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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我們高呼英雄在哪的時候,真正的英雄早已倒下,甚至被我們完全遺落

原標題:當我們高呼英雄在哪的時候,真正的英雄早已倒下,甚至被我們完全遺落


我相信,2003年那場SARS,大家仍然記憶猶新吧。當世界衛生組織宣布北京為SARS疫區時。醫院裡,滿是恐懼又渴望的眼睛,至今,這場疫情,仍然是我們不願提及的禁區。


當時,中國的防疫系統「笨拙無力」,衛生部一位老幹部在接受中國紀檢監察報中國青年報記者採訪時,禁不住嘆息道:「湯飛凡若在,何至於此?」



而今,長生生物的疫苗事件的熱度不減,依舊賺足著人們的眼球。就在鬧得沸沸揚揚之際,這一個名字,重新進入了人們的視野:湯飛凡。

他是誰?


中國「疫苗之神」。


中國第一代醫學病毒學家。


世界上發現重要病原體的第一個中國人,也是迄今為止唯一的一個中國人。


曾用兩個月時間研製九萬毫升的減毒活菌苗,抑制了大面積蔓延的鼠疫。


研究的乙醚殺菌法讓中國比世界提前16年消滅天花。


成功研製出國內第一支青黴素,挽救了二戰中千萬條性命。


中國自己的狂犬疫苗、白喉疫苗、牛痘疫苗,和世界首支班疹傷寒疫苗,均出自他手。


國士無雙。


1897年,湖南大旱


「百姓咽糠茹草,至有餓斃自盡者。」


7月23號,湯飛凡就在這樣的環境里出生了,湯父不得已設館維持生計。


湯飛凡,自幼好學,12歲入長沙城南小學堂,3年後畢業就追隨二哥考入甲種工業學校。


那時,饑荒和疾病成為了懸在每個人脖子上的殺頭刀,也磨礪了他懸壺濟世的心。2年後,湘雅醫學院(現中南大學)成立,他毅然棄工從醫,成為該學院第一批學生。


7年寒窗,整個學院就畢業10人,湯飛凡成為了其中之一。學成之後,同學邀請他一道開業行醫,他卻立志研究細菌學和傳染病,用一句「當一個醫生一輩子能治好多少病人?如果發明一種預防方法,卻可以使億萬人不得傳染病」 果斷拒絕。



經校方推薦,剛畢業他便獲得哈佛醫學院獎學金,赴美深造。他步入崎嶇而清苦的科學之路,成為第一個投身病毒學研究的中國人。


3年轉瞬即逝,哈弗導師以優厚的生活條件,全世界最頂尖的科研條件相挽留。而他在中國的老師顏福慶給了他一封信,信中沒有天花亂墜的許諾,只如實列出中國醫學院的困境,和對學生的殷切希望。


他毅然決定回國,就任中央大學細菌學副教授。


那時候,恰是病毒學的拓荒年代,日本和歐美相繼發現重要的病原菌。


年輕氣盛的湯飛凡揚言:「日本能出東方的寇霍,中國為什麼不能出東方的巴斯德?」


(註:寇霍、巴斯德是當時世界病毒學的兩大天驕。)


中央大學醫學院開學時,只有8位老師,29個預科學生,而湯飛凡所在的細菌學系則是一片空白。從零開始建設細菌學系,湯飛凡把自己的顯微鏡也捐了出來,又通過私人關係多方尋求支援,才勉強裝備起了一個簡單的實驗室。除了教學,他也沒有忘記成為「東方巴斯德」的理想,利用簡單的設備開始了研究工作。1930年起,他陸續發表論文,開啟中國病毒學研究。


那時候,全球有六分之一的人飽受沙眼病困擾,日本人野口英世當時宣稱發現了沙眼的病原體—顆粒桿菌,震驚世界醫學界。


湯飛凡決定重複日本人野口英世的實驗。


(註:野口英世,被譽為「國寶」日本細菌學家、生物學家。在1000元的日元鈔票上,印有其照片。)



