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屆張棗詩歌學術研討會紀要

張棗，湖南長沙人，詩人，學者和詩歌翻譯家。文學激情燃燒的20世紀80年代初，少年張棗頂著詩歌的風暴入川，二十詩章驚海內，以《鏡中》、《何人斯》等作品一舉成名，成為「巴蜀五君子」之一。他精確而感性的詩藝，融合和發明中西詩意的妙手，風靡無數詩歌愛好者。2010年3月8日因肺癌逝世。

地點：湖南省社會科學院

主辦：湖南省社會科學院、中國詩歌網、《南方文壇》、湖南省詩歌學會

承辦：湖南省文學評論學會、湖南文學研究中心

主持人：卓今（湖南省社會科學院文學所所長、研究員）

與會者：賀培育、李少君、張燕玲、梁爾源、張式德（張棗父親）、王光明、江弱水、亞思明、敬文東、冷霜、簡德彬、 王東東、周東升、李商雨、譚克修、路雲、岳凱華、易彬、程一身、羅鹿鳴、佘丹清、任美衡、吳正鋒、吳投文、龍永干、蔡雲波、李海鵬、朱嵐武、李北京、王涘海、楊厚鈞、周建剛、文玲、周俊峰、劉長華、師飛、何敏、趙飛、朱思衡、李之平、何純、劉維、陳漫濤、羅山、王瑞瑞、劉師健、李婷婷、王尚、張楚楚、胡王駿雄、張珊、楊景交、龍阿輝、康俊、廖偉傑、龍昌黃

首屆張棗詩歌學術研討會現場

卓今：今天的會議能夠如期召開，非常感謝到會的各位學者、詩人、批評家。今天的會議開幕式由我主持，首先請允許我介紹出席今天會議的嘉賓（略）。現在我們以熱烈的掌聲歡迎大家來參加這次會議。首先請賀培育院長致辭。

賀培育（湖南省社會科學院副院長）：各位專家、各位文豪、女士們、先生們，大家好！我相信大家走進我們社科院的大院一定會有一種感覺，這裡是一塊風水寶地，是一個舞文弄墨的好地方。有道是墨客騷人多會於此，覽物之情得無異乎。我對來到我們社科院的學者、詩人表示熱烈的歡迎和衷心的感謝，預祝會議成功，謝謝！

卓今：請李少君先生致辭。

李少君（《詩刊》副主編）：首先，我要特別感謝湖南省社科院，這次會議能夠在長沙順利召開，湖南社科院做了很大的工作。其次，感謝來自全國各地的專家、評論家、詩人。我們這次會議是「首屆」，我覺得以後也應該開下去，因為對於湖南來說，一個昌耀，一個張棗都是當代詩歌史上標誌性的人物。1980年代興盛的朦朧詩主要是向西方學習。當時翻譯體佔據了主流。張棗在那樣的背景下向中國傳統美學學習挖掘，可以說扭轉了當時的風氣。當然，張棗可能也受了世界文化尋根思潮的影響。總之，張棗在當代詩歌史上是具有獨特的、標誌性的作用，他是詩歌風氣轉向的象徵。並且，大家也注意到一個現象，現在年輕一代對張棗這樣的詩人越來越推崇，包括我們今天的會議，有很多年輕的面孔，這說明張棗在年輕一代中非常有影響。因此，舉辦張棗詩歌研討會是非常有意義的。

卓今：《詩刊》對這次會議的召開也是付出了非常大的心力。接下來請張燕玲主編致辭。

張燕玲（《南方文壇》主編）：尊敬的張式德先生、各位文友，早上好！2018年的暮春，穀雨之後，端午之前，我們聚集在楚地。在世界上，有很多猶如湘湖楚地這樣的詩歌之都，它不僅是生活場域，不僅是經濟聚落，它更是文化保存、傳承和生長的地方，是生養與安葬過中國偉大詩人屈原之寶地，聲貫至今，名揚中外。因為惟楚有才，於斯為盛。今天我們的相聚，是追憶和研討另一湘楚詩人張棗。誠如邀請函所言「詩人張棗在現代漢詩發展中留下一些具有里程碑意義的詩歌，開啟了現代詩寫作的新路，同時也留下諸多重要且有爭議性的詩學話題」。《南方文壇》應邀欣然加入，就是期待這些詩學問題能為當代詩歌創作提供藝術借鑒，期待這次研討會成為一次詩歌尋根，不止於詩學，不止於憂國憂民，一如當今楚雄韓少功的追問：我絢麗的楚文化到哪裡去了？今天，我們溯源而上，從屈原到張棗，然後回到詩歌本身。我想張棗有靈，他也許會騎馬歸來，因為今天春季已老，梅花正落……

卓今：張主編剛才講到楚地的文化，我發現我們湖南的詩人有一個共同的東西，從屈原到當代的詩人，楚地文化是他們詩歌的底色。下面請梁爾源會長致辭。

梁爾源（湖南省詩歌學會會長）：各位嘉賓、各位老師，今天在這裡舉行張棗詩歌研討會，這是中國文學界一件非常重要的事，特別是我們湖南文學界一個重大的事件。張棗在現代新詩發展過程中具有里程碑意義。張棗詩歌創作的一個最重要的一點是他具有愛國精神、開放精神和創新精神。張棗是在寫朦朧詩期間為數不多的從國內跑到國外，長期在國外研究西方詩學、體驗西方文化的詩人。因此他在將中國優秀的傳統文化和西方近代的文學傳統相融合方面作出了特殊的貢獻，他有許多值得研究、可圈可點的閃光的地方。張棗精通幾門外語特別是德語，他能夠更加直接地吸納西方詩學的一些精粹，這些優勢是得天獨厚的。從愛國、創新、開放的角度來研究張棗是當前時代的需要。

