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者投書】克利斯提尼改革：政治強人對民主改革的作用之分析（上）｜城與邦

原標題：【讀者投書】克利斯提尼改革：政治強人對民主改革的作用之分析（上）｜城與邦

克利斯提尼改革：

政治強人對民主改革的作用之分析（上）

作者｜陳耕

簡介｜倫敦政治經濟學院（碩士）

興趣｜政治思想史 、政治理論

編輯｜黃靜佳

本文為讀者投書，分（上）（下）兩篇，連續兩天推送。「城與邦」歡迎各位讀者投書寫作，褒貶文章，以文會友，以友輔仁。

前言

公元前508年末至507年初的克利斯提尼（Cleisthenes）改革是雅典民主發展的重要轉折。但國內學界尚無全面的梳理，在對改革和改革者的解讀有爭議處也缺乏討論[1]。依據亞里士多德的《雅典政制》(Constitution of Athens）和希羅多德的《歷史》（History），我們得以推知改革的內容和影響；但關於克利斯提尼本人，卻鮮有記載。那麼，對這一改革的思考至少有兩個角度：其一是改革如何瓦解了貴族在城邦政治中的特權，並激發雅典公民的民主自覺？其二是對改革者本人的思考——作為阿爾克邁昂家族（Alcmaeonid）的首領[2]，他為何推動平民統治？也即，作為來自特權階層的政治強人，他如何處理階層間的敵意、他是否背叛了自己的階層？已有的解答主要基於兩種方法：其一，若干史家基於公元前6世紀末雅典城邦的社會狀況和城邦居民在改革中的集體行動，做出了結構性的解讀；但避開或否認了改革者對雅典民主進程的影響。本文將檢討這一方法的弊端，並引入第二種方法，即以克利斯提尼本人如何影響雅典民主進程為核心的歷史解讀；如此則必須儘可能依據較缺乏的史料進行推斷，也因此難免有架空、妄斷之嫌疑；但本文將力圖保持改革者的行動與歷史情境的一致性，以做出具體、可靠的推斷[3]。就史料而言，本文將主要依賴上文已提到的文本和其他的零散史料。

一、改革：背景與內容

改革的經過與背景

公元前594年，梭倫（Solon）解放負債平民與債務奴隸，暫時緩和了雅典的社會危機；但梭倫之後城邦又出現了三黨分裂（海岸，平原、山地）的局面。前6世紀60年代，庇西特拉圖（Peisistratus）建立了僭主政權。此時的雅典雖在不合法的僭主統治下，但由於庇西特拉圖個人『和解雅典各個階級的技巧』及對平民的取悅，使僭主政治得以維持[3]。儘管如此，在庇西特拉圖奪權前後，仍發生了數次黨爭和政權易手[4]。庇西特拉圖之子希帕庫斯（Hipparchus）於公元前527年繼承王位，但公元前514年，他由於兄弟遇刺而「變得多疑和易怒，對雅典人民日益殘酷」[5]。此時，斯巴達國王克里奧蒙尼（Cleomenes）受德爾菲神諭的影響帶兵進入阿提卡地區（Attica）驅逐了這位僭主。庇西特拉圖和其子執政前後的政治動蕩是僭主政治弊端的一個說明：僭主本人不受節制、其非法權力缺乏穩定性。

在他之後發生了以克利斯提尼為首的阿爾克邁昂家族和以伊薩哥拉（Isagoras）為首的提桑德家族（Tisander）的黨爭。公元前508年末至507年初，伊薩哥拉成功任執政官，處於劣勢的克利斯提尼許諾將治權交給平民從而將爭取到他們的支持，並使他的改革方案在公民大會（Ecclesia）得以通過。作為反擊，伊薩哥拉再次請斯巴達國王克里奧蒙尼進入阿提卡地區來驅逐阿爾克邁昂家族及其餘700個家庭（克利斯提尼已先於此離開雅典）。當克里奧蒙尼試圖解散五百人大會並建立以伊薩哥拉及朋黨為首的寡頭政府，此舉導致雅典公民的憤怒地圍困伊薩哥拉及其朋黨於衛城三日，並使後者投降[6]；之後，克利斯提尼才得以返回並延續他的改革。

