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良高：由考古發現看商周政體之異同

原標題：徐良高：由考古發現看商周政體之異同

按：中國考古學會兩周專業指導委員會在各位專家學者的大力支持下，與多個考古文博單位合作舉辦了多場學術研討會，取得了良好的效果。為了探索兩周考古學術活動形式的多樣化，我們組織了本組論文。感謝各位論文作者對本次活動的大力支持，我們真誠地希望得到學界的批評指正，並期盼大家對今後活動的支持。（徐良高）

過去，關於商周時期政治體制的討論，很多學者往往都是將商周放在一起，統而論之。實際上，無論從文獻記載還是從考古發現來看，商周政治體制之間雖然有很多的共性，如以祖先崇拜信仰為基礎的政治理論，作為社會基本組織的血緣組織廣泛存在，維繫權力運行的宗法制度，作為權力、地位象徵的禮器，等等，但商周之間的政治體制似也存在明顯的差異。

首先，從文獻記載來看，商周之間政治制度與文化的差異，王國維早有論及，他在《殷周制度論》中說：「中國政治與文化之變革，莫劇於殷、周之際。」「自五帝以來，都邑之自東方而移於西方，蓋自周始。……故夏、殷間政治與文物之變革，不似殷、周間之劇烈矣。殷、周間之大變革，自其表言之，不過一姓一家之興亡與都邑之移轉；自其里言之，則舊制度廢而新制度興，舊文化廢而新文化興。」「周人制度之大異於商者，一曰「立子立嫡」之制，由是而生宗法及喪服之制，並由是而有封建子弟之制，君天子臣諸侯之制；二曰廟數之制；三曰同姓不婚之制」。

其次，從考古發現來看，商人的興起與擴張模式明顯不同於周人，「歷年來的考古發現研究表明，早商時期二里岡至殷墟一期階段，是商代政治、文化迅速發展的時期。隨著成湯代夏革命的成功，商人的勢力高度膨脹，一時與商中心區二里岡商文化面貌相當一致的考古學文化，在黃河、長江流域以及北方地區廣泛分布開來，中原王朝的版圖達到空前的擴張」。商文化的獨霸地位，消滅與取代其它文化的現象非常明顯，與周文化採取聯盟兼容的發展模式明顯不同。

周人在古公亶父遷岐之前，是一個處於戎狄之中的蕞爾小邦。周人的成長過程就是一個不斷聯合不同的族群、方國，形成聯盟力量的過程。從考古學資料也可以看出，周人政治勢力的成長過程就是一個周文化隨著自身力量的擴張而不斷與其所接觸的新人群、新文化融合，並導致其文化面貌不斷變化的過程。從文獻記載和考古發現的物質文化遺存來看，不同地區的周人文化因素構成或曰人口來源大致為以下幾種模式：（1），周人＋殷人；（2），周人＋殷人＋土著人；（3），周人＋土著人。這些模式顯示出周人對其它文化，包括被征服地區的文化所採取的一種承認、寬容、吸納和主動與之融合的態度和政策。

總的感覺，商文化的傳播猶如肯德基快餐連鎖店，全球一個標準，而周文化的傳播猶如中國的川菜菜系，在不同地方都有所變化，以適應各地人們的傳統口味偏好。

善於吸收其他文化，不斷與各種政治勢力結盟，正是周人迅速發展壯大，以「小邦周」最終戰勝以「大邑商」為核心的商王朝，並創造出輝煌燦爛的周文化的主要原因。也正是因為這種成長過程和發展模式決定了周王朝形成的政治體製為分封制，具有分權和權力共享的特點，世家大族和世襲制的諸侯封國、方國、部族的廣泛存在使王權受到制約，難以做到專制獨裁。

從商周遺址所呈現的特徵來看，在商時期遺存中，王所在的都城遺址，如二里崗、殷墟規模超級巨大，獨一無二，王陵、宮殿基址豪華奢靡，最精美的文物基本都集中出土於這些大型都城性質遺址中，一般與王及王室、王族有密切的關係，顯示出財富和權力的高度集中。商代其它次級的區域性政治中心和不同等級的貴族家族雖也存在，但遠不如西周時期那麼多，那麼明顯，呈現出一種長期延續性的存在，他們所擁有的財富和權力象徵物更不能與王權相比。

