狂歡與獨白——記二十世紀的新人文精神危機
八九十年代之交，中國社會明顯處於急劇的轉變中。1992年，在鄧小平南方講話後，商品經濟的快速發展，隨著商品意識向政治文化領域的滲透和擴張，社會體制和文化體制面臨著全面的轉軌。由於傳統意識形態的大幅度的自我調整，圖書出版和電視的進一步市場化，代表著商品經濟和市民階層的大眾文化開始崛起，它不僅對傳統的文化思想壁壘，而且對依賴於這一階層的知識分子群體產生了巨大的衝擊。
意識形態和知識分子對文化市場、出版傳播渠道長期形成的壟斷權，逐步被轉化到大眾文化中去了，知識分子在社會中的中心地位變得岌岌可危。於是，《上海文學》1993年第六期發表的王曉明的《曠野上的廢墟—文學與人文精神的危機》，對當時的文學狀況提出了批評，認為從新寫實小說、王朔小說和張藝謀電影開始，出現了人文精神的猥瑣，不但標誌著公眾素養的下降，更標誌整整幾代人文精神素養的持續惡化，文學的危機實際上暴露了當代中國人文精神的危機。
時隔二十年，知識分子的背叛與墮落已不可自持，面對市場的衝擊，他們已普遍被加工成商品，待價而沽，但知識分子的潰敗不僅是面對市場化大潮的衝擊，更有意識形態加之與的緊箍咒。當今的知識分子已是腹背受敵，但兵草皆兵。因為他們又陷入了90年代這場曠日持久的抗戰中不可自拔，而背後卻正又有一個敵人虎視眈眈。
福柯在他的《瘋癲與理性》探討瘋癲的起源，在他的論述中，瘋癲與理性並非一開始就對立的，只有到了17世紀中葉，法國政府為了有效利用閑置的麻風病院，於是用它來隔離囚禁罪犯、流浪漢和瘋子。「大囚禁」的時代因此而產生。在這樣的社會，瘋人與罪犯一樣成了社會的敵人，是需要防範、管制和改造的對象。他要告訴人們的道理是，理性的標準不是天然的合理性，不是來自知識的論證，而是外在的歷史因素所造成的，具體為政府權力。在福柯看來，「性」與「人性」、「知識」及「監督與懲罰」全都與權力有關。他認為，在人的體內存在著兩種力，一種是加諸於身體的權力，一種是身體自身的強力。前者是政治性的，包括一切階級關係、宗教關係、師生關係、上下關係，他在任何地方都看到政治，只要兩個身體處於象徵性的對立關係中，就可能有政治。
在當代的中國，話語權的獲得同樣與手中的政治權力的大小成正比。這種話語權最明顯的分野就是1949年。此前，中國名義上一個政府，但事實上政治勢力彼此獨立相互排斥，因此形成了一個相對寬鬆的環境。並且一度知識分子作為啟蒙者的身份，甚至獲得獨白的權力。49年後，意識形態空氣驟然凝聚，並且以勝利者姿態來為大眾、知識分子立法，知識分子成了需要改造的對象，並且要深入人民群眾中去，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80年代改革開放知識分子話語與政治話語基本平分秋色。但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知識分子漸漸失去了話語霸權的優勢，反而被大眾話語趕超。這便是90年代的人文精神危機。但進入21世紀，意識形態蠶食鯨吞，步步緊逼，知識分子普遍失落了，陷入了一種兩線潰敗的窘境里。
從中國五四與八十年代看來，二十一世紀的新人文精神危機既是知識分子的失敗，又是他的成功。我們知道，與五四接壤的是抗戰，是救亡圖存。五四是個體的覺醒了，也使中華民族覺醒了。而抗戰的勝利直接導致以抗戰為基礎形成的政治意識形態合法化。八十年代的新啟蒙，直接推動了個體人的慾望的膨脹，遂形成了不可阻擋的商品化大潮。
張健、陳思和投降了
當代文學雖然走過了六十多個年頭，但真正體現了當代文學實績與水平的也就是近三十幾年，而二十一世紀的文學雖然以邁出了頭一個十年，但很少有文學史記載。所以，當代文學六十年首尾各砍去十年，這就是殘缺的當代文學。現代文學三十年，大家視為畏途，不敢涉足。當代文學在大家印象中似乎就是「三紅一創」「八個樣板」等一批食之無味、棄之可惜的雞肋。各個版本的當代文學史除了一場接一場的運動，似乎也沒什麼可講，而那些樣本作品的解讀也基本遵循當初的創作動機，講的人也被成為了「隱含的讀者」，只不過講與學時的心理不同了，老師邊講邊罵，學生也邊學邊瞪眼。最後索性不講不學了。這就是當代文學史研究的尷尬與困境。