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建標 | 「受難時刻」：巴黎和會山東問題的裁決與威爾遜的認同危機

原標題：馬建標 | 「受難時刻」：巴黎和會山東問題的裁決與威爾遜的認同危機

作者馬建標為復旦大學歷史學系副教授

原文載《近代史研究》2018年第3期，注釋從略

專題論文

「受難時刻」：巴黎和會山東問題的裁決與威爾遜的認同危機

馬建標

一、 引言

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爆發和國際舊秩序的崩潰，促使美國總統威爾遜在一戰末期提出了威爾遜主義。威爾遜主義集中體現了美國總統威爾遜在一戰後期對美國新的「國家身份」「國際角色」和「國際秩序」的追求：一方面說服不情願的美國民眾和國會接受他所設計的美國新角色，讓美國積极參与國際事務，並通過美國對世界的領導來維護美國的安全與利益；一方面說服其他國家接受以「美國原則」為基礎的國際新秩序，以塑造有利於美國制度生存和發展的國際環境，進而確保長久的國際和平。

中外學術界對巴黎和會上山東問題交涉的論述代不乏人，對於威爾遜總統與山東問題交涉的研究，也是學界所關注的重要議題。但是，先行研究基本忽略了威爾遜總統本人在山東問題裁決時的主觀體驗，特別是他帶有宗教情懷的救世觀念。1919年召開的巴黎和會，是國際社會考驗威爾遜主義的重要歷史時刻，而和會中有關山東問題的裁決則直接考驗著威爾遜主義的執行力。用威爾遜的秘書貝克（Ray SBaker）的話說，山東問題的交涉令威爾遜「蒙難」。

山東問題的交涉是如何讓威爾遜「蒙難」的呢？這要從1919年4月25日，威爾遜與貝克的一次談話說起。威爾遜總統和其秘書貝克進行了一次長談。在談話中，威爾遜承認，「中日問題浮現，形成一個巨大難題」。威爾遜告訴貝克，他自己沒法看清楚，要在什麼地方應用自己提出的原則，然後他又笑著說，他自己都得重讀一遍「十四點宣言」，才能記得住其內容。當天晚上，貝克和威爾遜又進行了一次談話，他向威爾遜通報了媒體看法。貝克發現，威爾遜的情緒「非常低落」，僅日本這一問題就讓他頭疼不已。威爾遜說：「日本人不是傻子，除非我們給他們想要的，否則他們是不會回家的，而他們想要的又是自己不該要的東西。」貝克回答說：「國際輿論都支持中國人的主張。」對此，威爾遜說：「我知道。」貝克又道：「尤其是美國的公共輿論。」威爾遜說：「這我也知道，但是如果義大利人堅持不參加，然後日本又走了，那國際聯盟成啥樣了？」通過這次對談，貝克得出結論，山東問題讓威爾遜總統「備受煎熬」。

威爾遜總統與貝克之間的這次對話，雖說內容簡短，卻生動地說明了威爾遜主義在巴黎和會上所遭遇的嚴重困境。今日，威爾遜主義仍然是一個非常值得關注和研究的話題，畢竟此一問題關係到對20世紀國際秩序影響最為深遠的美國總統威爾遜。而威爾遜主義在山東問題上的困境，又直接影響到1919年之後中國革命道路的選擇：「向左」抑或「向右」；也就是說，中國是走美國人的和平改良道路，還是走俄國人的武裝革命道路？追根尋源，美國總統威爾遜在巴黎和會上對山東問題裁決時，他內心的真實感受如何？他又是在何種壓力下在山東問題上對日本政府作出讓步的決定？凡此種種，都是複雜而頗具挑戰性的問題。本文只是拋磚引玉，不足之處，敬請批評指正。

二、 尊之為神：威爾遜主義的概念及其被神化

在美國歷史上，有兩位總統胸懷強烈的救世理念：一位是美國內戰時期的林肯；另一位是一戰時期的威爾遜。機緣巧合的是，這兩位總統所領導的戰爭都對美國的政治傳統造成了深遠的影響。林肯通過內戰實現了美國的統一，並在其事業的巔峰時刻遭到殺害。林肯的死亡，帶有為他所效忠的國家主義獻身的意味。因此，他的死象徵著「他為易犯錯誤的有罪之人承擔了痛苦和道義重任，代他們受苦受難，以神聖的基督的善德救贖了他們」。林肯留下的道德遺產也深刻地影響了一戰時期的美國總統威爾遜。林肯對威爾遜的精神影響是直接觸及其靈魂層面的。威爾遜人生的第一個「歷史記憶」就是林肯總統和美國內戰。1860年，年僅4歲的威爾遜在美國喬治亞州的奧古斯塔的家門口，聽到路邊的人呼喊：「林肯先生當選總統，內戰要爆發了。」其後威爾遜把這個歷史場景作為其人生記憶的發端。這雖是威爾遜生命歷程中的一個瞬間記憶，卻顯示出林肯總統的精神遺產在威爾遜的心目中享有獨特的位置。

作為一個基督教理想主義者，威爾遜在1913年擔任總統之初就認為，美國的外交政策與歐洲帝國主義不同，不是領土擴張和物質利益追求，而是發揮美國的道義影響，為世界樹立自由的榜樣。王立新：《躊躇的霸權：美國崛起後的身份困惑與秩序追求（1913—1945）》，第38頁。1914年8月一戰爆發之後，歐戰造成大量人員的死亡，給人類文明造成巨大創傷。這種特殊的戰爭情境與威爾遜總統的基督教信仰結合在一起，催生了威爾遜主義。作為一個戰爭環境下的思想產物，威爾遜主義集中體現了威爾遜總統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的救世訴求，正如一戰時期的美國歷史學者西摩爾（Charles Seymour）所言：「如果歷史學家難以釐清各種不同的議題和可能性，那麼昔日的政治領袖們，不但沒有事後諸葛亮的協助，而且每天都還收到互相矛盾的信息，在這樣的情況下要提出並實行一個一以貫之的政策，則是難上加難。」如果把西摩爾的這段話用之於威爾遜主義的提出，那就頗能說明威爾遜在應對複雜的世界格局而作出決策時，曾遭遇何等的困難。