改革主要措施之一：選區重劃（Redistricting）

克利斯提尼改革奠定了此後雅典民主政治的框架，而選區重劃是改革諸措施的基礎。在他之前雅典劃分為若干區域，各區以部落（Phytray）為權力的中心；一個區域內的居民首先依附於該部落，並據此獲得公民權；該區域的宗教、稅賦和兵役亦為該部落所轄。而居民首先是部落的附庸，而後才是城邦的『公民』。又由於部落為貴族所挾制的權力，雅典政治實質上呈現出寡頭政治的景象：居民直接依附於部落，家親關係是城邦社會關係的主要內容，貴族居於城邦社會結構的塔尖。又由於一個部落的『領地』在空間上是連續的，貴族的影響力和寡頭制度由此得到鞏固。

克利斯提尼以重劃城邦的空間結構來突破這一依附關係對城邦政治的窒息；他首先將阿提卡地區分為海岸區（Paralia）、內陸區（Mesogeia）和城市區（Astu）三類地帶，再將每個地帶各劃分成10個三一區（Trittyes）作為阿提卡的第二級區劃。每個三一區由數量不等的 『德謨（Deme）』構成（共計139個）。最後，從三類地帶中各選一個三一區，構成新的部落。

新的部落制度失去了血親關係的內核。首先，新部落的領地在空間上可能不連續，因為構成部落的三一區可能不相鄰。其次，居民的公民身份首先登記在其所居的徳謨，而後為所在三一區，最後屬於某部落。克利斯提尼以十個本土英雄為新部落命名，並使公民以其所在徳謨為姓；但由於改革並不觸動人口的分布，只調整部落的領地空間分布，則新部落的居民來自不同的家族，卻以同一部落的名號相稱。同一血系的居民在空間上的有序統合被拆散了，人口-血系-地理的組合參次交錯。又由於發生了同宗同姓向同『徳謨』同姓的轉變，血緣同質性被地域同質性取代。又由於發生了同宗同姓向同『徳謨』同姓的轉變，居民的身份認同從血緣轉向了地域。改革後，人口、血系、地理的混雜組合削弱了部落人口的血緣同質性，此時的部落只是若干非連續地理空間的組合，則貴族所賴以維持統治格局的社會關係和組織被改革瓦解了[7]。

在部落組織被削弱的同時，新區劃『徳謨』的重要性大大提高了。克利斯提尼將徳謨作為登記公民身份、產生五百人大會（Boule）和征派兵役的基本地理單位，即某種意義上的「選區」。在設有地方大會和地方長官[8]，並抽籤產生50名五百人大會的成員。公民一生只能兩次入選五百人大會，且不能連任。那麼，居民首先在徳謨、部落一級參加選舉和公共事務的決議；這些政治參與意味著參與城邦級別政務的可能性由此，居民在逐級的政治參與中，獲得了城邦公民的身份，民主政治的訓練，最終融入城邦共同體的政治事務中。由此，新的公民政治秩序取代了舊部落的血親原則，以此奠定了民主的基礎[9]。

改革主要措施之二：擴大雅典公民群體

庇西特拉圖時期被僭主聘用的僱傭兵、梭倫時期來到雅典的手工藝者，在克利斯提尼時期被授予公民權；且他們可以加入任一部落或徳謨[10]。此舉進一步稀釋了寡頭和部落的影響，並使公民結構更為雜糅。可以想見，在克利斯提尼之後幾代的公民與部落的聯繫將不斷淡化:

「

公民權的獲得是基於成為某一個城鎮的成員，其在城邦中的社會地位取決於是否歸屬於某一個城鎮，而非某一個家族。這主要是相對於過去公民從屬於部落而言的……若父母雙方都是公民，那麼就在其18歲時登記為公民[11]。

」

如亞里士多德所說：「（克利斯提尼的）目的是要使不同部落的成員混合起來，以便讓更多數的人可以參加到政府來……部落無分彼此就是由此而來的」[12]。克利斯提尼選區改革從地理空間起手，通過擴大公民群體、確認公民話語的權威，使公民權、政治機構和參與、世俗和宗教生活不再仰賴寡頭和部落組織，從而孕育了民主政治的可能性。

▲擴大公民群體，確認公民話語權權威

二、已有的討論

圍繞這一問題，對克利斯提尼改革的討論產生了分歧：雅典民主變革更多依賴於平民的集體行動，還是政治強人？由於在克利斯提尼的時代，寡頭政體比平民統治更為流行；這就使克利斯提尼的民主化變革更顯得匪夷所思[13].

