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對兄弟困擾了中國文學界一百年
兄弟
文／王彬
原發《作品》2018年第６期
脊令在原，兄弟急難。
——《詩經·棠棣》
人生不相見，動如參與商。
——杜甫《贈衛八處士》
1919年11月21日，魯迅與周作人一家遷入八道灣11號。
在這一天的日記里，魯迅寫道：「上午與二弟眷屬俱移入八道灣宅」。周作人記曰：「上午移居八道灣11號」。
這一天，周五，農曆9月29日，天氣晴朗，是個適宜搬家的好日子，次日便是寒衣節了。寒衣節，也就是俗稱的鬼節，要給亡故的親人燒寒衣。按照傳統的說法，這一天除了破壞房屋、鑿穿院牆，其他的事情都不可以做，也就是「諸事不宜」。周氏兄弟自然不會選擇這個日子。雖然，這是舊皇曆，作為新近人物，他們當不會相信這些「昏」話，但是尋找一個吉利的日子搬家，總是可以理解的人之常情吧！
再過一天是23日，這一天小雪，而再早，8日立冬，已經進入冬季。雖然氣溫已經開始下降，魯迅還是在12月1日離開北京，匆匆南下接母親、妻子與周建人一家，再晚走，北京的天氣將會更加寒冷。
29日，魯迅偕家人回到北京，兩天之後，便是公曆新年了。
一
至此，魯迅一家在八道灣團圓了：母親魯瑞，大哥魯迅、大嫂朱安，二弟周作人、二嫂羽太信子，三弟周建人與妻子羽太芳子。信子和芳子是姊妹，作人與建人是兄弟，姊妹嫁給兄弟做妯娌，兄弟迎娶姊妹，用北京話說是成了擔挑，真的是親上加親。這是第二代的情況，第三代，魯迅其時沒有孩子，周作人有三個孩子，男孩周豐一、次女靜子、小女若子，周建人有兩個孩子，女兒馬理，兒子周豐二。三代十二人。
轉眼到了春節。這一天是2月20日，前一天是除夕——魯迅在日記里寫道：「晴。休假。舊曆除夕也，晚祭祖先。夜添菜飲酒，放花爆。徐吉軒送廣柑、蘋果各一包。」周作人的日記則曰：「雪，午霽。舊除夕，晚祭祖。豐微熱。」這一天雪停了，兒子豐一有些發燒。從17日起，北京開始降雪，18日轉為小雪，19日中午慢慢停了。因此，周作人日記說是「午霽」，魯迅則簡單地說是「晴」。晚上魯迅與家人祭祖、飲酒、放花爆，熱鬧、幸福而溫馨，曾經頹敗的周氏台門在北京煥發了新生機。
按照紹興習俗，舊曆除夕稱為「三十年夜」。祭祖之前要請出祖宗像，祖宗像畫的是上輩人，當然也可以把更上輩的人畫上去，最多九代，稱「九代榮」。祖宗像「掛在堂屋後壁正中」，從除夕掛起，到正月十八日取下來，稱「落像」。祭過祖宗以後，要在祖宗像前的「畫桌」上，點燃香燭，供放年糕、粽子和水果。徐吉軒在這一天給魯迅送來廣柑、蘋果，應是為此，而此時派上用場了吧！
祭祖的時間是在下午，祭過祖，天色不再明亮，夜影慢慢襲進院落，此時要在堂屋、卧室、灶間點亮蠟燭，預示來年光明，而那時的八道灣尚未通電，也應該延續這個習俗吧！之後是吃年夜飯，家人們圍坐在八仙桌的四邊，如果人口繁昌，便在八仙桌上放一張圓檯面，「團團圓圓吃年夜飯」。除夕的八道灣也應該放一張圓檯面。此時的菜品豐盛而吉利：用「目魚乾、肉片、韭芽、豆腐乾、芋艿等燒成的菜」曰「明富」；用「藕塊、荸薺、紅棗燒成的甜點」曰「有富」；用「鹹菜、黃豆芽、豆乾絲燒成的菜」曰「八寶菜」。唱主角的自然是熱氣騰騰的什錦火鍋，裝滿了魚圓、肉圓、蛋餃、魚塊、肚片、油豆腐塞肉。還要放一盤年糕與一盤粽子，取「年年高」「宗宗有」之意。當然，還要有酒，無酒不歡，無酒不成席，在紹興則是無黃酒不成宴。但是，此時的酒不能喝完，而要留一些，名曰「存」，以示明年還有酒可喝。吃過年夜飯，紹興稱「分歲」，男人們帶著小朋友燃放鞭炮，八道灣則是「放花爆」，這就比鞭炮複雜而上檔次，「花」是禮花，暗藍的星雲上浮現出五顏六色的焰火，是那種小型的盒子花嗎？而婦女們此時忙著在門上、窗上、床架上、柜子上、米缸上，張貼大紅顏色的剪紙，最後，趁大家不注意的時候，主婦「悄悄地在筷籠的背後貼上用紅紙剪成的一雙眼睛，預示明年全家心明眼亮」。這是沈富熙在《水鄉紹興》中的回憶，在八道灣，會是哪一位主婦呢？
這自然是我的推想，猶如幸福的家庭都是一樣的，不幸的家庭卻各有不同。1923年7月18日，周作人交給魯迅一封信，信中寫道：
魯迅先生：
