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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培浩║生命是不能咀嚼的「紅」

生命是不能咀嚼的「紅」

——基耶斯洛夫斯基和他的《紅》

文/陳培浩

木心說快樂是吞咽的,悲傷是咀嚼的,如果快樂是咀嚼,那麼就會咀嚼出悲傷來。崛起盛世是當代中國的宏大敘事,而藝術家是「為熱帶人語冰」,能夠「於天上看見深淵」,「於千萬人眼中看見無所有」,所以看到的往往是蒼涼的和破碎的。

基耶斯洛夫斯基(1941——1996)是享有世界聲譽的法國籍波蘭電影大師,近30年的電影生涯留給世人無數精彩的作品。其中,《十誡》、《維羅尼卡的雙重生活》(又譯《雙生花》)和《紅》、《白》、《藍》三部曲更是被全世界的電影愛好者推崇備至。其中,《藍》獲1993年威尼斯電影節最佳影片金獅獎、最佳女主角獎、攝影特別獎;1993年洛杉磯影評人協會最佳音樂獎;1994年法國愷撒電影節最佳女主角、最佳剪輯、最佳音響獎。1994年西班牙戈雅電影節最佳歐洲電影獎。《白》獲1994年第44屆柏林國際電影節最佳導演獎。《紅》則獲得1995年度奧斯卡最佳導演、最佳編劇、最佳攝影提名。(當年獲最佳導演的是《阿甘正傳》的導演羅伯特?澤米吉斯)

藍白紅,法國國旗的三色,分別象徵自由、平等、博愛。但基耶斯洛夫斯基顯然並不滿足於在政治層面展示歐洲國家的意識形態,他注視的是這些主流意識背後的個人內涵及其悖論。在影片中,導演充分展示了他對自由、平等、愛情、宿命等議題的倫理思考,將波蘭八十年代「道德焦慮」提升到哲學的層面。就此而言,基耶斯洛夫斯基的「藍白紅三部曲」正是藏於西方啟蒙意識形態這領華美袍子中的那隻虱子,帶哲學味的。

和《藍》、《白》一樣,這部片子同樣成功地強化了顏色的象徵內涵:電影前部分,女主角范倫蒂娜拍香口膠廣告背景是一種熱烈、鮮艷、天真無邪的紅;電影最後,范倫蒂娜從船難中得救的那張照片中,天邊則是慘淡的、獃滯的、欲說還休的紅。紅從單一到複雜,從清晰到曖昧,已經獲得了超越顏色的倫理思辨。

一、博愛的限度

電影首先通過愛的天使范倫蒂娜展示了博愛的危機。范倫蒂娜愛弟弟、愛母親、愛鄰人、愛男友、愛寵物狗。范倫蒂娜是博愛的化身,愛所有的一切:撞到狗她會千方百計為它醫治、在路上會幫助老人把垃圾丟進垃圾桶、相信人人都有隱私權,對愛情忠貞不二,但基耶斯洛夫斯基卻她的博愛遭遇深刻的危機。一開始她並不自知,像許許多多普通人一樣,她精神的氧氣是博愛的幻覺。但這種幻覺卻被老法官活生生地打破。當她目擊老法官正在竊聽鄰居通話的事實時,她對生活抱著一種簡單清晰的是非判斷,她相信基於善的行為可以獲得善的結果。所以,她說:「噁心!」她徑直朝鄰居家走去,她要揭露這種不道德的行為。相比之下,老法官古爾則顯得冷靜、冷漠到讓人不可捉摸,竊聽的事實以及竊聽對象的地址都是他如實告知范倫蒂娜的。在他那裡,沒有一件事是需要掩藏的。當他為范倫蒂娜指出鄰居的家門時,他已經知道範倫蒂娜不可能去說出真相。因為,真相還意味著傷害,只有走進鄰居的家門,范倫蒂娜才忽然意識到對那個一無所知、賢惠溫柔的主婦,那個天真無邪的孩子來說,不知道真相意味著幸福。也許正是這個時候,原來閃亮如舞台的生活才撕下了它精美的包裝,揭開了一個個以前從未認真面對過的黑洞。

范倫蒂娜終於開始看到了愛的限度:她愛弟弟,卻無法阻止弟弟吸毒;愛母親,卻不得不因此而向母親撒謊;愛鄰人,卻害怕讓他們受到傷害而不能告訴他們真相;愛男友,卻無可奈何地遭到不在身邊男友的猜疑,似乎只有愛狗,才能有單純的忠誠和依靠。范倫蒂娜是博愛的化身,但她身上已經不再有啟蒙思想家所想像的無所不能的力量,反而是面對現實的迷惑和創傷。電影27:57秒,古爾把三十法郎還給范倫蒂娜,鏡頭將桌布呈現為一個特寫鏡頭,我們看到一個變舊了、褶皺的人像——法國啟蒙主義思想家盧梭。此處電影隱晦地表明:充滿樂觀和理性精神的啟蒙主義信仰已經破碎。

