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事情，只有留在你身旁時才做得到」 作家龍應台與母親美君的故事
台灣屏東，小鎮潮州街頭，龍應台用輪椅推著母親美君外出散步。（王建棟/圖）
（本文首發於2018年7月26日《南方周末》）
「上一代人心裡之所以有一個不可打開的黑盒子，其實不是因為不肯，是不敢。太痛的時候不敢打開。」
2018年7月24日凌晨五點，海拔3090米的台南大武山晨曦微露，彩霞滿天，幾乎徹夜未眠的作家龍應台，信步走到陽台。舉目遠眺，太陽正從太平洋那一邊慢慢升起。
客廳里，肥貓還在酣睡，待會兒，來自印尼的看護霧米，就要推著輪椅，安頓好美君，到寫作室來了，龍應台幫她泡好了一壺龍井。
大山西部，屏東平原深處的小鎮潮州，平靜安謐。鄉居歲月已經持續一年，除了寫作、演講，偶爾造訪的友人，常伴她左右的只有一隻貓、失語失智18年的母親美君，和霧米。
花園裡的軟枝黃蟬長得太茂盛，需要整理枝條。紫藍色的蝶豆在連續的大雨澆灌下東歪西倒，需要扶正。2018年3月，馬英九來探望時，她讓不識草木的他種下一株含笑，現在枝椏里綴滿了花苞欲放。
兩個月前，鎮上發生了一起兇殺案，古惑仔尋仇錯殺了一個無辜的青年，聽說青年的家庭很困難，她打算去看看能幫上什麼忙。
火龍果農來電告知，當周是火龍果採收的最後期程，問她要不要去摘。她想采幾箱檸檬寄到台北，給兩個生病的朋友。
她手邊正在讀的書，有關於植物的英文書、兒童哲學以及德文的推理小說……
不到48小時前，她還置身於繁華喧囂的全球化都市。
2018年7月22日下午兩點半，3000人湧入了香港灣仔會展中心演講廳，聆聽一場演講——那些關於母親，並連接三代人的家族故事，來源於她的新書《天長地久——給美君的信》。主會場只能容納2000人，而報名的人太多，主辦方只好另開兩個分會場，視頻直播。很多人是拖著行李箱進場的，85%的讀者來自內地。
《天長地久》大陸版日前已由湖南文藝出版社出版，2018年7月23日開始全網預售。2018年7月24日，龍應台接受了南方周末記者的書面訪問。
龍應台與母親美君在屏東潮州市場。（受訪者供圖/圖）
「父親的那一代人 是怎麼一回事？」
《天長地久》的源頭在哪裡？龍應台尋找了十年。
在給美君的第一封信（《女朋友》）里，她即做了交代，兩個字：「後悔」。
80歲的龍父愛開車帶著妻子美君四處遊山玩水，卻不斷出車禍。一次事故中，美君的手臂被撞斷，女兒龍應台喝令他交出鑰匙和駕照，父親完全沒有抵抗，從那以後便極少外出。很快，父親就「直線下墜，疾速衰老，奔向死亡」。
2004年，85歲的龍槐生去世。2008年出版的《目送》一書中記敘了這場父女告別：在濛濛細雨中，龍應台看著父親的棺木緩緩進入焚化爐。「那一刻，你會發現你並不了解他，他會寂寞嗎？有什麼是他沒有告訴過你的？父親的那一代人是怎麼一回事？」
她開始關注父輩的個人史和家族史。2003年卸任台北市「文化局長」之後，龍應台赴香港大學任教，從而有了較為充足的時間陪伴兩個兒子（安德烈和飛力普），並開始收集歷史資料，進行口述採訪和田野調查。
在2009年出版的一部書中，龍應台第一次披露了家族史的片斷——從美君和槐生相識相愛，美君從浙江淳安遠嫁湖南衡陽結婚生子；到戰亂年代中的憲兵連長槐生攜家顛沛流離，一路南遷，歷經離散最終重聚的坎坷遭遇。
書中有一幅美君的老家——淳安古城的手繪地圖。老縣城在1950年代已沉入千島湖底。龍應台找尋故人，搜索地方志記載，僱人潛水勘察，使其歷史風貌得以在圖紙上復原。這本書的寫作，同時埋下了她探尋父輩歷史記憶的種子。
