稷下學宮、齊國與姜太公
原標題：稷下學宮、齊國與姜太公
2018年6月14-15日，我前往山東臨淄參觀了稷下學宮遺址、齊都文化陳列館和姜太公祠。稷下學宮是戰國時期齊國建立的官方學術機構，我國古代思想史重要的「百家爭鳴」時代就是在稷下學宮誕生的。八十年代，我專題研究「雙百方針」政策的時候首次注意到稷下學宮，現在做智庫工作，對稷下學宮又多了一份認同和思考。同時，作為祖籍乃齊國故地的山東人，也感覺到智庫文化和歷史的延續。這就是一種文化自覺吧。因此，訪問稷下學宮是我自青年時代就有的夙願。稷下學宮誕生於齊國不是偶然，而是和齊國長期以來的開放、重商、重視人才的政治傳統密不可分，這又與當前新經濟發展需要的外部條件非常相似。齊國的政治文化傳統與齊國的創立者姜太公有很大關係，他是我國古代歷史上第一個戰略家，對齊國和諸子百家思想都產生了深遠影響。
參觀齊都文化陳列館
一、稷下學宮：智庫的濫觴
稷下學宮沙盤模型
2016年11月27日，我和劉志光在濟南大學參加了「新型智庫高層論壇」。我在會上做了《山東是智庫的發源地》的報告，首次公開呼籲深入挖掘稷下學宮的歷史意義和對當今智庫建設的借鑒意義。2017年1月，我和劉志光向山東省政協提交了一份《發掘稷下學宮文化資源以智庫推進山東創新治理》的內參。內參提出了編製實施《山東省智庫發展十三五規劃》、啟動「稷下學宮」申遺工作、打造具有全球影響力的「稷下學宮論壇」高端智庫品牌等工作建議。本次到臨淄訪問，也和臨淄區有關領導探討了繼續推動稷下學宮智庫品牌建設的工作設想。
稷下學宮始建於田齊第三代君主齊桓公田午時期，其目的是為齊國招攬智囊團。這個機構成立的初衷雖是為君主服務，但並未受到官方的嚴格控制，而是實行「官方舉辦、私家主持」的特殊運作模式，允許學者自由發表思想和見解，鼓勵各學派之間的辯論，並給以他們相應的爵位和俸養。
正是因為這種「廣開言路、兼收並蓄」的開放態度激發了我國思想史上最為壯觀的「百家爭鳴」爭鳴時代，對中國後世的思想和文化產生了深遠影響。這也使得稷下學宮能與西方古希臘的「雅典學園」比肩而立、交相輝映，成為東西方智慧文化發展的頂峰。西方自然哲學體系的根脈和文藝復興運動的思想原點。雅典學院學術研究和教育的特徵更強，實際上是歐洲第一所綜合性大學。稷下學宮則是東方人文哲學的典型代表，更講求經世致用，學者作為謀士向帝王獻計獻策來對社會產生實質影響。
當今世界競爭格局的演化與春秋戰國時代有諸多相似之處，所以，我認為挖掘和研究稷下學宮的歷史，充分發揮智庫的智囊作用，對我國政府的科學決策和中國參與全球治理具有重要啟示。臨淄當地政府也很重視稷下學宮，但是沒有好的開發方案計劃。去年4月，劉志光帶隊去臨淄和區政府、區科協討論了稷下學宮的開發、智庫建設等議題。本次我再去臨淄，也和區委等領導進行了會談，我向他們推薦了洛陽開發明宮的開放模式和經驗，並推薦他們去洛陽考察。明宮是武則天處理政務的場所，洛陽開發明宮兼顧了歷史文化內涵和旅遊項目，這是臨淄開發稷下學宮充分借鑒的。
二、齊國：開放而強盛的諸侯國
齊國故城遺址
劉志光說，不管是春秋五霸，還是戰國七雄，齊國的影響力都是排在第一位的。因為齊國的文化非常發達，尤其是以稷下學宮為基礎的百家爭鳴對中國後世的影響非常深遠。對此，我非常認同。但是現在山東在講傳統文化時，雖然並稱「齊魯」，但實際上是以宣揚儒家的魯文化居多。我認為對齊文化的重視遠遠不夠，需要再深入挖掘。齊文化的形成離不開平等、開放、包容的政治和社會環境，稷下學宮誕生於齊國也並非偶然。這是因為自姜太公開國之始，齊國就有了簡禮、重商、重視人才的傳統。