我昨日才知道，——但過去的事情不必再說了。我不是基督徒，卻幸而尚能擔受得起，也不想責難，——大家都是可憐的人間，我以前的薔薇色的夢原來都是虛幻，現在所見的或者才是真人生。我想訂正我的思想，重新入新的生活。以後請不要再到後邊的院子里來，沒有別的話。願你安心，自重。7月18日，作人。
魯迅派人請周作人解釋，但是周作人卻拒絕見面。魯迅的反應是，他在這一天的日記中記載「是夜始改在自室吃飯，自具一餚」，並曰：「此可記也。」後院與在自己的房子里吃飯有什麼關係嗎？這就有必要對八道灣11號的建築布局與居住情況做簡單說明。
北京的四合院一般佔地40平方丈，約0.6畝，院子坐北朝南，宅門位於東南隅。典型的四合院分三進：倒座房到卡子牆是第一進，稱前院。卡子牆到正屋（也就是北屋）是第二進，稱正院。正屋到後罩房是第三進，稱後院。八道灣11號是大四合院，佔地4畝多，在第一進的南邊還有一個院子，稱外院，用許壽裳的話是可以開運動會。這當然有些誇張，但卻形象地說明院子之大。按照當時傳統建築格局，正房一般是三或五間，最多是七間。八道灣是三間，中間是堂屋，東邊是東次間，西邊是西次間。堂屋也叫明間，是供奉祖宗牌位與家人聚會的地方。根據左為上的原則，主人住東次間，長子住西次間。八道灣11號就是如此。然而，魯迅與朱安琴瑟不和，即便在同一片屋頂之下，也不在同一個房間里居住，因此在堂屋的背後接出一間灰棚，設有一具木炕，稱「老虎尾巴」。正房後面是後罩房，周作人、周建人及其家屬在那裡——也就是後院居住。周作人警告魯迅「以後請不要再到後邊的院子里來」便是這個意思。
正房西側，所謂西廂房是書房，西廂房三間，魯迅出走以後，被周作人獨據而稱「苦雨齋」，對面是東廂房，兩廂房各在北山牆上加辟一門，面向後院，以便出入。東廂房也是三間，南間住女傭，中間做堆房，北間做飯所（飯廳）。飯所北邊加蓋了三間小房子，應該是灰棚，南邊兩間做廚房，北頭一間做浴室。正房與兩廂房之間各築有一道曲尺形狀的短牆，從而與前院分割開來，短牆的北面，即周作人所說的後院。魯迅吃飯必然要通過短牆，進入後院，才能通過東廂房山牆上的門進入飯所。為了不進後院，魯迅只能「改在自室吃飯，自具一餚」了。從熱鬧鬧、喜洋洋的除夕團圓飯，到凄冷冷的「自具一餚」，魯迅的心底該會翻騰怎樣苦澀的漪瀾呢？
8月2日，魯迅帶朱安離開八道灣，暫居磚塔衚衕。第二年，1924年的6月11日，魯迅回到八道灣，與周作人發生了衝突。在那一天的日記里，魯迅這樣記述：「下午往八道灣宅取書及什器，比進西廂，啟孟及其妻突出罵詈毆打，又以電話招重九及張鳳舉、徐耀辰來，其妻向之述我罪狀，多穢語，凡捏造未圓處，則啟孟救正之，然終取書、器而出。」 啟孟即周作人。在同一天的日記中，周作人的記載是：「下午L來鬧，張、徐二君來。」L即魯迅。據既是魯迅，也是周作人弟子川島的回憶，兄弟二人吵到激烈處「屋內西北角的三腳架上，原放著一個尺把高的獅形銅香爐，周作人正拿起來要砸去，我把他搶下了，勸周作人回到後院的住房去」。許廣平在回憶魯迅的文章《所謂兄弟》中寫道，爭吵時，「魯迅向周作人說，你們說我有許多不是，在日本的時候，我因為你們每月只靠留學的一點費用不夠開支，便回國做事來幫助你們，及以後的生活，這總算不錯了吧？」但是周作人把手一揮說——魯迅學著手勢：「以前的事不算！」
二
兄弟失和，對魯迅的打擊巨大，無論是精神還是身體，從1923年10月到1924年3月，魯迅連續生病。他在1923年10月與11月的日記中寫道：
十月
一日 曇，大風。夜李小峰、孫伏園來。大發熱，以阿司匹林取汗，又寫四次。
二日 晴。往山本醫院診。
三日 晴。瀉痢加劇，午後仍往山本醫院診，浣腸，夜半稍差。
六日 晴。午後寄三弟信。往山本醫院診。
八日 晴，風。下午往山本醫院診。
十一日 晴。午後往山本醫院診。
十五日 晴。下午往山本醫院診。
十一月
八日 晴。夜飲汾酒，始廢粥進飯，距始病時三十九日矣。
魯迅在給母親的信中說，他犯過兩次肺病，一次是離開八道灣，一次是與章士釗訴訟。這兩件都是魯迅人生中的大事，故而誘使肺病複發，可見對魯迅的刺激之深。