一些人看到朦朧詩人們憤青的背後，其實也是一種依附於政治意識形態的反抗姿態。於是，陳思和從《沙家浜》這部又紅又專的、被毛主席親筆批閱為「講得好」的樣板作品中發現了男女調情的敘述。陳思和自然對《沙家浜》的紅色意識形態表示不滿，但他又找不到一種知識分子話語來與之對話，所以那「男女調情」這一民間敘述模式來改寫阿慶嫂這個巾幗英雄，以此來消解政治意識形態對《沙家浜》的窒息。他的目標達到了。但這種反抗又顯得多麼悲劇了。袁行霈的《中國文學史·金瓶梅》中講到《金瓶梅》的悲劇性，似乎有樹西門慶為反對封建的英雄的意味，畢竟西門大官人犧牲了自己的色相甚至生命去瘋狂扭曲的反抗封建禁欲主義。當代陳思和為反抗政治意識形態，找不到合適的武器，只好用民間的、大眾的方式，但這根棍子恰是他們９０年代所最不齒的。然而時過境遷，這些當年反對過商業化、大眾化的文化英雄們，現在聯合起來，槍口一致對著政治意識形態。也許他們覺得當前最大的敵人變了，於是團結起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建立起知識分子與人民大眾的廣泛的統一戰線。但消解掉管文化的同時，也消解了知識分子文化。這是怎樣的反抗啊？其實下水的又豈止陳思和？北師大的張健出了本《新中國文學史》，乍看中國當代文學研究似乎走出了政治的迷霧。張健把《青春之歌》《林海雪原》這些紅色經典「結構」出來，與中國古典小說的漠視相配套。傳統說法是知識女性林道靜成長為一名優秀共產黨員的成長史。張健發現了其中的賣點，因此為噱頭來吸引大家的眼球，當然也是對前一種解讀的顛覆與反叛。他認為，林道靜從於永澤的懷抱走向盧嘉川，是一種傳統的「英雄美人」對「才子佳人」的勝利。這種去除人物形象階級束胸的做法，更切合了大眾關於「英雄美人」「才子佳人」的想像，使他們回到幾千年前的唐代，做一場風流夢。但相應的小說的知識分子敘述就被這場爛漫的春夢給淡化了。其實關於《青春之歌》知識分子並不缺少話語權，在我看來，他就是一場「性的遊戲」與政治的角逐，最終個人的覺醒被強大的集體無意識淹沒。
在當今這個狂歡的時代，從來就有三種話語空間：一是知識分子話語，一是民間話語，一是政治話語。三者鼎足而立，相互排斥，又相互依存。任何要打破平衡，都必須聯合第三者，但這種聯合又是一場可恥的妥協。任何話語空間的膨脹都是對其他兩家的威脅，必然遭到敵視。但三者話語空間最少的應該是第一種，最可能結成「城下之盟」的是後兩者。因此知識分子最孤立、最弱小，也應該是最反抗最決絕的一支力量，而不是輕易地放下批判的武器，與大眾苟合。
《辛亥革命》與《建黨偉業》
2011年7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歷史上一個重要的日子。90年前的此日，中國革命找到了自己的主心骨，從此中國人民在中國共產黨的英明領導下推翻了三座大山，建立了社會主義新中國，中國人民從此站起啦。作為獻禮片的《建黨偉業》更是空前的史詩巨制，大腕雲集，群星璀璨，再現了一段波瀾壯闊的崢嶸歲月。就連大名鼎鼎的趙本山在《建黨》中一句台詞也沒有。在慷慨激昂的辯論與演講中，在隆隆的炮聲中，有的只是偉大領袖的指點江山、激揚文字的凌雲壯志與愛國情懷。導演甚至都不允許偉大領袖「恰同學少年」時，有點浪漫的花絮——據說這段主席青年時的緋聞被毛新宇將軍以有損主席聲譽而剪了。
2011年1月12日，中國歷史上開天闢地的第一次，中國兩千多年的封建君主專制制度結束了。紀念這一偉大歷史時刻的是電影《辛亥革命》。相比《建黨》，《辛亥》就寒酸多了。真正家喻戶曉的演員可能只有成龍和范冰冰，而且從頭到尾都在演「the persons deserves each other.」（黃興夫婦）的故事。為何一件開啟歷史新紀元的大事在廣大觀眾口中竟成了一對姦夫淫婦的想像。劇中用大量鏡頭表現黃姓夫婦的曖昧，甚至一個在歷史上不值一提的黃興夫人，導演也給了她太多的鏡頭，正面的、側面的、遠的、近的……觀眾被這莫名其妙的安排搞得一頭霧水，權且把《辛亥》當成了著名女演員范冰冰的個人寫真集。真正的歷史全被范冰冰的裙裾遮蔽了。一向在香港演慣了小人物的成龍出演黃興，更是對歷史的幽默。功勛彪炳的黃興在劇中就像成龍在香港警匪片的本色出演，大英雄搖身一變成了孫中山的貼身保鏢——事實上，只有在這時，成龍才能施展自己的才華，而已回到戲中的黃興，他倒不會演戲了。於是，歷史就在「姦夫淫婦」「貼身保鏢」中敘述著，在慈禧老佛爺「孫文這個挨千刀的」的曖昧罵聲中宣告了清王朝的滅亡和君主專制制度的壽終正寢。
