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個數據說，調查記者現在只剩下175人。（其中，傳統媒體中僅有調查記者130人。）

怎麼講呢，現在的新聞大事，確實，已經罕能見到深度記者、深度報道。我們能看到的，不是官方消息，就是當事人上社交平台上傾訴，再加上一群自媒體人的評論和等待各種細節的「反轉」。已經沒有記者，能去進行深入、全面、平衡的報道了。

但是，重大社會新聞，沒有記者，與娛樂新聞里的「沒有卓偉，明星親自下場撕，沒有中間商賺差價」不一樣。事關公眾知情權，事關公眾利益，我們沒有中立方，沒有調查，永遠無法知道真相。

原因，我不怎麼想分析了；我只想說說結果。

那篇文章里，最後給出的結論是：

「這個社會，沒有調查記者，會有什麼影響？

沒有影響。」

真的嗎？

據2017年《新媒體環境下調查記者行業生態變化報告》，經確認，傳統媒體中僅剩130名調查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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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深傳媒人李海鵬寫了篇長微博，來談為什麼再也沒有深度記者，再也沒有新聞理想了。他說：

「支持一個人去做調查記者的，不是錢，是被尊重感、榮譽感，是真相至上的信念，還有一個，就是這個人可以感覺自己很酷。」

「一個調查記者，前往貧瘠苦難之地，做困難的工作，他是新聞業這座燈塔上的一束微光，同時他也是一個探險者，一個有魅力的人，正是這種自我幻想，以及了雖然不多但總算還有的來自陌生人甚至異性的同樣的幻想，支撐了全球的調查記者們。」

「這一切都有一個前提，就是在整體上社會認為「酷」這件事是很酷的。」

「移動互聯網時代與娛樂時代的疊加，又讓碎片化式的歡愉浪潮，淹沒了閱讀時代，共鳴淹沒了獲知，情緒淹沒了理性，輕浮淹沒了耐心。這一切都像發生在一個5歲小孩身上，他退化的部分取代了積極的部分。」

「肯定和欣賞一個人一件事很酷，很勇敢，很少數派的年代是有過，把逆流而上視為一種性感的年代是有過，但那都過去了。所以我們並沒有真的損失什麼。你只能損失掉你珍視的事物，只能損失掉你曾竭力捍衛的事物，你不可能損失掉你配不上的事物。」

說得太好了。

最近因為準備參加一個節目，我回顧了一下我的人生。很清晰地記得，我在小學五六年級的時候，我的夢想是當一名記者和作家。我甚至還記得我一本正經地跟同學表白我的理想時的那種得瑟。

在那個時代，它們都很受人尊敬。從市儈的角度來說，新華社的記者下到哪個地方，至少也是縣長一級的陪同的。更深層的原因，記者就是天然與真相、正義、莊嚴站在一起的，我稀罕這種職業自豪感。

電影《聚焦》

十多年後，我成了《南方都市報》的記者和編輯。說實話，這已遠超我童年的期待了。

至於作家，我也出版過近十本著作，發表數百萬字，包括長篇小說。夢想都實現了。

但是，由於時代的變遷，「記者」這一行業，現在成了什麼樣子了？公眾是信仰你「鐵肩擔道義、妙手著文章」的光榮與夢想呢，還是翻臉送你一句「妓者」？大家心裡應當有數。

另一方面，市場媒體的記者、編輯，也從十多年前的相對較為高薪，變成不折不扣的「新聞民工」，淪落底層。

作家因為過於泛濫，也好不了多少；在安迪·沃霍爾說「每個人都能走紅十五分鐘」的時代里，人人都可以上網噴你一臉「你的三觀和我不一樣，你也配當作家？」

其實，我也不是沒有進步、沒有成熟。我在研究生剛畢業時，特別崇拜蘇珊·桑塔格，我的新理想就是，能像她一樣成為「公共知識分子」，我暗暗把她豎為我的旗幟。數年過去，微博興起了。我因為在網路上活躍，持自由主義立場，被稱為「公知「（也就是公共知識分子）。我的夢想又實現了。