2012年，受馬英九邀請，龍應台由港赴台擔任首任「文化部長」，繁忙的政務活動將她淹沒。可曾經埋下的種子，並未停止發芽。
奪去父親車鑰匙的第二年，母親美君開始逐漸失去記憶，一直受失智症折磨，反應遲鈍，口不能言，需要特殊看護。失智症又稱痴呆症，是一種因腦部傷害或疾病所導致的漸進性認知功能退化性表現，多發病於65歲以上的老年人。根據世界衛生組織預測，到2050年，失智症患者人數可能達到一億人以上。
當2014年底，龍應台再度請辭，回到書齋，如何安頓和講述美君自然成了頭等大事。新的反思也逐漸連接起她、兒子和父母三代人。「後悔」則成為不斷浮起的「執念」。
「人走，茶涼，緣滅」
過去的15年里，無論教書、寫作還是從政，無論在哪個城市駐留，龍應台始終堅持每兩個星期到屏東鄉下陪伴美君，不曾中斷。兩周一次的屏東之行，來去匆匆。美君的日常活動必須藉助輪椅，而她早已失語，再無法與女兒交流。龍應台常常只是坐在母親身邊，看著自己手上的書或手機。
「在這個世界上，對你最重要、恩情最深的那個人，正在度過她人生中最後不知還有幾天的時光，你到底還在做什麼呢？」一次禁語禪修突然讓她頓悟，過去兩周一次的屏東探母，不過是一個不誠實的假動作。
「我無法讓你重生力氣走路，無法讓你突然開口說話，無法判知當我說『我很愛你媽媽』時你是否聽懂，但是我發現有很多事情可以做，而且只有留在你身旁時才做得到。」
2017年8月，龍應台把書桌搬到了小鎮潮州，日夜陪伴在美君身邊。每當看護霧米把美君帶到寫作室，她就讓美君坐在書桌旁邊的沙發上，在自己的視線之內。忙於寫作時，她會給美君戴上耳機，聽周璇的老歌和家鄉的越劇，因為「聲音是一個人最後才會忘記的東西」。
龍應台認為，對父親的「悔」，來自個體歷史記憶的匱乏，缺少清醒的反思。父親那一代經歷過戰爭的創傷和貧困的折磨，倖存者終其一生將帶著不安全感和心靈深處的傷口，對生活小心翼翼。對槐生而言，車不能開了，女兒給錢坐計程車就是「浪費」——「設想一下那代人的處境，就應該知道，即使給他再多的錢，他也不可能願意讓計程車帶著你們四處遊逛。」
而美君，讓她更加百感交集。除了和丈夫一樣歷經苦難，美君作為四個孩子的母親，承擔了更多家庭責任，甚至更容易被忽視。讓她後悔的是，美君過去只是一個被視為家庭後盾的「母親」，而不是「女朋友」。「後盾在我後面，是保護我安全，推動人往前的力量，但是因為我的眼睛長在前面，就註定了永遠看不到後面的保護」。
龍應台很早就發現了這些難以言說的悖論：她也是兩個兒子的「後盾」，也要被他們蓄勢待發的人生選擇「看不見了」。於是從15年前起，她決定每年和兒子一對一地旅行兩次。在陪侍美君的日子裡，「移情」使她看清了這個決定，——她的愧悔，正是因為「人走，茶涼、緣滅，生命從不等候」。
「我老，我美，我能愛」
《天長地久》結構清晰，全書的敘述空間，由給美君的十九封信構成，講的是家族故事，包括父親、兒子在內的三代人。三十五篇以年代為標誌的圖文故事作為時間縱軸，從1919到2018年，跨度70年（應美君，生於1925年；龍槐生，生於1919年），交代了重要的歷史事件，以及美君的個人日記——那是歷史記憶和個體命運的交叉點。
這是一部向經歷了山河破碎、戰亂離散等苦難的一代普通女性致敬的作品，其中涉及很多主題：家與國、個人命運與歷史浮沉，戰爭與死亡、愛與背叛、生命與尊嚴、衰老與陪伴、代際衝突與和解、存在與時間、臨終關懷與後事安頓等。圍繞著以美君為代表的女性成長史和代際關係，龍應台在敘述之上進行了反思。