後者則試圖通過改革者本人，即主體（agent），來理解改革。如上文所述，關於克利斯提尼本人的史料相對缺乏，那麼第一種方法的確更為穩妥。而另一種解讀方法儘管不得不依據猜測和推斷，但因直接史料的稀缺而放棄對克利斯提尼本人的探究，可能無法還原民主改革的全貌。以約西亞·奧博（Josiah·Ober）為代表的觀點認為，雅典民主政治的發展是城邦居民集體行動的結果，因此應著眼於城邦的政治、經濟狀況來理解集體行動的理據，而改革中湧現的政治強人則不值得關注。又由於克利斯提尼沒有詩篇、傳記流傳，則揣摩他的個人影響力將是徒勞的。這一視角所呈現的改革圖景是一場以雅典公民意識（civic consciousness）為依託的無領導革命（leaderless revolution）[14]；克利斯提尼只是『讀取』了城邦的政治需求並予以回應[15]，言下之意：克利斯提尼本人的意識與影響力是不值一提的。另一方面，以雷維克·皮埃爾（Leveque Pierre）為代表的觀點認為，奧博有意地模糊了克利斯提尼的思想與行動對改革的分量[16]，來呈現『平民暴動打開民主改革的機會之窗，而克利斯提尼迫於民意而予以回應[17]』的景象；雷維克則試圖在稀缺的史料中，尋找克利斯提尼本人通過設計制度來引導雅典政體轉型的線索——在他的分析中，這場改革包含了許多至關重要的環節和要素，而這些必要條件是無法依賴平民的集體行動達成的。

本文認為，奧博的方法有明顯的缺點。首先，他提出雅典居民在改革前已具備相當的公民意識；因為在克里奧蒙尼引兵來時，克利斯提尼本人已離開雅典，則他的改革可能只具雛形，而後繼的主要措施是在由平民自主完成的[18]。然而按照希羅多德在《歷史》中的敘述，這其中存在時間順序的誤置：

「

克利斯提尼……在鬥爭中處於劣勢，於是就尋求民眾的支持……（他）把此前沒有什麼權利的雅典平民完全爭取到自己的這一邊來……給所有的部落都取了新的名字……擴大了部落的數目，廢除了此前四個部落的首長而代之以新創立的十個部落的首長……給每個部落都制定了10個徳謨。現在……他的勢力就大大超過他對手了。伊薩哥拉在這方面既然輸了一招……（於是）向克里奧蒙尼求援……[19]

」

以希羅多德的敘述，克利斯提尼在流放之前已經提出了相當部分的改革方案，至少在伊薩哥拉請來援兵以前，他已經完成十個新部落的劃分，並可能已選舉出新的部落首領。那麼，克利斯提尼本人雖然無法領導平民，但新選的十個部落長官卻很可能充作領導。另一方面，伊薩哥拉向外邦的王求援意味著，政敵的改革已經沉重地搖撼了他所執掌的寡頭統治。因此，實踐上，克利斯提尼改革應在前，而斯巴達王兵臨雅典在後；且在放逐之前，克利斯提尼的改革已完成了相當部分並有顯著的效果。因此，奧博關於『無領導革命』或『公民意識』的論斷缺乏證據。當然，平民的政治自覺是不可忽視的改革要件，但這種自覺的形成也至少應晚於克利斯提尼返回城邦後。值得指出的是，公民意識和民主的氣質只有在民主政體和生活方式的長期訓練與浸淫之中才能形成（上文所述的陶片放逐法就是最好的例證)