威爾遜主義是為了應對一戰所造成的國際危機而提出的救世方案，而1917年爆發的俄國十月革命以及由此在歐美世界引起的精神恐慌，則直接促使威爾遜發表他的救世主張。十月革命之後，俄國外交事務人民委員托洛茨基宣布了俄國的和平方案，這一方案的基本原則就是，「任何民族都應得到民族發展的完全自由」，換言之，這就是俄國版的「民族自決原則」。同時，托洛茨基嘲笑協約國以及美國因其「階級本性而不能達成民主的和平」，還認為它們對待「民族自決的態度是可疑的」。為了應對俄國革命政府的外交宣傳戰，威爾遜1918年1月8日在美國國會兩院聯席會議上發表演說，提出了著名的「十四點計劃」。十四點演說主要體現了威爾遜的四大原則：沒有勝利的和平；民主的勝利；民族自決權和領土完整；建立國際維和組織與集體安全原則。

威爾遜十四點演說發表之後，時人就開始把其稱為「威爾遜主義」。1919年2月，日本東京某報以譏諷的口吻評論說，「威爾遜主義的本質就是堅持對一切民族國家都實行人道與正義原則，這一原則並通過國際聯盟計劃來實現，而美國的國防安全也因此得到完善」。此時正值巴黎和會召開期間，威爾遜總統支持中國抵制日本的侵略要求，故而威爾遜主義遭到日本媒體的挖苦與諷刺。不過，日本媒體所言，「人道正義原則與國際聯盟設想」是威爾遜主義的核心內容，卻大體反映了當時的國際社會對威爾遜主義的基本認知情況。到了1923年，美國學者威廉·E.道德（William E.Dodd）發表一篇名為《威爾遜主義》的專題論文，對何謂威爾遜主義予以專門的界定。他說：「威爾遜主義是由威爾遜總統提出的一個繼往開來的社會哲學，其基本思想就是政治權力要服從大多數公眾的意志，由此才能保障民主、平等與自由；根據這一哲學思想，威爾遜主義的主要內容就是按照公平與正義的原則，建立國際聯盟，鞏固戰後世界新秩序。」簡言之，威爾遜主義就是關於建立一個自由、民主與平等的國際新秩序。威廉·E.道德的定義是威爾遜主義在學術上實現「概念化」的重要標誌。在其後漫長的歲月里，西方學者大體沿用了這一說法。奧古斯特·海科謝勒（August Heckscher）說，「通過在所有方面完全徹底地拒絕布爾什維克主義，威爾遜已經成為西方的鬥士——反對列寧主義的威爾遜主義的鬥士」。威廉·R.基勒（William R.Keylor）說，「杜魯門主義是典型的威爾遜主義的宣言」。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西方學者在界定威爾遜主義時，習慣上把威爾遜主義與列寧主義進行對比，多少帶有一些「冷戰思維」的意味；而在東方學術界，特別是日本學者則習慣上把威爾遜的十四點演說稱為「威爾遜主義」或「威爾遜理想主義」。如日本學者山腰敏寬把威爾遜的十四點演說稱之為「威爾遜主義」；而河村典子以及松尾弌之則使用「威爾遜理想主義」。從1918年1月初威爾遜總統發表十四點演說到1918年底巴黎和會召開，一年之內威爾遜主義就成為一個響徹全球的新名詞，並在1920年代初演化成為一個非常重要的學術概念。從媒體上的「威爾遜主義」到學術上的「威爾遜主義」，其中一個重要的推動者就是喬治·克里爾（George Creel）領導的「美國公共情報委員會」（The U.S.Committee on Public Information）。正是在公共情報委員會的宣傳下，威爾遜主義在一戰之後成為一個流行全世界的新主義。

雖然一戰之後的國際媒體以及學術界基本上把威爾遜主義等同於威爾遜的十四點演說，但是對當時的東亞各國特別是中日兩國而言，威爾遜主義則具有特定的內涵。在一戰之後威爾遜主義全球傳播的背景下，威爾遜主義在中日兩國的「區域化接受」過程，很典型地反映了中日兩國的公眾對威爾遜主義的特別理解和各自複雜的民族心態。如日本媒體認為威爾遜主義是「侵略性的」，譏諷威爾遜的「民族自決原則不過是謊言」，嘲笑威爾遜的「國際聯盟」和「航海自由」等主張是「不值得信任的」。日本媒體之所以對威爾遜主義採取「仇視的敵對態度」，主要是因為威爾遜主義妨礙了日本此時奉行的以稱霸東亞為目標的擴張政策。一戰前後，日本向外擴張侵略的主要對象是中國。作為受害國，中國人對於威爾遜主義是大加歡迎的，與日本媒體對威爾遜主義的「嘲諷挖苦」形成了鮮明對比。

如果說日本媒體是在努力把威爾遜主義「矮化」，那麼中國媒體則是竭力地把威爾遜主義「神化」；但是，無論是「矮化」還是「神化」威爾遜主義，其背後的精神動力都是宣揚本國利益至上的民族主義。當1918年年初威爾遜發表十四點演說不久，留美出身的著名記者董顯光就率先對威爾遜主義作出了反應。當年4月，董顯光在《密勒氏評論報》上發表評論說，中國可以根據威爾遜主義中的「民族自決原則」收回德國佔領的「青島主權」。同年底，董顯光再次發表文章，分析中國如何利用威爾遜主義，爭取威爾遜在巴黎和會上支持中國的外交目標。在此期間，董顯光所服務的《密勒氏評論報》積極配合美國公共情報委員會的中國區負責人卡爾·克勞所領導的中美新聞社，在中國積極宣傳威爾遜主義。到1918年11月一戰結束之際，威爾遜在中國已經成為一位名人，他的名字頻繁地出現在各種海報上。

值得注意的是，中國人所稱呼的威爾遜主義是有其特定含義的，那就是「民族自決原則」。在一般中國人看來，所謂的「民族自決原則」代表著人類社會的「公理與正義」。作為威爾遜主義的提出者，威爾遜本人也被中國人描述成一位偉大的「救世主」。誠如美國監理會屬下的上海中西女塾學生譚淑所言：「夫威氏當歐戰劇烈之時，毅然主張伐暴救民政策，及夫歐戰告終，又提議民族自主自決主義。其愛國也，不獨愛一己之國也，並愛世界萬國也。其愛民也，不獨愛一國之民也，並愛世界萬國之民也。」當時，像譚淑這樣的普通學生主要是通過蔣夢麟翻譯的《美國總統威爾遜參戰演說》，了解威爾遜主義的內容。

