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花了13年辭官，只為演好一場戲！
65歲的濮存昕最近正在辦退休手續。儘管要退休了，他還是個大忙人，環環對他的採訪不得不分兩次進行，每次採訪一結束，他都不得不迅速撤離，一邊匆匆說著「再見」，一邊小跑著離開。
第一次見面緣於《同一堂課》的發布會。這是一檔文化類綜藝節目，22位文化名人到全國各地不同的小學，每人做3天語文老師，講解經典課文。濮存昕是其中之一——去年5月他到雲南壩美法利希望小學，為孩子們講《桃花源記》，還排了一場《草船借箭》的戲。那天，他背著雙肩包出現在發布會上，不似老師倒像是學生。
再見濮存昕，是在北京人民藝術劇院（簡稱「人藝」）的排練廳。進門時，話劇《李白》的排練剛結束，濮存昕正在和人聊著天，很是熱鬧。他們背後的牆上，貼著「戲比天大」4個字。
「為了不穿幫，我專門穿了咱們第一次見面時的衣服。」當我們走近時，他扯著衣服的一角笑著說。那是一件深藍棉布衫，盤扣斜襟，襟上綉有一粉色印章，上寫4個字：二一之徒。
2018年5月17日，濮存昕在北京接受本刊專訪。（本刊記者 侯欣穎 / 攝）
「二一之徒」是濮存昕給自己取的號。2005年，他出演電影《一輪明月》，演繹弘一法師（李叔同）的一生。弘一晚年時曾自稱「二一老人」，取自兩句詩，一句是「一事無成人漸老」，另一句是「一錢不值何消說」。
「這兩句詩可以看出弘一法師的人生態度，名利全都擺平，清涼極了。演一個角色，就要向一個角色靠近。演完後，我就妄稱『二一之徒』。」濮存昕說，弘一法師是他演藝生涯中的重要角色之一，有了這一人物做參照，他也一步步向不為名利所擾的境界邁進。
從1987年進入人藝至今，濮存昕在這裡工作了30個年頭。30年間，我國文藝領域在改革開放的推動下蓬勃發展，人們對文藝的需求也越來越多樣。而這期間，他不僅在舞台上不斷變換角色，出演話劇至少40部——從莎士比亞到契訶夫，從《茶館》《雷雨》到《窩頭會館》《李白》，不斷拆解、詮釋戲中人的人生；也走出舞台，走上熒屏，成為大眾眼中的「星」，演過的影視劇亦有30餘部。
「退休之後，戲還是要演的，但不像現在每年幾百場。不管是茫茫戈壁，還是綠水青山，那將是新的階段了。」濮存昕說。
他向環環緩緩道來過往幾十年的感悟，以及今日的心境……他說希望自己有朝一日能像弘一法師一樣，人生某日散場，萬事拋下，不縈於懷。
讓孩子們去體會戲劇人物的命運
《同一堂課》是去年找到我的，說要給鄉村孩子帶去一堂不一樣的語文課，我當場答應，但有一個要求：除講課文《桃花源記》，還要排一場戲。
書本知識換個老師也可以教，藝術教育沒人會教，我可以讓山區孩子真正接觸到戲劇。經過好多次討論，最後決定排課本劇《草船借箭》。
《桃花源記》我上學時都沒怎麼好好學。上課之前先備課，查每個字、詞的解釋，最後講得中規中矩。
當時琢磨最多的是排戲的事：這些孩子會演戲嗎？那個一直把「去日苦多」讀成「去日土鍋」的小孩，到底能不能把台詞記下來？怎麼跟他們講周瑜、諸葛亮、曹操的關係……
總共5天時間，前兩天選角色。怎麼選？讓他們一起大聲念課文，挑出聲大的人。劇本是現編的，台詞都是課本上的內容。
濮存昕給雲南壩美法利希望小學的學生排練《草船借箭》，孩子們在他的指導下背台詞。
第三天排練時，孩子們已經把所有台詞都背下來了。道具和服裝都很簡單，紙板、水杯用膠水一粘，做成人物的頭冠。大人們戴的黑色套袖，往胳膊上一戴，袖口剪開，就成了水袖，再粘上小鬍子，也就有模有樣了。