魯迅出版過三本小說集：《吶喊》《彷徨》與《故事新編》。《故事新編》取材於歷史人物。《吶喊》與《彷徨》取材於魯迅本人的時代。相對於《吶喊》，《彷徨》多凄惻婉轉之風，魯迅在《題〈彷徨〉》一詩中寫有這樣兩句：「兩間餘一卒，荷戟獨彷徨。」魯迅的研究者認為這是「五四新文化」陣營分化以後魯迅的心態，這不能說錯。但是，兄弟的離散，對魯迅的創作心態，也不能說絲毫沒有影響吧！收在《彷徨》中的《在酒樓上》《孤獨者》《傷逝》與《兄弟》哪一篇不閃爍著魯迅或明或暗的身影？而他創作的《祝福》與《幸福的家庭》則從另一個側面反映了兄弟反目對魯迅創作的影響。前一篇傳達一種凄涼悲慘的氛圍，很難說不是魯迅心境的折射，而後一篇，講述一個生活窘迫只有一間住房的年輕人，在寫作中屢屢被瑣事糾纏而難得寧靜，在這篇小說中，房子是一個始終讓人物糾結的問題。在他看來，「幸福的家庭」必定住房寬裕，有卧房，還要有「堆積房」，而且必定有書房，而書房的門永遠關著：「有事要商量先敲門」。在八道灣，魯迅有卧房、會客室、廚房、堆房，還有三間寬敞明亮的書房，而磚塔衚衕的蝸居則十分狹窄，小說所表現的或者是魯迅本人隱喻的流露吧。
當然，在魯迅的作品中，這種心境不僅是這幾篇小說，而且反映在他的其他作品中，例如，《野草》中《頹敗線的顫動》；同樣， 1923年周作人翻譯日人武者小路實篤小說《某夫婦》的譯後記，與1925年《抱犢谷通信》也很難不使人產生聯想的指向。
兄弟之間究竟發生了什麼？有說是經濟問題，又說是「窺浴」風波而莫衷一是。魯迅的母親也不得其詳。她有一次對同鄉說，兄弟二人昨天還把書抱進抱出地商量文章，今天突然鬧起來了，而且鬧得不可開交。母親不明白，三弟周建人也一頭霧水，旁人更是說不清楚。兄弟成仇，在魯迅日記中只一句「改在自室吃飯，自具一餚」，周作人1923年7月17日的日記中，原有十個字左右的記述，後來用剪刀剪去了。原因是，周當時經濟緊張，將1934年以前的日記以1800元的價格出售給魯迅博物館，而剪去的文字應該是兄弟成仇的原因。為什麼會是這樣，周作人後來在《知堂回想錄·不辯解說（下）》中寫有這樣的話：「關於那個事件，我一向沒有公開的說過，過去如此，將來也如此。」而魯迅也是如此——「生前沒有一個字發表」，「魯迅平素是主張以直報怨的，並且還更進一步，不但是以眼還眼，以牙還牙，還說過這樣的話（原文失記，有錯當改），人有怒目而視者，報之以罵，罵者報之以打，打者報之以殺。其主張的嚴峻有如此，而態度的偉大又如此，我們可不能學他的百分之一，以不辯解報答他的偉大乎？」 魯迅與周作人都曾經對基督的教義有過研究，周作人在一首白話詩《歧路》中寫道，「我愛耶穌，/但我也愛摩西。」耶穌說，有人打你的右臉，你把左邊的臉頰也轉過去，讓他打。但是摩西說：以眼還眼，以牙還牙。這些他們都做不到。孔老夫子說：「朋友切切、偲偲，兄弟怡怡。」朋友之間應該懇切地批評嘉勉，兄弟之間應該和睦相處。 做不了朋友，也做不了兄弟，君子絕交不出惡言，給自己也給對方保存一些顏面總還可以吧 ！
三
1920年12月22日，周作人去北京大學參加歌謠研究會，5時散會回到八道灣，晚間感覺疲憊。24日開始發燒，25日燒到38.3攝氏度並開始咳嗽。29日，去山本醫院，診斷為肋膜炎，於是開始在家養病，直到次年3月初，病情逐漸好轉，但後來又突然惡化，不得不住院治療。這一天是3月29日，5月31日出院，總計63天。6月2日，周作人去香山碧雲寺般如堂靜養，9月21日回家，從3月算起，前後淹滯了近五個月。
肋膜炎屬於胸部疾病，與肺病多少有些關係，因此這個病的癥狀是下午發熱，晚間處於昏沉狀態，但不知為什麼，周作人卻說「似乎於做詩頗相適宜」。在病房裡，他創作了一首《過去的生命》，詩中這樣寫道：
這過去的我的三個月的生命，哪裡去了？
沒有了，永遠的走過去了！
我親自聽見他沉沉的緩緩的一步一步的，
在我床頭走過去了。
我坐起來，拿了一支筆，在紙上亂點，
想將他按在紙上，留下一些痕迹，——
但是一行也不能寫，
一行也不能寫。
我仍是睡在床上，
親自聽見他沉沉的緩緩的，一步一步的，
在我床頭走過去了。
「這首詩並沒有什麼好處」，周作人後來回憶，但總算是把「真情實感，寫了下來，所以似乎還說得過去」。「魯迅到病房看望他時，周把這首新作給魯迅看，魯迅便低聲的慢慢的讀，彷彿真覺得東西在走過去了的樣子，這情形彷彿還是宛然如在目前。」這是周作人40年以後的追憶，這說明了什麼呢？關於新詩，魯與周都努力地嘗試過，在新詩的發軔階段也各有特色而受到好評，讚揚他們擺脫了古舊傳統的約束，完全用語體散文來寫，是一種新表現。魯迅的後期弟子胡風激賞魯迅的新詩，但是魯迅的詩還是以舊體為好，新詩總有點刺虐味道，不如其弟溫柔敦厚。