另一方面，當時雅典平民的心理是否是純粹的『公民意識』還有待商榷；所謂的公民意識混雜了對伊薩哥拉的質疑、對克里奧蒙尼褻瀆衛城的義憤和對克利斯提尼 「將政府交給人民」的許諾的期盼，也即：對寡頭政府的不信任、對城邦的忠誠和對政治權利的期盼。然而，城邦居民可能並未充分意識到克利斯提尼所許諾的實際上是一種全新的生活方式和政體形式，而僅僅將其理解為改善生活境遇的『好處』。如亞里士多德所說：「（平民政體）會有眾多的支持者，因為對多數人來說，沒有約束的生活比循規蹈矩的生活更加舒心愜意」[20]。況且，城邦居民從未表現出對特定的政體或生活方式的忠誠，如公元前508年的公民大會首先選舉伊薩格拉為執政官，隨即又擁戴克利斯提尼為領袖；更早的時代，居民厭惡僭主統治，但又信任庇西特拉圖。這種善變和矛盾是因為克利斯提尼和庇西特拉圖都向平民提供了某種『好處』，前者擴大了公民權的受益群體並提供了新奇的『自治權』，後者將部分農業生產稅的以貸款返還給掙扎求生的農民[21]。雖然克利斯提尼和庇西特拉圖帶來的政治前景截然不同，但都以改善平民的境遇而獲得了忠誠。因此，當伊薩哥拉訴諸克里奧蒙尼的幫助，而後者又輕率地佔領了衛城，於是激發了雅典人的義憤；而此時克利斯提尼站在伊薩哥拉的反面，又提出有利於平民的主張，於是他成為了城邦純潔性的象徵和維護者，從而獲得了人民的好感。但無論如何，當時政治亂局中的人民這並不具備成熟的公民意識。

因此，將雅典居民的自發行動和公民意識作為民主發展的唯一解釋太過草率了。第一種方法的缺陷意味著，政治強人在改革中發揮著無可替代的作用，只憑藉公元前6世紀末雅典的社會經濟狀況和平民的集體行動則無法勾勒出改革的全貌。