五四時期的中國還是一個知識精英主導的社會。當以蔣夢麟、陳獨秀、胡適等人為代表的知識精英對威爾遜頂禮膜拜時，一般讀書人也自然跟隨起來。對於威爾遜，蔣夢麟奉若神明，他稱讚其「衛正義而摧武力兮，廣四海為兄弟，望彼陸而思顏色兮，慶大同而呼萬歲」。陳獨秀注意到，威爾遜主義的內容「很多」，但其中「頂要緊的是兩個主義」：第一，不許各國拿強權來侵害他國的平等自由；第二，不許各國政府拿強權來侵害百姓的平等自由。陳獨秀把威爾遜的這「兩個主義」歸結為「主張公理，反對強權」原則，並把這個原則作為他創辦《每周評論》的宗旨。實際上，陳獨秀這裡所謂的「公理」，就是威爾遜主義中的「民族自決原則」的簡稱。此時，剛留美歸來的胡適也是威爾遜主義的信奉者，他雖然認為北大校長蔡元培是「宣傳威爾遜主義最出力的人」，但也承認自己是「在蔡先生的帶領下」，相信「公理戰勝強權」這個「幾乎成了人人的口頭禪」。既然北大的教授們都把威爾遜主義奉若神明，將威爾遜視為「救世主」，難怪卡爾·克勞在1918年11月5日寫給美國公共情報委員會紐約總部的信中，很得意地寫道：「威爾遜總統已經成為中國人的偶像。」

在巴黎和會召開前夕，威爾遜主義已名揚全世界。對於這種突如其來的偉大名聲，威爾遜本人的心情是錯綜複雜的、充滿矛盾的。在駛往歐洲的「喬治·華盛頓總統號」郵輪上，威爾遜總統曾對喬治·克里爾說：「你所從事的宣傳工作很偉大……但我覺得你在有意識地為我編織一張無法逃脫的網路。今天全世界都在求助於美國，向美國訴說他們遭遇的冤屈與希望。……但是你我都知道，要消除這些自古就有的不公正和當下的不幸福，絕非一日之功，也不是一個人就可以力挽狂瀾的。我總覺得，其結果將是一個舉世失望的悲劇——儘管我內心希望我的判斷是錯誤的。」在一戰結束之際，由於喬治·克里爾領導的美國公共情報委員會的有效宣傳，威爾遜主義給全世界受苦受難的民族帶來了無限的希望與憧憬，但是正如威爾遜本人所預感的那樣，他的理想主義如同一個不斷膨脹的熱氣球，終究逃脫不了爆炸破滅的宿命。後來的事實證明，中國知識界在巴黎和會前夕對威爾遜主義的「神化」，不過是中國人的一廂情願而已。威爾遜主義終究不是萬能的靈丹妙藥，一戰之後複雜的國際政治矛盾，也不會因威爾遜主義的存在而藥到病除。

在對戰後世界秩序的謀划上，美國與歐洲列強和東亞的日本是截然不同的。如果說威爾遜看重的是人類的集體安全和美國的道德責任，而其他列強則看重的是他們作為戰勝國能否最大限度地獲得戰爭賠償，他們奉行的是民族國家利益至上的原則。這種原則與威爾遜主義的利他精神是衝突的、無法調和的。威爾遜的理想主義外交與其他列強的現實主義外交發生嚴重衝突的，恰恰就是領土劃分問題。其中，最嚴重的分歧就是中國的山東問題。山東問題註定要成為考驗威爾遜主義靈驗與否的試金石。

三、 「受難時刻」：「三強會議」對山東問題的裁決

民族自決原則是威爾遜主義的核心內容之一，對像中國這樣飽受列強欺凌的弱國而言，這一原則象徵著「公平與正義」，它給世界上眾多的弱國民族帶來了「公理終將戰勝強權」的希望。也正是這一原則讓蔡元培、陳獨秀、胡適等中國知識界的領袖為之歡欣鼓舞，讓中國人看到了一個平等、自由與民主的世界新秩序在威爾遜總統的領導下即將建立的勝利曙光。然而，從日本政府的角度看，威爾遜的民族自決原則恰恰成為日本在東亞推行侵略的擴張政策的剋星。

如果按照民族自決原則，中國自當收回山東主權，那麼日本自一戰爆發以來苦心孤詣地掠奪山東主權的圖謀就會遭到失敗。因此，當日本戰時最高外交決策機構——「外交調查會」獲悉威爾遜主義中的民族自決原則之後，立即作出兩個針對性的決議：第一，由於威爾遜總統的民族自決原則，有關德國殖民地的處理將變成一個嚴重問題；第二，日本政府保持強硬的立場，即山東問題的處理不適用於民族自決原則，日本不允許第三方的干涉；1918年11月22日，日本原敬內閣舉行會議作出決定，執行外交調查會的上述決議。這意味著威爾遜的民族自決原則直接激化了中日兩國在山東問題處理上的矛盾：一方面威爾遜總統和中國公眾要求執行民族自決原則；另一方面日本政府則堅決抵制這一原則。這一矛盾使得巴黎和會上山東問題的裁決牽涉到協約國、美國、日本以及中國在內的各方利益，威爾遜總統和他的民族自決原則遭受到巨大考驗，山東問題因此使威爾遜主義備受考驗。正如貝克所言，「威爾遜總統作為一位公眾人物，在巴黎和會的關鍵時刻，將他的才智與力量發揮到了極致」，以應對各方的挑戰。

按照威爾遜主義的民族自決原則，歐洲的協約國和日本將無法繼續佔有他們在戰前就擁有的廣大殖民地。儘管威爾遜主義備受廣大的弱小民族以及資本主義世界普通民眾的歡迎，卻遭到協約國政府領袖的暗中抵制。在巴黎和會召開前夕，英國、法國、義大利等國領導人開始批評威爾遜主義，比如法國總理克里蒙梭對他的同僚說：「他（威爾遜）仍然相信舊外交是行之有效的，舊的國家結盟方式可以確保世界的安全」，其言外之意就是不相信威爾遜的新外交，不相信威爾遜的國際聯盟計劃的集體安全效力。威爾遜主義之所以遭到以法國為代表的協約國的抵制，主要原因是威爾遜主義本質上是一種「理想的利他主義」，它要求一種「沒有勝利的和平」，希望戰勝國不能對戰敗國提出苛刻的戰爭賠償條件；然而，幾乎所有的協約國政府都在奉行極端現實的「國家主義至上的自利主義」。

