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筵，是中國古代宮廷教育的一項制度。明代之前，經筵也稱為「經筵日講」。明朝非常重視經筵，經筵和日講也有了概念的區分。

經筵日講制度起源甚早，一些學者認為源於西漢經學盛行時期。當時皇帝曾將儒臣延入殿中講論。如漢昭帝八歲即位後，輔政大臣「選名儒韋賢、蔡義、夏侯勝等入授於前，平成聖德。」唐朝也重視皇帝的經典教育。如長慶年間，唐穆宗「召侍講學士韋處厚，路隨於太液亭講《毛詩.關雎》、《尚書.洪範》等篇」。這些講學活動，奠定了後世經筵制度的基礎。宋代，經筵不僅作為一個辭彙開始出現，而且作為一種制度正式確立。北宋時期，經筵日講，既有專官，又有專所，還規定了時間。

明代之前，均未分經筵與日講，至明英宗以後，分別規定了經筵和日講的各自儀式和制度，經筵與日講才得以明確區分。

明朝初年，太祖、太宗、仁宗和宣宗都曾延請儒臣入宮為皇帝講讀四書、五經和史書，解答疑難。但太祖至宣宗時的講讀缺乏制度保障，因此要求正式建立經筵日講制度的呼聲不斷出現。

正統元年（1436）二月二十日，楊士奇上書請開經筵，很快獲得太皇太后、皇太后和英宗的批准。明朝的經筵日講制度正式建立。

經筵和日講制度，包含以下內容：

第一，經筵日講有明確的教學對象、目的、意義和程式，教學對象就是皇帝，「天子就學，其事體與皇太子、親王不同」；教學目的就是為了通過學習儒家經典成就聖學和君德，以便「宗社永安，皇圖永固，天下蒙福，永遠太平」；其教學意義是「國家第一事」；其程式則是上述的經筵和日講的儀注。

第二，經筵日講包括兩個既相聯繫又相區分的部分，一是禮典化的經筵，一是有裨實用的日講。根據儀注來看，顯然前者十分隆重，而後者要隨意得多；前者象徵意義大於實際意義，「當是時，吏部郎中李茂弘已竊有『君臣之情不通，經筵徒為文具』之嘆」，後者則撇開排場，追求「明白易曉」，教學雙方可能因直接面對而產生討論和交流的效果。

第三，經筵時所講的內容，一是《四書》中的《大學》，一是《五經》中的《尚書》，日講儀注中未說明所講的內容，但可以推知，應該是繼續講讀經筵時未講完的《大學》和《尚書》，有更多的時間，則會講讀《四書》和《五經》中的其他內容，以及部分史書。

第四，經筵日講有特命的服務官員。這些官員中，有領導經筵的高級官員，一般是國公和內閣大學士，如知經筵、同知經筵；有儀式性的高官，一般由九卿擔任，如侍班；有服務性的低級官員，如負責打開書冊的展書官，合上書冊的執事官（後來也由展書官進行）；以及真正的教學官員，如在經筵大典上講課的經筵官（也稱經筵講官）和在日講上「分直侍講」的日講官。對於教學官員的學行要求極嚴，「必得問學貫通、言行端正、老成重厚、識達大體者數人，以供其職」，需要「吏部、禮部、翰林院公同推舉，具名陳奏，取自上裁」。對於「學術不正、立心行已素無善譽者，不得濫預」。然而，「講官推舉，實出內閣，吏、禮二部承其意而已，遂定為制。其後各部侍郎、國子祭酒出自本院者，得與焉」。

第五，經筵日講的地點被確定，就是在文華殿。當時在儀注中尚未區分經筵與日講的地點，後來才形成經筵在文華殿前殿舉行，日講在文華殿穿殿或後殿舉行的制度。

第六，經筵的時間也被確定。規定每月初二、十二、二十二日會講。至於日講的時間，未明確說明，但應該是除每月三次經筵大典外的其他應講時間均為日講時間。這時尚未見春講和秋講的概念，自然也沒有將經筵日講局限在二至五月的春講和八至十月的秋講範圍內。日講似乎是「每日」可講，透露出儒臣們的雄心，但事後在執行中發現，大多數的君主對經筵日講是抵觸的，很難做到每月三講，和每天日講。但不論如何，明朝都有了一個可以教育皇帝的制度依憑。

楊士奇

從此，經筵和日講制度在大明帝國正式確立，皇帝有了正規的進學渠道，而儒臣們有了成為帝王之師的法定機會。吳寬確信「國朝經筵之設，實自英宗皇帝之初」。晚明朱國禎亦堅持此說：「英宗即位之元年，少傅楊士奇等請開經筵。時年方十歲，行禮甚肅。歷代因之。"從此，君主與儒臣圍繞著經筵日講，既合作又博弈，既和諧又摩擦，一直貫穿整個明代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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