1917年，經魯迅向蔡元培舉薦，周作人到北京大學國史編纂處任編輯，半年以後出任北京大學文科教授，講授古希臘、羅馬文學史與歐洲文學史。按照課程規定，周作人擔任的這兩門課，每周各三個單元，計一周六小時，因此要預先準備六小時的講義。但是，在周的時代，這樣的課程屬於草創，需要自己動手拓荒。周作人白天勉力把講義編好，晚上等魯迅從教育部下班回來修正字句，次日謄清，交到學校油印。經過一年打磨，周作人完成了歐洲文學史的編纂工作，列為北京大學叢書之三，由商務印書館出版。這是周作人到北京以後出版的第一部著作，後來多次再版。按照當時的出版規定，作者在稿酬之外，還應抽取一定版稅，為了防止出版社盜印欺瞞作者，故而要在版權頁貼上作者自製的印花。但是，這期間周作人在碧雲寺靜養，魯迅只有代勞，他在1921年7月7日的日記中寫道 ：「寄大學編輯部印花一千枚，代二弟發。」請北京大學編輯部代轉商務印書館。知道了這枚印花背後的故事，難免不使人生出一痕感喟的波紋。
同樣是在北大，1920年，國文系要開設中國小說史，主任馬幼魚延請周作人任課，周作人婉拒而推薦了魯迅。於是有了魯迅的《中國小說史略》，先是由北京大學印成講義，後來補充內容由新潮出版社出版。這也是一件開創性的工作，魯迅做起來格外用功。由於工作繁忙，魯迅有時請三弟建人協助抄寫資料。當然，更多的還是兄長提攜弟弟而共同發聲，兄弟三人翻譯出版了《現代小說譯叢》，原來設想在出版第一集之後，續出第二、第三、第N集，但終因家庭風波，第一集也是最後一集。
在周作人的一生中，有兩次大病。第一次是在1917年5月，魯迅在5月13日的日記中這樣記載：「二弟延Dr. Geimm 診，雲是瘄子，齊壽山譯。」 齊壽山是魯迅的教育部同事，精通德語，高陽人，是戲曲理論家齊如山的弟弟。同一天，周作人的日記是：「下午請德國醫院醫生格林來診，雲是疹子，齊壽山君來為翻譯。」過了三天，16日上午：「請德國醫生狄博爾來診，仍齊君譯。」還是德國醫院的醫生，只是換了狄博爾。十天以後，也就是26日，天空晴朗，但是有風，周作人的小便下午被送到醫院化驗，結果出來了：「雲無病，仍服狄博爾葯。」6月3日病癒，總計22天，將近一個月。其時，周作人並無家眷在旁，他與魯迅住在紹興會館，兩個單身漢，照顧他的只有魯迅。 對這個病，周作人說，自己並不那麼緊張，而魯迅卻是「急壞了」。魯後來創作的小說《弟兄》，雖然是「詩」與「事」的結合，但仍然可以尋覓到生活藍本，魯迅腕底的「張沛君」等待「普悌思」醫生的焦灼心態，應是當時的寫真，在將近結尾時，「張沛君」做了這樣一個夢:
他命令康兒和兩個弟妹進學校去了；卻還有兩個孩子哭嚷著要跟去。他已經被哭嚷的聲音纏得發煩，同時也覺得自己有了最高的威權和極大的力。他看見自己的手掌比平常大了三四倍，鐵鑄似的，向荷生的臉上一掌批過去……
周作人在日本留學時，綽號「鶴生」，漢語中「鶴生」與「荷生」諧音，而周建人的兒子名「沛」，又名豐二，外號土步，在日本指一種黑色的鱸魚。後來，周作人在《知堂回想錄·復辟前後》之一中憶述：「魯迅有一天說起，長到那麼大了，卻還沒有出過疹子，覺得很是可笑；隨後又說，可是那時真把我急壞了，心裡起了一種惡念，想到這回須要收養你的家小了。後來在小說《弟兄》末尾說做了一個噩夢，虐待孤兒，也是同一意思，前後相差八年了，卻還是沒有忘卻。這個理由，我始終不理解，或者須求助於弗洛伊德的學說吧。」
四
1921年3月29日，周作人住進山本醫院，次日魯迅便去探視。山本醫院為日人山本賢孝開辦，院址坐北朝南，位於舊刑部街北側。1957年將舊刑部街與南側的報子衚衕拆除，拓建復興門內大街，山本醫院其時為復興門內大街路北65號，此時已改為居民院，但大門上「山本醫院」四字還依稀保留著歲月的殘光。20世紀90年代山本醫院被拆除蓋樓。1926年3月18日，北京女子師範大學學生劉和珍與楊德群在段祺瑞執政府門前廣場遇害，即著名的「三一八」慘案，魯迅稱民國以來最黑暗的一天。一周以後魯迅參加了她們的追悼會，悲憤地寫下「死了倒也罷了，活著又怎麼做」的輓聯，因此受到段祺瑞政府的通緝。3月29日，魯迅以「病人身份」住進山本醫院，在那裡撰寫了《紀念劉和珍君》。
對周作人的病，魯迅十分關心，頻繁地去山本醫院看視，在他的1921年日記中留有這樣的記載：
