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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國外受到的禮遇:中國民間救援隊走出去的故事

原標題:我在國外受到的禮遇:中國民間救援隊走出去的故事


「救援結束後,外交部的人員24小時在酒店陪我們。泰國王室邀請我們乘坐王室專車,去大皇宮參觀。不但警車開道,皇宮裡也特意為我們清場。」平瀾基金會理事長王珂覺得,參與救援被困洞穴的泰國少年足球隊後,他們獲得禮遇的級別是很高的。


驚喜散去,救援的大幕已落下一周有餘,王珂把此行的體悟在心裡沉澱。回到北京的辦公室,身為具有十多年經驗的資深志願者,他向本刊講述,民間救援隊走出國門的歷程,及同國際頂級救援力量的差距。


口述:王珂 記者:劉暢


一個多月前,我們知道了泰國溶洞里有12個孩子和1名足球教練被困的消息,那時我還在非洲做反盜獵的項目。起初沒想著過去。因為一般洪水短則兩三天,長則一禮拜就會退了,可能沒等我們到,要麼洞里已經沒水了,要麼泰方的救援隊也已經進去了。而且足球隊的孩子們之前經常去那個洞穴,這次去做拓展訓練,自己帶了水,可能還帶了些食物。有水的話,人就能存活兩個星期。


足球隊被困溶洞


直到在泰國的華僑向我們反映,泰國舉國上下連世界盃也不看了,除了王室的新聞,就是溶洞救援的報道,他們希望中國救援隊能過去幫忙。而泰國也向全世界發出求救,當我們看到有「救援特種部隊的特種部隊」之稱的世界最強救援隊——美軍空中救援隊(簡稱「PJ」)都趕赴泰國時,我們知道事情沒有我們想像的那麼簡單。


這個洞穴的長度在泰國排第四,有10公里長,裡面支岔縱橫,更重要的是,需要洞潛救援。那與常規的潛水救援完全不同。普通的潛水救援水面上沒頂,遇到突發情況,救援隊員浮出水面就行了。但洞穴潛水,頭上有頂,而且水中地形非常複雜,一旦被卡住或纏住,幾分鐘內人就完了,所以需要洞潛水平非常高的人依靠自己的經驗操作。之前,泰方派海豹突擊隊救援過,但沒有會洞潛的人員,無從下手,請來常在此探洞的英國人,他們告訴泰方,必須請求國際援助。


6月28日,我們接到泰國「泰中文化促進委員會」的邀請,我們又向大使館提出救援的請求。在外部邀請,內部支持的情況下,我們在6月29日趕赴泰國湄賽縣的現場,直奔在洞口邊的指揮所,頭一次與世界頂尖救援隊合作。


當時共有上千人,泰方是總後勤,除了後方補給、處理媒體和家屬的事宜外,負責為各個環節的救援提供幫助。我們最初6個人,包括潛水教練和洞穴救援專家,算上後來的兩個人,以及翻譯和志願者,共11個人,加入到由美軍、澳大利亞特警隊和由英國探洞的極限運動愛好者組成的核心救援組中。美方有30多人,澳方有20多人,英國人帶領的私人潛水隊有十幾人,算上我們,一共80多人。



溶洞內的救援人員


這次救援與我們先前參加過的所有國際救援都不同,比如尼泊爾地震時,各國救援隊到現場雖也有交流,但基本各自為政,劃定一個區域,按自己的救援方法來。從倒塌的建築物里救人,大家也都有辦法。可我們這回到現場後,跑到美軍那裡請教經驗,他們說,大家都一樣,誰都沒遇到過這種情況。


其實具體的技術好說,難在整體的救援行動。最終孩子能救出來,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泰方充分信任國際救援隊。國際救援隊協商制定方案,交給泰方拍板,在指定方案過程中,他們不會指手劃腳,救援過程中的關鍵技術問題全由大家共同解決。國際救援隊也採取了交織在一起,統一調度的工作方式,這是前所未有的。

在核心救援組的四個隊伍中,美軍最強,他們像是足球隊里的「中場」,負責整體的協調組織,前鋒能把球送進門裡,得需要他們的傳球。這個洞穴本就是在當地的英國極限運動愛好者探出來的,「前鋒」的工作就交給了他們。洞潛救援本就需要極高的默契,恨不得搭檔之間一個眼神,就能知道彼此要做什麼。英國人彼此配合默契,美軍洞潛不如他們,就把看似最風光的工作安排給他們。我們的隊員有些英語都說不太順,又見到美軍都不「搶功」,雖然隊里也有一名具備洞潛救援資質的潛水教練,但也和美方、澳方一起,除了參與制定方案,也作為核心救援組裡的「後勤」,負責在洞內搭設繩索、運輸壓縮空氣瓶等物資。