上午下半場

趙飛（湖南省社會科學院助理研究員）：很榮幸主持這一場的發言，首先請王光明教授發言。

王光明（首都師範大學文學院教授）：現代中國詩歌的變革，漢語寫作的傳統，許多人稱它為新詩。新詩按照朱自清的說法，它面對的問題是如何「學習新語言、尋找新世界」。我們可以換一種說法，新詩面對的是我們不成熟的語言和生命，要面對一種陌生的東西，去尋找新的可能性。

面對這個世界，尋找新的可能性，我認為張棗體現了百年中國最優秀詩人的品質。具體體現在：第一，能夠自覺地面對現代語境中經驗、語言的矛盾分裂，在矛盾相生與互相吸收的意義上，向人們顯示現代漢語詩歌作為一種代際性的詩歌，它們獨特的氣味、它們的價值和比較優雅的風度。張棗把這種傑出詩人共同的追求表述為：將生活與現實的困難與危機轉化為寫作本身的難言和險境。第二，寫作機制體現了一種開放生成的詩學立場。最優秀的現代中國詩人都不是簡單用「白話」言說、閱讀與寫作的人，他們既了解自己所處的時代又熟悉自己的文化傳統，既熟悉漢語又能用母語以外的語言感受別國經驗與詩歌。世界性里有中國、中國性里有世界。第三，混雜、破碎的現代語境，遭遇尚在轉換生成的語言系統，許多根基不深的新詩人在追新逐異中迷失了自己，只留下一個反叛的姿態卻沒有留下讓人流連忘返的作品。張棗獨特的意義是，不像一般詩人簡單注目現代的時尚奇異，而是深刻警覺到在現代語境和用現代漢語寫作的諸多危險。

趙飛：謝謝王老師。王老師是我的恩師。他教導我最深的地方是：要做有活力的學問，要不失日常的溫度。我想這兩方面也是張棗所提出的一個詩歌課題，如何讓詩歌與生活取得和解，把藝術與生活的危機轉化為美麗，就像張棗在《鏡中》所說的「危險的事固然美麗」。

亞思明（山東大學副教授）：張棗的博士論文一共是八章，全文翻譯成漢字大約二十萬字。我個人認為總論的兩章是最重要的。第一章是中國新詩現代主義的發展與持續，講的是1919至1949年中國新詩的一個發展歷程，它取消了過去傳統的詩歌流派的劃分而是用一種代際的劃分（即十年一代）來代替，凸顯不同詩歌流派之間的精神統一性。在這章之後還會有五章的內容，涉及對個別詩派詩人的解讀，比如魯迅、聞一多、梁宗岱、卞之琳、馮至等。第六章又是一個總論，也是我翻譯的第二篇，這一部分講的是從地下文學到朦朧詩。在這章之後有一章是專門講北島和以北島為代表的朦朧詩人，再往後就講第三代詩人。這是他整個博士論文的結構。我在翻譯時的感觸是，張棗的德語非常好，尤其是他對德語學術語言的把握相當專業。另外，張棗通過對西方文學與文化傳統的深入把握，反觀東方博大精深的審美體系，他試圖在這兩者之間找到新的張力與熔點。

江弱水（浙江大學教授）：對於張棗，我大約跟柏樺、陳東東一個感覺，新詩一百年裡面，前五十年卞之琳寫得最好，後五十年張棗寫得最好。這兩個人在世的時候都自稱大詩人。詩是張棗最用心的東西，他的詩特別難懂。我認為對張棗當前要做的事情主要包括這幾個方面：第一，整理他的書信，做一個張棗的書信集。第二，詩歌的版本問題。比如他的《蒼蠅》就存在不同的版本，要整理好的版本。第三，他的一些譯作、譯文也需要像亞思明老師這樣的專家把它譯出來。第四，把他每首詩做出一些比較精確的解讀。每一代都有讀不懂的詩人，30年代的人讀不懂卞之琳，當年的人讀不懂北島和舒婷，我想我們這一代人讀不懂的就是張棗。但是，經過我們這些詩歌研究者的解讀，我相信，能夠給大家提供一些解釋路徑。事實上，也會使我們新詩的發展上一個很高的台階。

趙飛：謝謝江老師提出的一些寶貴建議。我很贊同他的觀點，應該建立一門現代漢語詩歌的高級闡釋學，包括文本細讀式的註解，就像閱讀古詩一樣透徹地去理解每一句每一詞以及語言與詩意結構的關係。

敬文東（中央民族大學教授）：在解讀張棗的時候我們要談論他的複雜性。我認為張棗的複雜性在於他的寫作都是一次性的（包括所有的主題、形式），非常難解讀。我覺得張棗是一個孤絕詩人，那種到了喜馬拉雅頂端的詩人，會有孤絕的想法。當沒有可以被征服的東西時，他寫作的虛無感來臨了。他所有痛苦都來自這個地方，他挑戰的是他自己。我們今天很多詩人根本就意識不到這點，往往覺得隨便怎麼寫都可以。另外，張棗的生活並不是多麼的幸福，張棗說過，誰相信幸福可言？幸福是偶然的，不幸才是必然的。張棗曾發誓終生不寫感傷的東西。一個不快樂的人寫出快樂的詩，需要更強大的心智。同時，張棗詩里表達了一種很潛在的頹廢，這是我特別喜歡他的一點。他是一個很精緻的頹廢主義者。我從張棗這裡得到的啟示是：人生真的是毫無意義，但有很多事情對毫無意義的人生是有意義的。有張棗這樣的詩人在，我覺得我們的漢語詩歌放在全世界任何一種語言的詩歌里都不算丟人。

