇害)、匈牙利(65萬人遇害)等國的盛行,一個結論似乎不證自明:西歐是道德高地、文明之光。


《審問歐洲》一書打破了這個固有印象。作者伊斯特萬·迪克,哥倫比亞大學教授,研究二戰、魏瑪共和、1848年革命多個領域。他分析奧匈帝國軍事的著作,受到北約高層的青睞,將軍們想打造一支泛歐洲的部隊,需要吸取歷史上的經驗教訓。

對中國人而言,伊斯特萬最有價值的研究還屬二戰部分。以往我們把這場戰爭看做善惡對立的正邪之戰,然而研究得越深入,各種問題浮出水面。塞爾維亞、希臘的抗德游擊隊是否濫殺無辜?維希法國有多大的合法性?丹麥等西歐富國真的厭惡暴徒希特勒?


近年出版界引入《野蠻大陸》、《零年》等譯著,零星地提及了上述問題,但如此系統梳理,《審問歐洲》還是頭一本。伊斯特萬給出不同於主流的意見,動搖了傳統二戰歷史觀的堅固基石。


1940年荷蘭被閃擊戰打敗,很快跟柏林當局合作,該國猶太人死亡率高達75%。荷蘭官員符合漢娜·阿倫特的「平庸之惡」概念,他們並不狂熱偏激,僅僅把管理猶太人當作一份普通工作,細緻地搜集猶太人的姓名、年齡等個人信息,彙編成冊呈交到柏林。假如沒有這些情報,那麼「大屠殺」(Holocaust)執行起來會困難許多。


其實戰爭初期,德國人的監視並不嚴格,荷蘭居民如果要把猶太鄰居隱藏起來,並不會遭到嚴懲,但荷蘭沒有出現辛德勒式的義人。挪威的情形也類似,大眾對本國猶太人的生命漠不關心,沒有儘力拯救他們;法國人乾脆為虎作倀,主動跟納粹一起迫害猶太人。


甚至英國人也有排猶的劣跡,1940年6月德軍佔領英吉利海峽上面的群島,其中一個叫奧爾德尼的小島,成為關押猶太苦工的集中營。當時歐洲各國都淪喪於納粹之手,丘吉爾驕傲地宣稱,英格蘭民族擁有約翰牛精神,堅強不屈。海峽群島的英國居民顯然辜負了丘吉爾的期望,他們對德國人畢恭畢敬,還列出了一份清單,上面寫有當地猶太家庭的詳細地址,主動上交給蓋世太保。

西歐多數民眾選擇跟納粹合作,丹麥營救猶太人是一個特例,而不是常態。選擇性讚頌丹麥,暗合了當下流行的淺薄價值觀:中產階級體面有教養,窮人之所以窮是源於窮人思維。這種邏輯擴大到國際領域就是,西歐人富養出來的,矜貴識體,舉止優雅;東歐南歐窮山惡水出刁民,盛行粗鄙民粹的法西斯。


只要稍微研究下各國猶太人的死亡率,就知道這不符合事實,比利時的數值為60%,比軸心國羅馬尼亞的50%還要高;盧森堡為20%,跟經濟欠發達的義大利持平。


作為法西斯的始作俑者,墨索尼里在猶太政策上卻有著驚人的包容。在政府高層的默許下,知識界、牧師、修女和普通民眾藏匿了大部分猶太公民,以至於法國、希臘、克羅埃西亞等國的猶太人受迫害後,跑到羅馬尋找避難所。直到1943年夏末,墨索尼里倒台,希特勒派軍干涉。在那之後,德國才能在義大利的國土上肆意抓捕猶太人。


義大利的法西斯和希特勒的法西斯,構築在不同的意識形態基礎上。第三帝國宣揚種族特性,日耳曼雅利安人神聖超凡,拉丁人種位居第二,斯拉夫是三流惡劣族群,猶太民族則是病菌、渣滓,不配為人。墨索里尼對種族排名興趣不大,而且義大利的猶太人口稀少,民眾自然也就沒有反猶情緒。


在反猶主義熾熱的東歐國家,形式略微複雜。羅馬尼亞入侵蘇聯後,在佔領區大規模槍斃猶太人,焚燒他們的家宅。但是本土比較平和,政府還抵住了希特勒的壓力,拒絕交出本國的猶太公民,到了1944年羅馬尼亞甚至成為國際猶太人避難所。保加利亞的做法類似,入侵佔領希臘、南斯拉夫後,把那裡的猶太人移交給德國,但也沒有交出本國的猶太人,國王鮑里斯保住了5萬猶太子民的性命。

