裴復恆和他的民國時代

韓戍

1947年1月，一則上海市高等法院的傳票發往位於中州路10 6號的國立上海商學院。傳票稱：「裴復恆原為國立上海商學院院長，自政府西撤以後，即認賊作父，出任偽上海商學院院長、偽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偽上海市諮詢委員會委員、偽江蘇省財政廳廳長、偽全國經濟委員會委員、偽中日文化協會上海分會名譽理事」，要求裴復恆即日前往法院接受訴訟。裴復恆何人？一生經歷如何？因何投靠汪偽？

巴黎大學的真假博士

裴復恆，1902年出生於江蘇吳縣，及長入讀聖約翰大學。裴復恆在聖約翰讀書期間，學習成績優異。當時《申報》報道，聖約翰校規甚嚴，學生無故不得出入校門，成績優秀者可以獲得紅色證書，享有自由進出的豁免權，裴復恆即在其列。裴復恆的另一個特長是善於演講和辯論，時常代表學校到校外參賽。1923年11月24日，江蘇省教育會在南通舉行第六屆演說競進會，上海三十七所大中學校均派人參加，裴復恆代表聖約翰大學出征，以《今日學生應有之覺悟》為題，獲得甲組決賽第二名。1924年5月4日，聖約翰、滬江、金陵、之江四所教會大學舉行東方四大學英文辯論賽，裴復恆代表聖約翰大學參加，勇奪冠軍。

1925年5月30日，上海南京路發生「五卅慘案」，各校學生群情激奮，紛紛走上街頭抗議帝國主義之暴行。聖約翰大學美籍校長卜舫濟堅決禁止學生上街，並阻止學生在校內降半旗哀悼死難者。學生與校長發生衝突，校長命令學生馬上離校，學生亦不甘示弱，宣布永遠脫離聖約翰，從此再不入外人主辦之學校，當場簽名者有553位。裴復恆雖未簽名，卻也深知教會大學危機重重，轉學私立復旦大學。1926年，從復旦大學社會科學科畢業。

民國時期，如果希望在學界站穩腳跟，或在政界出人頭地，不可缺乏留洋經歷，於是裴復恆決定前往法國留學。裴復恆在法國讀了什麼學校，讀了幾年書，做了些什麼，情況完全不詳。大概在1930年前後，裴復恆「學成歸國」，成為待價而沽的「法國巴黎大學博士」，專業是政治學。復旦有學者專門從事留法博士群體研究，認為民國時期留法博士都會有博士論文存檔，裴復恆的學籍材料和博士論文在各校都無法查到，恐怕是冒牌的博士。不過，民國時期國內並無學位審查制度，如方鴻漸般的「克萊登大學」博士並非個案，裴復恆回國後冒稱留洋博士，真偽也無人追究。

得寵失寵的「蔣公」秘書

民國時期留洋學生回國後，在知名大學尋一教職是標準的職業選擇，裴復恆也不例外。恰在裴復恆「學成歸國」之時，母校復旦大學急於向國內一流大學邁進，設置法律系，並急需學術帶頭人，遂向裴復恆伸出橄欖枝。於是，1930年，年僅28歲的裴復恆成為復旦大學法律系主任。次年，法律系升格為法學院，裴復恆為首任院長。

不過，復旦學生對這位老學長並不滿意，對其有著頗為傳神的描繪：「老成持重，老氣橫秋。上課不肯站立講壇，須端坐而談，不肯寫黑板，畏吃鉛粉也。到堂時，曲其背，鎖其眉，緩步而入。既登台，一言不發，以肘下之硬面洋書，甩擲桌上，其聲陰森，學生肅然。就座，乃發言，佶屈聱牙，一連串的法國話，其聲蒼老，學生瞠然……下課鐘初未打，裴老忽又以法語結其說，大踏步走出教室，早退了。蓋煙癮發作，須早退抽幾口老牌香煙，俾上下一課時，嗓子始提得起來。裴君不但喜早退，且喜缺課，大雨不來，颳風不來，太熱不來，冷天下雪更不來矣。」顯然，裴復恆對教書匠的職業也提不起興趣。

此時的國民黨政權開張不久，治國急需知識分子。復旦也是向國民黨輸出黨政官僚的重要基地，程滄波、程天放、余井塘、吳南軒等畢業生，無不是在海外混了一圈之後，回國搖身一變成為國民黨政府新貴。裴復恆留法研究「政治學」，自然對政治有著「不感興趣的興趣」，也積極向國民黨靠攏。經人介紹，裴復恆得以充任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特務秘書，辭去僅擔任一年多的復旦法學院院長職務。1931年前後的蔣介石，領袖的地位尚未確立，面對政敵汪精衛、胡漢民甚至孫科的打擊，常有「無幹部」之感，除了「C C」和黃埔兩撥人馬，還需要行政上的骨幹。因此，很快裴復恆便成為蔣介石個人的秘書，追隨蔣介石前往江西「剿共」。

