泛濫的明人別號
陳寶良
別號通指人在名、字之外的別稱，簡稱「號」，有時又作「道號」或「表號」。別號多為自己所起，亦有他人所起，且與名、字無聯繫。在古人稱謂中，別號常作為稱呼之用。明代別號之泛濫，笑話書多有揭示。有一則笑話云：有借馬者，柬云：生偶他往，告借駿足一騎。主人問：「駿足何物？」對曰：「馬也。」主人曰：「原來畜生也有表號。」馬號「駿足」，畜生也有表號，堪稱時代風氣的縮影，更是社會異動的產物。
明人別號的流行乃至泛濫，始於士大夫。當時士大夫中舉之後的人生四件得意事：「起他一個號，刻他一部稿，坐他一乘轎，討他一個小。」 在這種風氣的熏染下，不僅鯫生、小吏，各以道號標識，進而忘其名與字，甚至「奴僕、輿隸、俳優，無不有之」，即「降及輿台，罔不有號」。更為可笑的是，甚至盜賊也有別號。據祝允明《前聞記》記載，江西有一知縣在審訊盜賊時，盜賊回答：「守愚不敢。」知縣聽罷，不知盜賊所謂，就向左右詢問，其中一位胥吏道：「守愚者，其號耳!」 此即盜賊也有別號的典型例證。
自古以來很少聽說帝王有別號。但至晚在唐代，皇帝已有取別號之習。入明之後，皇帝自取別號、法號、道號之風甚盛。以別號來說，如明武宗，自號「錦堂老人」；明世宗，自號「天台釣叟」，又號「堯齋」;明穆宗，自號「舜齋」；明神宗，自號「禹齋」。以法號、道號來說，如正德五年 (1510年），明武宗自號「大慶法王」「西天覺道圓明自在大定慧佛」。嘉靖二十三年 (1544年），內廷施藥於外，葯上鈐有「凝道雷軒之印」，其中的「雷軒」，即為明世宗的道號。
時風所及，明代的普通民眾，不分良賤，多有別號。以良民為例，明代農夫多有別號，如嘉定縣一位姓唐的老農，「力耕六十年」，名其所居之室為「守耕」。工匠亦有別號，如莆田東門有一位皮匠，排行第三，擅長製作皮鞋，向林俊乞號，林俊替他取了一個「闌波」的別號，暗寓「東門皮三」之義；江西景德鎮燒瓷工匠昊十九，自號「壺隱老人」，又稱「壺隱道人」。
流風所及，婦女也開始模仿男性文人的生活，取有齋室之號與別號，此即史料所稱的別號「婦人亦有之」。晚明，出現了一些「女郎」，而且以能詩著稱，其中最著名的屬吳中王修微，自號「草衣道人」。她與明末著名文人陳繼儒、鍾惺相善，並且有文集行世。在晚明，無論是名媛還是姬侍，無不取有別號。此外，別號之風開始向方外之人滲透，一些「詩僧」也模仿文人之俗，在原本法號之外，另取有別號。如弘治、正德年間詩僧明秀，號「雪山」。
別號在明代的風行乃至泛濫，固然是明代文人風雅生活的具體反映，但也與文人的好名之習休戚相關。正如明代思想家陳獻章所言：「古之為士者，急乎實之不至；今之為士者，急乎名之不著。」 又周之夔言蘇州一帶習俗云：「吳俗好名，喜交遊，事干謁，雖騷人不免。」 由此可見，別號的出現，固然有各自獨特的精神意蘊，但明代別號的泛濫，無疑就是明人好名風氣的真實反映，而且其影響已經及於社會各個階層。
（為西南大學歷史學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