三月
三十日 晴。午後往山本醫院。
四月
二日 曇。午後往山本醫院視二弟，取回《佛本行經》二本。
五日 晴。午後往山本醫院視二弟。
六日 曇，大風。下午往山本醫院。夜不適。
九日 晴。下午往山本病院。
十二日 曇。午後往山本醫院視二弟，帶回《出曜經》一部六本。
二十二日 晴。午後往山本醫院視二弟。
二十七日 晴。下午往山本醫院視二弟，持回《起世經》二本，《四阿含暮抄解》一本。
三十日 微雨，上午霽。 午後往山本醫院視二弟，持回《樓碳經》一部。
五月
七日 曇。下午往山本醫院視二弟。
十日 晴。午後往山本醫院視二弟，持回《當來變經》等一冊。
十四日 曇。下午往山本醫院視二弟。
十八日 晴。午後往山本醫院視二弟。
二十六日 晴。午後往山本醫院視二弟。
二十八日 曇。下午至山本醫院視二弟。
5月31日，周作人出院，從3月29日開始住院，63天中，魯迅看望周作人15次，幾乎每四天一次，無論是晴天、陰天、雨天，還是自己身體「不適」，可見魯迅對周作人的殷殷之情。5月31日，周作人離開山本醫院回到八道灣11號，只住了一天，6月2日便去西山碧雲寺靜養。而在此之前，魯迅已經租好那裡的房屋，帶領工人為周作人「整理所租屋」，那一天是5月27日，天氣晴好。午後「經海甸停飲，大醉」。海甸，即海淀鎮，是今之中關村的核心區域，是去西山與頤和園的必經之地。為什麼要在那裡喝酒，而且喝得酩酊大醉，魯迅在日記中沒有說明，研究魯迅的專家認為這與他當時的心境有關。因為自合家從紹興遷徙到北京以後，大概由於水土關係，家人多有生病，先是母親病，再是周建人的兒子病，現在又是周作人生病，而且是長時間的大病，而這時教育部開始欠薪，不久周作人所在的北京大學也開始欠薪，為了籌措周作人的住院費用，魯迅不得不向同事借錢：4月1日，向許壽裳借100元，4月5日向齊壽山借50元，12日托齊壽山向義興局借200元，利息半分。這樣，依舊不夠，魯迅不得已將《六十種曲》賣掉，得價40元，「午後往新華銀行取之」。經濟壓力與對弟兄身體的擔憂，難免不使魯迅產生煩躁與悲苦的情緒，而「大醉」或者是一種解脫方式吧！
當然，還有讀佛經，也是一種解脫途徑。根據魯迅日記，在周作人住院期間魯迅從他那裡取回了《佛本行經》《出曜經》《起世經》《四阿含暮抄解》《樓碳經》《當來變經》等。而周作人在碧雲寺療養期間，魯迅看視之時也往往給他攜帶佛經，而這時距離遠了，不比在山本醫院，因此，魯迅只能在星期日探望。為了找到周作人想讀的佛經，他時常前些天去卧佛寺，當然有時也購買自己喜歡的佛經，探視的時候再給周作人攜去。
6月2日下午魯迅送周作人去碧雲寺，十天以後，星期天上午，魯迅再去：「碧雲寺視二弟，晚歸。」兩天以後，「十四日 晴。下午往卧佛寺購佛書三種，二弟所要。」又過了四天，「十八日 晴。下午至卧佛寺為二弟購佛經三種，又自購楞伽經論等四種共八冊」 。次日，星期日，「晨往西山碧雲寺視二弟」，帶去周作人所需要的佛經。到了22日那天，上午魯迅「往山本醫院為潘企莘譯。往卧佛寺為二弟購《梵網經疏》《立世阿毘曇論》各一部」。四天以後又是星期天，魯迅「晨往香山碧雲寺」。這次來探視，當然要把在卧佛寺購來的佛經帶給周作人了。我曾經做過一個統計，在西山期間魯迅為周作人帶去的佛經有《梵網經疏》《立世阿毘曇論》《大乘起信論海東疏》《新勝宗十句義論》《金七十論》《凈土十要》以及未提及名稱的佛經六種，計十二種。而在《周作人日記》中，同一時期關於佛經的記載也頗為詳細，在他的日記中，出現了這些佛經《梵網經合注》《梵網經直解》《梵網經古迹記》《諸經要集》《彌陀疏鈔》《禪林寶訓筆說》《觀佛三昧》《海經》與《大莊嚴經論》等九種。周作人收到的佛經有的是友人持來的，有的是喬風，即周建人帶來的，有的是家中僕人送來的，更多是魯迅攜來的，還有從流通處寄來的。與周作人一樣，魯迅對佛經也多有興味。許壽裳在《亡友魯迅印象記》中憶述，有一天，魯迅對他說：「釋迦牟尼真是大哲。我平常對人生有許多難以解決的問題，而他居然大部分早已明白啟示了」。