書里的每封信都至少涉及了一個主題，包含了不止一個故事。在龍應台以「我」展開的主觀敘述視角下，幾乎所有的主角都是女性。與她1980年代出版的《美麗的權利》體現出的強烈批判意識和雜論風格不同，在這部非虛構作品裡，幾乎所有出場的男性，都為講述女性的故事而存在，敘述平靜柔和，性別平等的立場卻依然非常鮮明。
比如，書中透露了美君大膽追求美麗的秘密。老年的美君不但愛文眉，還隆鼻，如果不是過早失智，龍應台甚至認為自己的母親說不定會去做隆胸手術。
第九封信《我愛給你看》則講了一個私奔的故事。她的法國好友、82歲的瑪麗亞，與一位70多歲的同性老圖書管理員玫瑰相愛了，兩人一起駕帆船游湖，到森林裡露營，喝咖啡看展覽。「她們用行動告訴這個歧視女人、歧視老人、雙重歧視老女人的世界：別告訴我誰有資格愛，我愛給你看，我老，我美，我能愛。」
「拿鑰匙打開」
2005年，在龍應台的鼓勵下，美君開始以日記的形式回憶往事。《天長地久》里有一則日記《轎夫的媽》，記錄了一個因躲避日軍突襲而被炸掉半個屁股的老婦人。突襲警報拉響，這個五十多歲的小腳婦人，被擠到了防空洞口，彈片擊中了她。兒子是轎夫，家裡窮苦，無錢醫治，又是夏天，第二天傷口發臭，「鄰居同情她，親人安慰她，可是沒有人能代她痛苦」。美君在日記里寫道：「在家裡臭氣衝天，人人都受不了，只好外面架一草房，給她住了七八天，才死。」
日記的最後一篇，寫的是1942年，十七歲的美君從淳安押了一整船的毛豬和柴火到杭州，卻發現從江北來賣毛豬柴火的船很多，於是賤賣了自己的貨。
美君在杭州閑逛時看到杭州人在賣葡萄乾，一個小包一角錢，她覺得便宜，不等與大哥商量，擅自決定買下了一整船的葡萄乾。第二天大哥回來告訴她，一船的葡萄乾，十年也賣不出去。
七天後，滿載葡萄乾的船回到了淳安碼頭時，美君看見父親在碼頭上等她。她以為自己要挨罵了，卻看見父親興高采烈地前來，說，「大哥來了電報，說你買了一船的葡萄乾。淳安城鬧流行病，很嚴重，醫生說，不能吃油，要吃葡萄乾跟稀飯，所以現在葡萄乾已經漲到一小包一塊半了，你趕快卸貨，全城都知道你買了一船葡萄乾，大家都等著呢。」
龍應台認為這個故事幾乎是美君個性的寫照。大哥曾評價美君「專門做驚天動地的事」。18歲時，美君受鄰居委託，獨自一人闖進憲兵隊，違抗憲兵排長的命令，探望無故被關的鄉人，又全身而退。
為了《天長地久》，龍應台出書三十多年來第一次一口氣跑六個城市：台北、台南、新加坡、吉隆坡、檳城、香港。很多讀者在簽書時會塞給她一封信，信裡頭慷慨地講述為什麼跟著她的書走。學生多半說，《野火》和《親愛的安德烈》開啟了思辨的能力；年輕的母親說，《孩子你慢慢來》是自己挫折孤獨時最重要的鼓勵和支撐；中年讀者說，《目送》說盡了人到中年、獨立蒼茫的感受；步入老年的人說，《天長地久》就是自己此時此刻的心情，一直找不到語言來梳理，讀到書後突然歷歷在目。
香港中文大學校長沈祖堯也嘗試給父母做口述史，卻發現老人「不願意打開自己，因為歷史裡太多痛苦了」。他向龍應台提問，「你看這是一個問題么？」
「上一代人心裡之所以有一個不可打開的黑盒子，不是因為不肯，是不敢。太痛的時候不敢打開。更大的原因是，讓他們把心裡最深的痛苦，對不了解他的人打開是很尷尬、丟臉，沒有意義的事情。如果下一代的人了解這一點，你總會找到一個辦法，拿鑰匙打開。」龍應台說，「因為是生命書寫，所以大河裡的每一個浮標，都從《天長地久》里認出了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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