波蘭是猶太人的地獄,各黨派無論左右,在反猶政策達成一致。學者楊·T·格羅斯敘述了耶德瓦布奈小鎮的慘案,鎮上的猶太居民在一夜之間滅絕。暴徒們先用刀刺受害者,再挖去眼睛,割掉舌頭。他們一邊抓捕巡邏,一邊拉手風琴、吹單簧管,以掩蓋婦女和小孩的慘叫聲。值得指出的是,在險惡的環境下,仍有少數人秉持著良心,自發保護猶太鄰居、朋友。以色列政府的「國際義人」名單里,波蘭有6706個,位居各國之首。


針對這幾個國家的複雜情況,伊斯特萬·迪克提出了一個頗有見解的觀點,羅馬尼亞和保加利亞是納粹的國際夥伴,具有自身獨立性,可以拿猶太問題當作外交籌碼。波蘭已經徹底淪陷,沒有主權地位,在迫害猶太人的時候便無所顧忌,破罐子破摔。


通常歷史形象里的希特勒,張牙舞爪,對盟友頤指氣使,實際上第三帝國盡量會尊重軸心國成員的主權完整。納粹的勢力範圍大致分為三類,第一類保加利亞、芬蘭,他們跟納粹平起平坐,有極大的自主活動空間,甚至能和柏林政府討價還價;第二類,維希法國、捷克等僕從國,作為德意志國防軍的手下敗將,政務無法自己做主,但好歹有個門面維持;剩下的波蘭、烏克蘭等民族,沒有獨立政府,不設立國家元首,處於最悲慘的亡國狀態。


對於所有國家,納粹不會特意輸出意識形態。丹麥在國王投降後,本國的行政和司法體系原封不動,丹麥納粹黨是一個扶不起的阿斗,在1943年議會選舉里得票率僅為2%,社會民主黨獲得最多選票,這場選舉公開公正,德軍總部並沒有插手干預。荷蘭起初由一個新興政黨掌控,它反對民主,一黨專政,對納粹路線進行了拙劣的模仿。1941年末希特勒叫停了這場政治實驗,讓傳統右派政黨接管。

法國戰敗建立維希政府後,本國的法西斯分子還不願意去投靠,在他們看來,貝當等人是第三共和的遺老,思想僵化,得過且過,底下人撈取一官半職,並非真心信仰國家社會主義。那些親納粹的法國人,抱有愚蠢的理想主義,真心實意地仰慕希特勒。他們聚集在德國駐巴黎大使奧托·阿貝茨的周圍,做著國家法西斯化,民族復興的白日夢。挪威和法國相似,法西斯民族統一黨的成員起初較少,在德意志入侵後,才有大量投機分子跟風入黨。


西歐國家裡固然少有狂熱的極權政體崇拜者,但也缺乏積極的抵抗者。丹麥保護猶太人是件好事,他們確實溫和善良,可他們沒開一槍,就乖乖讓納粹佔領了,沒有該國的工業體系、財力資源,希特勒擴張侵略也不會這麼順利。


德國很少干涉衛星國的內政,但也正因為此,這些國家有自主裁量權,要為自己的一系列罪行負責,無法推卸到希特勒頭上。丹麥簽署了《反共產國際協定》,成為法西斯日本的盟友,丹麥的商人在德軍佔領下的東歐,開設跨國公司,壓榨剝削斯拉夫各族。


很多挪威人,受聘當集中營的保安、警察、指揮官,補充人手不夠的德國警力,自願加入德軍的挪威國民以及合作者,人數遠超超過了抵抗者。普通國民溫順服從,配合納粹的各項指令,導致挪威有41%的猶太人被抓捕,死在牢里。如果德軍佔領區的所有民眾都像西歐人那樣馴服,後果不堪設想。


西歐有不少地段適合展開游擊戰,荷蘭的田野沼澤,挪威白茫茫的雪山,比利時、盧森堡的森林山丘,但游擊隊並不活躍,在戰爭末期才有了聲勢。那些不滿納粹的人選擇了其他抵抗方式:印刷英美的報紙,製造罷工給德國軍警添亂,幫助落難的盟軍飛行員逃生。


二戰的抗德游擊戰,多數分布在南歐、東歐。游擊隊員採用了路邊炸彈等非對稱作戰方式,德軍的應對辦法更沒有底線,抓捕無辜居民作為「人質」,1944年在羅馬,每一個德國士兵被游擊隊殺死,就有10名「人質」被處決,在塞爾維亞則至少是50個「人質」。