簡禮，實際是是淡化等級觀念，是開放思想、平等交流的基礎。在這方面，魯國和齊國、儒家和道家是一個鮮明的對比。周朝建立之後，周公旦確立了被稱為「周禮」的禮儀制度，用來約束諸侯的行為，以穩固周王朝的統治。周公之子伯禽被封到曲阜，並建立了魯國，其作用是為鎮撫東夷國家。伯禽採取的手段是極力推行周朝禮樂制度。魯國因而也成為典型周禮的保存者和實施者，是西周諸侯國中法理上的「班長」。魯國成為儒家的發源地，《周禮》也成為儒家的經典。儒家推崇等級觀念，排斥工商業，自漢武帝獨尊儒術之後，儒家思想成為中國文化和思想的一種禁錮。相對而言，姜太公建立的齊國則非常開放包容，在征服東夷國家和部落的過程，姜太公上推行「因其俗，簡其禮」的開明政策，對東夷並未強制推行周禮。稷下學宮的官學是道家，崇尚無為，對國家治理而言，是告誡帝王要與民休息、不與民爭利，是有利於經濟社會的自然生長和繁榮的。
春秋初期諸侯國分布
重視工商業是齊國富強的經濟基礎。齊國以漁鹽工商經濟聞名於世，但其實齊國最初的封地在黃河下游地區，經濟以農業為主，齊國的海洋經濟來源於萊國。萊國的疆域在現在的山東半島，都城位於我的家鄉黃縣（現煙台龍口市）歸城姜家村一帶。山東半島地形以丘陵為主，所以不便發展農業，三面環海而利於漁鹽等海洋經濟，擁有銅鐵礦因而冶金業發達。齊國吞併萊國之後，保留了萊國以漁鹽冶為主的工商經濟發展模式。到齊桓公-管仲時期，齊國更是把鼓勵工商推向新高度。管仲系統性地制定了根據土地好壞分級徵稅、開發漁鹽之利、平穩糧價、統一貨幣、鼓勵貿易等系列經濟政策，達到了「通貨積財，富國強兵」的目的。管子甚至將經濟手段用到了與諸侯間的鬥爭中，「衡山之謀、菁茅之謀、石璧之謀」堪稱世界上最早的貨幣戰爭。
重視人才是齊國強大的第三個重要原因。自姜太公時代就推行尊賢尚功的人才政策，他打破了西周以血緣關係為基礎的「尊尊親親」的正統思想束縛，吸收大批東夷土著中的優秀人才加入到齊國統治階層，在化解族群矛盾的同時提高了國家治理的水平。齊桓公任用管仲也是齊國善用人才的典型代表。管仲本是齊桓公政敵公子糾的佐臣，在爭奪齊國君位的過程中差點射殺齊桓公。齊桓公即位之後，本要報仇殺掉管仲，但他聽從了鮑叔牙的建議，原諒並重用了管仲。齊桓公也憑藉管仲的輔佐成為春秋五霸之首，和管仲演繹了一段君臣佳話。設立稷下學宮的齊威王也善於廣開言路、選賢任能，重用鄒忌、淳于髡、田忌、孫臏等賢才。其中淳于髡是我的「萊國」老鄉，此人出身卑微卻智慧超群、能言善辯。政治上，他曾經當面諷諫齊威王，不要飲酒耽誤國事；外交上，他曾經憑口舌之利從趙國借得十萬精兵，使進攻齊國的楚國不戰而退。從封建法理上說，田齊取代姜齊屬於權臣篡位，政治上是不穩固的。但田齊不但站穩了腳跟，還繼續保持了齊國國力的強大，這和田齊保持了重視人才這個傳統分不開的。
我認為，齊國簡禮、重商、重視人才的三大特徵，與現代的新經濟發展規律非常一致。挖掘齊國的歷史對重新理解我國古代經濟社會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
三、姜太公：中國第一個戰略家
姜太公祠
齊國思想文化上的開放、包容，經濟上鼓勵漁鹽工商，軍事外交上重視謀略，這些國家特點都與齊國的開國者姜太公有很大的關係。我原來非常困惑為什麼姜太公能在70歲的高齡才開啟人生的事業並取得巨大成功。