圖為:野口英世

湯飛凡對這個探究表示懷疑,他選出了24個癥狀典型的病例,嚴格按野口的論文分離細菌,7個月的實驗,用分離出的桿菌接種家兔和猴子,卻沒有產生沙眼癥狀。


這一下子激怒了引以為傲的日本人,湯飛凡瞬間置身風口浪尖,但他卻並未為世俗所累,反而又潛心研究3年,甚至把顆粒桿菌接種到自己眼中,最終證明該桿菌確無致病性。


1935年湯飛凡發表論文,獲得國際同行的極大認同,日本人無話可說,野口英世就此從日本教科書里消失,湯飛凡就這樣在日本家喻戶曉。


2年後從英國國家醫學研究所進修歸來的湯飛凡,本想繼續研究沙眼病原體,但這次七七事變爆發,8年戰亂他本可躲在租界繼續搞研究,一個一直在象牙塔里的知識分子,手無縛雞之力,人們也不苛求他做什麼,但湯飛凡卻跑到一線的救護站,離火線僅有幾百米。



上海淪陷,山河破碎,湯飛凡已無心研究,此時英國又對他發出邀請,到英國繼續研究當然是最好的選擇,但醫學泰斗顏福慶,這次又改變了他的人生。戰爭期間瘟疫猖獗,需重建中央防疫處,此重任非湯飛凡莫屬。



戰火紛飛的歲月中,中央防疫處的研究人員們在深居內地的雲南地區,也堅持閱讀世界各國的學術資料,交流討論世界微生物學的發展情況。每周,湯飛凡都在自家舉行讀書會進行文獻討論,也正是通過這樣的文獻討論會,拉開了我國研製青黴素的序幕。


製造青黴素首先要找到能產生青黴素的青黴菌。受雲南霉豆腐製作方法的啟發,湯飛凡號召研究員們從舊衣、傢具、水果等等一切可能之處收集黴菌,塗布到培養基上,尋找純種黴菌。終於一次偶然的機會,他們從一名工作人員鞋子的黴菌上提取出了令人滿意的結果。


分離菌種的工作從1941年冬一直進行到1944年春,經過上百次試驗,共獲得帚狀黴菌40餘株,能產抗生素的有11株,據研究員回憶「以湯飛凡所長分離的菌種為最佳」。

1944年9月5日,中國自行研製的青黴素在昆明高嶢村誕生。第一批出品僅5瓶,每瓶5000單位,其中兩瓶送往重慶,兩瓶分送英、美兩國鑒定,均獲好評,隨後大量投入生產,甚至能供歐美的盟軍使用。


當時《自然》雜誌中有一篇關於中國中央防疫處的特寫:「這個工廠只有一台鍋爐,而且常漏,不安全,每晚用畢都要檢修……就靠它,解決了所有的器皿消毒和蒸餾水供應等。」,「這裡還有一個小型的青黴素車間……湯博士的工廠保持了高水平,雖然沒有自來水,但他的馬廄和動物房都非常清潔。他有一個效率高的培養、分裝和檢定系統。尤其有趣的是,他有一個自己的玻璃廠,能製造各種中性玻璃器皿。」


就在這個簡陋到沒有自來水的「工廠」里,湯飛凡不僅生產了中國自己的青黴素、狂犬疫苗、白喉疫苗、牛痘疫苗,以及世界首支班疹傷寒疫苗;還培養了一批中國未來微生物學、免疫學的骨幹。




他開啟了他在病毒和疫苗上,封神的一生:


1949年10月原察哈爾省北部鼠疫流行,而國內沒有鼠疫減毒活菌苗,從蘇聯進口也不能滿足控制疫情的需要。湯飛凡親自領導一個組突擊研製,只用了兩個多月,就製造出菌苗900餘萬亳升。


共和國成立後遭到西方國家的封鎖,轉向與亞非拉國家建立邦交。非洲和中美洲許多地區黃熱病流行,到這些地區開展工作的人員需注射黃熱病疫苗。湯飛凡用1947年從美國獲得的無毒病毒株17-D,制出了國內黃熱病疫苗。


為了撲滅天花,中國50年代就實行普種牛痘。因為使用了湯飛凡研究出來的乙醚殺菌法,中央政府衛生部生物製品研究所在簡陋的條件下迅速增加了痘苗產量,1949年底,每天產量已超過10萬支。最終,中國在1961年就消滅了天花,比全球消滅天花早16年。


中國麻疹廣泛流行,於冬春之際發病率和死亡率極高;而俗稱小兒麻痹的脊髓灰質炎發病率也超過萬分之一,常有暴發流行。在成功分離出沙眼病毒後,湯飛凡根據上級指示的放棄學術問題、為人民服務的要求,將研究的重點轉移到祖國和人民都迫切需要解決的麻疹和脊髓灰質炎的預防問題上。1958年,湯飛凡指導吳紹元分離出我國第一支麻疹病毒M9,製備出的麻疹活疫苗很快開始在北京的幼兒園內試用。