冷霜（中央民族大學副教授）：我的論文題目是《「遲到的現代性」問題與當代漢語新詩的回應——以張棗為例》。張棗的《朝向語言風景的危險旅行》一文中「漢語性」觀念的提出，實則是對當代漢語新詩的「遲到的現代性」的回應。這與張棗較早置身於跨文化的語境之中有關。他對「漢語性」的理解，並未停留在語言和美學層面，而是推進到詩學理想的層面。他對中西不同詩學理想的差異所抱持的開放性態度，打開了寫作實踐中的豐富可能。《祖母》一詩中「忍著嬉笑的小偷」，正是對這一開放性認識的隱喻化表達。

另外一點，他談的「漢語性」背後涉及對中國傳統的理解。與艾略特對文學經典構成的「偉大傳統」的追求不同，張棗對「傳統」的理解里既包含有「大傳統」的成分，也開啟了「小傳統」的面向，這也構成他詩歌中生動活潑的一面，使他儘管服膺於現代主義的詩學，卻在寫作實踐上突破了現代主義的窠臼。這種既從「鶴」也從「小白菜、豌豆苗和冬瓜」（《春秋來信》）里找出的傳統理解，如果放在新詩史上的相關認識鏈條上（可與卞之琳對比）也顯出強烈的新意。

張棗後期的詩歌體現出一種深刻的矛盾。一方面「從漢語古典精神中演生現代日常生活的唯美啟示」的詩歌方法論使他通向一種後現代性（克服了藝術與生活之間的脫節），但另一方面一種經典的現代主義認識結構仍然存在於他的寫作觀念中。

趙飛：現代性與漢語性是一個很大的課題，也是張棗詩歌中提出的一個非常重要的議題。

王東東（河南師範大學華語詩歌研究中心主任）：我在去年寫過一篇文章《論述張棗詩歌的親緣關係》。張棗具有一個經常為我們忽略的品質，那就是他對情感和人倫關係的重視，從這一點也能看出他是一個地道的漢語詩人。作為他曾經的學生，我能感覺到張棗對後輩的關注和年輕人的善意。

講到他的詩歌成就，我認為卞之琳是一個大的小詩人，穆旦是一個小的大詩人，張棗也是一個大的小詩人，他的詩甚至比卞之琳的要好。張棗之所以是大的小詩人，這取決於他詩意上的苦心孤詣。我想到了張棗翻譯勒內·夏爾的一句詩：「不要去模仿那些在謎一般的疾病中打死結的人」，頗可以作為他自己的寫照。張棗在每一首詩中都打了一個死結，不僅別人無法模仿，他自己也無法重複。

張棗的創造力也表現在他的詩歌翻譯中。我曾分析張棗對史蒂文斯譯寫的重要性，張棗把史蒂文斯的文本當成了激發自己創作的材料。比如史蒂文斯的《陽光中的女人》，按照海倫·文德勒的研究，本來是寫「豐收田野中的秋天女神」，和濟慈的《秋頌》有關，但到了張棗這裡卻成了一首情詩。在張棗的翻譯和他自身的詩歌寫作之間也的確存在著相互流轉、相互影響的情況。

卓今：從張棗的詩歌可以看到無處不在的現實性。這個現實是張棗生存的、底部的、隱形的、看不見的、精神領域的現實。這一現實性大致體現在如下幾方面。第一，思維方式的現實性。後現代的非線性思維，跳躍、越界，反映出社會精神文明演化的歷史。第二，語言的現實性。詞語的空間排列，各種「垂直的力」和「彎曲的力」，形成一種勢能，反映出詩歌語言的形式演化史。第三，自然與人倫關係規則的現實性。隱秘化、心靈底部和幽暗處境，反映了詩歌倫理的演化歷史。第四，認知的現實性。荒誕意象與失重體驗，反映了人類精神領域的演化歷史。第五，節奏的現實性。情感節奏配合音節節奏，形成內部情感流動與外部環境混響的交響樂式節奏，表現了詩歌節奏從單一到複雜的演進過程。

這些現實性表現在詩的整體和細節處，用「我是我的……」的視角探索現代人意識深處東西；通過失重與懸浮，尋找存在與非存在關係；用形式的空格和語言空殼化，證明某種普遍性；非常規思維可達到對現象的穿刺與清空，從而對意義和感覺進行雙重建構。

張式德（張棗父親）：張棗是一個深厚的愛國者，有很堅定的民族自豪感，他對中國的詩歌是非常珍愛的。張棗是吸收了古今中外文化傳統和詩歌精神的一個詩人。他經常對我說，我受傳統的影響，但我不能受傳統的束縛。只有在傳統的基礎上認識傳統的長處和不足才能實現進步和發展。

張棗的曾曾祖父曾經跟隨左宗棠在新疆收復伊犁立下戰功，因此他有很強的家族榮譽感，也形成了他從小比較狂妄的性格。他的這種狂妄性格也促使了他的創新精神。他的狂妄精神實質上是時代造成的。無論是文學還是藝術，都不能離開時代，沒有時代精神，只憑個人實現自己的理想是沒有動力的。張棗還有一種刻苦精神，他今天的成功完全是艱苦奮鬥出來的。

我認為張棗是個豪放派的詩人，他離開人世前的最後一首詩是在半昏迷狀態中寫的，他說，「老虎銜起了雕像朝最後的林中逝去/雕像披著黃昏/像披著自己的肺腑/燈籠鎮，燈籠鎮，不想呼吸，」那時候他呼吸都沒有力量了，但這個絕筆詩絲毫沒有對死亡的悲痛和哀愁的感覺。他仍然是老虎，奔向最後的林中，體現了我們中國人的文化，虎死不倒威。即使是《鏡中》感情那麼纏綿深厚，最後的「梅花落滿了南山」也是非常壯闊的場面。