二、竊聽:對虛偽世界的一次反掠奪

這部電影有個非常特別的情節設計,那就是竊聽。注意竊聽人的身份——退休老法官(他竊聽鎮上所有人的通話);注意他說的話:「我在法庭上從來不知道真相,可是在這裡我可以!」;注意電影中老法官的影子——青年法官奧古斯特也是通過另一種竊聽——爬牆——而獲知女友背叛的真相的。如果說這個混亂的世界已經把真相從我們手裡偷走,那麼竊聽便成為了對虛偽世界的一次反掠奪。裁決真相的法官在法庭和生活中居然那麼無能為力,必須藉助竊聽這種侵犯隱私的方式。捍衛真理和捍衛隱私正是博愛者並舉的主張,導演以此昭示博愛內在的倫理困境。「乏力法官」的設計,或許正是來自於基耶斯洛夫斯基所最尊敬的作家—卡夫卡。後者的《在法庭》以超現實主義的手法寫出了一個在法庭上遭遇「城堡」,徹底不知所措的法官形象。

世界的混亂成為了竊聽的合理性基礎,所以老法官並不是道德上的墮落者,而是眼神深邃的智者先知。通過日常的途徑到達的並非世界的本相,因為在竊聽這個特別的角度中,世界被還原為碎落一地的花瓶:丈夫背著妻子、女兒與其他女人情意綿綿;妻子善良熱情表面一無所知可誰知道內心隱藏著怎樣的秘密(像《藍》中的女主角);女兒看起來天真無邪卻要用一生去承擔父母背叛的陰影(像范倫蒂娜);男朋友忠誠卻無法阻止女友的背叛(奧古斯特);女朋友忠誠卻無法阻止男友的猜疑(范倫蒂娜)。范倫蒂娜表面漂亮、風光,她愛人,也被人愛,被上帝所眷顧,「紅」是她生活的一種寫照,可是,她內心生活圖景慢慢地破碎,或者說「紅」的另外一面,卻沒有被看到。平靜的世界裡充滿著背叛與不忠,而這些事情就發生在我們身邊,老法官告訴范倫蒂娜,「你那天不是去打保齡球嗎?在你打保齡球的時候,他們(一對偷情的男女)或許就在你身邊。」

在愛和忠誠都成為問題的時候,宿命就是我們唯一可以依靠的東西。電影中多次出現一本散落地上的書的情節,掉落地上的書翻開的一頁,居然正是掉書者即將參加考試的內容。幸運是上天偶然的眷顧,但破碎卻是不可逃避的宿命:在一個破碎的世界上,在忠誠已經成為普遍的倫理問題的時候,一個誠實者必然要承受不忠的懷疑。就這一點而言,范倫蒂娜無法改變弟弟的命運,無法改變自己的命運,她對「紅」的信仰並沒有動搖,她只是對世界的真相、悖論和複雜性有了更多的體認。所以,電影思考的其實是如何在有罪(宗教的角度)的世界上活出尊嚴的命題。

三、孤獨與拯救

基耶斯洛夫斯基其實依然承繼著現代主義大師們的命題:悖論、宿命、孤獨和拯救是他的影像主題。如果說博愛的「紅」是一面從十八世紀飄揚下來的啟蒙主義大旗的話,基耶斯洛夫斯基讓觀眾看到了旗下的孤獨的人生。電影中「紅」雖然無處不在,但卻是一個被解構的對象。而對其構成最有力顛覆的莫過於電話了。

電話是《紅》特意運用的一個道具,對於整個電影的意義建構有著重要的意義。電影一開始,就是奧古斯特打電話的畫面,從手指到電話的按鍵,鏡頭開始移動,對準電話線,牆上的電話線、戶外的電話線、海底光纖、其他城市的無數線路、另外一個屋子裡的電話線和電話。接下來是忙音,電話無人接聽,奧古斯特無可奈何地掛掉電話。這是一個意味深長的開頭,電話是典型的現代科技產品,並且迅速而有力地為人類的交流作出了重大貢獻。但是基耶斯洛夫斯基顯然有不同的看法:溝通工具並非溝通本身的必然保障,電話能夠提供通話,卻並不一定提供交心。電話可以把遠在天涯海角的人的聲音帶到你的面前,但是電話卻不一定帶來信任。《紅》中,通過電話發生的有偷情、有欺騙、有猜疑,也有無法溝通的的沮喪和無奈。電話建立起人與人之間隱秘的聯繫,為交流提供方便也為背叛提供方便。

無數越軌的情慾時刻在電話線上偷渡,竊聽便成了介入真實世界的有效途徑。這是基耶斯洛夫斯基所發現的悖論,也是他對科技現代性的一種反思,他試圖通過電話這個道具告訴我們:現代手段加劇而不是減弱現代人交流的危機。請想想米謝勒)在電話那端對女友范倫蒂娜令人心碎的質問,顯然電話並沒有成為他們緩解相思的有效方式,而成為了米謝勒遙控范倫蒂娜的工具。他無端的猜疑折磨著女友,毫無疑問,一定也深深地折磨著自己,而此時,電話無辜地成為了他的嫉妒心和佔有慾的投射,或者說電話冷漠地執行了他沒有由來的猜疑。這就是說,如果人心問題沒有解決的話,電話及跟其科技產品並不能順利地把我們交給幸福。