……



雖然,早已功勛卓越,湯飛凡一直未完成的夢:分離沙眼病原體。這是他中斷了近20年的事情,也是他的畢生之役,心中的衝動再也按捺不住。


1954年,一切的風起雲湧漸漸平息,他跑到北京同仁醫院親自採集樣品,眼科主任張曉樓答應得十分痛快,條件只有一個,項目兩人合作。



花了整整一年,每周和助手在門診工作半天,採集了200例典型病例樣品,同時用恆河猴建立世界第一例沙眼動物模型。


但經過1年的分離,採用當時各種病毒分離技術,無一成功。失敗的情緒在所里蔓延,畢竟過去70多年,全世界科學家進行的研究,也同樣無一成功。



湯飛凡意識到:不能再重複別人的病毒分離方法,一定要走自己的路。1955年採用雞卵黃囊分離的第8次試驗,終於獲得了成功。


20多年的心愿終於實現,他成為世界上發現重要病原體的第一個中國人,也是迄今為止的唯一一個中國人,而這株病毒就是著名的TE8。


興沖沖趕來的張曉樓建議馬上發表,不能被別人搶在前頭,但有了野口的前車之鑒,湯飛凡決定待進一步確認後再發。


為了進一步確定所分離的病毒就是沙眼病原體,1958年元旦,湯飛凡命助手私下將沙眼病毒滴入自己的眼睛。



冒著失明的危險,在其後40天內堅持不做治療,眼睛紅腫得讓人心疼,卻收集了可靠的臨床資料,徹底解決了70餘年關於沙眼病原的爭論。


湯飛凡的發現,讓人們準確找到了沙眼治療的藥物。一度危害全球的沙眼以驚人的速度減少。


以上海為例,1959年沙眼發病率為84%,兩年以後降到5.4%。



就在發現沙眼病原體的1958年,拔白旗運動興起,湯飛凡被認定為「具有資產階級學術觀點」,批為「資產階級學術權威插在社會主義陣地上的一面大白旗」「民族敗類、國民黨反動派的忠實走狗、美國特務、國際間諜」。


是的,拯救了上千萬中國人的湯飛凡,短短几天,成了這個民族的敗類。

1958年9月30日,湯飛凡不堪凌辱,上吊自殺。


他研製的所有疫苗、論文報告里的名字被全部抹去。


他不允許出現在任何場合,但他的成就又如此之高,應該怎麼辦呢?


取而代之的,是他從前共事過、根正苗紅、成分很好的同事張曉樓。他替湯飛凡拿了所有應得的榮譽。頒獎典禮上出席的是他,人民畫報上笑得燦爛的是他,民眾心中的先進典範也是他。


再沒人知道湯飛凡是誰,他就像被他研製出的疫苗消滅掉的病菌那樣,在中國大地上隨風消逝。


但世界沒有忘記他。


1970年,國際上將沙眼病毒和其他幾種介於病毒和細菌之間的、對抗菌素敏感的微生物命名為衣原體,湯飛凡被稱為「衣原體之父」。


1980年6月,中國眼科學會收到國際眼科防治組織(IOAT)的一封短函:因為湯博士在關於沙眼病原研究和鑒定中的傑出貢獻,國際沙眼防治組織(IOAT)決定向他頒發沙眼金質獎章。希望能夠得到湯博士的通信地址,以便向他發出正式邀請,參加1982年11月在舊金山舉行的第25屆國際眼科學大會。


可是他們不知道,他們預備推薦申報諾貝爾獎的學者,被以為最有希望獲得諾貝爾獎的中國人,早已不在人世。



1981年5月全法眼科學大會上,本應由湯飛凡學生王克乾代領的獎章,張曉樓滿面春風地領去。他還複製了兩枚鍍金獎章,一枚留給自己,一枚交給湯家,原件上交衛生部,一個「圓滿」的結局。



湯飛凡的妻子和學生們怒了,他們一開始就要求相關部門澄清,但沒有得到回應,妻子何璉於1986年寫信到國際眼科防治組織,要求一個公正。


四個月後收到了回信:沙眼金質獎章是授予湯飛凡的,為了澄清起見,他們將複製一枚新的獎章,舊獎章自動作廢。新獎章只刻了一個名字:湯飛凡。



1992年,國家發行中國現代科學家郵票,裡面終於出現了湯飛凡。



本是國士無雙,卻一天未過「國士」待遇。他就這樣離去。


他,就這樣,活在我們身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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