他的思想情感，他所具有的這些氣質，我曾經用六個字概括：虎氣梅命棗運。他具有虎的精氣神，生命卻如梅花般亮麗而短暫，他的詩歌就像棗子一樣由青而紅，越來越受到大家的歡迎，越傳越廣。張棗短暫的一生為實現中國詩歌的發展做出了應有的貢獻。

下午 第一組

周東升（西南交通大學中文系講師）：張棗提出「元詩」概念，並在他的詩學文章中多次討論。他認為元詩是一種關於詩的詩，全面沉浸於語言本體，是作者姿態在詩歌過程中的顯露，也是具有普遍的消極性的現代寫作主體自我維修和康復的方式。但當代元詩寫作存在的危機和它的成就一樣突出，因此，張棗在朝向危機的元詩寫作中，既堅持主體的現代性，又積極追尋「豐盈的漢語性」，並在詩歌過程中展開詩歌自身問題的反思。張棗的元詩概念，不僅是對新詩歷程深入考察的結果，也是自身寫作經驗的提純和總結，張棗的寫作為元詩突破自身的危機提供了生動的典範。通過《祖母》《悠悠》《大地之歌》三部作品的分析，可以展現出張棗元詩寫作在寫作主體、漢語性及方法論三方面的特徵。

李商雨（西南交通大學人文學院博士生）：張棗的詩歌在處理現實的「經驗材料」時，採用了一種類似納博科夫所謂的「小魔法師的稜鏡」的方法。在具有開放性特點的皮爾斯符號學理論啟發下，詩人可以以「現代心智」創造一個「現實」，在此意義上，詩人是納博科夫所說的「魔法師」。張棗將「經驗材料」以比喻的方式進入詩歌，進行變形、虛構，並以己之「現代心智」或「消極主體」，完成其詩歌的文學現代性。按照皮爾斯對理論科學的劃分推知，作為符號的詩歌應該建立在美學基礎之上，以美學優先，而非倫理學優先的原則。通過對張棗《燈芯絨幸福的舞蹈》一詩中享樂因素分析可知，中國詩歌如果不能在虛構的向度上自我完成，就很難獲取真正的漢語詩歌的文學現代性。這與時下的「非虛構寫作」，詩歌批評中存在的呼籲關注當下現實，以及社會倫理化的風氣形成了衝突。

譚克修（詩人）：張棗究竟是一個多大的詩人？我談幾點看法。首先，關於張棗的代表作《鏡中》，是一首唯美的詩。在第三代詩人里，很多人已不太願意把詩寫得這麼唯美了。其次，張棗的天才詩人屬性。與海子這類外向型肆意表演青春洋溢的天才詩人相比，張棗和柏樺類似，一直在盡量收斂外溢的才華，讓詩向內生長，他們的天才性表現在詩歌技藝的早熟上。他們早期詩歌就擁有的思想理性，到了足以讓同行驚駭的地步。再次，張棗的先鋒意識。張棗最大的詩歌理想是重新發明一種母語。為進行這項偉大而艱巨的工作，他選擇了換一個語言環境來開始工作——用一種離開母語的方式去抵達母語。最後，未完成的大詩人。張棗從《鏡中》《何人斯》一出場，就有了一個大詩人的起飛姿勢。可惜的是，他的英年早逝，也提前帶走了漢語詩歌更多可能的奇蹟。所以，我把張棗歸為一個處於未完成狀態的大詩人。

路雲（詩人）：對於張棗的《鏡中》，吸引我的，不是「皇帝」而是「松木梯子」。原因很簡單，松木梯子一下就把鏡頭切換到日常性之中，作為居家必備的普通生活用品，帶給我的感覺格外親切。用梅花、騎馬、皇帝、南山四個古代生活用詞，如何去完成一首現代詩？把這四個詞從文本中勾勒出來，就可以大致看出，一個文人氣息很濃、很古典、很中國，甚至是很宮廷的生活場景，因此皇帝出現在這個場景中，讀者不會感到意外。根據我個人的寫作經驗和認知，初稿寫下皇帝這兩個字，是基於無意識，因為詩人沉浸在梅花、騎馬、南山所呈現的情景之中，隨著詩行推進，自然而然帶出皇帝這個詞，是完全可能的。而最終保留，是有意識地運用，是再次確認這個詞，不會有被拉向啟稟皇上之類的風險，而是創造性運用，固定在一個框架之中化為鏡像，指向包含在規則和經典作品中的威權。

趙飛：張棗在《一首雪的輓歌》中寫過這樣一句詩：上帝/你在幹些什麼？1989年，張棗在給鐘鳴的信中寫道：「荷氏是我最重要的精神食糧。他是一個先知。是最後一個神。」我認為這首詩是張棗寫給荷爾德林的輓歌。張棗曾任教於圖賓根大學，而荷爾德林神志不清後就住在圖賓根大學旁邊一位木匠的塔樓上。張棗對荷爾德林，可謂心有戚戚。張棗說一個人應該「敏窺神意」。他的神是一種詩意和詩性的認知途徑，也可以說是他的對話詩學的終極指向。他的對話詩學依託於西方宗教文化背景，也就是說，其中隱含著神的維度。但張棗轉化了荷爾德林和海子的悲劇，回到「漢語性」。他醒悟到與世界和解的啟示其實就蘊含在漢語思想中。所以他後來發明漢語之「甜」，把天人之際的和諧、圓融落實為具體的、世界的、人的親密與會心，落實為語言的精妙與美，正如他的對話性最終也落實為情境的、親密的、人的。張棗已用他的詩歌告訴我們，神性不是別的，神性就在我們賴以生存的語言中，就在詩歌這一絕對性的語言中，寫下來，就是接收宇宙脆響的口令，就是落實神性。