搜救的方案都是逐步摸索出來的。搜尋時的方案有兩個,一個是從山上找出入口,一個是我們這裡順著洞穴找。英國人能在洞里發現孩子純屬巧合。洞穴裡面非常黑,只有頭燈照亮的區域能夠看清東西。洞潛時,救援隊員拉著繩子走,搜尋完一個地方就拽著繩子回去。7月2日那天,救援隊員搜尋到4公里左右的地方,繩子不夠長,他浮出水面,一抬頭就看到十幾個聽到聲響後走到水邊的小孩在看著他。


發現孩子後,轉入救援。起初有三個方案,從山頂通下來,把孩子救走;過四個月後,等洪水完全退去,孩子們自己走出來;當下實施洞潛救援。但是,山體最厚的岩層有八百米,如果鑽開時發生坍塌,洞內落下的鐘乳石即使不砸中人,也可能使洞內的水位上漲,切斷與洞外的補給線。等洪水退去也不行,因為當時仍是雨季,保不齊洞內的水位上漲,而且發現孩子後,泰方派了四名士兵進洞安撫,洞內17個人,四個月間的氧氣消耗也是問題。最後還是決定在雨季中降水相對少的時段,實施洞潛救援。


從洞口到受困地點有九個高地,把人帶出來,也分成在這些高地依次停留,還是從9號高地直接帶到洞口的方案;帶出來時,又分成一名救援隊帶一個孩子,還是帶兩個孩子的方案;直到7月8日搜救前,也還在商討是讓孩子戴上潛水設施,由救援隊員帶著游出來,還是讓孩子躺在擔架上運出來。最終決定讓孩子躺在擔架里,沿著繩索逐個經過高地,接力送出去。


整個搜救過程中,洞內支起寫字的白板,洞外有指揮部,我們隨時隨地根據臨場情況討論、調整方案。在討論過程中,沒有國籍之別,每個人都必須發言,我們也參與到方案的制定當中。除了每天會議,指揮部會詢問我們的意見,在7月8日、9日、10日實施救人行動之前的總攻動員會上,我們也要上台說明我們的想法。


我從中也領略到擁有救援技術與救援協調能力之間的區別。現場下雨,水位上漲十公分,洞內所有參數就都得變,而美軍就能在指揮部里立刻算出來,並且馬上調整人員和氣瓶的部署方案。這是我們不具備的。而美軍在指揮時,又能各顯其能,我們的隊員擅長探險,繩索技術強,他們就讓我們主要來負責,如果人手不夠再為我們找當地人幫忙。在我看來,這是真正自信的表現。



救援人員合影


雖然存在差距,但十年間,我們民間救援隊就能被最頂級的救援隊平等對待,經過這次合作,我也體會到我們的發展和學習的方向,這還要從頭說起。

在我們看來,2008年是中國公益元年。在那之前,沒多少人會自駕,像我也只是自己愛好登山和探險,而在汶川地震的救援過程中,人們意識到我們已經有能力組織起來,做一些救援的工作,民間救援組織就此勃興。志願者們去日本、台灣找救援專家學技術,那邊的救援專家知道我們有需求,也會來中國辦班。我們既形成圈內認可的救援標準,也考取國際認可的資質證書。


如今,全國的民間救援隊至少有六七百支,數十萬人,能夠覆蓋所有市一級的城市。即使在縣城裡,有救援熱情的人,除了可以拉幾個朋友一起,找國內比較知名的救援隊,接受他們的培訓和考察,獲得認可後,得到品牌授權,在當地民政部門註冊;也可以向知名的救援隊或是我們基金會求助,我們提供技術和設備的幫助,自己組成民間救援組織。這些救援組織掛靠在民政部、應急管理部門,或是紅十字會之下,平時遇到突發的救援情況,當地的派出所就會找他們幫忙,一來二去,形成默契。民間救援隊成為協助各地政府部門救援的補充力量。


相比於政府救災時需要層層申報才能出動官兵,我們民間救援隊更加靈活,也更為專業。因為消防隊員,包括官兵平時的訓練內容不一樣,比如有些繩索之類的特殊裝備,是我們這些登山愛好者才會用的。這幾年來,消防部門的訓練內容也在增多,民間救援隊的力量相對減弱。但大災來臨時,有專業技能的人員也一定是少數,我們民間救援隊就會成為補充。而去國外救援,將始終是民間救援隊的一個優勢。



王珂


我第一次去國外救援是2011年緬甸曼德勒的地震,那也是中國民間救援隊最早參與的國外救援。當時我覺得經過三年的發展,我一個人就能招呼幾百名救援志願者,裝備也齊全起來,覺得國內救援已發展得不錯,出國參與國際救援是一次很長臉的事,聽說地震後,辦旅遊簽到了緬甸。


