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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新的未來,在於「數文章」的終結

圖源:Pixabay.com


編者按:

7月24日,國務院發布關於優化科研管理提升科研績效若干措施的通知,要求完善有利於創新的評價激勵制度。其中,科技部會同教育部、人力資源社會保障部、中科院、工程院及相關行業主管部門將在2018年底前對項目、人才、學科、基地等科技評價活動中涉及簡單量化的做法進行清理,「建立以創新質量和貢獻為導向的績效評價體系,準確評價科研成果的科學價值、技術價值、經濟價值、社會價值、文化價值」。

今天,《知識分子》推薦林磊等三位學者關於論文與創新關係的文章,為如何推動評價激勵體制提供一些思考。三位學者認為,需要重視論文的「首發權」,而不是論文發表期刊的影響因子,「創新的未來,寄望於『數文章』的終結,讓科學家有充裕的時間思考、探索」。

撰文 | 林磊(美國加州聖何西州立大學物理系)

劉立(清華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

孫楠(清華大學社會科學學院)

知識分子為更好的智趣生活 ID:The-Intellectual


1 做研究要發論文嗎?

五百年前,哥白尼發現太陽中心說後,沒發論文(當時也沒有學術期刊可以發論文),卻把他的發現寫成一本書,在臨終前正式出版。1911年,荷蘭物理學家卡米林·昂內斯(Heike Kammerlingh Onnes)首次發現了超導之後,實驗結果發表於萊登大學的學報。之前,1665年英國皇家學會已發行了世上首個學術期刊《哲學彙刊》(Philosophical Transactions),卡米林卻沒把稿子投過去。超導發現前六年,當愛因斯坦把他的狹義相對論發表於德國期刊《物理年鑒》前,他把他的研究結果與他相熟的朋友進行了討論。有了研究成果就馬上發論文的習慣是最近幾十年的事情。

論文數量的快速增加跟寫作方式的技術進步有關。1970年代前期,論文手稿要用打字機一個個字敲出來,所以,「高產」的物理學家每年只出幾篇論文。能夠每年出7、8篇或更多文章的,是70年代末個人電腦普遍化之後的事情。

在現代的私人企業,比如IBM,有些研究成果只在內部刊物發表,有用的重要成果根本不發文章,只申請專利,更重要的成果甚至連專利都不申請,為了嚴格保密。所以,有了研究成果不一定要發表。

諾貝爾物理獎獲得者費曼很多硏究結果,做完就放在抽屜,不發表(他認為這些結果不夠重要,發這種文章是浪費時間和生命)。系裡有些學生興高采烈的去找費曼,告訴他自己剛做出的得意結果;費曼慢條斯里的從抽屜把幾頁紙拿出來,說自己早做了,學生只能敗興而去。

可見研究的根本目的是了解自然界的秘密,而非發文章,發文章只是做研究的一個副產品。這個來自古希臘關於科研目的的傳統,是國外絕大部分好科學家的共識,在國內1980年代以後,由於老將凋零、人才斷層,漸鮮為人知。


2 發論文的目的、策略與害處

從事科學研究,為什麼要發論文,一般人以為是為了促進學術交流,這是錯的。發論文其實是為了獲得「首發權」,搶得作者在學科發展上的歷史定位。當然,論文發表後能促進學術交流,但那只是個副作用,而不是發論文的目的。如果發論文只是為了促進學術交流,卡米林為什麼不把他的超導結果發表在發行量更廣的《哲學彙刊》上?愛因斯坦為什麼不有了結果,就馬上在《物理年鑒》上發表,而浪費時間在與朋友私人討論上?

當前,很多科研領域中同行人數眾多,競爭激烈,如果獲得研究成果就立刻在期刊上發表,在自己尚未深做下去前,就可能給同行趕超了。所以,有時為了搶得首發權,又能同時給自己爭取更多的時間往下做,作者往往故意把論文發表在發行量較少的期刊上。比如,穆勒(Alex Müller)和柏諾茲(Georg Bednorz)在發現銅基超導體後,就故意把成果發表在Zeitschriftfür Physik期刊上,而不是發表在更快、讀者更多的《自然》、《科學》、《物理評論快訊》上。

近年來,國外出現了預印本的電子平台(如arXiv),科學家把論文放上去,好像可為作者取得首發權,事實上不一定算數,否則就不需要再在期刊上發表了。在數學界,有一個極端的反例:俄羅斯的格里戈里·佩雷爾曼(Grigori Perelman),把他關於龐加萊猜想的簡要證明,僅發表於arXiv上。最後,同行組織了兩個小組,花了一年多的時間證明他是對的,並授予他數學界最高榮譽的菲爾茲獎(他拒絕領獎)。但這是數學界,不是物理界或自然科學的什麼界。

所以,國內科學家把《自然》、《科學》、《細胞》作為投稿首選,不一定是取得首發權的最佳策略。在中國所以如此,是一個關於科研評價錯誤政策的必然後果,起源於1980年代南京大學,為了本校「脫穎而出」的目的,引進了「數文章」的方法,並進而為發在《自然》、《科學》等期刊上的文章給予獎金,其他學校和科研單位紛紛仿效。後果是,種瓜得瓜,目前中國的科研論文總數已是世界第二(甚至可能是第一),而過去30年,雖然中國研究經費飛躍增加,科研創新成果卻未符理想,這就是目前科研創新的一個困局。要打破這個困局,正本清源,就是要廢除「數文章」的做法,因為發文章需要時間和精力(撰寫、投稿、與審稿人爭論等),多發文章有害創新(圖1)。

圖1. 「水不漲船高」。文章數目大大增加,不一定表示研究水平的提高。「數文章」只能令文章數目大增,卻有害創新。[林磊2015]


