素材如何進入小說，歷史又怎樣成為文學——賈平凹《山本》的文學「史」觀現代性·傳統性·民間性——《山本》評論專輯之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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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材如何進入小說，歷史又怎樣成為文學——賈平凹《山本》的文學「史」觀

劉艷 |《文學評論》編輯部副編審

本文將刊於《探索與爭鳴》2018年第7期

文中圖片未經註明均來自網路

新近出版的長篇小說《山本》是賈平凹創作道路上具有重要意義的作品，亦是中國當代文學創作的重要收穫。為此，復旦大學中文系特邀請評論家在上海召開專題研討會。《探索與爭鳴》雜誌擬於2018年第6、7期分上下兩輯刊發相關評論，全面、深入呈現與會評論家的精彩觀點。

《山本》內頁

在解讀《山本》之前，有必要回顧一下近年來尤其近五六年賈平凹的長篇創作。賈平凹2013年的長篇小說《帶燈》開啟了一個新的審美領域——「新鄉鎮中國」的文學書寫，以「當下現實主義」對新世紀正在劇變中的新鄉土中國進行獨特審美思考和精神探尋，不僅從題材上是對其以往文學創作領域的突破，而且把「鄉鎮敘事」的地域審美書寫拓展為整個「新鄉鎮中國」的整體性空間及其現代性命運的全息性精神呈現。李遇春還將其稱為「微寫實主義」——對以往的現實主義書寫的突破和越界。賈平凹的《帶燈》等鄉土小說，滿懷對鄉土中國所遭遇的經濟亟速發展乃至無數畸形現實的深刻思考和危機感，再或者是書寫鄉村文化傳統是如何在文化消費主義面前不堪一擊……

2014年的《老生》，可視為賈平凹對百年鄉土中國持續不斷的沉思，小說以一位唱陰歌的鄉村唱師的敘述視角，以四個相對獨立的故事來講述鄉村社會的人事興亡和發展變遷，串起百年現代中國成長的歷史。

2016年的《極花》則是一部女性被侮辱與被損害的戕害史，又是一部中國村莊最後面影的百科全書式的斷代史。《極花》選擇逃離鄉村去往城市卻被拐賣到更偏僻鄉村的農村知識青年胡蝶為敘述者，講述地方「傳統」權威如何削弱和瓦解，鄉村秩序如何變形和變質，農村知識青年如何成為上升無望的失敗者，善良而怯懦的底層民眾如何成為施暴者，最終缺少精神和信仰看護的中國農村如何成為渙散之鄉和暴力之域。中國農村的淪陷是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賈平凹小說集中書寫的主題，他在《高老莊》《秦腔》《帶燈》《極花》等作品中對其進行了持續而深刻的挖掘和揭示。

在這條蜿蜒綿長的寫作脈絡里，《山本》是自然而然生成的，可以見到與《老生》的氣韻相通之處，但其氣魄更大，文學性和藝術性也更加豐沛。對於「山本」這個書名，賈平凹在後記里有解釋，但我個人可能還是更加喜歡「秦嶺志」。賈平凹從棣花鎮、從商洛筆墨盪開去，寫了關於秦嶺的這本書。

但賈平凹的志向和志趣又不僅僅止於此。賈平凹為秦嶺寫志，其實就是為近代中國寫志，秦嶺是他窺見一段中國近代歷史的切口，也只有秦嶺的山高水長，蒼蒼莽莽，有這樣的深厚的歷史底蘊、文化蘊藉，可以令作家達成這樣的寫作目的。《山本》不再像《老生》那樣，時間跨度達百年，也不再是使用一個人的敘述視角，而是將相對《老生》而言較短的一個時間段——一段秦嶺在20世紀二三十年代並且上下各略有延伸，下可至40年代的歷史——充分具象化，並用多得數不清的細節性敘述讓小說敘事豐贍和充盈起來。《山本》細膩充盈同時又氣勢恢弘，是對《老生》的超越。

我這裡說賈平凹勾勒出了近現代中國史詩，並不是說要把《山本》去同歷史史實做一一的比對。將《山本》歸入歷史題材，恐怕是有違作家寫作初衷的。《山本》所涉及龐雜混亂的素材，該怎樣處理？對作家也是一個巨大的挑戰。賈平凹在《山本》「後記」里也說到：「這些素材如何進入小說，歷史又怎樣成為文學？我想我那時就像一頭獅子在追捕兔子，兔子鑽進偌大的荊棘藤蔓里，獅子沒了辦法，又不忍離開，就趴在那裡，氣喘吁吁，鼻臉上盡落些蒼蠅。」這是形象地說出了作家處理龐雜、體量巨大的素材，以及如何處理歷史和文學關係的一種困頓。