7月1日，舉國歡慶。
1月12日，大陸沒人記得；台灣縱然有人記得，也沒人慶祝。因為1月12日是大陸的紀年，而在台灣的歷史中，只有「喪權辱國」幾個字。誰來紀念《辛亥革命》？
前段時間，紀連海來我校講學，題目是「我這三十年」基本是個勵志的講座。老紀儼然一個成功人士，就像前年來的韓晶，去年來的xxx，也是要錢有錢，要名有名，全國各地跑著辦講座無可厚非。但作為一所大學，請二十個bbb又怎能和一個梭羅比呢。紀老師作為一個成功人士來給大家傳授點兒經驗，這本身與知識分子無關。當天據說場面火爆，身邊朋友為沒弄不到一張票而抱怨；這票應該全部由哲史院和文新院的學生得到，作為搞文學的被拒之門外，卻由一幫學經濟旁聽。其實那朋友大可不必懊悔不已，那次講座與文學歷史沒有一點兒關係，紀老師發跡始於百家講壇，《清朝24臣》讓大家記住了這個長的很像猴子的人，《清朝24臣》講的是什麼不重要，重要的是《清朝24臣》背後的故事，據他說《百家講壇》約請他的是曾經約法三章，那些能講哪些不該講，索性就講了在民間知名度很高的和珅了。
《清朝24臣》距今兩百年，與近代百年中國殖民史，與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反抗侵略史相去甚遠，不會拔出蘿蔔帶出泥，況且這《清朝24臣》就是一些泡沫，沒什麼沉重感，並且越吹越大。中國五千年歷史，中國百年近代史又算得了什麼呢？掐斷一段歷史，不知不覺間就逃逸去了。前蘇聯作家普拉多諾多夫在他的《切文古爾》中講人們為了儘快實現共產主義，就切斷了歷史的長度，我們黨也學會了蘇聯大哥的做法，將文革那段歷史用橡皮擦抹去了。
按照費振剛的《古史曾累說》，文革應該算是中國文明史的根底，文革的苦難文革的傷痛應該算是中國最寶貴的財富。那裡才存在著中國最本質的東西，但不幸歷史就這樣被抹掉了，試想一個不願正視苦難的政黨，其歷史的深度是何其的淺薄，又如漂浮在水面上的泡沫輕浮而虛幻，而紀老師就是那些個吹氣泡的人之一，儘管他的《清朝24臣》，他的《四大美女》講的深受大家喜愛，但充其量他也只是一具浮在歷史之上的死屍而已，也直到那一天我才知道袁騰飛是紀連海的師兄弟。二人同為百家講壇當紅壇主，但經常站在台上是他而不是袁騰飛，紀老師為此總結了他成功的關鍵就是不講黨的壞話，言下之意就是他為師弟不知天高地厚在課堂上講文革那些事兒，這就被和諧了。
關於袁騰飛的那些網路視頻，他在用一個知識分子的眼光去審視歷史，台下坐的是一群沒有根的80、90後懸浮人，其實那就是他們的父輩經歷過的事兒，距離他們並不遠，但是歷史書上沒有寫，歷史老師也不敢講。袁騰飛冒天下之大不韙講述，台下同學笑的人仰馬翻。那段歷史就那麼的好笑，很顯然他已經闖入了歷史禁區，這是一片鹽度過高的深水區。他想憑藉一己之力去攪渾那潭死水，只能做一個犧牲者了，要想在中國這片海域掀起一場海嘯，到最後只能剩下海嘯。事發不久，該視頻就很快銷聲匿跡，而袁騰飛也據說被國安部門請進去詢問。
今年是2011年，距離1993年那場人文精神危機已經有近20個年頭了，當年那場論戰是在1993年鄧小平南巡之後，中國市場經濟對於文學衝擊而引發的，王曉明的《文學與人文精神危機》矛頭直指王朔之流迎合大眾口味，喪失了知識分子啟蒙話語的「媚俗」行為。20年後的今天，中國改革開放和市場經濟的發展已然成熟，所謂的百家爭鳴，百花齊放，可在今天的這場狂歡盛宴中，知識分子的聲音是多麼的微弱，只剩下紀連海之流與我們國安部門的狂歡，這場狂歡的真正主人是國安，國安所提倡的和他所反對的，造就了紀連海與袁騰飛這一對歷史犧牲者。一個浮在水面之上成了光鮮的死屍，一個潛水太深被窒息而死。所以當今的人文精神危機應該是國家意識形態的一元獨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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