何敏（河北大學文學院碩士生）：從我與多人的閱讀情況來看，《鶴》雖然僅僅三行，越讀越為之著迷，為之拜服。這種美學體驗在數量和質量上呈現出龐大的逆差，衝破了詩歌批評中張力、陌生化、抒情性等理論上的成見。我以為這其中尤為重要的因素就在於，張棗的《鶴》在對峙中完成了交融藝術，並且在這種藝術氛圍中觸及了讀者心底的神思之弦：逍遙的風格、人的存在的限度。詩中「我」的身份邊界模糊會給讀者仙人形象般聯想：由鶴帶入雲頂的縹緲，再由否認鶴的身份達到一種與萬物靈犀的境界，一股暢遊超脫之感悠然而出。這便是為何讀此詩有逍遙之氣的緣由之一。逍遙氣質的另一原因則是「在你杯口喝一小口水」，顯示出一種超然的洒脫，不拘於他物的繁蕪，自在由心地取捨。加上「弱水」為仙家之水的原型，這「喝一小口水」就有了仙風道骨的氣質。身份與他物暢然置換，取捨之間毫不耽溺，共同構成了詩歌駕鶴西遊、不戀凡物的逍遙之風。

楊景交（湖南師範大學文學院碩士生）：詩人張棗以對中國新詩積極探索與試驗的姿態，構築了自己的詩歌大廈，其作品和理論對當下詩歌創作具有啟發性。首先，《鏡中》和《何人斯》作為張棗早期的發軔之作，對中國新詩的形式與內容給予了巨大的衝擊。張棗很好地實現了古漢語詩與現代漢語詩兩者的融合。由於古漢語詩語素的移植，使詩歌在外形上表現為一種美的形態，給人以向上的力量。其次，現代性體現。張棗在詩中設置了不同的主客體，並對他們進行了多次的身份切換。這種詩歌創作思維的展現，消解了詩歌的中心敘事主體，這使得詩歌的抒情主體有了多重含義，賦予詩歌文本內部更大的文學張力，從而完成詩歌對現代性的完美表達。最後，古典與現代的交織。他借中國古典文學中意象的外形，將時代的現代性考量融入古典意象中，實現了中國古典文學意象與現代詩歌的遙相呼應，詩中的古典意象也隨之變得富含現代性的韻味。

周建剛（湖南科技學院國學院教授）：張棗的詩有「輕」「甜」的氣質，若放在中國古典詩詞中，便是李商隱、韋莊、馮延巳一流，不脫晚唐五代之風。張棗詩歌與中國古典詩有隱秘的精神聯繫，但他做得更好的地方在於，他清醒地意識到，在中國現代詩歌中體現古典「詩意」，重要的不是形式的復古或摹古，反而應該是融會外語詩歌的精華，即所謂「與外語和洋氣勾連」。張棗的「洋氣」也和黃遵憲等人不一樣，他的「洋氣」，是中國古典詩歌精神與西方詩歌精神在「路途中的相遇」。在張棗後來的詩歌中，漸漸出現了一些與「輕甜」風格不盡一致的憂思深重的東西，對「死亡」的主題有特殊的眷愛之情。在這類詩中，我們領略了張棗的詩藝，不僅有古典式的「輕甜」，而且還有對於人生重大時刻、危機時刻的深切領悟。這種領悟建立在西方文學和哲學的現代性基礎之上，是一種現代化的「死亡觀」。

文玲（衡陽師範學院副教授）：作為一個旅居海外的詩人，異鄉的漂泊感和孤獨感，讓張棗學會「在孤獨的黃昏，寒冷的秋季，坐在一棵櫻桃樹下，觀看天鵝」。這種觀看成了一種對生命的消遣，也是一種面對絕望的辦法。學習「觀看」，因地制宜內化世界的物象是張棗詩歌創作的切入點。觀看對於張棗來說，一方面具有解放功能，還原物的「真實」狀態；另一方面具有建構功能，通過調動詩人內在的經驗、記憶、想像建構一個空間的視覺對象。張棗極力打破單一的視點，不斷調整觀看對象的角度和方式，通過呈現「物」本身反省自我，以實現對「道」的回歸。張棗的詩歌充滿了事物與語詞的張力，在否認語詞能力的同時又藉助於語詞讓這個令人著迷的事物真正在眼前成形，由此，張棗找到了來世的幸福語言。

周俊鋒（華中科技大學博士生）：張棗的詩歌寫作長於古典意趣的轉化與頓歇節奏的變換，以結構助詞「之」為中心的定中短語在張棗詩歌中有著多樣化的表達。張棗詩歌音節節奏的輕重與意象節奏的轉換，以及在詩歌句法節奏層面的停暫勾連呈現出別有意味的韻律與重複。張棗詩歌的分裂意識、隱喻轉換、元詩寫作等一系列的語言試驗通過詩意經驗的緊縮與釋放，從消極主體的審美經驗中進行主體精神的思想辨識，以一定的眼力檢視與發現傳統並生成新的詩意，對現代漢語詩歌寫作的智性抒情與生長方向具有積極的啟示。