3 中國的例子

屠呦呦等關於青蒿素的研究工作發表於《科學通報》,國外幾乎無人知曉,但臨床實踐效果奇佳。38年後,經過介紹、諾貝爾獎基金會調查驗證,屠呦呦最終獲得了2015年諾貝爾獎,這就是首發權的重要之處。

另一例子是,作者之一(林磊)在中科院物理所工作期間(1978--1983)所發明的碗形液晶,在1982年以中文首發於《物理》雜誌,其後把文章重要部分翻譯為英文,寄去國外主要同行。翌年,在國外發表介紹中國液晶發展的文章中提到這個工作。1985年,歐洲兩個小組合成成功,林磊就被公認為碗形液晶的發明者。

一個反例是,中科院科學家將關於外爾費米子的研究成果投稿給美國科學促進會主辦的《科學》,遭拒,而普林斯頓科學家的論文則獲得了在《科學》上發表,因而獲得了外爾費米子發現的優先權。退稿有種種理由,不一定是國別歧視,但是,投稿給自己國家的期刊是有優勢的。比如,在特殊情況,作者可以與期刊總編直接電話溝通,總編可以當即拍板(畢竟,文章的發表與否,最終權是在總編的手上)。


4 國內期刊的重要性

《科學》是美國人為美國科學家而辦的非牟利期刊,《自然》是德國人在英國辦的牟利期刊。兩者為了達到其所設的目的,辦法是最大限度地把期刊辦成一份國際性、公正、快速的期刊,其國際性是手段而不是目的。據此,國內科學家把自己最好的論文投到《科學》、《自然》,在一定程度上可說是「為他人做嫁衣」,而客觀上傷害了國內的科研期刊。究其原因,除了受上述「數文章」錯誤評價政策的激勵,還有國內期刊審稿不夠嚴格、公正、缺乏科研誠信的問題。

要提高國內的科研水平和質量,從而促進創新頻發,我們建議:

(1)儘快廢除「數文章」的陋習。由科學共同體(如中國科協及其下屬學會)倡議,不得在科研單位在年報、提職審查、獎金髮放時數文章;科學家在網上自我介紹、項目申請時,不得提到出了多少篇《自然》、《科學》的文章等。取而代之,科研單位和科學家應該強調自己解決了什麼問題、發現發明了什麼、獲得了什麼重要的獎項。要取消「數文章」,前提當然是要有一個公正、及格的判斷科研水平的辦法。與1980年代不一樣,目前國內已經有一大批具有國際水平、及格的科學家或評審專家,可擔當同行評議的重任。當然,亦要鼓勵進行國際評估。

(2)在國內已經建立一個相當於arXiv的預印本平台——中國科學院科技論文預發布平台(China Xiv)。我們建議,China Xiv開闢一個「欄目」,規定刊登於國內期刊的中文或英文文章,都要把英文題目和詳細的摘要發上去,這樣這個完備的平台才有權威性,才能吸引國外同行經常瀏覽。當他們對某篇文章感興趣,可直接聯繫作者,或甚至找人把中文翻譯為英文(他們付錢)。事實上,在1980年代,德國有名的出版社Springer曾經出版了一本英文期刊,叫Chinese Physics,把中國重要的物理文章從中文翻譯為英文。可見,如果文章重要,中國人自己不翻譯,外國人也會去翻譯。(當然,現在中國已有一定數量的英文期刊,方便外國學者及時了解中國的科研進展。)

(3)為取得首發權,文章首發應發在國內期刊上,並同時在上述國內預印本平台發布英文標題和摘要。如結果確實重要,可儘快在國外發一篇補充性文章,在參考文獻中引用在國內首發的文章。

(4)國內期刊要自我提升,嚴格審稿,減少「人情稿」和「垃圾文章」。當國內文章投稿數目大大增加時,必然會倒逼期刊改革。像環境污染一樣,把「垃圾文章」這種科研污染盡量限制在國內,以減少貽笑國際的醜事。


結 語

做研究不一定要發論文,不重要的不要發,想保密的不要發;要發就要發得聰明,對於那些重大原創、高度競爭的科研成果,應盡量在國內期刊上首發。這樣也符合中國科技期刊走向世界一流的願望。

事實上,雖然科學家是國際共同體,但科研期刊卻是國際間互為競爭的商業組織。當國內期刊較弱時,假如國內科學家都不買單,不把好文章往囯內投,這些國內期刊就不能做大做強。道理跟手機的國際競爭一樣,沒有足夠的國人買早期較差的國產手機,就沒有後來出色的華為手機。這是一個支持民族企業的問題,要做到這點,就要提倡愛用國貨,評估制度不能鼓勵大家把好文章都往國外投。此外,容許民辦科研期刊(正如容許民辦大學),增加市場競爭,應予考慮。

國家通過獎勵措施,可以讓論文總數大大增加,也就可以通過適當的政策,讓論文總數減少(從而提高質量)。創新的未來,就寄望於「數文章」的終結,讓科學家有充裕的時間思考、探索。這是有例可援的:四百年前,在宗教意識形態嚴格管治的義大利,伽里略作出了驚人的創新,成為現代科學之父、一代宗師。除個人因素,這要歸功於當時選題自由、無人數他文章的客觀條件。

只有這樣,才能實現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國科學院第十九次院士大會、中國工程院第十四次院士大會上的講話」中所提出的:要創新人才評價機制,建立健全以創新能力、質量、貢獻為導向的科技人才評價體系,形成並實施有利於科技人才潛心研究和創新的評價制度。

本文原標題「充分利用國內期刊獲取『首發權』」,發表於《科技中國》,2018年第7期pp48-50,《知識分子》獲作者授權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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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版編輯 | 黃玉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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