周作人不僅誦讀佛經，而且認為自己很有佛緣，在家族中傳說他是和尚轉世，因此自稱是在家的和尚，其自壽詩「前世出家今在家」便出於此，而他尤其看中佛教中的「緣」。1936年周作人寫了一篇名為《結緣豆》的文章，說大約從佛教進入中土，中國人便很看重緣，有時還說得有點神秘，「人是喜群的，但他往往在人群中感到不可堪的寂寞，有如在廟會時擠在潮水般的人叢里，特別像是一片樹葉，與一切絕緣而孤立著」，這當然是飄零的秋葉，如果依舊叢生在枝幹上而潤澤蔥蘢，彼此簇擁且喧鬧著怎麼會產生這樣的感覺？當然，孤寂的感覺「念佛號的老公公老婆婆也不會不感到，或者比平常人還要深切吧，想用什麼儀式來實行祓除」，因此要送幾粒煮熟的豆粒，而與陌生人結緣，彷彿「聖餐的麵包蒲陶酒似的一種象徵，很寄存著深重的情意呢」。
然而，佛教講緣，也講業。講緣，三笑中的唐伯虎不必於冥冥之中「找紅繩縛腳」，俄國人庫普林《晚間的來客》中的人物，偶然在路上看見一雙黑眼睛便夢想顛倒，人海茫茫對面不相識的人可以結緣，圍坐在一張桌子上吃飯的兄弟，卻為什麼勢同水火呢？講業，日本無名氏有句云：
蟲呵蟲呵，難道你叫著，業便會盡了么？
這自然使人感到冰冷且沉重。「我平常笑禪宗和尚那麼超脫，卻還挂念臘月二十八，覺得死生事大也不必那麼操心，」周作人寫道，「可是聽見知了在樹上喳喳地叫，不禁心裡發沉，真感得這件事恐怕非是涅槃是沒有救的了。」
五
1934年，周作人50歲了，回顧既往不免心生感喟，寫了兩首七律，題曰《二十三年一月十三日偶做牛山體》，即所謂的自壽詩而用以自況。關於牛山體，周作人解釋說那是仿照「志明和尚的《牛山四十屁》，因為他作的是七言絕句，與寒山的五古不同，所以這樣說了。這是七言律詩，實在又與牛山原作不一樣，姑且當作打油詩的別名」。
其一曰：
前世出家今在家，不將袍子換袈裟。
街頭終日聽談鬼，窗下終年學畫蛇。
老去無端玩古董，閑來隨分種胡麻。
旁人若問其中意，請到寒齋吃苦茶。
其二曰：
半是儒家半釋家，光頭更不著袈裟。
中年意趣窗前草，外道生涯洞里蛇。
徒羨低頭吃大蒜，未妨拍桌拾芝麻。
談狐說鬼尋常事，只欠工夫吃講茶。
林語堂在上海辦《人間世》半月刊，周作人便寄給他，林語堂加了一個《知堂五十自壽詩》的題目刊登出來。發表以後收到許多和詩，也引起了廣泛的社會批評。上海的左翼作家認為周的自壽詩實在是滑稽頹廢而大肆討伐，斥責周及為其捧場的朋友，是「無聊的作家」「拍馬吹牛屁」「非驢更非馬」「龜兔笑蟹蛇」，「冒充儒釋醜態」。《申報·自由談》上刊登了一篇署名埜榮的文章，模仿周作人筆法也和詩一首：「先生何事愛僧家？把筆題詩韻押裟。不敢熱場孤似鶴，自甘涼血懶如蛇。選將笑話供人笑，怕惹麻煩愛肉麻。誤盡蒼生欲誰責，清談娓娓一杯茶。」指斥周作人是「誤盡蒼生」，調門無限上綱而措辭尖刻，魯迅很是反感，他在致曹聚仁信中謂：「周作人自壽詩，誠有諷世之意，然此種微辭，已為今之青年所不憭，群公相和，則多近於肉麻，於是火上添油，遽成眾矢之的，而不作此等攻擊文字，此外近日亦無可言。此亦『古已有之』，文人美女，必負亡國之責，近似亦有人覺國之將亡，已在卸責於清流或輿論矣。」周作人不是秉持國柄的人物，有何「誤盡蒼生」可言？許多年以後，周作人看到魯迅給曹聚仁的信，於《知堂回想錄·在病院中》中寫道：「對於我那不成東西的兩首歪詩，他卻能公平的予以獨自的判斷，特別是在我們 『失和』十年之後，批評態度還是一貫」，而頗為感動。
周，或魯，上面的那些文字，仍然潛流著兄弟之情，而使人難免不聯想魯迅的詩《別諸弟三首》。那是兩組舊體詩，第一組寫於庚子二月，第二組寫於辛丑二月，二者相距一年。後者第三首這樣寫道：
春風容易送韶年，一棹煙波夜駛船。
何事鶺鴒偏傲我，時隨帆影過長天。
鶺鴒，是一種雀形目鶺鴒科的鳥類。這種鳥，在北方為候鳥，在南方為留鳥，三五成群聚集一道，作為一種生存在水邊的小鳥，在困於高塬的時候，往往鳴叫求助，因此被喻為兄弟相助的象徵。魯迅小說《弟兄》中的「月生」誇獎「沛君」兄弟之間是「鶺鴒在原」便是這個意思。魯迅曾說，他們兄弟四人，伯仲叔季，他是老大，四弟早夭，因此寫文章涉及兄弟時，只以老大與四弟為例，避免發生誤解。
上面引述的詩後綴有一跋，其中有這樣的文字：「嗟乎！登樓隕涕，英雄未必忘家；執手消魂，兄弟竟居異地！」這一年是我國農曆辛丑，1901年，其時尚在清季，為光緒二十七年。那一年，魯迅20歲，周作人16歲，正是風華正茂的年輕人。兄弟分手是在1923年，其時已進入民國，魯迅42歲，周作人38歲，都已經是人生的成熟期，卻哪裡想到早年的那些話竟成為他們日後的讖語!