舞台就是學校的操場。一開場，幾十個孩子站在那裡，念「滾滾長江東逝去」。課桌一擺，十幾個孩子圍著扔「箭」——柴火棍，這邊孩子拿起草棍，上面全都扎滿了「箭」，整個演下來，大概15分鐘。
我們排了一遍又一遍，等到第五天下午正式演出，家長、村裡的人、鎮上的人都來了，準備看戲。
突然下起暴雨，孩子們都慌了，我也很焦慮。一直等到夕陽西下，天放晴，所有孩子歡欣雀躍，一起跑到操場上，把操場上的水推乾淨，大戲開演。
我為什麼堅持要排一場戲？
人能夠通過戲劇開放一種生命狀態。比如一個學生，外號「大哥」，他演曹操，扮上相，說起台詞，同學們都會瞪著眼睛看他：平常和自己打架、和自己玩耍的同學，他怎麼就這樣了？小演員在表演時自己也意識到：我就是這個角色，不是平常玩鬧的自己了。他學會以己度人，以人度己。
還有一個小女孩，說話聲音很小，蚊子一樣，一開始沒被選上。我們排戲時，她一直跟著，走哪兒跟哪兒，想演戲但不敢說。
後來，我給了她一個角色——諸葛亮身邊托盤子的侍女。在戲裡，她沒什麼台詞，但你能看到她眼中的光亮。
戲裡人物的故事和命運，孩子們要自己去體會。通過排戲，他們感了興趣，說不定會去買、去借《三國演義》。因此去看書，這不是挺好的事？我不知道這算不算得上戲劇啟蒙，或許能點燃他們對藝術的興趣？
一個有情趣的人，應該有些文學和藝術的愛好。等到他們七老八十時回憶，我曾在壩美村演過戲，有照片為證，自己會很得意。
那些和戲有關的東西真是神奇
我第一次「登台表演」，年紀和壩美那些孩子差不多。小學四年級，正好趕到年底，班主任讓我幫忙發小獎品。我穿上她的紅大衣，用棉花粘成眉毛鬍子，戴上一頂紙糊的紅帽子，就扮上了聖誕老人。
這不能說是天分，若追究起來，跟我從小在人藝里「混」有關。
上世紀60年代初，父親蘇民是人藝的演員，經常帶我到人藝吃食堂、洗澡。他洗完澡就上台，我賴在後台化妝間玩兒。後台有很多道具，尤其是排戰爭戲時，有各種各樣的道具槍。看得多了，慢慢地我發現，那些和戲有關的東西真是神奇。
濮存昕的父親蘇民
1964年冬，父親和英若誠、梁秉堃一起創作劇本《剛果風雷》。三人窩在我們家聊劇本，沒黑沒白地聊，抽著煙，喝著小酒。我在一旁東串串西跑跑，聽不懂他們說些什麼，但他們對戲痴迷、費心琢磨的樣子，全都刻在我腦子裡。
戲排練時，我跑去看，記住一些好玩兒的事兒，比如跳非洲舞，跳著跳著，有人把腰扭了，有人把胯傷了……
這種看戲的樂子很多。看《三塊錢國幣》，最有趣的莫過於朱旭老師摔花瓶，演一場摔一個。我在台下想：這麼好的花瓶，得摔多少個啊？《南方來信》里的劉駿阿姨，演一個潛伏在南越傀儡軍內部的女兵，穿絲襪筒裙，戴著船形帽，燙捲髮，就覺得怎麼那麼好看！生活中哪見得著這個？
戲看得多了，就自己模仿起來。還是小學四年級，課間休息，不知怎麼地就想起《智者千慮必有一失》中有一幕，王公貴族向小姐求婚。
於是，我也右手畫倆圈，再往前一伸，在一個女同學面前單膝跪地。同學們一下子嘩然了，「臭流氓臭流氓」一通大叫。
就這樣，在不知不覺中，戲劇這些東西，一點點浸入到我的血液和肌體里，連同一些感官記憶。早年間演員卸妝，用的是香油，香油味兒瀰漫著整個後台，現在早沒這味兒了。
化妝室通向舞台的長廊里，有條黑黑的甬道，小孩不能進去，我常常站在甬道口等父親。我知道它的盡頭就是燈火通明的舞台。
濮存昕和父親蘇民。
命運的變幻總是難以捉摸。少時，因為腿疾，父親沒想過讓我演戲，而是讓我學畫。十幾歲，知識青年下鄉，我在黑龍江建設兵團養了一年馬，很快就被調到文藝宣傳隊演樣板戲，《沙家浜》《海港》等都演過，演著演著就萌生了當演員的想法。
