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中國由儒士階層治理而臻完善」：利瑪竇的重要發現
舞雩清風2018盛夏系列
利瑪竇的重要發現：
「古典中國由儒士階層治理而臻完善」
【孔子國：中國人的家園（33），濠海凝思之七】
毛峰
1601年，利瑪竇到達北京，受到明神宗萬曆皇帝的召見，從此開啟了中西文化的交融互振與廣泛傳播。從1581年到1712年間，總計來華的耶穌會傳教士達249人，到清初康熙年間，中國天主教徒已達15萬之眾。
耶穌會傳教士在中國傳教的成功，主要得力於兩點：一是他們的科學文化知識受到中國朝廷的器重；一是他們盡量將基督神學教義與中國人千百年來形成的信仰、禮俗進行調和。而之所以進行這一調和，則主要得力於耶穌會傳教士對中國文明傳統的高度尊敬和深入研究。這方面，《利瑪竇中國札記》就是傑出代表[1]。
1615年，《利瑪竇中國札記》由利瑪竇學生、耶穌會來華傳教士金尼閣（P. Nicolaus Trigault,1577-1628）整理出版，立即轟動歐洲，成為了解中華文明的權威著作。
利瑪竇詳細介紹了中國皇帝的統治方式、中央地方官制、科舉考試製度、教育制度等主要文明制度，尤其讚賞中國知識階層能有效參與政府管理：
標誌著與西方的一大差別而值得注意的另一
重大事實是：全國都是由知識階層即一般稱為哲學
家的人來治理的。井然有序地管理整個國家的責任
完全交付給他們來掌握。」[2]
與此同時，利瑪竇敏銳的目光橫掃晚明官僚的腐敗和龐大皇族的糜費，正是這二者最終拖垮了大明江山：「大臣們作威作福到這地步，以致沒有一個人敢說自己的財產是安全的……不難想像，他們（皇族）構成多麼大的公眾負擔。」[3]
換言之，深具合理性的中華古典文明制度、文官制度，被實際運行中的腐敗利益集團逐步拖垮，正符合明清以來，直至近代的中國政治、經濟與社會的慣常狀況。
儘管利瑪竇對中國文明制度的合理性、普世價值予以充分肯定，但也不諱言這一制度運行中出現的巨大扭曲，展現出一個嚴謹學者、成熟思想家的敏銳、深刻。
相比較而言，啟蒙主義思想家中的孟德斯鳩、盧梭、斯密等人，混淆了中華文明制度本身的巨大合理性與實際運行中的諸多問題，因而做出了自相矛盾的論述或簡單化的誤判，如孟德斯鳩判定「中華帝制的原則是恐怖」、斯密認為「中華帝國的經濟長期停滯」等錯誤觀點，不僅不符合中華古典政治經濟體制的常態，更被當時以及此後的國際學術研究、漢學家的研究等一系列結論所推翻[4]。
作為精通漢語、在華生活、工作多年、深受朝廷、士人和民眾尊敬，並率先翻譯中國經典的西方偉大哲人，利瑪竇高度評價「儒家學說」對治理國家、維持社會穩定、家庭和睦與全社會的合理而協調的公共秩序上的巨大作用：
它（儒家經典）主要著眼於個人、家庭及整個
國家的道德行為，在人類理性的光芒下對正當的道
德活動加以指導……儒家這一教派的最終目的，和
總的意圖，是國內的太平和秩序。他們也期待家庭
的經濟安全和個人的道德修養……（儒家思想）
完全符合良心的光明和基督教的真理。……他們
（儒士階層）還教導說，理性之光來自上天，人
的一切活動都需聽從理性的命令。[5]
利瑪竇以「理性」（世俗人文主義）詮釋中國儒家思想的精確把握中，可謂為全世界終於尋覓到了人類道德行為和社會長治久安的偉大制度根源（儒家古典憲政）與價值源泉（儒家思想）。
儒家士大夫的憲政治理與仁政愛民思想，也是掙脫近代全球「啟蒙困境」的重要道德根基之一。
具有歷史先見之明的著名歷史學家、尼採的一度好友雅可布·布克哈特（1818-1879），在《歷史講稿》（1865-1885）這部巴塞爾大學的著名講稿和筆記中，對「啟蒙獨斷主義」的諸多基本預設，進行了深刻的反思與尖銳批評。
該書英譯本序言，鮮明而集中地揭示了這些反思與批評的卓絕預見：「雅各布·布克哈特有力挑戰了那個在他的時代就已廣為傳布，今天更為人們所固執的觀念，即過去四百年的歷史，其實質是進步和啟蒙的挺進。……象托克維爾一樣，他對平等主義大眾民主的來臨深感憂慮，認為將導致粗俗的不斷加深、文化和政治的單一化和敗壞，最終是煽動家的專制。大眾民主文化的主要問題是把平等奉為全部生活的主導原則……這一荒謬結論將導致文化的毀滅和野蠻的復歸。
