聊一聊唐宋王朝的禁酒令（下）

察

古

除了在民間實行酒禁外，宋朝政府對宗室、外戚、臣僚之家也同樣實行酒禁。如宋仁宗景禱三年十二月辛酉，「禁宗室賣酒，募告者賞之」。宋哲宗元禱七年又兩次下詔禁止宗室內違犯酒禁，一次於「元禱七年夏四月丁卯，詔:『宗室、外戚、臣僚之家，違犯酒禁，如累及三次，並勾收槽杖。」

另一次是同年八月丙辰，詔:「宗室犯私酒，尊長應取旨者，止坐本位同祖尊長，尊長自犯，即坐本宮同祖尊長。」，雖然對皇室、臣僚之家的違禁行為規定了相應的懲罰措施，但與上述所引，政府對一般百姓犯禁的懲罰條令相比，懲罰的力度可謂輕了不少。

酒稅作為宋朝國家軍費的重要來源之一，同時也是國家重要的財政來源，政府為獲取更多的稅銀甚至下令以「公使錢造酒處」。神宗熙寧七年春正月巳亥朔，詔諸州自來不造酒處，許以公使錢造……」「夔路舊無酒禁，為場店者，百四十餘所而己。建炎未增至六百餘。」「建炎三年九月，張浚承大變酒法，自成都始……明年，遂編四路（益路、利路、梓路、夔路）行其法。夔路舊無酒禁，開始榷之，舊四川酒課歲為錢一百四十萬絡。自是遞增至六百九十餘萬絡。

可見把酒稅作為重要稅源已成為宋廷制定酒政的最根本原因，豐厚的稅銀收入己成了宋代重要的財政支柱之一。國家許以「公使錢造酒處」的結果是，酒店和酒稅的增加，民眾飲酒、用酒越發因難。

唐代杜佑在《通典》里言:「酒者，天下美祿，帝王所以頤養天下，享祀、祈福、扶哀、養疾。百禮之會，非酒不行。」在中國古代社會中，酒不僅是祀天地、祭宗廟、祈福壽這類莊嚴之事的所需之物，而且還是婚喪嫁娶、農事節慶、慶功祭奠等民俗活動的必須物質。但另一方面由於酒事行為或酒事活動被打上了強烈的專制政治印記，君主沉酒於酒，國有亡國之虞，臣下酗酒縱飲，則有荒政廢職亡身之憂的觀念，成為了左右統治者政策的重要依據。統治者把飲酒行為與國家治亂或官場政治現象相聯繫起來，使酒事行為具有強烈的政治色彩。

從唐宋兩代來看，在各類酒禁中最普遍和最常見的是為節省糧食而頒布「禁令」。此種「禁令」一般是在建國伊始國家尚未穩定，或是災害年代為解決民眾溫飽緩減糧食匱乏而禁釀禁飲。由於這類酒禁的出發點是為了人民，因此深得廣大民眾的熱烈擁護和支持。

然而更多的是，在古代，統治階級把飲酒行為與國家治亂或官場政治聯繫起來，認為「放而無限，則費財傷人」。從而制定了許多酒禁政策，同時為了保證酒禁的實行，統治者對違禁者採取了極端嚴厲的懲罰措施。唐代「其所犯之人，任用重典」，「以酒禁坐死者，每歲不知數」。宋時「民犯私曲十五斤，以私酒入城至三斗者；始處極典，其餘論罪有差，私市酒麴，減造者之半」。唐宋時期統治者對犯酒禁者的處罰嚴酷且苛刻，絲毫不近情理。

通過對唐宋兩代史料分析表明，統治者可以根據政治需要隨時禁酒和解除酒禁，恢復民間的酒事行為和酒事活動。其中最為突出的是唐統治者屢以「賜酣」的方式賜民飲酒。據《新唐書·太宗本紀》所載，太宗時貞觀年間賜酣達七次之多。此後高宗、武后、玄宗當政期間也常常賜酣，關於其記載不絕於史。