蘇珊·桑塔格

後來的事大家都知道了。「公知」成了罵人的話：「你才是公知呢，你們全家都是公知。」

我就想，為什麼我一個接一個地努力實現我的夢想，卻給我這種結局？就像是含辛茹苦終於在1949年加入國民黨一樣，我到底做錯了什麼？

看看人家Angelababy多好啊，她說過小時候的夢想是當銀行家，人家現在參加資本運作可有一套了，她的夢想庶幾近乎。

再想想，為什麼李海鵬所說的「酷」，在這個時代已經消失了；除了房子和移民之外，大家的精神支柱，只剩下各種「奶頭樂」了？

這是一張被載入新聞史冊的照片，主角正是身在1998年長江流域抗洪現場的何龍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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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一個原因，是中產的結構性焦慮，遮蔽了大家幾乎所有的精神追求。

房價、股票、P2P、生育、孩子教育、疫苗、生病，每一天，每一條新聞，都像是移民廣告；但我們深知，能走的畢竟是少數；從世界局勢來說，也不是走了就一了百了，我們絕大部分人，還得在這片土地生老病死，打著疫苗，吸著霧霾，看著被審查過、被閹割過的電影電視幾十年如一日的瑪麗蘇、傻白甜，就這樣，一天一天。

在城市裡的每個人，都生怕自己的階層滑落，生怕自己前半生背井離鄉拼博才換來的社會階層，保不住，連起跑線都保不住。就像我說過的：階層並沒有固化；階層上升的道路固然很狹窄，但下滑的大門隨時為你敞開著。

這是一種新時期下的「朝不保夕」。吃飽穿暖，開著好車，住著規劃整齊的小區，內心卻時時陷於一種「准崩潰」的狀態。因為我們拿不準這種好日子什麼時候會終結，會隨機碰到什麼。

另一方面，開著凱迪拉克的人，一想到前兩年混得不如自己好的隔壁老王，已開上了瑪莎拉蒂，很可能就肝疼。好，你說不攀比這些，但人家女兒送去常青藤讀書了，你的兒子只考上一個爛學校，還說什麼都不肯去留學，你煩不煩躁？

所有的細節，在個人的價值排序上，都比社會正義、新聞公正，優先順序更高，更有迫切感。它們吸附了我們絕大部分的精力。

「迫切感」這個詞，我是從韓劇《迷霧》里學來的。這部劇雖然爛尾了，但有些台詞還是讓我印象深刻。比如說，但新聞女主播高蕙蘭在面對總用年齡打壓她、試圖取而代之的後輩韓智苑說：

「你的迫切在我眼中，是非常膚淺又輕浮的東西。我追求的，是一種實現社會正義的迫切感。對你來說，是像念教科書一樣的無聊話語，在我眼中卻是像飯碗一樣切實又迫切的話語。」

韓劇《迷霧》

實現正義社會。聽起來略顯浮誇。

現在，「正義」是個酸得掉牙、甚至滑稽的詞，簡直比裸體更不好意思讓人看到了。

但是，如果放在十五年前，它不會讓媒體人、新聞人這麼羞澀，因為仍然有人以此為目標，這麼想，也是這麼做的。我們心中默默地念著那些已消失在新聞行業中的名字，有的已不在人世了，有的坐牢了，有的被行業逐出了。但我們知道，他們曾經為這個詞奮鬥過，犧牲過。

知乎提問「2017 年最令你震驚、悚然的數據是什麼？」，排名第一的丸丸回答是關於「調查記者」的

而更多的記者，沒有那麼戲劇性的人生，他們也如普通人一樣，看到前輩的案例，漸漸在現實中成熟了，羞於再談「公正」「公平」「真相」；

因為這個時代不配。

就像我們沒必要在拖拉機上裝一個一萬塊的外放音箱一樣，不匹配。

我們還是更配這個充斥著輕浮和膚淺的「奶頭樂」的時代。不缺煩惱，這樣就好。

這十年來，是經濟發展飛速的十年，它給大眾，開了一道門，又把所有窗子全部焊死。它既讓你窺見窗外的風景，讓你覺得自己能夠快速地賺錢，快速地過上金錢許諾帶給你的生活，讓你的物質生活質量空前地高漲；但同時，你也必須把自己的夢想作為祭品，把靈魂讓渡給靡菲斯特。

我們都將收穫一個沒有公正、沒有真相、沒有正義的社會。取代夢想的，將是如附骨之蛆的焦慮。

電影《聚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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