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元學習漢法的力度為何不如滿清
清朝的史學家趙翼，曾經在《廿二史札記》中寫道：「元代不惟帝王不習漢文，即大臣習漢文者亦少也。」意思是，元朝蒙古族統治者，大多不學習漢文，與漢族為代表的漢文化，格格不入。這當然是有一定的道理的。元朝是由蒙古族建立的一個封建王朝，蒙古族作為我國北方少數民族，在草原上長時間的過著游牧的生活，對於以農耕文明形成的中原王朝的文明，並不感興趣，尤其，元朝統治者實行嚴格的種族歧視政策，漢人被視為低等級的民族，更沒有理由去學習「漢法」了。
況且征服民族與被征服民族，嚴格上是不能互相認同的，除非出現大的危機，否則，這種文化的融合很難實行下去。當然，凡事不可一概而論，譬如金朝與清朝則就傾向於漢文化的吸收，受漢文化影響頗深。
而元朝學習「漢法」較淺，並不代表毫不借鑒漢文化，其實從忽必烈開始，元朝還是受到了「漢法」的影響，有些地方還頗深。忽必烈即位前，對於實行「漢法」的中原地區的統治方式，就已經感興趣。當時他受蒙哥命令管理「漢地」，他在河南、關中推行了若干的「漢法」，並且取得了明顯的效果，後來有人強烈反對，才被迫中止了「漢法」的推行。
當他登上皇帝寶座後，手中有了權力，開始全面推行「漢法」，所謂「採取故老諸儒之言，考求前代之典，立朝廷而建官府」。隨著全國的統一，各種制度日益完善。他在中央設立中書省負責行政事務，樞密院管理軍政、御史台掌管監察；在地方則分設行省，作為最高行政機構，行省下轄各路、府、州、縣，分理政務。此外，一部分地區歸中書省直轄，稱之為「腹里」。藏族人居住的吐蕃地區，則分別設置三路宣慰司元帥府，在中央設立宣政院進行管理。軍隊則進行了調整改組，使得軍、民分治，軍權收歸到朝廷皇帝手裡。在徵稅制度上，也仿效中原歷代王朝的作法，建立國號和年號。將都城由草原遷移到了農業區，在原來金朝首都中都，建立了一座新的城市，取名為「大都」，也就是今天北京的前身。而開平則定名為「上都」，作為夏季的避暑之地。皇帝每年都要來往於兩者之間，這便是所謂的「兩都巡幸制度」。與此同時，他還啟用儒生，興辦學校，培養人才。這等等一系列的做法，其實都是學習「漢法」的體現。
在元朝中後期，漢學開始在蒙古、色目人中日益流行普遍，這與元仁宗孛兒只斤·愛育黎拔力八達的鼎力支持分不開的。
公元一三一四年科舉制度恢復，這具有強烈的指標意義。因為科舉一直以漢文、漢學為考試的內容，任何人如果想進入官場，那必須要研讀漢學，而蒙古、色目等後代自然不能例外。故而對於漢學的重視有極大的促進作用。元朝時科舉考試前後進行了十六科，一共錄取了進士一千一百三十九人，其中蒙古人佔四分之一，約三百人左右。這還僅僅是進士，鄉試上榜，但是會試、庭試落榜的蒙古考生應該三倍於此。連鄉試都沒考過的蒙古士人更是不計其數。
這些數以萬計的蒙古考生，無疑為漢學在元朝確立發展，起到了極大的促進作用。雖然元朝政府規定，漢族的官員子弟由蔭入仕，必須接受經史考試，而蒙古、色目官員子弟不須參試，但是元仁宗為了鼓勵「高端人士」的漢學能力，還是提出鼓勵政策，只要這些考生主動參與考試，合格後，可以官升一級，這又間接的鼓勵了蒙古、色目士人學習漢學的積極性。
當然，忽必烈對於蒙古貴族的利益仍然是保護的，在他統治下，蒙古貴族享有各種特權，一些落後制度都予以保留。譬如「四等人制」、「投下分封制」、「怯薛制」等。「四等人制」就是將全國居民按照民族、地域分成四個等級，即蒙古、色目、漢人、南人，政治待遇各不相同。蒙古人、色目人享受各種優待，漢人、南人備受歧視，尤其是南人，屬於南宋亡國遺民，受到的歧視更加嚴重。
色目人的範圍很廣，有中亞西亞信奉伊斯蘭教的阿拉伯人、波斯人、突厥人等，也有現在維吾爾族的先民「畏兀兒」，以及藏族先民「吐蕃」人與西夏党項人等。漢人則是原來金朝統治地區的漢族和契丹、女真等人，以及四川、雲南歸順蒙軍比較早的居民。「投下分封制」，是指國家向貴族、功臣分封居住在某一地區的戶口，被封人戶要向受封者交納一定數量的貢賦，形成隸屬關係。所謂「投下」其實就是「頭下」，也就是「頭項之下」。
這種分封制度其實是一種歷史的倒退，它的實行造成了朝廷財政困難，而地方則橫徵暴斂，加重了百姓的負擔，激化了民族矛盾。「怯薛制」中的「怯薛」，是由蒙古社會中脫離了自身氏族而附屬於一個人的「伴當」發展而來的。他們成為君主個人的奴婢，屬於整個氏族，君主則予以生活上的資助和保護，而「伴當」則為君主擔任衛士、操持家務以及統帥軍隊等。元朝的「怯薛」是由成吉思汗組建的大汗護衛軍而來。它的出現，實際是皇帝給自己心腹、貼身侍從的一種政治酬庸，讓其參加政務，享有特殊權利的制度。
清朝史學家趙翼對於元朝「不習漢文」，而「漢法」的學習也不像滿清那樣深入看法，並沒有給出理由。
其實這背後有原因的。蒙古大軍的鐵騎征服亞洲的時候，其實文化上是嚴重落後的。那時的蒙古是一個純粹的游牧的社會，工商業極不發達，農耕經驗幾乎全無。直到成吉思汗征討乃蠻之時，才創製了蒙古文字，絕大多數的蒙古人都是文盲，這與農耕社會，工業發達，文化悠久的漢人社會差距極大，這種差距，超過了女真與漢人的差距，所以，學習漢法，幾乎不可能。
同時，蒙古征服中原，人口不多，卻居於統治地位，漢人人口龐大，文化上又佔據主導，可是政治處於劣勢，元朝統治者自然深知這其中的「要害」，所謂「改就亡國之俗」，放棄自己的身份認同，對於政治有極大害處。同時，蒙古軍隊在軍事上建樹超過任何朝代，統治的疆域更是達到了「前無古人」地步，在一系列的征服過程中，他們見過太多的文明，這些文明各異其趣，所以元朝統治者回頭看待漢文化時，心態更加平等，少了仰視，多了平視。
在這種種因素的影響下，元朝雖然借鑒中原「漢法」的一些制度，但是自始至終與清朝對待「漢法」大不相同。而這一做法，其實弊大於利，元朝「不接地氣」、「蜻蜓點水」的學習，其政權沒有「群眾基礎」，稍有風吹草動，政權立即有倒台的危險，所以，元朝短短統治了中原不到一百年，便匆匆被趕走，反觀清朝，太平天國運動影響半個中國，卻依舊未能撼動它的統治地位，反倒在曾國藩、李鴻章等一幫漢人的支撐下又維持了半個世紀之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