朱思衡（湖南省文學評論學會）：我今天想解讀一下張棗的《夜色溫柔》。這首詩表達的是「to be or not to be」這個問題上的立場。張棗在「陰沉」的「夜」里暗自心傷。對於「夜」，人們通常的習慣是通過表象思維對它做一種觀念性的把握，這樣就會與夜的陰森森的境界相隔離。讀者如果能夠敞開自己的心懷，就能抓緊詩人用語言編織起來的線索。詩人內心蘊藏的巨大的悲愴就能被發現。張棗不是一個寫作上的神秘主義者，在這裡也不是要表達的一種情調或者氣氛，而是一種明白無誤的期待，只不過他想表達的和他說的不是同一回事。也就是說他的語言指向直接呈現在讀者眼前的物象，但他想表達的詩意卻在語言之外的地方，閱讀他的詩歌本身就是對讀者的考驗，需要的不僅是讀者的耐心，更需要有感應的會心，否則就會與詩人文字之外的詩意擦肩而過。

下午 第二組

程一身（湖南文理學院副教授）：我的題目是張棗詩歌中的鏡子意象及其變體。《鏡中》是張棗的名作。事實上，鏡子意象不只是出現在這首詩中，而是貫穿張棗詩歌的一個主要意象。此外其詩中還存在著鏡子的一系列變體，如月亮、水波、慢鏡頭、眼鏡、望遠鏡等。寫作《鏡中》之前，鏡子意象在張棗詩中出現了兩次。「臉頰前返照的明鏡」（《白日六章》），這裡的鏡子顯然是人——尤其是女性——美化自身的工具。「你無法達到鏡面的另一邊」（《蘋果樹林》），這是張棗藉助鏡子提煉出來的玄思。鏡子映照出的人像貌似位於鏡子的另一面，其實鏡中人是虛的，並未真正抵達「鏡面的另一邊」。「鏡面的另一邊」體現了張棗對認識與實踐界限的思考，因此鏡子成為體現其哲學思考的意象。後來，張棗還從「鏡面的另一邊」推演出事物的「正面」「反面」或「背面」「裡面」與「外面」等命題，並表達了由鏡子的無限裂變而產生的孤獨感，以及尋找鏡中的理想自我等主題。總之，張棗將鏡子充分玄學化了，他把鏡子寫成了生活的多維象徵。

《鏡中》這首詩體現了非凡的創造性，全詩以鏡子這個奇妙之物作為基點，在鏡外與鏡中的虛實對稱中完成了曲折往複的心靈書寫，在青春與晚年、現實與想像、美麗與危險、追憶與後悔、古典與現代之間自由穿梭，將強烈的內心情感滲透於對物的客觀呈現中。可以說，這是一首超越作者年齡與寫作時代的作品，是一首用鏡子表達對稱美學的元詩。

吳正鋒（湖南省社會科學院研究員）：《鏡中》是張棗詩歌的代表作，全詩清新優雅美麗，結構整飭，韻律優美，情感豐富立體，展現出美麗與危險，放縱與收斂，自由與束縛，抒情的情景化與對話性等特徵。這個詩篇首先給我們呈現的是美的精靈，所寫的對象極其動人美麗。其次，我認為這首詩的詩眼是「危險的事固然美麗」，這與其說美麗潛伏著危險，不如說美麗通過危險而展現的，在危險之中美麗更顯其美麗。值得注意的是，張棗的情感表達是通過客觀的情境化的書寫而透露出來的，顯得精粹、含蓄而簡練，具有讓人回味的藝術魅力。這種客觀抒情方式比直接呼喊傾訴的抒情方式更深刻。張棗在客觀化的抒情方式中最為精彩和最為獨到的是將對話描寫，甚至是將直接的對話作為抒情方式和抒情手段加以運用，從而打破了抒情與對話之間的界限與禁忌，實現了抒情與對話的對接，這在現代詩歌發展史上是有意義的探索。

蔡雲波（詩人）：我在提交的論文裡面探索了《鏡中》手稿的創作邏輯。《鏡中》是一首單純的詩，這裡的單純指直覺呈現。我認為實際上作者是基於一種直覺的反映來寫作的。我的論文主要是解讀整首詩的創作過程以及它所能達到的詩意和境界。但是有一點我沒寫，就是欣賞。比如說我讀了這首詩後欣賞它，這種欣賞從何而來？詩的第一句「只要一想起一生中後悔的事，梅花便落了下來」，這兩句我們為什麼欣賞，我想第一句它是一個心境，後悔的心境，第二句「梅花便落了下來」這是眼前看到的，這是可以想像的。這兩句放到一起，就像詞語跟詞語碰撞產生了意象一樣，兩個意境在一起產生了融合和碰撞，使這個意境發生了更大的變化，所以首先抓住我們眼球的是前面兩句，我們被吸引了，被吸引之後我們就有了讀下去的慾望，並且要把它讀透。而詩人繼續寫作下去也是源於要把詩歌的意境傳遞到讀者的心中。

李海鵬（中國人民大學博士生）：詩人張棗的《祖母》是當代漢語詩歌中難得的佳作。在既有的研究中，大多數批評都是圍繞著以「祖母」為代表的漢語性和以「我」為代表的現代性之間的對話展開，這無疑陷入了傳統、現代的二元對立模式之中。在此情形下，重新思索「小偷」有重要意義。「小偷」這個意象讓兩重對話的穩定性重新變得不穩定起來。在我看來「小偷」這個意象在漢語性和現代性兩個維度之外產生了一種新的維度，我將其命名為「當下性維度」。

「小偷」的這一姿勢深刻驗證了「當下性」的雙重維度：作為一個外部事件，它直指了當下中國社會中的深刻現實（在「經濟人」式的馴順泛濫的全景敞視下，仍然在邊緣處有禍事發生）；作為一個語言事件，「小偷」這個意象意味著對既定的同義反覆的一種對立或解構，對古典性和現代性二元對立的對話模式的打破。它表明了從絕對意義上講，唯有在當下之中，真正的、不被馴服的語言才能夠顯現。