迄今為止，在西周的考古發現中，我們尚未發現與西周王室密切相關的高等級遺迹遺物，即使如周原齊村出土的明確為厲王之器的（害夫）簋，雖然器形巨大，顯示了王器所應具有的氣勢與等級，但由於出土背景複雜，也尚難以得到關於周王的更多認識。西周考古大量發現的高等級遺迹遺物都是各世襲貴族家族的墓地、居址等，如晉侯家族墓地、三門峽市虢國墓地、平頂山市應侯墓地、北京市房山琉璃河燕侯墓地、河北省邢台市邢國墓地、河南浚縣辛村衛國墓地、西安市張家坡井叔家族墓地、陝西省寶雞市（弓魚）國墓地、山西省絳縣橫水鎮倗伯家族墓地、山西省翼城縣大河口霸伯家族墓地、山西省黎城縣黎國墓地、甘肅靈台白草坡潶伯、奚伯家族墓地、陝西省韓城梁帶村芮國墓地、陝西省涇陽縣高家堡村戈族墓地、天津薊縣劉家墳與張家園墓地、山東濟陽縣劉檯子墓地，等等。在周原一帶發現有眉縣楊家村單氏家族遺址與墓地、周原庄白史微家族窖藏、岐山周公廟、孔頭溝等西周高等級貴族家族聚落遺址與墓地，等等。

作為學術界普遍認同的西周都城遺址——周原、豐鎬與成周，我們所看到的基本是不同的高等級貴族家族遺留下來的遺存，其中，豐鎬遺址迄今所見最高等級的遺存是西周貴族家族——井叔家族的墓地；周原的高等級建築和大量的青銅器窖藏基本也都與不同的高等級貴族家族有關，曾有學者根據周原遺址大型建築基址的分布特點，結合不同地點、不同家族青銅器的出土情況，提出不同地點的大型建築可能分屬不同姓氏貴族家族的觀點，很有道理。同樣，洛陽成周遺址考古迄今所見也是不同的周人和殷商遺民的貴族家族墓地，與王密切的文化遺存難見。

從都城以及各類不同等級聚落特徵的差異來看，商文化政治體制顯示出明顯的征服與控制特徵，以王權為中心的集權色彩濃厚，似乎缺乏權力分享與制約，世襲大貴族家族勢力不彰，社會中間階層不突出，財富與權力高度集中於商王家族及其所在的都城——大邑商，神秘淫祀泛濫，大量以人為犧牲或殉葬顯示出強烈的人身控制和缺乏人權觀念，重神輕人。

西周聚落遺址特徵則顯示出西周的政治體制不同於商代，社會分層有序，分權明顯，世襲的大貴族家族經濟、政治力量雄厚，勢力強大且廣泛存在，王權似乎受到制約，財富和權力集中於王室的現象不明顯，王權至高無上地位的特徵不彰。

這種商周政治體制的差異可能就是後來中國歷史上常常爭論不已的「秦制」與「周制」兩種不同政治理念與體制的歷史根源。

當然，造成這一現象的原因也可能是因為我們的考古工作還不到位，與西周王室有關的重要遺存還沒有發現。雖然這種可能性存在，也是西周考古今後的重要工作方向，但從夏商周三代考古的總體發現成果來看，仍可以初步得出這樣一種認識：西周時期，王權表現不突出，而享受世卿世祿的貴族家族和封國諸侯的政治、經濟地位非常突出，勢力強大，在當時的社會中發揮著巨大作用，顯示出西周社會權力與財富共治、分享的特徵。

關於西周王朝的政治體制，學術界有熱烈的討論，學者們提出了不同的觀點，如：1、盟主、共主與城市、城邦林立的國家政體說，包括城市國家說、城邦國家說、方國聯盟說、宗族城邦說等；2、共主諸侯等級制與中央邦統治萬（庶）邦的格局說；3、實行分封制政治統治，沒有中央對地方的行政關係說；4、君臣關係與中央統治天下四方的政治格局說；5、君主專制與中央對地方集權的政治格局說，或帶有貴族共和色彩的貴族專制政體說；6、西周國家更接近於「權力代理的親族邑制國家」說，等等。

除了少數學者提出的君主專制與中央對地方集權的政治格局說外，大部分學者都認為西周王朝的政治體制具有共主制特點，實行以血緣家族為核心的宗法制、世卿世祿制等。周王實際是天下盟主、共主。田昌五認為，中國古代國家以家族和宗族為內涵，不是一般的城市國家，而是宗族的城市國家。中國古代的城邦不是象希臘、羅馬那樣的城邦，而是一種宗族城邦。每個國家都由一個或幾個宗族構成。作為國家的象徵，一曰宗廟，二曰社稷。由於國家和宗族組織合而為一，因而是一種宗族城市政治國家。其國體曰族邦，其政體是貴族式的，而國家的隆衰興替，人君的廢立，貴族的存亡，則取決於國人的態度。

考古發現的古代文化遺存現象和通過對文獻記載的研究而得出的周代政治體制的主流認識之間多有契合之處——明顯的分權現象、王權受到制約和貴族世家大族共享權力等。我們認為，這些不僅是西周分封制的社會基礎，也是東周時期周王王權衰落，諸侯並爭，諸雄爭霸的歷史原因。

（作者：徐良高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　原文刊於《南方文物》2017年第4期　此處省略注釋，完整版請點擊左下方「閱讀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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