毫無疑問,東歐南歐的國家承受了巨大的苦難,但是這些國家製造了同樣多的血案。1941年6月,德軍從布達佩斯徵召猶太苦工,原本只需要青壯年男子,但匈牙利政府把老弱病殘一股腦全部送出,加起來共有1.5萬人。斯洛伐克為了驅趕猶太民族,甚至主動倒貼,只要德軍肯接收一個猶太人,就補貼500馬克。


二戰初期,猶太人還能通過當奴工,出賣勞動力,來換得不死。到了局勢僵持的1943年,希姆萊、艾希曼展現了最後的瘋狂,執行「最終解決方案」,即滅絕猶太民族,一個活口不剩。這套方案的執行程度,是檢驗納粹盟友忠誠度的一個指標,德意志的人力有限,無法抓捕全歐洲的猶太人,需要他國配合。丹麥就是在這個時期,營救了8000個猶太同胞。


保加利亞、羅馬尼亞和匈牙利,不同程度地抵制了「最終解決方案」,這三個國家都不是完全的法西斯政體,帶有傳統的保守主義色彩。納粹在勢力範圍內通常跟中右派合作,除非萬不得已,才扶植極右派。這樣的極端情形,軸心國陣營里只出現過一例。


匈牙利的攝政王霍爾蒂,出身於奧匈帝國的海軍,他是虔誠的保皇派,跟法西斯的箭十字黨很少有來往。在民族問題上,霍爾蒂表現出高度的彈性,既沒收「匈奸」猶太人的工廠,也庇護「忠君愛國」的猶太商人。古老的天主教保守理念,劃分了「好猶太人」和「壞猶太人」,而極權主義不留迴旋餘地,猶太人一律是邪惡的。在匈牙利和羅馬尼亞,部分猶太企業正常運營,甚至為納粹生產軍需品。


1940年10月匈牙利發生了一場匪夷所思的煤礦罷工。發起抗議的礦工隸屬於箭十字黨的組織,要求加薪提高待遇。而礦主是猶太人,跟政府高層交情不淺。罷工活動間接妨礙了德制武器的生產,希特勒顧全大局,斷然拋棄了法西斯小兄弟,要求霍爾蒂派兵懲治煤礦工人。從此事可見,二戰的弔詭程度超過了人們的傳統認知。


1944年7月,霍爾蒂拒絕向艾希曼提交猶太人,再加上他私下跟英美接洽和談,希特勒忍無可忍,發起政變突襲,扶植箭十字黨上台。政局洗牌後,艾希曼成為匈牙利的太上皇,啟動「最終解決方案」,50萬猶太人在短短一年多的時間裡遇害。即便如此,新上台的箭十字黨對艾希曼陽奉陰違,向國際社會表示自己並非完全聽命於柏林的傀儡,首都布達佩斯大約有12.5萬猶太人倖存下來。


1944年的平安夜,戰爭接近尾聲。一個叫貝拉·斯托拉的抵抗分子遭到箭十字黨暴徒的襲擊,貝拉的本職是記者,有能力提供假證件,庇護逃難的猶太人。當時匈牙利一半國土落入蘇聯手裡,箭十字黨總部逃離了首都,左翼人士組建了臨時政府,請求蘇軍停火和解。貝拉恰好是個親英美的自由主義者,打算創辦一份不受蘇聯控制的報紙,他在計劃奪取報社的路途中,跟箭十字黨殘留分子短兵相接,不幸喪命。


貝拉已經跟一個猶太姑娘相愛,打算戰爭結束後結婚,但他永遠無法完成心愿。這個未婚妻的弟弟就是作者伊斯特萬·迪克,這件事給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伊斯特萬在1948年離開祖國,赴往西歐求學,60年代專攻二戰史。他在查找探尋貝拉·斯托拉生平的過程中,進而發現了戰爭期間匈牙利的複雜情況,萌生了寫書的念頭。


戰後歐洲的一些黨派、政府粉飾形象,塑造了反抗法西斯的光輝形象,即便犯有劣跡,也聲稱自己受到納粹的脅迫。戴高樂就說法國人參與全民抵抗,合作者只是一小撮。波蘭對自己的排猶行為諱莫如深,學者楊·T·格羅斯因為揭露耶德瓦布奈慘案,政府發言人抨擊他侮辱了波蘭的國格。《審問歐洲》全面地檢視了各國對納粹的合作、抵抗和報復,還原了戰爭的多層次立體面相。在動蕩的世界裡,法律和道德意義上是非、對錯,都不是一目了然。那種把二戰簡單化、非黑即白的處理,才是對歷史的最大不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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