布克哈特同樣嚴厲對待19世紀和20世紀的另一尊偶像，即作為「進步」實質的經濟增長和發展的普及。……這個信念，連同資本主義的成長、工業化以及為在經濟上掠奪地球資源而不斷增多的技術發明，已造成一種燥熱貪婪、物質主義、在精神和美感上邋遢的文化。……
隨著大眾民主、平等主義和工業化的推進，削弱了諸如教會和貴族這樣一些國家權力的圍欄，國家權力被用來服務於暴政只是個時間問題。……平等主義、消費主義和福利國家的結合，已造成廣泛的道德敗壞、政治冷淡，以及自由秩序與公民能力之間日益嚴重的不協調……
人們對快樂和財富的嗜欲已不能忍受任何限制……早在核子生化武器、基因工程和廣泛的環境破壞來臨前，他就擔憂，科學、經濟優先和國家對權力的無盡索求將把西方引向何處。……在21世紀的拂曉，我們有更確鑿的依據為這一切如何收場擔憂。……
他（布克哈特）驚嘆西方文明的成就，特別是精神和藝術成就，相信這些遠比物質和技術成就重要。由於深深意識到世界多元文化的豐富性，他相信西方文明的繼承者們，有責任好好理解自己特有的文化遺產。……他對那些不關心自己過去的人們有一個稱呼：「野蠻人」。……
現代世界無情地邁向龐大城市……人類過著禁錮在瑣碎、粗俗和物質飽足之上的、疏離、孤獨和茫然的生活。[5]
布克哈特的深刻洞察與憂思，揭示出了全球近代史的基本進程和困擾當代世界的危機根源：導源於啟蒙獨斷主義的自我夸誕，全球自然、社會、人文系統陷入空前而全面的紊亂，全人類在金錢崇拜、道德敗壞、政治冷漠和生存焦慮中苦苦掙扎、不知所終。
啟蒙獨斷主義者孟德斯鳩、盧梭、亞當·斯密等極力主張的大眾民主和市場經濟，在釋放平民活力和市場活力上卓有成效，但在培育公民自製與公共道德上乏善可陳。
因為啟蒙獨斷主義的主流思想，激憤於中世紀晚期天主教會的僵化，遂夸誕地將一切必要的約束人類情慾、自私貪婪本能與民族國家權力膨脹的文明要素——傳統宗教、道德、社群禮儀、憲政治理等古典傳播遺產，皆予以否棄；
古典中華文明的傳播遺產，恰恰在這些領域積累了最博大、最豐富、最不可替代的憲政治理經驗。
因此，利瑪竇、伏爾泰、萊布尼茨等近代賢哲巨匠一再宣揚的「來自中國的自由思想」並進而掀起的歐洲14-17世紀長達3個世紀的「中國熱」，伴隨中國內部的僵化和西方殖民擴張、工業擴張而逐步衰落。
直到「21世紀的拂曉」，人們才無限痛惜地發現，當初被啟蒙獨斷運動中的急功近利派，即盧梭、康德之流所輕率否棄的「中華文明的古典憲政與人文經驗」，如今看來彌足珍貴，耶穌會士偉大思想家、早期啟蒙學者對中華文明的積極肯定，才合乎古典中國歷史、現狀並飽含全球典範意義。
[1]《利瑪竇中國札記》中華書局1983年版譯本「中譯者序言」對耶穌會和利瑪竇的歷史作用有較嚴重的低估與錯解，讀者當以《英譯者序言》為準。峰按。
[2]利瑪竇：《利瑪竇中國札記》，中華書局1983年版，第27頁。
[3]利瑪竇：《利瑪竇中國札記》，中華書局1983年版，第93-94頁。
[4]見何炳棣：《明初以降人口及其相關問題1368-1953》，北京三聯書店2000年版。其第11章「結論」說：「由於中國在近代缺少一次重大的技術革命，中國不可能對其土地經濟有突破性的發展。」換言之，近代中國的主要危機，並非中華古典文明、中國國民性存在根本缺陷，而是人口與資源之間不成比例的關係，迫使中國必須建立現代經濟制度而已。孟德斯鳩等人對中華文明的誤判，詳見法國漢學家安田朴所著《中國文化西化歐洲史》第二卷第4編「對華友好和不友好的人士」以及結論，商務印書館2000年版，另見維吉爾·畢諾著《中國對法國哲學思想形成的影響》，商務印書館2000年版。
[5]利瑪竇：《利瑪竇中國札記》，中華書局1983年版，第35、9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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