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蘇邊界的《唇典》，「紅樓夢獎」頒給了這樣一部史詩性長篇

第七屆世界華文長篇小說獎「紅樓夢獎」首獎7月17日在香港揭曉，東北作家劉慶以其長篇小說《唇典》摘取這一殊榮，頒獎禮將於今年9月舉行。繼賈平凹、莫言、王安憶、閻連科後，劉慶成為第五位獲此獎項的內地作家。

《唇典》

劉慶 著

第七屆「紅樓夢獎」決審委員會的評語是：「劉慶的《唇典》是一部氣魄宏大的作品，描寫庫雅拉族人如何在動亂的世界中掙扎求存，調整了自己與人世的關係。」「劉慶善於描繪人的感情，小說中更呈現了在中蘇邊界上庫雅拉人的村鎮中，多元種族的混合，包括滿人、漢人、俄國人、日本人之間的互動和交流。」「《唇典》口耳相傳時代留下來的經典，生動地呈現了整個族群，在動蕩戰亂中鮮活的人物列相，以及薩滿文化的餘暉和沒落，是一部史詩般的巨構。」

在具體展開我們的論述之前，我們首先需要對於何謂「史詩性」問題作必要的梳理與澄清。在華中師範大學文學院教授王又平看來，所謂的「史詩性」，「可以說是中國當代文學批評中的最高級別的形容詞，稱道一部作品是史詩，也就是將這部作品置於最優秀的行列。因此『史詩風範』在相當長的時期內作為一種文學理想一直為作家所企慕、所嚮往，形成了作家的『史詩情結』。當一部作品具有宏大的規模、豐富的歷史內涵、深刻的思想、完整的英雄形象、莊重崇高的風格等特點時，便可能被譽為『史詩性』」。

對於「史詩性」問題，文學史家洪子誠的看法同樣值得注意，雖然他是將二者合二為一加以談論的。洪子誠認為：「『史詩性』是當代不少寫作長篇的作家的追求，也是批評家用來評價一些長篇達到的思想藝術高度的重要標尺。這種創作追求，來源於當代小說作家那種充當『社會歷史學家』，再現社會事變的整體過程，把握『時代精神』的慾望。中國現代小說的這種宏大敘事的藝術趨向，在30年代就已存在。……這種藝術追求及具體的藝術經驗，則更多來自19世紀俄、法等國現實主義小說和20世紀蘇聯表現革命運動和戰爭的長篇。……『史詩性』在當代的長篇小說中，主要表現為揭示『歷史本質』的目標，在結構上的宏闊時空跨度與規模，重大歷史事實對藝術虛構的加入，以及英雄形象的創造和英雄主義的基調。」

「然而，我們雖然承認『史詩性』與『宏大敘事』的式微在新時期以來的中國文學史上已經是不爭的事實，但同時卻也必須為這屢被詬病的『史詩性』和『宏大敘事』作出相應的強有力的辯解。在我看來，『史詩性』與『宏大敘事』在當下時代屢遭詬病的關鍵原因乃在於在中國當代文學史上相當長的一段時期內，它們與當時那種特定的意識形態之間存在著極為密切的關聯……事實上，文學史上所曾經出現過的所有藝術樣式之間都沒有所謂的高下與先進落後之分，我們需要認真關注的只應該是什麼樣的一種故事內容適合於以什麼樣的一種藝術樣式加以表現的問題。從這個意義上說，也就確實存在著一個為新時期文學以來屢被詬病的『史詩性』與『宏大敘事』正名的問題。……我們全部努力的目的僅只是要將『史詩性』與『宏大敘事』從一種被莫名歧視的境地中解放出來，使其真正成為多元化文學樣態中的一元。」

在具體展開對於劉慶《唇典》所具「史詩性」特徵的討論之前，有必要指出的一點是，雖然王又平和洪子誠兩位都有關於「史詩性」的精闢見解，但相比較而言，我更傾向於洪子誠的觀點。也因此，我們將主要依據洪子誠對「史詩性」內涵的界定來分析劉慶的《唇典》。按照洪子誠的說法，所謂「史詩性」，應該具備四個方面的內涵。首先，「揭示『歷史本質』的目標」。

劉慶之所以用長達15年的時間來潛心打磨這部沉甸甸的厚重長篇小說，其根本寫作意圖，正是要通過這部作品以表現20世紀前半葉東北地區一部複雜曲折歷史。正如同我們在討論的過程中已經明確指出過的，《唇典》，既可以被看作一部旨在呈現東北抗戰歷史真實境況的長篇小說，也可以被理解為一部旨在透視表現東北人在20世紀前半葉苦難命運的長篇小說。在其中，作家一種力圖穿透紛繁複雜的歷史表象以把握歷史本質的努力，是顯而易見的。雖然說作家最後得出的結論——一部歷史不過是一部「亂鬨哄你方唱罷我登場」的「城頭變幻大王旗」式的折騰史——未必能得到所有人的認同，但劉慶如此一種寫作努力的存在卻無論如何不容輕易忽略。其次，在結構上的宏闊時空跨度和規模。一部以1931年「九一八事變」的發生至1945年蘇聯紅軍的出兵東北為主體，敘事時間從20世紀初葉的1919年一直延續到20世紀末的長篇小說，其宏闊時空跨度的存在，當然不容否定。

其中，實際上隱隱約約地存在著三條時有交織的結構線索。其一，是郎烏春與滿斗父子的戎馬生涯；其二，是以柳枝為中心人物的一種東北日常生活圖景；其三，是以王良與蘇念為中心人物的另一種戎馬人生的書寫。擁有這樣彼此交織的三條結構線索後，《唇典》的龐大敘事規模自然無法小覷。第三，重大歷史事實對藝術虛構的加入。作為一部敘事時間跨度長達一個世紀的長篇小說，諸如「九一八事變」、滿洲國成立、日本戰敗、蘇聯紅軍出軍東北、土改乃至「文革」這一系列重要的歷史事件都進入到了作家劉慶的藝術表現視野之中。儘管未能直接指認郎烏春、王良等人物的真實歷史原型，但在醞釀構思這些主要人物的過程中有著楊靖宇、趙尚志及周保中等真實抗聯歷史人物生平事迹的有效介入，卻無論如何都應該引起我們的高度重視。

最後談談英雄形象的創造和英雄主義的基調。這裡的關鍵問題，在於究竟何為英雄。倘若延續傳統的道德完美化的英雄標準，則《唇典》當然與英雄形象的創造幾無干係。然而，如果我們轉換思維方式來看取《唇典》，則無論是郎烏春、滿斗父子，抑或是王良，事實上都可以被看作是擁有多年戎馬生涯的江湖英雄。甚至，就連那位為《唇典》提供了人道主義精神尺度的李良薩滿，也不妨被視為平民中的英雄。這些人物形象的英雄氣概瀰漫開來，就進一步構成了《唇典》這部長篇歷史小說的根本藝術基調。同時具備了洪子誠所界定的四方面內涵，那麼，劉慶的長篇小說《唇典》之「史詩性」藝術特徵的具備，自然無可置疑。

文| 王春林

本文刊載於2018年07月24日 星期二 《北京青年報》B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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