一個並不太希望看到的情況是，當前評論和研究當中出現過多地將小說《山本》去與歷史做比對和剖析的情況。《山本》甫一面世，就在小說與歷史之間關係問題上出現了兩個層面的評論趨勢：第一，是將《山本》與歷史史實之間去作考察和挖掘，這其中又包含兩個維度，一個是將《山本》歸入歷史題材小說，考察它作為歷史題材小說的意義和價值；另一個則是承認小說書寫的是傳奇，但仍然在考察「傳奇如何虛構歷史」的問題，依然認為《山本》體現了作家書寫歷史的真誠和雄心，有的人甚至將小說與當時秦嶺紅軍的歷史和中國20世紀二三十年代的歷史作比對和索隱式研究，甚至得出這樣的結論：「歷史從虛構那裡學會如何運用莊嚴的面相編織謊言，而虛構也會以謊言作為招牌重建一段歷史。」

第二，與前一個層面的第二個維度相類，《山本》被歸入「新歷史主義」、歷史的民間敘述之類的思想以及美學譜系被加以討論，這其實是有違賈平凹創作初衷，研究者當然也不能將《山本》窄化為新歷史主義小說。我們知道，20世紀80年代中後期開始的一段「新歷史主義」的文學敘述，是有它的文學史意義和歷史功績的，往往是以無數細節豐贍的敘述以及被原來的宏大歷史敘事方式所忽略的文學與歷史的一種敘述方式——以文學的方式重述歷史，豐贍了有關歷史的文學敘述的文學性。

新歷史主義的意圖是要揭示被主流歷史和話語敘述方式所一度忽略的民眾生存本相、民族的生命史，比如，陳忠實的《白鹿原》、莫言的《豐乳肥臀》、張煒的《家族》和余華的《活著》《許三觀賣血記》等。但新歷史主義後來的弊端也是顯而易見的：「由於其逐漸加重的虛構傾向，由於其刻意肢解歷史主流結構的努力，而走向了偏執虛無的困境。遊戲歷史主義不但是新歷史主義的終極，同時也是它的終點和墳墓，從一定意義上說，正是這種過於偏執的遊戲本身最終虛化、偏離和拆除了歷史和新歷史主義文學運動，這雖然是一個矛盾和一個悲劇，但卻勢出必然。」

井宗秀和井宗丞是有原型的，其中的一些歷史事件，似乎也是有原型可循。一些論者便頗費工夫地去探究這裡面的究竟。這種對井宗秀和井宗丞原型的考證，在賈平凹看來，「其實是不必的。井宗秀和井宗丞是有原型，但僅僅是攫取了原型極小極小的一些事，而最大的是通過那些歷史人物了解那一時期政治、軍事、經濟、民生等一系列的社會情況，可以說以原型出發，綜合了眾多，最後與原型面目全非」。以正史、野史或者新歷史主義小說的概念來解讀和對待《山本》，都是把小說與歷史之間做了過於牽強的聯繫和比照。

《山本》雖然也展示了20世紀二三十年代發生在秦嶺的一些史實，但似乎更「是在天人之際的意義上考察歷史、社會、人性種種方面的複雜的矛盾糾葛」。楊輝認識到：「整個作品的氣象和境界與普通的歷史小說還是很不一樣的。」由於擔心大家把複雜的問題看簡單了，賈平凹自言：「我為什麼要寫這個題記。就是強調《山本》的目的，不是寫秦嶺那些歷史，而是想從更豐富的狀態去寫中國。」從這個意義上講，《山本》不是寫歷史的小說，不是傳統和純粹意義上的歷史小說，也不是新歷史主義小說。

但這一點也沒有影響《山本》的複雜、繁富與宏闊，一點也沒有影響它的史詩性，因為它自帶豐富性。說《山本》書寫了20世紀二三十年代近現代中國的史詩，是負責任的說法。這恰好可以解釋，為什麼陳思和先生認為《山本》是向傳統致敬，他將《山本》與《水滸傳》聯繫，認為《山本》深刻揭露了普通人性中的殘酷基因。

賈平凹本人則認為自己重點不是寫戰爭，而是寫「林中一花，水中一沙」，「《山本》不是寫戰爭的書，只是我關注一個木頭一塊石頭，我就進入這木頭和石頭中去了」。賈平凹堅定地認為：「從歷史到小說，它有個轉換問題。」賈平凹認為《紅樓夢》教會了他怎麼寫日常生活；《三國演義》《水滸》講究傳奇的東西，特別硬朗，故事性強，教會了他怎麼把小說寫得硬朗。細讀《山本》就能真切體會到賈平凹的確是「在寫法上試著用《紅樓夢》的筆調去寫《三國演義》《水滸傳》的戰事會是怎麼樣」，而「現代性、傳統性、民間性」的融合，也是清晰可見的。