1977年，我回到北京，正趕上空政話劇團招生。我去考試，演小品，選了「刷馬」這個題，將自己養馬的經驗都用上了，再加上點小噱頭，就這樣順利通過考試，進了空政話劇團。
明白角色的人生追求
空政的王貴老師是對我影響最大的導演之一，我的第一個重要角色就是他給的——《周郎拜帥》中的周瑜。正是這部戲，打開了我進入人藝的大門。
1985年春節，劇團舉行春節聯歡，大家聚在一起跳舞。人藝的藍天野老師從人群中找到我，說要排一齣戲，想請我演個角色——《秦皇父子》中的長公子扶蘇。我們坐在沙發上談戲，「劇院那麼多演員，為什麼要請我演？」我問。他說：「只有你合適，我看過你演的《周郎拜帥》。」
第二年5月，人藝同意借調我進《秦皇父子》劇組。整個夏天都在排戲，但我演得並不好。有一場戲，東臨碣石巡遊時，扶蘇站在渤海之濱，面對大海獨白。
排練時我總過不了關，藍天野老師說：「你怎麼這麼情緒化，『假大空』地演戲。」我當時不懂他要什麼，他就不斷地讓重來，演了10多遍，後來他連看都不看，直接喊「再來一遍」。
最後還是飾演秦始皇的鄭榕老師指點了我。他看我一個人坐在角落裡，悶頭瞎琢磨，就把我叫到門外。「孩子，台詞可不能這麼說，太用力了。我們打個比方，你平常說話是不是都字字強調呢？」當時連排結束，我還跑去請教副院長於是之先生，問他自己哪兒演得不對，他說「要明白角色的人生追求」。
這些表演的至理名言，前輩都掏心窩子給了我。而我悟不了那麼多，懵懵懂懂上了台。《秦皇父子》的演出不算成功，但他們還是留下了我，我成了人藝的一員，在人藝大院裡邊演邊學。
《秦皇父子》劇照（攝於1986年），鄭榕（左）飾秦始皇，濮存昕（右）飾扶蘇。
到了1989年，人藝重排《雷雨》，我接到周萍的角色——1965年人藝第一版《雷雨》中，父親演過這個角色。演這個人物，我基本上就是按父親的方法演，是學習，不是創作。
一天，任寶賢老師在排練廳看了一會兒，對我講：「你演得太明白了。」這句話點醒了我，按照設計好的去演，和將體會轉化成生活，再到舞台上演，這是不同的。
1990年夏，正當酷暑，林兆華以自己的名字命名成立了工作室。《哈姆雷特》是工作室的第一部戲，我演哈姆雷特。林兆華給予我一些表演觀念，使我突然間就多了一手，「哦，我還能這麼演戲！」
濮存昕在林兆華導演的《哈姆雷特》中飾演哈姆雷特。在演戲上，林兆華對他的影響很大。
戲中的哈姆雷特很特別，上身穿一件灰色毛衣，下身穿黑色休閑褲，腳穿高幫皮鞋，這樣一來就給觀眾一種感覺——哈姆雷特可能不是丹麥王子，而可能是身邊的任何一個人。
排練期間，我常常會想起知青下鄉的那段經歷：在黑龍江插隊牧馬，累得躺在地頭，太陽曬得懶洋洋的，腦子裡想著自己的前途，類似於「生存還是毀滅」的問題。
濮存昕版《白鹿原》劇照。
從我個人來講，40歲以後的進步是從林兆華開始的。我演他的《建築大師》《刺客》《白鹿原》《大將軍流寇蘭》，越演越發現，摸到了表演的更高層次。記得2006年，為演《白鹿原》，我們到陝西體驗生活。
那天天氣很熱，我們上午在村裡座談，很多人累得直打瞌睡，林兆華卻興奮得不行。就在那一刻，一幫農民唱起了老腔，林兆華笑了，隔著桌子做了個手勢，有點兒神秘地對我說「有了」。
他找到了這個戲的「魂」——後來在戲的結尾，白嘉軒的女兒百靈去世，大雪漫天，他讓12位土生土長的陝西民間藝人上台表演秦腔，唱出這片大地上歷史的滄桑與蒼茫。
回顧起來，在人藝這麼多年，我演了各種各樣的角色，《茶館》中的常四爺、《蔡文姬》中的曹操、《甲子園》里的黃仿吾……這讓我覺得演員就是一汪水，放在碗里和壺裡的形狀是不一樣的。