正是在基耶斯洛夫斯基深刻的悲觀中我們看到了卡夫卡的影子,卡夫卡說「所以的繩子都能夠將我絆倒」,「所有的障礙都可以將我打倒」,所以卡夫卡的意義不在於為世人提供一種可供借鑒的生命範式,而是為現代生存貢獻了一雙洞若觀火的眼睛,一雙看穿一切卻又迷惘茫然的眼睛。不過基耶斯洛夫斯基,這個電影世界的卡夫卡,比他的小說家前輩多出來的東西,就是拯救。

救贖是現代文學和電影的重要主題:想一想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與罰》,索尼婭對拉斯科爾尼科夫的精神救贖;想一想托爾斯泰的《復活》,聶赫留朵夫和瑪斯洛娃在西伯利亞流放路途完成的相互救贖;想一想基耶斯洛夫斯基的上一部電影《藍》,女音樂家在丈夫車禍逝世之後重新面對了生活的堅硬,重新丈量著自由的邊界,她正是通過對生命和自由的重新思考找回自我,完成一個女人的自我救贖。在《紅》中,破碎世界和孤獨命運其實內置了自我救贖的主題,而這個主題主要是通過老法官的故事來完成。在范倫蒂娜進入他的生活之前,他完全生活在生命孤獨的荒島中,對愛情、人際完全失去信心,在竊聽他人電話中完成對心靈黑暗的裁決,同時也把自己推進更深的深淵。他甚至連自己的狗也不關心了,范倫蒂娜如一根繩子落入了他已經乾枯、雜草叢生的心靈古井,順著范倫蒂娜搬運來的這一縷陽光,他心靈的硬殼被敲開一條曲折的細縫,他在講述自己故事的過程中寬赦了敵人,自己也被上帝所寬恕。(請注意電影00:34:47秒照進房子的陽光)

基耶斯洛夫斯基雖然借著《紅》面對了現代社會的博愛危機,但依然在更高的層面上皈依了上帝之愛。電影最後,沉淪的船既是對人類命運的隱喻,同時也是宗教得救之船--諾亞方舟的隱喻,信仰愛者可以得救,所以,范倫蒂娜就成了幸運的得救者之一。

如果人們對世界、對命運一無所知,那麼上帝就只是一個無知者的偶像,此時的信仰是很容易破碎的玻璃杯。基耶斯洛夫斯基呈現了一個深刻的悲觀主義者的信仰,在命運破碎的地方重新皈依上帝,這即或不讓人信服,也讓人感動。可是,依然是木心說的:信服裡面很少有感動,但感動里卻已經有了信服。所以,即或你認為基耶斯洛夫斯基缺乏對為何信仰的論證(信仰的精神命題從來就不可能通過論證靠近的),但你卻會因為感動而信任他。

順便說一句,基耶斯洛夫斯基常讓我想起陀思妥耶夫斯基,(後來才知道這個電影大師聲稱他並不愛電影,對他影響最深的四個人是:卡夫卡、陀思妥耶夫斯基、托馬斯?曼和加繆)那個終身被疾病和動蕩的命運折磨得奄奄一息天才,他說「人啊,請低下你高傲的頭顱」,這並不讓人覺得可悲,反而是閱盡滄桑之後謙卑;當他被命運咀嚼得像一塊失去味道和彈性的口香糖一樣粘著生活的鞋底時,他對上帝的皈依是不需要論證的。被侮辱的與被損害的人,依然抱著愛的哲學,就像看透一切破碎的基耶斯洛夫斯基,依然相信一種更高的完整一樣,你可以不信,但他結結實實地打動了你。

文章配圖來源:網路

【作者簡介】陳培浩,男,1980年出生,廣東潮州人,文學博士,現為韓山師範學院副教授,詩歌創研中心主任,新詩研究所所長。中國作家協會會員,廣東省文學院簽約作家、廣東省作協簽約評論家,入選2015年廣東特支人才計劃·青年文化英才,2015年廣東省優秀青年教師培養計劃。近年已在《文學評論》《當代作家評論》《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新文學史料》《文藝理論與批評》《南方文壇》《當代文壇》《文藝爭鳴》《中國文學研究》等重要學術刊物及《人民日報》《文藝報》等權威報紙發表論文幾十篇。論文多次被人大複印資料全文轉載。主持或參與省部級研究項目多項。已出版《迷舟擺渡——陳培浩詩歌評論集》《阮章競評傳》等著作。曾獲《當代作家評論》年度優秀論文獎、首屆廣東青年文學獎文學評論獎等獎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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