具體而言，參加巴黎和會的協約國政府都在奉行其國家利益最大化的外交政策。比如，法國政府希望巴黎和會能夠滿足法國「在歐洲大陸的軍事安全以及高額的戰爭賠款」；英國希望和會能夠確保其海上的霸權地位；義大利希望佔有阜姆，以實現其領土擴張政策；至於日本則要直接繼承德國在山東的一切權益。在巴黎和會上，威爾遜總統是唯一沒有領土擴張訴求，並且致力於建立一個公平正義的世界新秩序的大國領袖。於是，在威爾遜理想的利他主義與協約國、日本的現實的自利主義之間發生一系列的矛盾衝突，並一度致使巴黎和會陷入癱瘓崩潰的邊緣，而威爾遜本人的耐力也因此被消耗殆盡。

在1919年2、3月間，當威爾遜在與協約國領袖圍繞德國海外殖民地的託管政策、國聯條約是否納入巴黎和約、阜姆問題等涉及戰勝國國家利益的棘手問題而唇槍舌劍，展開激烈的辯論的時候，日本政府的外交代表則非常機智地保持沉默，他們在等待合適的時機提出山東問題。1919年4月21日，威爾遜總統拒絕了義大利對阜姆的佔領要求，由此導致義大利首相奧蘭多賭氣退出「四強會議」，返回羅馬。這雖然體現了威爾遜捍衛民族自決原則的強硬立場，卻加劇了他與協約國領袖之間的矛盾。如果失去協約國領袖的鼎力支持，威爾遜參加巴黎和會的最高外交目標——國際聯盟的建立，將難以實現。正如威爾遜所言：「阜姆問題讓談判陷入了完全的僵局。」這裡的「僵局」，就是威爾遜無法與協約國列強談判，落實他的國聯計劃，實現建立戰後世界新秩序的理想。

從日本代表的外交立場考慮，威爾遜的「僵局」，恰恰是日方提出山東問題的寶貴時機。既然義大利的退出直接導致巴黎和會談判陷入停頓，那麼威爾遜如若拒絕日本對山東問題的要求，日本也將效法義大利退出和會，其結果將是巴黎和會的流產，而這是威爾遜所不願意看到的結局。正如柯里（Roy W.Curry）所言，日本此時提出得到「德國在山東的權利要求，正是時候」，因為「德國代表預計於4月28日前來接受條約條件。義大利已於4月23日因阜姆問題退出和會；比利時威脅，如果德國的賠償不包括償清全部損失費，它也採取同樣行動。法國的國民議會和英國的眾議院都要求與德國簽訂苛刻的和約。在巴黎的小國代表中，對四國會議決定這種方式不滿的亦有人在」。在這個意義上，日本此時提出山東問題將是擊垮威爾遜民族自決原則的「最後一根稻草」。

4月21日晚，日本外交代表牧野伸顯和珍田舍己私下拜訪威爾遜，「提出要在接下來的一周內，三強會議應對山東問題作出裁決」，此前日本方面已經向英國外交代表貝爾福表達了儘快解決山東問題的意願。他們告訴威爾遜，「由於中國的反日宣傳，山東問題不再是一個單純的領土租界問題，而成為一個遠東政局中的嚴重問題」。這裡所謂的「嚴重問題」，是指山東問題牽涉到日本的國家榮譽。此次談話也讓日本代表得出了一個結論：威爾遜不會支持日本的要求，即由日本直接繼承德國在山東的權益。同日，日本外交調查會在東京舉行會議，日本政壇元老伊東巳代治說，「如果日本在山東問題上讓步了，那麼日本在東亞的國家威信將喪失殆盡」；隨後日本首相原敬表示，「日本政府既不會接受山東直接歸還給中國，也不同意威爾遜的聯合國託管方案」。也是在這一天，日本外相內田康哉致電巴黎和會的日本外交代表，「如果日本在山東問題上的要求被拒絕，日本就不簽署國聯條約」，此電還補充說，「為了捍衛日本的國家尊嚴，我們沒有任何妥協的餘地」。日本政府的強硬指示，讓巴黎和會的日本代表無路可走，他們只能與威爾遜的民族自決原則對抗到底。

在此關鍵時刻，日本1917年與協約國簽署的秘密協定發生了作用。如克里所言，「勞合喬治與克里蒙梭受1917年密約的約束，必須支持日本」。就這樣憑藉與英法簽署的戰時秘密協定，日本代表成功地將英法兩國的元首勞合喬治與克里蒙梭捆綁在一起，逼迫他們支持日本在山東問題上的要求。由於4月23日義大利首相奧蘭多的離會，這樣「四強會議」就變成了英、美、法三國元首組成的「三強會議」，而日本作為亞洲唯一的黃種人大國依然被歐美的白人大國排斥在外。巴黎和會召開伊始，日本曾是出席「十人會議」的「五強」之一，不久卻因「四強會議」和「三強會議」的重新組合而被排斥出局。儘管威爾遜許諾，「四強會議」或「三強會議」所作出的決定在正式通過之前將通知日本代表並徵詢其意見，但是這種失落感還是讓日本人忿忿不平。作為巴黎和會名副其實的世界五強之一，日本人卻無緣參與歐美列強組成的「四強會議」及其後的「三強會議」，這種區別對待進一步強化了日本人將「種族平等案」納入國聯盟約的訴求。1919年4月21日，當日本代表提出一周之內解決山東問題的請求之後，山東問題就與種族平等問題更加緊密地交織在一起，最終促使英、美、法三國元首必須在山東問題與「種族平等案」的最終裁決上作出抉擇。