魯迅逝世以後，周作人沒有去上海參加追悼會，而在北大法學院禮堂參加了紀念會。有人回憶，第二天，周作人沒有請假而繼續上課，內容是六朝散文。上課鈴聲響後，他挾著一本《顏氏家訓》緩緩走進教室。那堂課，周作人自始至終講解《顏氏家訓》中的《兄弟》篇，直至鈴聲再次響起，周作人挾起書對學生們說：「對不起，下一堂課我不講了，我要到魯迅的老太太那裡去。」聽了這話，大家抬頭看他，發現他的臉色十分難看。
《顏氏家訓》是六朝顏之推的著作，闡述齊家之法，是我國第一部家訓。《兄弟》篇是其中的第三篇，其中論述：
兄弟者，分形連氣之人也。方其幼也，父母左提右挈，前襟後裾，食則同案，衣則傳服，學則連業，游則共方，雖有悖亂之人，不能不相愛也。及其壯也，各妻其妻，各子其子，雖有篤厚之人，不能不少衰也。娣姒之比兄弟，則疏薄矣；今使疏薄之人，而節量親厚之恩，猶方底而圓蓋，必不合矣。惟友悌深至，不為旁人之所移者，免夫！
兄弟根脈相通，雖有荒謬悖逆之人，也不會出現大偏差。但在成人以後，娶妻生子，各有妻室，即便是誠實厚道者，在情感上也難免不發生變化。而妯娌，沒有血緣關係，自然疏遠。如果受她們的蠱惑，兄弟之間必然發生齟齬乃至裂隙，這就猶如的在方形底座上硬加一個圓蓋子，如論如何是合不攏的。 魯迅與周作人，從親密無間到翻臉決裂，恰恰印證了顏之推的話，「浪傳烏鵲喜，深負鶺鴒詩」 ，杜甫的這兩句詩，似乎是為周氏兄弟而作，鶺鴒，鶺鴒，鶺鴒啊！
六
1936年魯迅在上海謝世，周作人撰寫了兩篇文章，而後拒接約稿，聲明以他的身份，不便於再寫此類文章。但是隨著歲月的流逝，白雲蒼狗般的世事變化，周作人卻不得不推翻以往的聲明，1948年8月31日，他在《子曰》叢刊第三輯上刊載了一篇解讀《吶喊》的文章，由此開始了對魯迅其人其作的系列寫作。周作人曾說自己有兩家寫作小店，一家是文學研究小店，一家是日本研究小店，套用這句話，圍繞魯迅的文章可以說是他的第三家文學小店。這方面的文章，後來纂為《魯迅的故家》《魯迅小說里的人物》《魯迅的青年時代》以及一些未結集的作品，統計五十餘萬言。
在這些公開的文章中，對於筆下的魯迅，周作人的態度是客觀尊重的。但是，對於把魯迅提升為尊神而頌歌如潮的年代，在私底下，周作人則保持了清醒態度。
然而，無論怎樣，在困窘拮据的歲月，周作人掌握的魯迅資料好比鈔票，兄弟參商後，以魯迅掙稿費，難免被人視為笑柄。他又該如何解釋？在《知堂回想錄·不辯解說（下）》中，周寫有這樣一段話：「我很自信能夠不俗，對於魯迅研究供給了兩種資料，也可以說是對得起他的了。」對他的這段話，有研究者認為是「還人情」——你曾經對我好，我現在把你對我的好，以另一種形式還回去。孔老夫子說，「太上貴德，其次務施報」，「禮尚往來，往而不來，非禮也；來而不往，亦非禮也」。孔夫子的話，周作人還是牢記在心，髫齡記住的教導，磨也磨不掉。但是，在周作人的心底似乎並不這樣的簡單。還是在這篇回憶錄中，周作人說到魯迅的兩篇小說，一篇是《傷逝》，另一篇是《弟兄》。前一篇寫於1925年10月21日，後一篇寫於11月3日。二者相距不過兩周時間。《弟兄》最初發布在1926年2月10日《莽原》半月刊第3期，《傷逝》則沒有在報刊公開發表，只是在刊行《彷徨》時收錄進來才公佈於世間。這裡有什麼幽隱呢? 周作人說，《弟兄》是寫實，是對他1917年生疹子的追憶，《傷逝》則是魯迅小說中最難解讀的：
但如果把這和《弟兄》合起來看時，後者有十分之九以上是「真實」，而《傷逝》乃是全個是「詩」。詩的成分是空靈的，魯迅照例喜歡用《離騷》的手法來寫詩，這裡又用的不是溫李的詞藻，而是安特來也夫一派的句子，所以結果更似乎很是晦澀了。《傷逝》不是普通戀愛小說，乃是假借了男女的死亡來哀悼兄弟恩情的斷絕的，我這樣說，或者世人都要以我為妄吧，但是我有我的感受，相信這是不大會錯的。