我們直奔當地領事館,說是來救援的,領事館的工作人員愣住了,從沒遇過這種情況。但他意識到這是好事,向緬甸政府給我們出具國徽的函,我們拿著它到災區,人家的有關部門才來接待我們。那次我們沒發揮太大作用,既沒有經驗,拿的也是很簡單的個人裝備,去了之後,像官員視察一樣,象徵性地做了些廢墟清理的工作。但我們發現即使如此,效果也很好,不但當地華僑覺得很自豪,當地災民看到中國救援隊來實地幫助,也改善了原先對中國人的看法,我們救援之後也沒有立即離開,看到他們喜歡中國功夫,還在那裡開展了一年多的武術教學。


那次以後,我意識到政府的救援力量往往是軍隊,一般情況下很難調動,即使調動也存在外交的問題,民間救援隊靈活得多。我也摸出了竅門,在國內先同外交部門說好,到國外找救災部門對接,直接就能到達現場。


但到國外做公益,起初往往並不會迎來善意。我常年到非洲做反盜獵的活動,一開始想與外國公益組織合作,但他們要麼不同意,要麼希望我們當卧底,釣魚抓中國人走私的證據。我心裡很不好受,在當地華人的幫助下自己干。當別人發現我們做出的成果後,開始主動找我們借設備,同我們合作。我那時便知道,走出國門後,別打著旗號,大張旗鼓地做事,與他人共享同樣的觀念,做出成績來,才能獲得認可。


王珂參與非洲反盜獵活動


直到去年,除了需要專機運送的重型裝備,我們置辦不了,拉出一直有幾百萬元設備,不輸國際水平的救援隊伍,已沒有問題。但在救援的觀念上,經過這次救援,我還是會想起2015年尼泊爾地震後,我們赴加德滿都救援時一次衝動的冒險。


那次到了現場,我們學習日本的救援隊,對遺體非常尊重,用勺子或手從廢墟里一點點挖掘遺體,挖出來後還對遺體鞠躬。當地人看在眼裡,把我們引到一幢危樓旁,希望我們能救援。那幢危樓已被其他國際救援隊畫上表示「不能靠近」的大叉,但上百名群眾在旁邊圍觀,警察已把警戒線拉好。我們想不能給祖國丟臉,現場組織「敢死隊」,按家裡是否有男孩,孩子年齡大小,以及家庭負擔排序,自願舉手報名,我也身在其中。


雖沒發生意外,我自己也知道在那種情況下,衝動情緒不可避免,但事後仍難以忘懷:如果再發生類似的事,我會不會做出同樣的選擇?如何最大限度保持理智,降低風險?


這次泰國救援給了我很大啟示。大家分工明確,每人各盡其責。7月8日救人時,我們看泰方那邊人手不夠,好心幫忙,但是晚上回來,就被投訴中國隊干擾他們,彼此語言不通,我們過去後,反倒打亂了人家的節奏。我就很佩服美國和澳大利亞的救援隊員,有時候我們這一段工作量大些,他們少些,他們就能做到站在旁邊看著我們干,除非調整工作方案,否則絕不插手。看似很冷漠,但其實只有這樣,才能保證整體鏈條的有序。而在明確的分工下,每個人專註做自己最擅長的事,能夠把風險降到最低。



他們的平常心尤令我感佩,那也是能讓人冷靜的原因。英國的潛水員找到孩子時,說出的是「我是救援隊員」,而非「我是英國救援隊員」,把消息帶出去後,還把功勞歸在泰國軍隊身上。別國的救援隊員每天工作結束後,便回去休息,很少接受採訪。美軍的組織起了莫大的作用,不見報道,還是特朗普在推特上宣揚,美軍也做了很大貢獻。


相較而言,我們可能是現場接受採訪最多的外國救援隊,我們既希望盡量配合媒體,也因為中國民間救援隊出道尚淺,需要別人知道我們在做什麼。不過,我們也學著自然地成為國際社會的一份子。我們原本帶了許多國旗過去,但在營地沒見一個國家的救援人員插國旗,大家只屬於國際救援隊,我們最終也沒有插。


離開的時候,我們要清理救援裝備,酒店整理房間的工作加大,我們就用毛筆寫下感謝信留給酒店,沒想到酒店將此發上推特,獲得一片稱讚。本來在救援過程中,我們語言不通,隊員們對外國人的禮節也不足,酒店的讚譽是意外的驚喜。出國民間救援不止需要技術過硬,還是一種民間外交。於此,我們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 我在泰國參與洞穴救援,救上來了12個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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