值得注意的是，儘管英國首相勞合喬治是一個很現實的國家主義者，卻在抵制日本的種族平等問題上與威爾遜總統達成了「統一戰線」。1919年4月11日，威爾遜曾經與英國代表達成默契，沒有投票支持日本的「種族平等案」，使得日本代表團堅持不懈的種族平等外交目標受到重創，但是日本代表依然在隨後的會議中繼續提出種族平等問題，並將這個問題與山東問題捆綁在一起，向「三強會議」施加壓力。「種族平等案」與山東問題是日本代表團在和會上極力實現的「兩大外交目標」，「種族平等案」因遭到英美為首的西方國家的抵制而遭受挫敗，這更加堅定了日本代表要贏得山東問題交涉勝利的決心，他們希望在山東問題上挽回其在「種族平等案」上所受到的損失，以挽回日本的國家榮譽。正如巴黎和會的親歷者、威爾遜的新聞秘書貝克所言，「很少有人意識到『種族平等案』的失敗，讓日本人的國家榮譽受到多麼嚴重的傷害」；如果日本代表團不能在山東問題交涉上有所斬獲，藉以挽回日本的國家榮譽，他們將無法面對「日本國內巨大的政治壓力以及反對者的批評，更無法向日本民眾交差」。

1919年4月底，也就是在對德和約臨近簽署的關鍵時刻，日本提出的山東問題要求與種族平等問題，集中凸顯了巴黎和會上英美法與日本之間的錯綜複雜的大國矛盾關係：一方面英美兩國元首為了減少其國內種族問題的麻煩而否決日本的「種族平等案」，在這方面英美與日本的立場是敵對的；另一方面英法與日本由於1917年的密約關係而必須支持日本對山東問題的要求，而日本的這一要求與法國對阿爾薩斯—洛林地區的要求，都是一種強權政治，在這方面法國與日本可謂是「惺惺相惜」，比如美國代表團成員貝克就把山東稱為「中國的阿爾薩斯—洛林」。所以，英法在山東問題上支持日本固然有1917年秘密協定的作用，也是在捍衛他們共同信奉的極端現實的國家主義至上的原則。在這方面，英法日的國家主義原則與威爾遜的利他主義精神相互衝突。

正是這種複雜的大國政治矛盾關係決定了英、美、法三國元首在「三強會議」上作出了一筆政治交易：在種族平等問題上，威爾遜獲得了英國的支持；但在山東問題上，威爾遜必須理解英法兩國的「苦衷」，向日本妥協。關於三強在山東問題與種族平等問題上的利益交換關係，英國外交大臣貝爾福在4月28日與威爾遜的交談中，暴露無遺。貝爾福說：「我們要求日本贊成的是不要把種族平等內容寫進盟約。如果日本在種族平等和山東問題上所希望達到的目標均受挫折，日本代表團的地位就岌岌可危了。」簡言之，就是「三強會議」通過同意日本的「山東問題要求」，來換取日本放棄「引起爭論的種族平等問題」。

一方面英法日三國代表逼迫威爾遜在山東問題上放棄民族自決原則，同意日本的要求；另一方面美國代表團的其他三位代表，即布利斯將軍（Tasker H.Bliss）、亨利·懷特（Henry White）和國務卿蘭辛(Robert Lansing)一再要求威爾遜拒絕向日本妥協，捍衛民族自決原則，而威爾遜本人也一直把山東問題視為其驗證「民族自決原則的一個重要案例」。為了調和這方面的尖銳分歧，威爾遜作出了最大的努力。1919年4月25日，顧維鈞就山東問題向威爾遜提出「國際託管方案」後，威爾遜立即對該折中方案予以高度的重視。4月26日，威爾遜召集美國代表團成員討論對山東實行國際託管的方案，同日國務卿蘭辛奉威爾遜之命去拜訪日本代表牧野伸顯與珍田舍己，遺憾的是威爾遜的國際託管方案遭到日本代表的斷然拒絕；日本代表再次威脅說，「如果三強會議不批准日本的要求，日本將退出大會」。

由於威爾遜堅信日本的威脅不是純粹的「嚇唬」，於是他在4月28日的「三強會議」上放棄了民族自決原則，同意了日本對山東問題的要求。威爾遜在這日的「三強會議」上講，「如果日方能夠讓出所有的軍事權利，讓他們的協議只是一份純粹的經濟協議，他會同意日本希望得到的東西」。威爾遜的這句話，確立了「三強會議」對山東問題裁決的基本原則：山東的政治主權歸中國，而經濟權利歸日本。這個原則體現了威爾遜的「創意」，就是「國家主權中的政治權力與經濟權利的分離」。然而，正是這個主權分離方案引發公眾輿論關於威爾遜「背叛中國」的巨大爭議。在當日的大會中，「國際聯盟條約獲得一致同意」。威爾遜在山東問題上的讓步，換取了英、法、日等大國對他夢寐以求的國聯計劃的支持。

在山東問題的裁決上，威爾遜放棄民族自決原則，說到底由於反對力量太強大，他作出了違背初心的選擇。威爾遜所面臨的反對力量主要有：首先，舊的秘密外交仍然在發揮作用，並且制約著威爾遜的理想主義新外交的實現。由於英法與日本在1917年締結的秘密協定，威爾遜在「三強會議」上失去了英法兩國元首的支持。英法日的戰時秘密外交協定之所以在巴黎和會上繼續發揮作用，主要得利於「四強會議」及隨後的「三強會議」也採用了秘密外交的會議方式，並導致威爾遜所提倡的公開外交根本無法落實。由於「三強會議」的舉行是高度秘密的，這就使得威爾遜無法藉助他在外界所擁有的廣泛的社會影響力來制衡英法兩國元首。正如貝克所言，在「三強會議」關於山東問題的秘密討論中，威爾遜面對來自英法日的外交壓力，「如同一個絕望的囚徒，欲罷不能」。

其次，真正主宰巴黎和會與「三強會議」的核心人物是法國總理克里蒙梭，而非如外界所想像的是威爾遜。儘管威爾遜由於十四點演說的發表而名揚世界，獲得許多弱小民族國家的支持，但是在巴黎和會內部威爾遜的影響力在克里蒙梭之下。巴黎和會的大會主席由克里蒙梭擔任，大會秘書長也由法國人擔任，克里蒙梭利用大會主席的職權之便順理成章地操縱會議議程，使其按照法國國家利益的需要開展下去。正如蘭辛所言，克里蒙梭認為「國家與個人都是自私的」，他認為威爾遜的國聯計劃不過是一個「烏托邦之夢」。克里蒙梭並不反對威爾遜實行其國聯計劃，但前提是國聯計劃不能損害法國的利益，在包括山東問題在內的任何有爭議的問題上，克里蒙梭都是反對威爾遜的。