……待續……

-Fin-

注釋

1. 國內的研究目前主要有賈文言對克利斯提尼改革舉措和影響的分析；以及晏紹祥對陶片放逐法的考據。見：賈文言，《淺論克利斯提尼改革與雅典民主政治的建立》，遼寧行政學院學報，2006年；晏紹祥，《雅典陶片放逐法考辨》，世界歷史，2017年。但同時，海外學界的研究在這方面已有豐富的展開；首先是Lewis D M, Henry M.M等人對該時期各類史料的充分整理；其次是分別以Josiah Ober和Lévêque P為代表的兩類史觀對克利斯提尼改革的解讀方法有爭議，主要的分歧是克利斯提尼本人對這場改革是否有值得重視和研究的影響力。
2. 這一家族在雅典歷史上有相當的影響力：伯里克利和阿爾西比亞德都出自這一家族的母系血統，而克利斯提尼的父輩墨加克利斯與庇西特拉圖過從甚密，並數次影響了庇西特拉圖的僭主政權。見A?安德魯斯，《希臘僭主》，北京：商務印書館，1997年，第110頁
3. 比如就雅典民主發展的三位里程碑式人物：梭倫、克利斯提尼和伯里克利而言，梭倫有自己的詩篇流傳，伯里克利有他的著名演講；普魯塔克也為二者立傳；因此，對這二者的生平、思想我們有較詳細的了解。但克利斯提尼沒有自己的作品流傳，普魯塔克對他也沒有記述。自從1891年出版雅典政制（Constitution of Athens）和1939年在雅典出土的執政官名單（Archon list），除了希羅多德在《歷史》中的若干章節（V.65, 69-78），就沒有別的資料可作為依據。普魯塔克不曾為克利斯提尼立傳；更沒有他本人的詩篇、演講或著作流傳。Lévêque P, Vidal-Naquet P, Curtis D A. Cleisthenes the Athenian: an essay on the representation of space and time in Greek political thought from the end of the sixth century to the death of Plato. New Jersey: Humanities Press, 1996, p.3
4. A?安德魯斯，《希臘僭主》，北京：商務印書館，1997年，第113-114頁
5. 如墨加克里斯（或阿爾克邁昂家族）與庇西特拉圖的爭鬥，庇西特拉圖在掌權前和已有黨派的爭鬥。見亞里士多德在《雅典政制》。
6. 希羅多德，徐松岩，《歷史》，上海：上海三聯出版社，2008年, V62, 第279頁
7. 關於克利斯提尼在被克里奧蒙尼驅逐前將改革實行到何種地步，以及克利斯提尼是如何在伊薩哥拉任執政官期間獲得實質性權力並使後者失勢的，我們沒有充足的史料，因此很難做具體說明。這段歷史的模糊性是造成不同解讀的原因之一。在徐岩松的《歷史》譯本中採用了克里奧蒙尼試圖解散新的五百人議會的說法。但Buckley指出克里奧蒙尼要解散的可能是400人議事會。這一爭論也涉及到克利斯提尼將改革推行到何種地步。見Henry M. M., Buckley T. Aspects of Greek History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10, pp.117-131
8. 舉一例，有一個徳謨名為Boutadai，與一家族部落同名且這個部落的成員同歸一祖：他們都是貴族Boutes的後代，也以『Boutes的後代』相稱呼；而徳謨的居民有這個名字卻是因為克利斯提尼為他們劃定共同的居住地。當徳謨中的人普遍也以『Boutadai』相稱時，為了避免混淆，家族部落不得不改名為「Eteoboutadai」意即「Boutes的真正後代」。可見，對徳謨的命名工作確實起到了瓦解了家族部落對政治格局的掌控。Lewis D M. Cleisthenes and Attica. Historia Zeitschrift Für Alte Geschichte, 1963
9. Lewis D M. Cleisthenes and Attica. Historia Zeitschrift Für Alte Geschichte, 1963
10. 對於克利斯提尼改革後實行的陶片放逐法——該法使公民大會能夠投票決定：在十年內禁止某一公民進入阿提卡地區；但他仍可管理留在城邦的財產。放逐決定成立於每年第六至第八個部團期（見下文），並有最低參會人數要求（6000人）。陶片放逐法開始實行於公元前487年，即克利斯提尼改革之後的20年從放逐的對象來看，放逐法無疑成為平民安全感的重要仰賴之一：「第一個被流放的是庇西特拉圖的親戚希帕爾庫斯（Hipparchus）。趕走這種人的要求本來就是克利斯提尼制定這種法律的主要動機……希帕爾庫斯正是人民的領導者和首領。第三年中人們逐漸把那些立法目標是僭主的人驅逐出去。第四年開始也驅逐那些威勢太大的人們了」。見亞里士多德，《雅典政制》，上海：商務印書館，1959年，XXII, 第29頁。晏紹祥對陶片放逐法的開創的時間和人物有質疑：他認為無論就克里斯提尼本人的年齡而言，還是陶片放逐法最初的流放對象而能言，都表明它的創立者不可能是克里斯提尼，而應是公元前480年代初年某個政治家。但是，陶片放逐法的本意，是把精英階級內部的爭議和國家政策的決定權交給民眾裁決，故該法的頒布和實行，仍符合克里斯提尼改革的精神（晏紹祥.雅典陶片放逐法考辨.世界歷史,2017,0(1);104-117）。同時，陶片放逐法在其他的城邦也成為平民反對寡頭政治的有力制度武器；如敘拉古在公元前454年也實行陶片放逐法，使城邦的寡頭統治向成年男性民主傾斜。見莫里斯， 鮑威爾，陳恆，《希臘人：歷史、文化和社會》，上海：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
11. Rhodes P J. The Greek City Stat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7. p.106
12. Ibid, pp.102-103
13. 亞里士多德，《雅典政制》，上海：商務印書館，1959年，XXI, 第28-29頁
14. Raaflaub, Kurt, J. Ober, R. W. Wallace. Origins of Democracy in Ancient Greece，Californi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7, by Paul Cartledge, p.156
15. Ibid, p.164
16. Ibid, pp.215-218
17. Lévêque P, Vidal-Naquet P, Curtis D A. Cleisthenes the Athenian: an essay on the representation of space and time in Greek political thought from the end of the sixth century to the death of Plato. New Jersey: Humanities Press, 1996.奧博的批評者還包括保羅·卡特里奇 (Paul Cartledge), 見Raaflaub, Kurt, J. Ober, R. W. Wallace. Origins of Democracy in Ancient Greece, Californi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7, pp.164
18. 指雅典城邦的居民包圍褻瀆了衛城的斯巴達王克里奧蒙尼和伊薩哥拉，並使前者退兵的平民暴動事件。
19. Raaflaub, Kurt, J. Ober, R. W. Wallace. Origins of Democracy in Ancient Greece, Californi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7, pp.102.
20. 希羅多德，徐松岩，《歷史》，上海：上海三聯出版社，2008年，v69-v70, 第282-283頁
21. 亞里士多德，顏一，秦典華，《政治學》，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3年，1319b 5-20
22. A?安德魯斯，《希臘僭主》，北京：商務印書館，1997年，第11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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