同時，這些角色的台詞滋養著我，我也在角色中成長，在角色的名義下找回自己。
做一名「好演員」是個夢
《李白》演到現在已經累計有230多場了，演得多了，覺得自己在人生中面對的那麼多問題，似乎都在李白那兒碰撞到一起了。
第一次演《李白》是1991年，導演是我父親蘇民。那一年我38歲，渾身是勁兒，但還不懂恰當拿捏分寸，台上一首《早發白帝城》用力猛烈，常把嗓子喊啞。當時演了三四十場，1993年以後就放下了，一直沒演。那段時間戲劇陷入低谷，沒什麼人願意看戲，票房也不大好。
直到2003年，再演《李白》。那一年對我來說是很重要的一年，既是人生轉折，亦是演戲開悟的一個重要節點。
《李白》劇照。濮存昕很喜歡李白這個角色，越演越輕鬆自如。
年初排演《趙氏孤兒》，排著排著遭逢非典，台下口罩一天比一天多，演了3場後停演。4月，上級任命我做人藝第一副院長。我猶豫再三，最終應了下來。
一是覺得對人藝有一份責任，更大的動力是想給林兆華導演提供更大的藝術空間，兩人合力將人藝再往前推一把。
但等我真正任職後，才發現自己完全被困住了。非典結束，人藝排《北街南院》，我演一個非典患者，角色不大，戲也不多。眼看著朱旭老師，看著何冰、吳剛他們在排練場生龍活虎的，我居然背不下詞來，滿腦子都是開會的事，都是工作的事。
就在《北街南院》上演當天，我遞交了辭呈，並通過電子郵件轉告全劇院，但上級一直沒有答覆。之後，我演戲的狀態又回來了，從《北街南院》《趙氏孤兒》到《李白》《茶館》，整個下半年演了100多場戲。一天到晚排練、背台詞，少了許多會，算是一種「藝術救贖」。
那段時間，于是之先生的一句話一直撞擊著我，他說「當領導後，一個內行變成倆外行」。當年，他接任院長是為了讓曹禺先生解脫，可當院長後，他也常常無法面對現實。
一次吃完午飯，他躺在辦公室沙發上眯瞪一會兒，突然感到有一鼻息吹他的臉，一睜眼，一雙仇恨的眼睛壓在他的臉上面，罵他：「怎麼還不分我房子？今兒中午不分咱就沒完兒！」
一個知識分子、一個演員，不得不面對這樣的困境，那份痛苦後來我也體會到了。
這些體會，讓我真正走進李白的精神世界。第三幕，李白身陷亂黨，被關進牢房。以前演到這一幕，我都憤憤不平，痛斥朝廷。現在改成在監牢里閑置一個月，悶得慌，自己喃喃自語地念詩，排解寂寞。
對朝廷的痛斥，變成發點牢騷，不再使那麼大勁。後來演《李白》，我再不覺得累，因為有真情實感在台上——他就是我，我就是他。
此間我又向上級提了幾次辭職，直到2016年10月終獲批准，我才回到了「演員濮存昕」。我喜歡演員這個身份。1978年，我在空政話劇團演戲時，就夢想著成為一名好演員。
如今40年過去，我演了很多角色，但仍覺得做「好演員」是一個夢。
也許不少人覺得小濮不錯，已經成功了，但其實不然。我知道現在很多人在盯著我們這一輩人，看看我們是不是像于是之那輩老先生那樣，做了一些真正可以留下來的、可以影響下一代的作品。
梅葆玖先生那句話說的好：京劇是什麼？京劇就是給國人做個樣。做話劇也是這樣。
我現在的心態，就像聞一多在《奇蹟》里寫的：我等，我不抱怨，只靜候著一個奇蹟的來臨。他的這篇文章是我的座右銘，支持著我繼續往前走，等待奇蹟發生的那一刻——我與角色的一次完美爆發。
那時，「日，月，一切星球的旋動早被喝住，時間也止步了」。
作者：濮存昕（口述）
陳娟（採訪、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