作家賈平凹書畫作品

《山本》這樣的文學「史」觀，落實到小說敘事上，也令《山本》與此前賈平凹小說的文本形式和敘事有些差別，小說敘事也更加繁富。正如賈平凹自己所說：「解讀小說是有不同的角度，有的小說可能結構簡單些，從一二個角度就能說清。或許《山本》要複雜些，『正史』『野史』說到底還是歷史，而小說，還是那句大家都知道的話，是民族的秘史。這個秘史，不是簡單地從『野史』和『正史』對立的角度說，而是說它還包含著更複雜的生活的信息。比如人的日常生活中的衣食住行，自然風物，以及二者之間的複雜關係等等這些歷史顧及不到的細節。它們可能呈現出歷史更為複雜的狀態。」

還不僅僅止於此，《山本》的文學「史」觀，還影響到了小說的敘事和文本形式。如果說，前此的《帶燈》《老生》《極花》等，還採用一定的章節設置的話；《山本》在小說文本和敘事形式方面，已經是章節全無，僅以「※※※」來區隔不同的敘事片段和作敘事轉換。《山本》中的這種表現是賈平凹多年來小說敘事探索的一個自然而然的結果，而且是與他的《山本》所要表達的內容和素材處理等方面，都高度契合的。

十幾年前，賈平凹在《我心目中的小說——賈平凹自述》中，就已經明確提出了他認為「小說是一種說話」的小說創作理念：「小說是什麼？小說是一種說話，說一段故事」，「世上已經有那麼多作家的作家和作品，怎樣從他們的身邊走過，依然再走——其實都是在企圖著新的說法。」但是警惕於過度追求小說結構和技巧的小說寫法，他特地舉了一個例子：「在一個夜裡，對著家人或親朋好友提說一段往事吧。給家人和親朋好友說話，不需要任何技巧了」，「開始的時候或許在說米面，天亮之前說話該結束了，或許已說到了二爺的那個氈帽。過後一想，怎麼從米面就說到了二爺的氈帽？這其中是怎樣過渡和轉換的？一切都是自自然然過來的呀！禪是不能說的，說出的都已不是了禪。」

他特彆強調：「小說讓人看出在做，做的就是技巧的，這便壞了。說平平常常的生活事，是不需要技巧，生活本身就是故事，故事裡有它本身的技巧。」他反思了有人越是要打破小說的寫法，越是在形式上想花樣，往往適得其反的情況：「因此，小說的成功不決定於題材，也不是得力於所謂的結構。讀者不喜歡了章回體或評書型的小說原因在此；而那些企圖要視角轉移呀，隔離呀，甚至直接將自己參入行文等等的做法，之所以並未獲得預期效果，原因也在此。」

其實，賈平凹在這裡不是說小說的題材和結構不重要，他真正在反思的是傳統章回體和評書型小說已經不合時宜，而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來，一些小說過於追求敘事形式的所謂探索和求新已經將小說寫作置於敘事遊戲的困境乃至死局……作為一位幾十年以來一直創作豐贍、走在內地文壇創作前沿的文壇「超級勞模」型作家，賈平凹在小說敘事上，對傳統章回體和過於追求小說敘事先鋒技巧這兩翼，是他近十幾年來一直在警惕的，並以自己的實際創作作出了反思。這樣就一點也不奇怪，賈平凹近些年為什麼在小說敘事上一路發生變化。而這變化，到了《山本》達到了某種程度上的極致，也可以說是一種爐火純青的境界。而深埋其中的，除了「小說是一種說話」的創作理念，還有著他對小說體式和小說敘事的一種自覺。

對於文學應該有的「史」觀，應該也是一直服膺他在《我心目中的小說》這篇文章當中所講的「實與虛」的觀念：「面對著要寫的人與事，以物觀物，使萬物的本質得到具現。」「生活有它自我流動的規律，順利或困難都要過下去，這就是生活的本身，所以它混沌又鮮活。如此越寫得實，越生活化，越是虛，越具有意象。」「以實寫虛，體無證有，這正是我的興趣。」《山本》要想寫出賈平凹想呈現的生活，寫作成功而且寫成更多地呈現物事人情的「秦嶺志」——「以實寫虛，體無證有」，取消了小說章節，整個小說全篇打通、貫通，無疑助益他達成了自己的寫作目的。而弔詭的是，自言最不講究小說體式和小說敘事技巧的賈平凹，藉此卻在《山本》中實現了小說敘事上新的嘗試。