1932年6月，蔣介石擬組織「國防設計委員會」，將裴復恆列為外交組主任人選之一，這說明在蔣介石心中裴復恆地位不低。1932年11月，胡適與蔣介石第一次見面，在蔣介石府上，陪坐的除宋美齡之外，僅有陳佈雷、裴復恆兩人。不過，裴復恆有其內在缺陷。在學術界，裴復恆毫無建樹，著述僅局限於學生時代，博士學位真偽尚存疑問。相對於學有專長的朱家驊、王世傑、何廉、蔣廷黼、翁文灝，裴復恆顯然並非一流的學者型官僚。裴復恆或許不無行政能力，倒霉的是遇到了勁敵。

此時在蔣介石身邊最走紅的智囊是委員長南昌行營秘書長楊永泰，由於其足智多謀兼行政手腕圓滑老辣，成為蔣介石不可或缺的左膀右臂，甚至某種程度上擁有代拆代簽的權力。所謂一山不容二虎，有楊永泰在，就容不得裴復恆這個小秘書與其爭奪蔣介石的恩寵。尤其是楊永泰與「C C系」勢如水火，裴復恆加入國民黨即由陳立夫介紹，顯然也被楊永泰視為「C C系」骨幹。幾番交鋒，裴復恆自知不敵，頗有政治前途無望之感。這時，國立上海商學院發生風潮，校長人選出缺。裴復恆知悉此事後，與教育部部長王世傑溝通後，得到蔣介石的首肯，即脫離南昌行營，前往上海赴任。

專權治校的大學校長

國立上海商學院的血統，要追溯到南京高師-東南大學-中央大學一脈，作為上述學校的商科或商學院長期在上海設校，1932年脫離中央大學成為國立的獨立學院。不過，裴復恆來校之前，學校是個爛攤子。該校原有華美的校舍，在一·二八事變中被炸，成為「流動的學府」，靠租房度日。1932年從國立中央大學商學院變為國立上海商學院，儼然似從「全國最高學府」降為地方性大學。因此，學生起來鬧事，要求重新回歸中央大學。院長徐佩琨對學生的訴求嚴厲鎮壓，遭到學生的驅逐。面對虛懸的校長，外有上海市黨部諸人的環伺，內有教務主任武堉乾的覬覦，徐佩琨亦把持校印拒絕離校。因此，滿心歡喜上任的裴復恆碰了個硬釘子，一度無功而返。甚至有三位上海商學院副教授假冒「全體教授」之名，給蔣介石打小報告，稱裴復恆「盛氣凌人，不可一世」，有損「委座聲譽」。其後，在教育部的大力支持下，裴復恆才接管了學校。

裴復恆到校後，開始大力整頓學校，先砸掉了絕大多數不稱職教授的飯碗，繼而對學生進行嚴厲整頓。上海商學院是財經類高校，不免熏染了十里洋場的拜金學風，以培養金融白領為宗旨，以個人發財為教育目的。裴復恆認為，該校以前的學風是「亡國的學風」。他說，這是以提倡自由來造成放任，以發展個性的美名來掩飾發展慾望的事實，這種學風必須改造。因此，他要求學生要忠於做人、忠於職務、忠於國家民族，並說「本院應先樹立新學風以為全國倡」。果然，裴復恆並沒有將這些高調停留在口頭上，而是積極付諸於實際。

首先，裴復恆狠抓學生思想。他要求，一年級學生必須上黨義課，如果缺席「總理紀念周」十次將予以開除。其次，加強日常訓育工作。他在學校成立了訓育委員會，要求學生在校必須穿校服，學生不準自由集會或組織團體，一切活動必須經過院長同意。第三，推行教育軍事化。從1935年開始，裴復恆在該校推行軍事化管理，將全院師生員工分為4中隊8分隊16班，著裝、吃飯、作息時間等完全實行軍隊標準。比如，學生六點三十分便要起床，六點五十分點名集合，七點參加升旗儀式，七點十分做早操，七點三十分早餐，八點至十二點是學習時間。下午的安排類似，至十點三十則統一熄燈睡覺。從此，學生馴服了，上海商學院變得暗黑。不過，在裴復恆任內，上海商學院重建了校舍，學生就業率大大提高，似也不無功績。