儘管日本代表被排斥在「三強會議」之外，但是日本作為出席巴黎和會的五強之一以及憑藉其在戰爭期間與英法簽訂的秘密協定，日本代表可以更自由地遊說英法等歐洲列強，以實現其對山東問題的要求，並通過英、法兩國元首在「三強會議」上對威爾遜施加常人難以想像的巨大壓力。另外，威爾遜還遭受美國代表團內部的壓力，以蘭辛、布利斯、亨利·懷特、衛理為代表的許多美國代表團成員都要求威爾遜在山東問題上堅持民族自決原則，決不能向日本讓步。在良心的天平上，威爾遜當然是想堅持民族自決原則，捍衛中國的山東主權的。但是，威爾遜在此關鍵時刻堅信了他的這一判斷：「如果在山東問題上拒絕了日本的要求，日本代表就會退出和會，並拒絕接受國際聯盟。」正是基於這一判斷，威爾遜決定在山東問題上犧牲民族自決原則，以挽救他的幾乎流產的國際聯盟計劃。

四、 道德與政治：「背叛中國神話」與威爾遜的認同危機

在1919年4月28日的「三強會議」上，威爾遜在山東問題上作出妥協，即將山東的政治主權歸還中國，而經濟特權由日本保留。兩天之後，也就是4月30日，威爾遜的這一解決方案獲得「三強會議」的最終通過。同日，這一決定被傳達給中美兩國的代表團成員，立即引起軒然大波，對威爾遜的抗議之聲如潮水般湧來。

首先，在參加巴黎和會的美國代表團內部，以蘭辛、布利斯和亨利·懷特為首的絕大多數美國代表團成員認為，威爾遜在山東問題上背叛了中國。他們的理由是，威爾遜雖然讓日本把山東的主權歸還中國，卻讓日本保留了經濟特權；美國代表團新聞秘書貝克在給威爾遜的備忘錄里指出，中國得到的不過是山東主權的「外殼」，而日本得到的卻是山東主權的「牡蠣」。蘭辛也堅持這樣的看法，他在1919年5月1日的備忘錄里寫道：「中國得到的只是山東主權的『外殼』，而日本得到了山東主權的『核心』，也就是對山東經濟的控制權。」以上論斷反映了貝克與蘭辛關於國家主權的理解，他們認為經濟主權是國家主權的「實質內容」，是不容分割的。但是，威爾遜為了調和中日兩方的意見，卻人為地把山東的政治主權與經濟特權分割開來，並由中日兩國各取其一。顯然，威爾遜對山東主權的劃分方案以及由此造成的理解分歧，是美國代表團成員認為威爾遜叛變中國的根本理由所在。

其次，威爾遜的山東問題解決方案違背了他之前反覆強調的民族自決原則，也是造成公眾輿論認為威爾遜背叛中國說的基本原因。民族自決原則還引發一個關於巴黎和會議和準則的政治與道德的雙重標準問題：參加巴黎和會的廣大弱小民族國家的代表把民族自決原則視為一個實現國際社會自由、平等的道德公理，故而他們希望巴黎和會的討論遵循道德原則；但是，英國、法國、義大利和日本等強國則出於各自國家利益的需要而繼續奉行弱肉強食的強權政治原則，故而他們千方百計地抵制民族自決原則的道德訴求。在山東問題上，就體現為協約國與日本所奉行的強權政治原則與威爾遜提倡的民族自決的道德原則的對抗。最後，威爾遜在山東問題上屈從了強權政治原則，放棄了民族自決的道德原則。

只有威爾遜總統的特別顧問愛德華·M.豪斯（Edward M.House）上校以及美國公共情報委員會主席喬治·克里爾等少數美國代表團成員支持威爾遜對山東問題的解決方案。豪斯與克里爾都是國際政治的現實主義者，他們從協約國列強主導巴黎和會外交這一國際現實政治出發，認為威爾遜的山東問題解決方案符合國際強權政治的常態，不足為怪。故而，當蘭辛對豪斯說，「威爾遜把膠州給日本是拿重大原則做交易」，豪斯不以為然地回答說，「我們以前就這麼做了」。喬治·克里爾也為威爾遜辯護說，「山東問題不是一個抽象的學術問題，因為日本實際上駐兵山東，對那裡擁有絕對的控制權」，所以威爾遜的解決方案「雖然不是理想的辦法，卻是基於現實考慮的最好的選擇」；對於那些指責威爾遜「背叛中國」的人士，克里爾很尖銳地批評說，「他們看上去對中國友好和同情，實際上卻是中國的敵人」。既然威爾遜的反對者和支持者各執一詞，而且雙方的說法各有其一定的合理性，那麼威爾遜本人如何看待他的山東問題解決方案呢？1919年4月28日晚上，威爾遜對貝克道出了他的心聲：「困難不在於發生爭論這一事實，而在於其中的政治。」這句話揭示出威爾遜最終處理山東問題的原則依據的是「政治」，而非外界所爭論的「道德」問題。在這方面，威爾遜與豪斯上校、喬治·克里爾的立場是一致的。

值得注意的是，威爾遜的批評者幾乎都是站在「道德」的立場來指責威爾遜「出賣了山東」，「背叛了中國」；而威爾遜和他的支持者則是站在「政治」的角度來辯護山東解決方案的合理性。由此引出有關山東問題解決方案的「道德」與「政治」的雙重立場之爭。1919年4月29日，在蘭辛和亨利·懷特的支持下，美國代表布利斯致信威爾遜，批評山東問題的解決辦法「在原則上是不道德的，對於中國是不公平的」。道德問題之所以成為公眾輿論用以批評威爾遜的主要「把柄」，其複雜性在於這不單是批評者的苛責，而且道德也是威爾遜政治哲學中的一個極端重要的精神信條。如威廉·E.道德所言，威爾遜主義的基本內容就是「建立公平與正義的國際秩序」，而公平、正義就是威爾遜的道德信條。