王尚（重慶大學博雅學院本科生）：我的主題是張棗跨語境寫作中的內向性實驗。不同於之前解讀此詩的學者將此詩納入張棗開啟「尋找知音」主題或是「元詩」意識變遷的轉折點，或是將其放入對話結構的構建中進行審視。在我看來，《卡夫卡致菲麗絲》更為關鍵的轉折意義，是詩人的創作關注力由此進一步向言說主體內部轉移。從「內向性」出發，我們方可將張棗後期作品中知音主題和元詩思考等元素放在同一概念框架內考慮。我對於張棗詩歌中的內向性寫作的闡釋主要集中在兩個角度：第一，詩歌面具使用所造成的間隔效應。第二，對言說者的內在心理結構和心理體驗的強調。張棗內向性寫作的前提是對語境的放棄：張棗遠赴德國後處於中文語境外、中西語言邊際。由於孤懸海外的經歷，他在語言的邊緣喚醒了一種極具潛能的主體構造和漢語表達方式，為其現代詩的創作增添了更為深刻和迫切的現代意義。

佘丹青（湖南文理學院科研院院長）：我主要談三方面，第一個是他的生活，包括他的現實生活和詩意的生活，我在2005年的時候到湖南師範大學外語學院的檔案館裡把張棗的同學錄、簡歷、學籍、學習成績單都複印保存。後來我去四川外國語學院了解他讀研期間的情況。我想通過這樣一些調查來了解他的生活和人際關係。很多人把張棗的詩歌分為三個時期，我認為他在湖南師範大學的生活對他現今的詩歌發展是有密切關係的。另外他在四川的時候受到蜀文化的影響。再就是他在德國時，通過他父親的描述，我感覺他在國外還保持著中國人的生活方式。特別是在德國嚴謹的氛圍之下，他這種自由性很強的人可能會感受到一種來自生活的不適應性。第二個是他的朋友和書。我把他家裡所有的書列了清單，如果大家有需要的話，我可以提供。第三個是他的理想和詩歌創作，他的原創詩歌比他翻譯的詩歌難懂，讀起來很艱難。他的詩從漢語詩的角度看缺乏邏輯，它的跳躍性很強。這幾方面內容未來會作為我的書的一部分出版，到時請大家批評。

易彬（長沙理工大學教授）：在我看來，如下幾重視域的張棗研究工作看起來更有緊迫性：其一，文獻的整理。研究對象的歷史化須建立在可靠的、齊備的文獻基礎之上。張棗逝世之後，《張棗的詩》《張棗隨筆選》《張棗譯詩》等書陸續出版，但一部多卷本的張棗文集或者全集對於呈現一個更為豐富、立體化的張棗形象還是有其必要性。其二，張棗寫作與當代詩歌的發展路徑。張棗詩歌與當代詩歌的新古典主義傾向的話題已經引起較多關注，但研究的廣度和深度還亟待加強，還需要有更多角度的研究。其三，對於張棗翻譯的研究。有觀點認為張棗是「魯迅的追隨者」，其翻譯是為了「引進新的語感」，以「達到改造母語的目的」，但這與王東東等人的研究顯然又有所衝突。其四，詩歌地理。長沙—重慶—德國—開封—北京，這些地域（城市）之於張棗，還有諸多細節可待發掘。

張楚楚（中國社會科學院博士生）：我從敘事學的視域來探討張棗的詩歌文本。首先是敘事主體的角度。一是敘事主體的缺失，《鏡中》這首詩沒有指涉任何一個關於主體的語法代詞，它在現代詩歌漢語中其實是創造性地沿用了古典詩歌的一種省略主語的獨白的語言方式，在吸收古代漢語詩歌的抒情性的同時，使它獲得了一種若即若離的語義效果。敘述主體的缺失指向一種敘事主體的多元化，張棗致力於表達一種非個人化的屬於所有人共有的生命經驗的存在。二是敘事者充分地出現在了舞台之上，或者說幕布之前，多種的敘事人稱代詞被調用，比如《跟茨維塔耶娃的對話》《空白練習曲》《高窗》等等很多詩歌。在敘事的時空方面，張棗的詩歌作品在同類的先鋒詩歌寫作中其實是一個標杆，在時空的詩意建構上，他有著非常精妙的創造，其中多件打破客觀物象的自然邏輯和時空秩序而構造出一種具有主觀色彩的心理時空。

胡王駿雄（中國社會科學院博士生）：楊煉與張棗，同為中國當代詩壇最具標誌性的詩人，他們在詩學詩藝上存在著明顯的差異，卻都在詩歌創作中頻繁地書寫死亡。楊煉曾多次談到自己開始詩歌創作源於母親的突然離世。在楊煉的死亡概念中，死亡里是沒有歸宿的。張棗對死亡有特殊的敏感，他曾說自己有很強的感官能力，但他希望能夠獲取一種對感官的反思，能夠寫出比較深層的詩。這首詩就像「蘋果的汁，帶著它的死亡和想法一樣，但它又永遠是個蘋果。」第二張棗跟楊煉都是流亡海外的詩人。他們缺少跟自己文化的聯繫和交流，因此他們都處於相當孤寂的狀態。詩歌救活了他們。楊煉在後期的寫作中將自己化身為一個鬼魂的形象，他出沒於自己曾經插隊過的村莊，也旁觀著世界的百態，然後將自己最深的思想鎚子鑿進人類處境的最深處。同時張棗這時候也不再進行逃避，而是直面死亡和生存的困境，他在《給另一個海子的信》曾試圖與另一個海子對話，他急切地勸誡：「你千萬別像他那樣輕生。」這足見張棗對生命以及對生命的理解和熱愛，一種艱難經歷過之後的提升和洗鍊。

