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偉大的農學家之死──懷念景奉文叔叔

最新 07-27

·.范學德.此岸我是異鄉客，一生是回家的路~~~.

作者：范學德　｜　配圖：作者親自拍攝（部分來源於網路）

導讀：媽媽後來對我說，你景叔是怨死的，委屈了一輩子，什麼病都作下了。

1999年年底，我們搬進了新家，門前屋後有幾塊小小的花匍。轉過年開春，我種上了四棵Dahilas，中文的學名叫大麗花，我們家鄉人管它叫地瓜花。到了盛夏, 花開了。分粉色、金黃色和紅色三色。我最喜歡金黃色的那一株，它的花心有些白，越是到花瓣的尖上，那金黃色就越重。當太陽照在上面時，那金黃色就發出亮光了。如果早上有露珠又有太陽，看它更好，露珠含著閃閃的金光，在綠葉上也在花瓣上滾動。

站在花叢前，我時常會想起了一個愛花的人：景叔叔。

景叔叔的名字叫景奉文。

景叔叔是我們家的老鄰居，他家住在劉家大院東廂房的北頭，我家在南頭，他家和我們家一樣，門前有小小的一塊地，我家在地里種的是菜，他家種的是花。荷包花啊，芍藥花啊，地瓜花啊，好多的花。

景叔愛花，下班回來時常站在花園前看花，有時還進去拔草。他個子很高，在花叢中特別顯眼。我最喜歡他家的地瓜花，特別是大紅色和紫色的兩種，紅的就像農村婚禮上新媳婦的臉蛋，擦得通紅通紅的；而紫色的，就像一塊塊緞子，看著都厚實。

景書在遼寧的丹東農業科學研究所上班，幹什麼當時我不太清楚。文化大革命結束後我才知道，他是著名的玉米專家，在全中國都是數一數二的，在70年代末期，他培育出的「丹玉6」號，是全國推廣面積最大的雜交玉米種。1978年北京召開了第一屆全國科學大會，景叔獲得了一等獎，當時全國只有兩三個科學家得到了一等獎。

我小時候常聽媽媽說，你景叔有學問，但有什麼學問，我不知道，我想我媽媽也不知道。但鄰居又說，老景成分不好，是地主家庭出身，還有歷史問題，是「控制使用」的。那時我還不明白「控制使用」是什麼意思，後來一位被「控制使用」多年的張岱年先生告訴我，說那就是你旁邊有一群人老拿眼睛盯著你，找你的毛病。這手拿著鞭子，那手拿著個（政治）帽子，命令你拚命幹活，你要是稍微出點毛病，他隨時就可以把帽子扣到你頭上，讓你作不成人也作不成鬼。

景叔喜歡我，說我聰明，他看到我時常微笑，還愛摸我的腦袋，還給過我糖塊吃。我雖然每一次都推辭說我不要，但景叔總是堅持把它們塞到我手裡，說景叔給的，沒有事，你媽不會說你。景叔知道我們家日子過得緊，沒錢給我買糖吃，而我是個小孩子，哪能不饞糖吃呢？

我很感謝景叔給我糖吃，因為我一年到頭也吃不上幾塊糖。我接下了糖，但不敢馬上吃，怕媽媽說我。媽媽一再告訴我們，不許要人家的東西吃。於是我就把糖緊緊地攥在手中，跑回家，告訴媽媽：「媽，景叔給了我一塊糖，不是我要的，是景叔硬塞到我手裡的。」

媽媽會說，下回可別再要了。還問，你謝謝景叔了嗎？看我點頭了,就還給我一個建議，分一半給你弟弟。於是，我就把糖咬成兩半，將我自己的那一半，含在嘴裡，慢慢地化，可真甜,

就連那花花綠綠的糖紙，我也都小心地把它們弄平了，夾在書中。

我每一次見到景叔，都會跟他打招呼，問景叔好。

就這樣，我問了好多年的景叔好，一直到文化大革命爆發。那時，我剛過十歲。

突然從有一天開始，我就不再問景叔好了。

那天我聽鄰居說老景是「歷史反革命」，是「地主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等等。

那些罪名的確切含義我不懂，只知道那是壞人、敵人，偉大領袖教導我們，要打倒一切牛鬼蛇神。

一九六六年下半年的一天，景叔下班了，他騎著自行車回到了大院里。在大院門口下了車，推著自行車往家門走。以往，院子里的人見到他了，都彼此打個招呼，至少說一句「老景,你回來了。」我們小孩子會喊一聲「景叔,！」但那天，沒有一個人同他打招呼，我也是，我看見了景叔，景叔也看見了我。但他沒有伸出手摸我的頭，我則趕快就低下了頭，裝著沒看見他。

從那以後，我一看到景叔，就趕緊躲開了，再也不敢和他說話,，連打個招呼也不敢。

景叔叔在他工作的單位經常被批鬥，怎麼斗的，我沒看見。

我看見的就是為了懲罰他，每天一大早，他就要起來掃我們門前的那條街。那條街其實也就是一個小衚衕，一百來米長。景叔掃得乾乾淨淨的。

也就是從那一天起，我就再也不去景叔的家中玩了。

在這一天以前，我經常到景叔家中玩。景叔的三女兒雨華是我的同班同學，從打會玩的起，我們就常常在一起玩。再大點，我們一起看小人書。雖然街上有擺小人書的攤子，但一分錢看一本，太貴了，我看不起。於是我就去景叔家看小人書，景叔家有許多小人書，我在那裡看過許多小人書。有時景叔看我看書都看迷了，就叫著我的小名說：「小三，你愛學習，很好。好好學習，長大能有出息。」

但文化大革命改變了一切。

百度的「景奉文」條目上寫到，1968年，景奉文育出了丹玉6號。1970年，景叔全家被攆到鳳城縣雞冠山的鄉下勞動改造。後來聽聽哥哥說，景叔到了鄉下還不忘記培育玉米種子，還跟生產隊長要了一小塊地。這要是弄不出高產的玉米種子，就是大罪。但景叔干出來了。

1975年春，我被抽到「丹東共產主義勞動大學」政治系教書，景叔也從農村勞動改造的地方被調回到了他原來工作的單位——丹東農科所，但那時已經成了「丹東共產主義勞動大學」下面的一個系——農學系。於是我和景叔就在同一個學校里工作過一年左右的時間。那時學校老是幹活，早起晚歸，在緊張的勞動中，我見過景叔幾次面，見面時，我還是改不了口，還叫他「景叔」。

他還叫我的小名：「小三」。還問我：「小三，你媽你爸都好嗎？」

可是，當年的那個小三子已經20多了，是大人了，他心中也覺得有些對不起景叔，但沒有勇氣說出口。因此，他沒有跟景叔道過一次歉，連一句對不起也沒有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