道德是一種情感信仰，政治是一種理性選擇。在山東問題的解決方案上，威爾遜對道德的情感信仰和他作為政治家的理性選擇發生了激烈的衝突。從情感信仰上看，威爾遜堅決主張山東主權直接歸還中國，反對日本佔領中國山東主權；但是在1919年4月的最後一周內，威爾遜因遭到英、法、日的強大壓力，不得不屈從於強權政治，作出了他認為是「一種儘可能圓滿地解決中國自身陷入的這場條約糾紛的決定」。在巴黎和會的危急時刻，威爾遜最終根據他的政治家的行事方式作出了山東問題的解決方案，但這是違背了他的道德信仰準則的。儘管他為此做出了最大的努力，將山東主權的損失降到最低程度，但是威爾遜的苦衷仍然無法被外界所理解。即使威爾遜的心腹秘書約瑟夫·P.圖馬爾蒂（Joseph P.Tumulty）起初也認為，威爾遜在山東問題上向日本「屈服」了，也只有當威爾遜從巴黎回到華盛頓向其解釋了他所面臨的「複雜而微妙的世界形勢之後」，圖馬爾蒂才理解了威爾遜的苦衷，認為威爾遜方案「是擺脫嚴重困境的儘可能好的解決辦法」。然而，圖馬爾蒂畢竟是理解威爾遜方案的極少數人之一，絕大多數美國人以及中國公眾是不理解威爾遜的，他們依然認為威爾遜在山東問題上「背叛了中國」。

就當時的歷史情境而言，威爾遜背叛中國說之所以盛行，是因為存在兩種不同的評價標準：一種是道德標準，中美兩國代表團的絕大多數成員和一般公眾輿論都堅持這一標準，他們認為威爾遜應該勇敢地肩負起對中國的「道義責任」；另一種標準就是威爾遜總統和他的跟隨者豪斯上校、喬治·克里爾等人堅持的現實政治原則，這種大國之間的「妥協和利益交換」的政治原則是主導巴黎和會談判方式的真正權力規則。誠然威爾遜是理想主義者，但也是政治家，他在巴黎和會上最終必須按照政治原則與歐洲列強和日本周旋。然而，道德與政治的雙重標準並不是威爾遜背叛神話產生的唯一因素。此外，威爾遜與國務卿蘭辛的權力衝突，威爾遜所在的民主黨與洛奇（Henry C.Lodge）為首的共和黨之間的政治競爭，也是造成威爾遜背叛神話廣泛流行的重要原因，並影響到後世歷史學家對山東問題爭議的歷史書寫。

國務卿蘭辛與共和黨的精神領袖洛奇都是用「道德」標準抨擊威爾遜山東問題解決辦法的典型代表，但是在他們的「道德旗幟」下隱藏著他們與威爾遜的權力之爭，這種政治競爭的隱秘事實被威爾遜「背叛中國的神話」給遮蔽了。威爾遜與國務卿蘭辛之間的矛盾由來已久，至少在1917年12月18日，他們的矛盾已經為豪斯上校所覺察。豪斯注意到：「總統仍然對蘭辛有敵意。蘭辛經常做些冒犯他的事情，而且通常是未經磋商便採取行動。」這裡所說的「未經磋商便採取行動」，表明了威爾遜總統與國務卿的權力之爭。蘭辛還是公共情報委員會的主任之一，他與常務主任喬治·克里爾也時常因相關文件的簽名順序而發生爭執，而克里爾是威爾遜總統的親信，由此增加了威爾遜對蘭辛的敵意。到1918年年底巴黎和會召開前夕，威爾遜與蘭辛的權力之爭達到了頂峰。當時，國務卿蘭辛想擔任美國代表團團長，但是威爾遜決定親自率領美國代表團出席巴黎和會，使得蘭辛的願望落空。

儘管蘭辛位列美國出席巴黎和會的五大代表之一，但是在隨後的「四強會議」和「三強會議」討論中，威爾遜總統完全把主管美國外交事務的蘭辛排斥出局。故而，蘭辛對威爾遜極為不滿，為了攻擊威爾遜而隱瞞某些事實真相。比如，蘭辛在1919年1月指導米勒（David H.Miller）和詹姆斯·B.斯科特（James B.Scott）起草了國聯草案。但是，蘭辛在其著述中卻隱瞞了這一事實，藉以說明威爾遜在無端地排斥他。其後，蘭辛在山東問題上積極配合共和党參議員洛奇，公開出面作證，批評威爾遜「背叛了中國」，這些說明蘭辛和威爾遜的權力之爭影響著他對山東問題的看法。至於共和党參議員洛奇不遺餘力地攻擊威爾遜的山東問題解決方案，很大程度上與美國共和黨與民主黨的政治競爭有關。正如克里爾所言，「洛奇為首的共和黨人一直在頑固地抵制十四點宣言，而這些原則早已被協約國接受為議和的基礎」。美國共和黨人擔心威爾遜一旦成功地按照十四點宣言的精神「重建人類歷史上最偉大的世界秩序」，這將讓「共和黨的前途暗淡無色」。故而，當1919年4月30日威爾遜的山東問題解決辦法被巴黎和會接受後，立即引起洛奇領導的美國共和黨人的猛烈抨擊，並最終導致美國國會沒有批准巴黎和約，美國也未能加入國際聯盟。這一歷史事件被美國歷史學者托馬斯·貝利（Thomas A.Bailey）稱為美國對威爾遜主義的「大背叛」。