唐宋時期的酒禁除了禁止人們隨意飲用外，國家為了與民爭利而施行榷配，禁止人民私釀私賣。同時施行榷配政策也是唐宋時期酒政的一大特點。通過榷配，國家從酒營收入中獲得巨額的利潤財富。唐中後期為了緩減軍費乏下令榷配，直至宋代該政策不斷發展成熟。為了保證國家能夠攫取豐厚的酒課收入，因此統治者制定了詳盡的懲罰措施，嚴格禁止民間的私釀私賣行為。

唐王朝時「一人違犯，連累數家」，宋初制定的措施更為詳盡具體，《續資治通鑒長編》卷三載:「建隆三年三月丁亥，……又修酒麴之禁。凡私造，差定其罪，城郭二十斤，鄉間三十斤，棄市。民敢持私酒入京城五十里，西京及諸州城二十里至五斗，死。所定里數外，有官署沽酒，而私酒入其地一石，棄市。」可見，唐宋兩代對私釀私配行為的處罰十分嚴酷。

為了保證酒禁救令的貫徹實施，統治者對違令犯禁者往往採取的都是極其嚴峻的懲處措施，告賞法和連坐法就是其中之一。《宋會要輯稿》載:「請自今州縣官酒務處，令五家相保，知有私釀，坐五保，奏可。」《慶元條法事類·酒麴》:「諸私造酒麴沽賣，並含鄰人知而不糾，論如五保律。」甚至還規定:「凡告發私酒犯禁，一經查實，賞以犯人所居全屋什物」。雖然告賞法和連坐法對於私酒犯禁者有著極大的威懾力，有利於減少民間私釀私販行為，但同時也存在明顯的弊端。因為一人犯禁連累數家受牽連，「間里之間，不免咨怨」。甚至還有誣陷良民的事情發生，《續資治通鑒長編》卷四四九載:「至有仇嫌之人，多端架構，以斗升之酒，誣陷良民，遷徒失業，道路磋怨。」這些違法斂財的行為和冤假錯案的發生必定會激化民憤，影響朝廷統治和社會安定。

甚至有的官吏還從中漁利，極盡所能魚肉百姓。「紹興二十有五年，十有二月乙未。左朝散郎葉義問行太常博士，右朝奉大夫王會特勒停。……新除右正言凌哲言，會專恃權勢，肆為貪酷，其知湖州也，民間私造酒醋，斗升之犯，即拘沒家財，益嚴其禁，加之違法橫斂，遷名羨徐，貯之別庫……」「紹興二十有九年六月乙巳，直秘閣知明州趙善繼罷，善繼為政殘酷，民有犯私者，毀其居，罰絡錢以千計。」唐宋時期官吏的胡作非為，給百姓帶來了巨大的災難，激化了社會矛盾，影響了社會和穩定。

儘管如此，唐宋年間私釀私配的現象卻屢禁屢犯，出現了「民私釀，歲抵死不絕」的現象。據史料記載，宋代時，「民以私釀破業陷刑者不勝其眾」。深思其根源主要有二，其一受經濟利益所驅使，私釀私配可獲取高額利潤，民眾為此不惜挺而走險，以身犯禁。其二中國酒文化源遠流長，民間的婚喪嫁娶、農事節慶等活動都離不開酒，然而國家實行榷酒酒價頗高，百姓無法承擔，只能私下偷釀，因而觸犯酒禁。

唐宋政府雖然頒布了不少酒禁政令，對民間酒事行為和酒事活動加以限制，但就酒文化來說，唐宋酒文化與前代相比己十分發達。釀酒技術考究，酒品種繁多，酒質醇香，並出現了大量酒肆，這在許多關於酒的文獻和作品中都有反映。如唐代皇甫松的《醉鄉日異》，劉詢著的《嶺表錄異記》，宋代蘇軾撰《酒經》等等。然而儘管此時酒文化己高度發達，但社會酒事行為或酒事活動並沒有擺脫國家政策調控的監管約束，社會民眾釀酒、飲酒、配酒等一切與酒相關的活動行為，始終以國家酒政管理的政策變遷為轉移，酒事活動絕不是一种放任自流、隨心所欲、自行其是的個人飲食行為。

——　ＥＮ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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