雖然《山本》小說敘事完全不是20世紀80年代中期開始的那一段先鋒派文學所呈現的敘事技巧和形式特點，但誰能說這不是一種新的、有益的小說形式方面的探索和創新呢？當很多學者和評論家譬如陳曉明教授近年來一直在擔憂，20世紀90年代以來，還遠未獲得成熟圓融的西方現代小說經驗的中國小說，如果一味地回歸傳統，這種寫作態勢令人擔憂；當然，他也看到了如賈平凹、莫言等許多中國優秀的作家，仍然在尋求傳統與現代融合的道路上孜孜以求，而他們對小說敘事的探索又何嘗不是體現一種小說創作形式創新方面的先鋒探索精神呢？這種富有創新意識的探索精神，可能也恰恰是賈平凹的創作一直保持旺盛的生命力，一路發展而來終於產生了這部最具有大師氣象的長篇小說《山本》的一個重要原因。

還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帶燈》還是分「上部山野」「中部星空」「下部幽靈」，每部長短不同的段落前，會有無數「高速路修進秦嶺」「櫻鎮」等這樣的小標題。《老生》分「開頭」「第一個故事」「第二個故事」「第三個故事」「第四個故事」「結尾」。《極花》里分「1夜空」「2村子」「3招魂」「4走山」「5空空樹」「6彩花繩」。《老生》《極花》里每個敘事章節里，會有敘事區隔的標誌「**」來區分不同的敘事段落。而《山本》已經取消了敘事的章節題目，僅以「※※※」來做不同的敘事片段的區隔。而且有意思的是，50萬字龐大的小說敘事，被「※※※」區隔成了一共81個敘事片段。不知道這是不是賈平凹有意為之的，我想是的。

《山本》里的人經歷九九八十一「難」才修成，而小說也經歷了一共九九八十一個段落的敘事才完結。小說敘事雖看似圓滿修完了，但是落實到每個人物和人物命運等，卻未必圓滿和完滿。《山本》以事事處處很「實」的書寫，卻表達了很多「虛」的東西和意象。於是，也就可以理解賈平凹所說的：「陸菊人和井宗秀是相互凝視，相互幫扶，也相互寄託的。如果說杜魯成、周一山、井宗秀是井宗秀這個書中人物性格的三個層面，陸菊人和花生是一個女人的性格兩面。我是喜歡井宗秀和陸菊人合二為一，雌雄同體。」「以實寫虛，體無證有」，有什麼樣的文學「史」觀，就有了什麼樣的小說敘事。《山本》也就只會讓陸菊人與井宗秀互相凝視而不會有真正的俗世男女情愛；小說會安排陸菊人，為井宗秀培養了一個女子「花生」嫁給他，而他卻又失去了作為男人的性能力，花生與井宗秀也不能真正的結合。

小說在敘事上處處呈現情節的非二元對立和非開端、發展、高潮、結局的情節完整性，比如剩剩腿跛了——一個長一個短，井宗秀安排人去找莫郎中給剩剩來治病，結果楊鍾死了，冉雙全則因誤會失手打死了莫郎中，剩剩的跛腳再也無人能治。楊鍾一直不是陸菊人心裡所仰敬和喜歡的男人，但當楊鍾死了，陸菊人又念起楊鍾百般的好……人生終無盡意處，「秦嶺卻依然蒼蒼莽莽，山高水長，人應該怎樣活著，社會應該怎樣秩序著，這永遠讓人自省和浩嘆」。在賈平凹看來，「我們曾經的這樣的觀念，那樣的觀念，時間一過，全會作廢，事實仍在。歷史是泥淖，其中翻騰的就是人性」。賈平凹剪裁《山本》書中敘事，靠的是情節及其銜接點，但更是與他的小說觀念、與他的小說所持有的文學「史」觀相融合和吻合的。若對《山本》的小說敘事形式加以研究，會有更多更深的發現。

在《我心目中的小說》里，賈平凹自言：面對《阿Q正傳》，「如果在分析人性中瀰漫中國傳統中天人合一的渾然之氣，意象絪緼，那正是我新的興趣所在啊」。而《山本》所透露出來的賈平凹的寫作理念和文學「史」觀，正是他想在生活物事人情的繁複和千頭萬緒當中，表現和探求一種意象氤氳、天人合一的渾然之境。《山本》敘事形式上的渾然一體，已經在幫他實現這個夙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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