儘管威爾遜在1919年4月底為尋求山東問題的解決方案而苦苦掙扎時，還無法預料到美國國會將拒絕接受巴黎和約，但是他在那時已經陷入嚴重的身份認同危機。這種認同危機主要表現為威爾遜面臨兩種身份認同的抉擇：一般公眾輿論對威爾遜的「救世主」的身份認同，他們希望威爾遜在山東問題上扮演「救世主」的角色，捍衛中國的山東主權；以英法日為首的外交代表則努力把威爾遜限制在強權政治的國際現實中，要求威爾遜按照政治家的現實主義原則在山東問題上向日本妥協。由於威爾遜本人內心一直有強烈的道德感，故而上述兩種力量所產生的角色期待，直接加劇了威爾遜的身份認同危機。由於山東問題的不可妥協性，威爾遜無法同時保持救世主與政治家的雙重身份。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一般公眾輿論對威爾遜作為「救世主」身份的期待，很大程度上是由於克里爾領導的公共情報委員會自1917年以來進行了有效的國際宣傳，威爾遜主義因此風靡世界。特別是在中國，威爾遜主義所提倡的民族自決原則更是令中國人對威爾遜充滿了不切實際的期待。在巴黎和會前夕，威爾遜本人已經意識到他本人的實際能力以及殘酷的國際政治現實，將使他無法兌現威爾遜主義，也無法滿足公眾對他的救世主的角色期待。為此威爾遜不僅抱怨克里爾領導的公共情報委員會過度地宣傳了他的主張，而且還為弱小國家的人民可能產生的巨大失望，表示深切的憂慮。1918年12月，威爾遜對克里爾說，「飢餓者希望我們提供食物，流浪者希望我們提供住所，生病者希望得到我們的治癒。所有這些期待都是迫在眉睫的需要，絲毫不能耽誤。……但是，你我都知道，這些問題的解決絕非一夕之功」。威爾遜說話時流露出絕望的表情。外界對威爾遜「救世主」的身份期待給威爾遜造成了巨大的精神壓力，讓他無法承受。當巴黎和會召開後，中國對威爾遜的救世主身份期待更是有增無減。1919年1月6日，美國駐華公使芮恩施向威爾遜傳達了中國人民對他的強烈期待：「在中國人民心目中，您已成為他們最美好的希望和願望的化身。」然而，威爾遜終究不是「救世主」，他作為一位大國政治家，在山東問題交涉上最終屈從遵循現實的國際政治原則，而他的身份認同危機也由此爆發。

1919年4月21日，威爾遜在「阜姆問題」上拒絕了義大利的領土佔有要求，此舉象徵著威爾遜在努力證明他是弱小民族國家的「救世主」，他似乎也從這種救世主的身份認同上獲得了滿足感。對此，威爾遜的反應是，「好像自己打了一次勝仗，這種洋洋自得的心態同時也伴隨著不安和懷疑」。但是，當日本代表隨後提出山東問題後，威爾遜的救世主身份認同就遭遇到英、法、日三國代表的強有力挑戰，他們要讓威爾遜放棄民族自決原則，要按照政治家的身份去妥協讓步。在4月25日，威爾遜在比較阜姆問題和山東問題的時候，竟然沒有看到「這兩個問題之間的相似性」。威爾遜告訴貝克，「他沒法清楚看到，他的原則在哪裡能得到適用」。實際上，阜姆問題和山東問題非常相似，兩者都與民族自決原則有關。既然威爾遜已經拒絕了義大利的主張，那麼他就沒法再在山東問題上對日本說「是」。正如布利斯所言，「這裡面牽涉到的是一個道德是非問題」。換言之，威爾遜如果屈從了日本的要求，就是一個道德問題，這意味著他放棄了外界對他的「救世主」身份期待。

事實上，山東問題的交涉困境是導致威爾遜陷入身份認同危機的主要因素。在很大程度上，身份危機不僅讓威爾遜沒法準確地回憶過去，甚至讓他開始討厭自己的歷史。他只是希望見到一個新的未來——國際聯盟，這是他關於新世界秩序的一個夢想。4月30日，威爾遜告訴格萊森醫生：「我的心裡滿是中日爭端這一問題。但是今天早上這一問題得到了解決。雖然對我來說這不是一個令人滿意的解決方案，但是我認為，我們可以稱之為一個『平衡的暫停』。這是從『骯髒的歷史』中得到的最好結果。」這裡所謂的「平衡」，恰恰揭示了威爾遜作為「救世主」與「政治家」兩種身份選擇的內在衝突。由於中國沒有完全收回山東主權，故而威爾遜曾對中國代表王正廷承認「中國冤屈」。但是，威爾遜也找到了他內心平衡的理由：「畢竟日本答應儘快從山東撤兵，將軍事權力還給中國，而且山東問題懸案將在國際聯盟里得到最終的解決。」

中日兩國關於山東問題的矛盾衝突，讓威爾遜無法尋求「道德」與「政治」的平衡。畢竟，「道德」是救世主的理想，而「妥協」是政治家的選擇。故而，山東問題讓威爾遜「度日如年，身心受到極大傷害」。也如貝克所言，山東問題是威爾遜的「蒙難地」。

五、 結語

威爾遜關於山東問題的解決方案本質上是在英、法、美、日四強之間所展開的利益博弈。但這個博弈的過程是在威爾遜主義所營造的民族自決原則的公平與正義的道德語境下展開的。故而，山東問題的解決，集中彰顯了巴黎和會時期「道德力量」與「政治力量」之間的衝突。這兩種力量都聚集在威爾遜總統一人身上，對他造成了巨大的道德壓力和政治壓力。

山東問題解決方案公布之後，立即在中美兩國引發潮水般的抗議之聲。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巴黎和會上威爾遜與國務卿蘭辛之間的權力衝突，以及美國民主黨與共和黨之間的政治競爭，使得山東問題的爭議在「道德」的面紗下潛藏著非道德的權力角逐。蘭辛身為國務卿，卻在巴黎和會山東問題的交涉上被威爾遜總統排斥出局，這滋生了蘭辛對威爾遜的不滿。故而，蘭辛在他關於巴黎和會的歷史書寫中竭力誇大威爾遜「背叛中國」的歷史敘述，貶低威爾遜的和會外交成就。可以說，蘭辛是威爾遜「背叛中國說」的始作俑者，並影響到後世歷史學家對這段歷史的認知。在很長的一段時間內，美國歷史學者都陷入「威爾遜是否背叛中國」的辯論之中。

然而，需要警惕的是，後世學者有關威爾遜背叛中國的爭論，不過是巴黎和會的歷史創造者和親歷者在不經意間所設置的一個歷史陷阱，而研究者們往往深陷其中而不自知。本文無意去計較威爾遜「背叛中國說」的「是」與「非」，而想說明的是，威爾遜「背叛中國說」產生的過程更值得今人關注。那些批評威爾遜出賣中國的人，如國務卿蘭辛、美國共和党參議員洛奇等人，他們雖然高舉「道德」的旗幟攻擊威爾遜，實際上卻有著難以啟齒的個人恩怨和黨同伐異的派系考量。就威爾遜總統本人而言，公眾輿論對他「出賣山東」的尖銳批評，由此給威爾遜本人所造成的身份認同危機，以及威爾遜為擺脫這種身份認同危機而在山東問題的解決上所付出的各種努力，更值得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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