《傷逝》嘆惋的為什麼不是追求婚姻自主的落花似的悲劇而是嘆息兄弟之情秋葉般的消泯？周作人說：「因為我以不知為不知，聲明自己不懂文學，不敢插嘴來批評，但對於魯迅寫這些小說的動機卻是能夠懂的。」
1925年，魯迅創作《傷逝》與《弟兄》時45歲，正當人生壯年。周作人寫出上面的話是在1960年以後，其時已是75歲以上而進入垂暮之年，前後相距了35年之久，假如泉下有知，看到這些話魯迅該做如何感想？他或者不會再說什麼，因為他在假託的小說中已然剖白，或者會嘆息時間這把刀真是殘酷，委實是可改造人的。
1934年劉半農病故，葬於北京碧雲寺東側玉皇頂的南崗。魯迅寫了一則《憶劉半農君》，周作人為其撰寫墓誌，還寫了《挽劉半農詩》，其中有這樣四句：「漫雲一笑恩仇泯，海上微聞有笑聲。空向刀山長作揖，阿旁牛首太猙獰。」「海上」是「上海」的雅稱，其時魯迅在上海。劉半農病故於7月，魯迅的《憶劉半農君》作於8月，周作人的《挽劉半農詩》寫於9月，從時間的蹤跡上或者可以推導出某種指向。有人為此求證於他，周不做正面回答，只是說，劉半農逝世，寫文章的人很多，不止魯迅一人。這當然是二十餘年前的舊賬，如果是在寫《知堂回想錄》的時候，他的態度自然會不一樣，而且現實是，周此時只是悔恨與無奈，在《不辯解說（下）》中，不是有這樣的話：「我也痛惜這種斷絕，可是有什麼辦法呢？」
在追憶周作人的文章中，有一位叫孫旭升的回憶，說每次接到周作人寄來的書，「總發現他包紮得整整齊齊，稜稜角角，從來沒有胡亂一捆就付郵的」。這不禁使他想起了川島關於魯迅的回憶：「魯迅先生每次給我們書時，總是用報紙或別的包書紙包得整整齊齊，稜稜角角的，包外面再用繩子紮好，所用包書的紙，往往是人家給他寄書來時用過的紙，繩子也是人家用過的。」這是生活中的細節，一枝一葉總關情，二人竟是如此相似，畢竟是有手足關係而血脈牽繫的呀！20世紀60年代，一位編輯去八道灣11號約稿，周作人送他出門時指著院內的丁香說：「這是家兄種的樹。」說這句話的時候，他心底的幽曲是否會如殘夏的流螢一樣斷續浮動呢？或者，在這塵俗的世界裡有另一種聲音在生命深處悠邈傳來，而這座院子，曾經植有不少丁香，里院、外院、後院都有，花開之際，芳菲如雲，那是一群丁香的精靈，活潑而爛漫，花影纏繞月影，月影朗澈，花影馥郁，溫潤了周氏兄弟的身影，雲破月來花弄影，怎能 「只約花影不約人」呢! 我曾經看到一幀廣泛使用的照片，步步錦的窗子被一株蓊鬱的丁香遮蔽大半，知情者說，魯迅在那裡創作了著名的《阿Q正傳》，周作人所指的是這一株丁香嗎？而這樣的丁香在西三條魯迅的故居早已高於屋檐，這裡的丁香卻被赤色的風暴吹折，墮入暗夜的魅影，一株也見不到了。木猶如此，情何以堪？春風沉醉，而秋聲的嘆息在冰冷的陽光里緩緩低回，行筆至此，突然浮湧出《傷逝》中這樣真切而痛苦的話：「我願真有所謂鬼魂，真有所謂地獄，那麼，即使在孽風怒吼中，我也將尋覓子君，當面說出我的悔恨悲哀，祈求她的饒恕；否則，地獄的毒焰將圍繞我，猛烈地燒盡我的悔恨和悲哀。我將在孽風和毒焰中擁抱子君，乞她寬容，或使她快意……」 為「逝」而「傷」，涓生是這樣，魯迅與周也是如此嗎？這當然只是我的一點覘測，不過是沿襲周的解讀而導引出來的些許餘緒而已，豈有他哉，豈有他哉，這真是一件無奈而困惑的事情。
責編：梁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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