在參觀齊文化博物館的時候，我買了一本周遊寫的長篇小說《姜太公》，講述了姜太公從70多歲與周文王相見相知相輔佐，再到指揮牧野之戰推翻商紂王，最後建立齊國的人生歷程。雖然是小說，但書的主線和主要內容還是以歷史為依據的。在這本書里我找到了困惑的答案。書中講述了姜太公童年成長的艱辛，青年和中年說書和占卜為業。說書要求對熟知社會、歷史，對時局有明銳的觀察和洞見；占卜能把握社會發展趨勢，占卜的結果也會對政治人物、政治決策產生重要影響。我想這是姜太公能在70歲創業並取得成功的重要原因。姜太公在輔佐周文王、周武王兩代君主推翻商紂王，以及在建立齊國的過程中，都體現了高超的思想和智慧，有三點值得稱道。
渭水釣魚，願者上鉤。姜太公前半生漂泊不定、壯志未酬，得知西伯姬昌尊賢納士，年過七旬的他便千里迢迢投奔西歧。但是來到西歧後，他不是迫不及待地前去毛遂自薦，而是來到渭水河邊隱居、釣魚，等待聖明君主的到來。傳說姜太公釣魚用的直鉤，還離水面三尺，也不放魚餌，宣稱是願者上鉤。姜太公這種特立獨行，既是一種自我宣傳，也是對姬昌的一種試探。作為一個謀士，主要工作是要為君主服務，但又不能卑躬屈膝，而是要保持自己的獨立和尊嚴。這也是我二十多年戰略諮詢生涯中處理客戶關係得到的深刻體會。
輔周代商，安邦定國。在周文王時期，周國的力量尚不足與商朝抗衡，姜太公為周文王制定了韜光養晦的基本國策。表面上繼續保持與商紂王的君臣關係，暗中不斷積蓄實力，不斷通過外交手斷拉攏盟國，並堅決打擊不歸順的諸侯和部落。時機成熟之後，通過牧野之戰一戰而定天下。為安撫商國遺民，姜太公提出「滅國不滅祀」的懷柔政策，極大地化解了新舊王朝之間的敵對狀態，迅速穩定了局面。而後，姜太公又向周武王提出了「商得其賈、農得其田」和「選賢自代」的政策，為促進社會穩定、吸納人才、穩固統治。姜太公治國理政最難能可貴的地方在於他對商業的重視，他建立了一套被稱為「九府圜法」的貨幣制度，為商貿的流通和繁榮創造了重要條件。
建立齊國，鎮撫東夷。周朝建立之後，姜太公因功勛卓著而受封齊國，同時也為統治東夷國家和部落並抵禦對周王朝的侵襲。對待東夷，姜太公採取了剛柔相濟的手段。軍事上保持強硬，如山東半島的萊國在齊剛建都時就來爭奪首都營丘，姜太公用武力將其擊敗。但在文化上，姜太公主要是接受東夷的風俗，而非強制推行周禮。政治上，注重吸納東夷土著的優秀人才，以實現利益統一。經濟上，因地制宜地發展漁鹽業等工商業，這在以農業為主的春秋時代是非常超前的，也讓我非常震驚。
所以，我對很多人因為姜太公指揮了牧野之戰而認為他是一個軍事家的觀點很不以為然。我認為姜太公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戰略家，因為他是周朝的首席智囊和開國元勛，也是齊國、齊文化的開創者，其思想得到儒、法、兵、縱橫等多個學派所推崇，因而也被稱為「百家宗師」。也正因為如此，姜太公的形象很早就在民間神化。《舊唐書》就有「姜太公在此，諸神迴避」的記載，後來又演變為「太公在此，百無禁忌」，說的是有姜太公保佑，鬼神都要迴避、不能危害百姓，百姓可以毫無禁忌地生活。一個戰略家能被民間神化到這種程度，讓我非常吃驚，也讓我充分意識到智庫工作對社會的巨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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