裴復恆努力治校，卻無意做一個教育家，其目光仍聚焦於政治，希望得到蔣介石的垂青。1936年12月12日，震驚中外的「西安事變」爆發，裴復恆馬上以「國立上海商學院軍事訓練隊隊長」名義給何應欽發去一電稱：「委座蒙難，舉國震憤，張逆學良……膽敢冒天下之大不韙劫持統帥，妄作主張，跡其用心，顯欲搖動國本，破壞統一，遂其陰謀陷我國家民族於萬劫不復之境……我商院全體軍訓學生，願以精神熱血，在鈞座領導之下，負戈前驅，滅此國賊，謹先電陳，不勝迫切待命之至。」西安事變和平解決後，蔣介石還親自給裴復恆回了一電錶示感謝。1937年，蔣介石在廬山訓練團推出《國歌歌詞》、《軍人精神教育》、《步兵操典綱領》、《中華民國陸海空軍軍人讀訓》、《中國國民黨黨員守則》五種資料，是為「救國教育基本課本」。裴復恆靈機一動，將五種資料變成小開本的手冊，「既便攜帶，又易查考」，自費印刷並免費分發給上海各大學，急於上位的苦心顯而易見。

神秘失蹤的汪偽漢奸

儘管裴復恆治理上海商學院「成果斐然」，在政治上又積極表現，卻始終未能獲得上位的機會。對蔣介石而言，除了當初裴復恆主動脫離南昌行營的過節，更主要在於「黨國人才」已經濟濟，不缺一個裴復恆這樣的二三流人才。因此，裴復恆的政治前途，在蔣記國民政府那裡，實際已告終結。所以，抗戰爆發後，裴復恆在政治上愈發消極。國民政府教育部希望將上海商學院遷移內地，裴復恆卻以租界內可以繼續辦學為由，堅決不遷。其後國民政府西撤，上海淪陷，裴復恆覺得上海形勢複雜，乾脆採取躲避的態度，將商學院院務交給親信胡紀常，個人遁往香港暫避。至於國立上海商學院，還繼續受到重慶國民政府教育部的資助。只是對於教育部的要求，裴復恆多置若罔聞。比如，教育部以大後方缺乏會計人才為由，要求商學院四年級學生內遷，裴復恆置之不理。陳立夫親自寫信要求裴復恆到重慶一行，裴復恆拒不回復。所謂上下級關係，已經蕩然無存。

裴復恆長袖善舞，從政時便和汪精衛、周佛海相識。因此，抗戰前國立上海商學院第二屆學生畢業之際，裴復恆遍請黨國要人墨寶，汪精衛欣然題詞「廣學致用」，周佛海吹捧學校的商學教育已經「登峰造極」。汪偽政府成立後，像裴復恆這樣的人自然成為拉攏的對象。然而，重慶方面秘密特務無處不在，不小心就有被暗殺的可能。因此，裴復恆猶豫觀望。1941年12月，太平洋戰爭爆發，日軍佔領上海租界。此時的裴復恆正式決定投靠汪偽政府，出任偽「江蘇省財政廳廳長」。汪偽政府急需一批國立大學以點綴門面，裴復恆遂主動將上海商學院向汪偽政府立案，成為汪偽管轄下的「國立上海商學院」。

江蘇省財政廳駐地江蘇，裴復恆遂辭去偽上海商學院院長職務，離開上海到蘇州上任。據報載，裴復恆到蘇州履新後，「在妓院中歡宴敵偽各界首領」。如此描述，似不無抹黑之嫌，但當了官後的裴復恆，生活作風日益腐化倒是事實。比如，他出入完全以汽車代步，其所居住的小巷狹長，汽車無法進入，裴復恆在家中僱傭專職的黃包車夫。每天出門上班，先讓黃包車夫把他載到巷口，再上汽車。下班亦然，秘書先通知黃包車夫在巷口等待，載其回家。由於生活作風腐化，蘇州人士都諷刺其為「雙料車」。

抗戰勝利，「落水者」受到了國民政府的審判。重要的日偽黨政軍和文化界首腦多受到懲處，如陳公博被判處死刑，周作人被判處十一年有期徒刑。中層幹部胡蘭成之流，雖一時隱姓埋名得以遁走台灣日本，後來其行蹤仍然公開於世。裴復恆卻與多數漢奸的下場不同，不知所終，所謂「活不見人，死不見屍」。因此，上海高等法院的傳票例行公事地走了一圈之後，因各處都「查無此人」，法院也就不再追究，最後不了了之。

韓戍，學者，供職於上海財經大學人文學院。

【未經許可，本版文字不得轉載】

喜歡這篇文章嗎？立刻分享出去讓更多人知道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