在我看來死也是一種活法，當詩人用一行詩去推敲世界的時候，才真正獲得了死去的資格。楊煉與張棗在他們的詩歌中毫不避諱地書寫死亡，以對茫茫死亡的認同，來探求生的意義與價值，「善吾生」而後「善吾死」，無愧於死方能無愧於生。沒有歸宿的是詩人，亦是你我，慷慨面「死」，亦是向死而「生」。

任美衡（衡陽市文藝評論家協會主席）：胡王駿雄講的使我想起一句話，每個真正的詩人都是死亡的顛倒的鏡像，因為真正的詩人是哲學家，他們所做的都是對一些本質問題的追問，接下來請嵐武兄來談談知識分子寫作的民間探索。

朱嵐武（張家界學院副教授）：我讀詩很注重第一次閱讀的經驗和感受。剛才我們有很多學者闡釋《鏡中》這首詩，闡釋出來的東西可能會有很大差異。我特彆強調一種直覺美學，於是我就選取了張棗詩歌當中一些民間的語言而不是那種知識分子式的語言，比如他的《留言條》有這麼幾句，「你等吧/把我的詩讀完/它們在書桌上/燈——我沒有關」，這些語言很親切，也沒有選用非常晦澀的意象，它能夠迅速地進入我們柔軟的地方。這些語言不拒絕讀者的走進，是以一種很民間的方式讓人走進。我覺得知識分子寫作和民間立場是可以達成和解的。很多民間立場寫作的詩，有些也表現了知識分子理性的探索。張棗詩歌里確實也有很多的詩，很多的語言，我覺得很走入人的內心深處，而恰恰是這部分語言導致我對作品保持絕對的興奮與關注。到現在為止，我覺得現代漢語的詩歌寫作確實已經走向了更多可能。

李之平（詩人）：張棗的詩歌如果從先鋒性的角度來談應該也很契合。詩歌先鋒這個詞迄今未能在詩歌界「立法」，當代中國詩歌因為流派問題，將先鋒概念片面化，曲解化嚴重。至今還是有很多人認為後現代就是先鋒。臧棣曾說：「我覺得，作為一個當代詩人，我們還是要立足從現代出發。從根本上講，傳統更近乎個人和寫作之間的一種秘密。今天我們稱之為先鋒的東西，或者今天我們稱之為現代的東西，隨著時間的流逝，它們終將會是傳統的。」臧棣理解的先鋒詩歌更應該是傳統基礎上的現代，既是對傳統的變革又是對傳統的依賴，不可能割裂。此類言論，放在張棗詩歌的先鋒問題上更為暗合。張棗是現代詩人的先鋒者，更是古典詩人的傳承者。

張珊（山東藝術學院碩士）：在此要談的是張棗詩歌的審美距離。張棗詩歌確實給讀者較遠的距離，他的詩歌很難讀懂。張棗詩歌審美距離的塑造是詩人張棗性格氣質與創作理念對詩歌的滲透。首先，能發現美並描述美的詩人是敏感的，張棗對死亡和時間是敏感的，對生活品味入微。生活在張棗看來就是眼下，張棗超脫於功利的生活，在對生活之美進行再加工創作之前，他與現實生活之間先產生了審美距離，才能體會到生命之真，表達成詩歌的血肉，形成詩歌與讀者之間的審美距離。其次，張棗對文字有強烈的感受。早年留學德國能熟練運用多國語言，長期與母語斷裂的他也曾經歷無法用言語準確表達的瓶頸。因此張棗對漢語有獨特的理解，曾想要「稱一稱每個字的分量」，也曾寫出「多少詞/多少詞，將與我終身絕緣」的感慨，對文字的慎重也體現在詩歌的創作中。最後，他在90年代提出的「元詩」理論使詩歌脫於凡塵，使讀者與詩歌之間形成明確的「距離」。

任美衡：我想談一談張棗詩歌的英雄主義。主要表現在如下幾方面。第一，對自我的絕對確認。張棗驕傲於內在的文化傳承與形象鑄造，無視於外在的物質、精神與價值取向，堅守來自生命深處的性格、意志與自由。第二，以遊戲的姿態，進入嚴肅的英雄範疇。第三，張棗喜歡自我鏡像的英雄化，將喻體精心地雕琢；而對本體，他似乎更受制於非理性，甚至有著不太在乎「臭皮囊」的潛意識。第四，世俗生活是張棗塑造英雄的普遍途徑。第五，在詩歌中，我們感受到張棗的湖湘文化之雄傑、西方文化的生機蓬勃、草根文化的堅韌與精英文化的高雅；但在這些之外，總有許多讀者可以感受卻難以捕捉的內容，「合力」地左右著當代詩學，卻蹤影難尋。這也是張棗影像英雄主義的獨特性，以無向有，以虛生實，以柔勝剛，以焦慮抵制惶恐。第六、張棗的英雄主義只是多元化之一種，我們難以徹底地具體化。

趙飛：當我在會上聽著各位嘉賓的發言時，我感覺張棗詩歌的光波正在經過我們，在我們身上泛起陣陣漣漪。我相信這種漣漪會在時空中越傳越遠。從張棗詩歌的時代現實性到超驗性，從他的具體文本到詩學思想，從主題到詩歌方法論，從比較研究到意義價值，我們對他的閱讀與理解越來越深入。張棗為現代漢語詩歌發明了一種圓潤流轉的聲音，讓現代漢語真正回歸了漢語的純正、大氣，煥發出漢語最精奧的能量。他的語言必將融進漢語的血液，成為漢語的內在基因之一。他的詩歌也將沉澱為現代漢語文化的思想資源，現代漢語文化由此煥發生機。

卓今：張棗詩歌學術研討會到此結束，感謝各位專家學者。

（整理者：王瑞瑞）

本文來源：南方文壇公眾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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