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阿瑟 隱士的比較
沈阿瑟｜隱士的比較
以筆者有限的閱讀所及，中國古代，有文字記載的最早隱士，叫許由。
那是在遠古美好的堯舜時代。堯帝在位的時候，聽說許由先生率領許姓的部落，在今天河北行唐縣一帶活動，人人都說許由這個人賢得不得了。堯帝一見到許由，便說自己在帝位上幹得太累，一定要傳位給許由。而許由則認為，這是對他的一種羞辱，堅決不同意，並堅決歸隱。許隱士還跑到潁水邊，去洗了他的耳朵，以把堯帝的「污穢」之言從自己的耳朵里清除。
不過，有關許由隱士的「光輝事迹」，看來只是一些傳說。寫書認真的司馬遷老師，在他著名的《史記·伯夷列傳》里，說到許隱士，也只有15字：
堯讓天下於許由，許由不受，恥之逃隱。
煩請注意，在這15個字之前，司馬遷用了「說者曰」三字，說明他也只是聽說而已。堯帝非但不謀求連任，而且要把在職的帝位心甘情願地立馬傳給許由老師，而許由也堅決不幹堅決歸隱，我認為，這事恐怕是後人所做一個托，並不靠譜。
同樣，歷史上的其它一些隱士，很多地方，均是值得懷疑的。
西漢的東方朔，本是一個不想干農活的人，好吃懶做。他冒險地採用下三流的手段，取得漢武帝的歡心，得以在武帝身邊拎夜壺。拎夜壺也就拎夜壺吧，無可厚非，但東方朔偏偏還要噁心，胡編亂造一些歪理來，說什麼「小隱隱於野，中隱隱於市，大隱隱於朝。」他的這種行為和作風，是庸俗的、徹頭徹尾的混世活命哲學，跟隱士沒有一毛錢的關係。
(東方)朔行殿中……時坐席中，酒酣，據地歌曰：「陸沉於俗，避世金馬門。宮殿中可以避世全身，何必深山之中，蒿廬之下。」（見《史記·滑稽列傳》---阿瑟注）
再說諸葛亮。《三國志?諸葛亮傳》里有「亮躬耕隴畝，好為梁父吟」的記載，再加上劉備三顧茅廬的說法，才給世人一種諸葛亮本不願意做官，是個真隱士的感覺。
其實這是一個錯覺。
當年諸葛亮父母過世得早，靠叔父養活的，後因其叔從衙門小官的位置上下崗，所以諸葛亮只能與弟妹幾個回到農村。南陽卧龍崗這個地方，只是名稱上的好聽，為糊口而面朝泥土背朝天，實在是沒有任何詩意的。所以，諸葛亮隱居鄉間耕種，維持生計，這種「隱士」生活，完全是不得已的。而且這《梁父吟》，其內容也是那時投廁朝廷以搏取功名利祿的老把戲。諸葛亮其實是一個急切要做官的人，以我愚見，筆者估計，三顧茅廬的故事如果屬實，這兩顧茅廬之後，諸葛亮一定看穿了劉備的心底，所以才會再賭一把，讓劉備最後再來茅房一次，其目的，就是虛抬身價，坑蒙蜀主而已。所以，諸葛亮實是個很善於偽裝的人，與隱士無關。
唐代大詩人李白就不一樣了，他明明白白地說「我要做官」，是個光明磊落的真漢子。他到處遊歷，希望結交朋友，他干謁社會名流，期望從而得到引薦，並以一舉登上高位，去實現自己的政治理想和抱負。經過十年漫遊後，才引起了唐玄宗的注意，玄宗朝他進京，李白總算供奉翰林。但好景不長，以他的這種不羈性格，必招人讒言，於是被排擠出京，只能作隱士了。「大道如青天，我獨不得出！」是他歸隱後的心聲，他的隱逸生涯，也算明明白白，沒有諸葛亮的下流。
明朝一個叫陳繼儒的傢伙，寫了本《小窗幽記》，也算千古奇書之一，他倒是一個生性不喜作官的人。從一生經歷看，他「屢被薦舉，堅辭不就」，長年隱居小崑山。
隱居，並不等於不與外交流，他朋友眾多，也有一些是身在官紳間的，大概因此，他遂為一些人所詬病。詬病者認為，隱士就要聲聞不彰，息影山林，而不應身在江海之上而心居指朝廷之下。清代乾隆間，有個叫蔣士銓的，寫了「翩然一隻雲間鶴，飛去飛來宰相衙」來諷刺他。在我看來，這個蔣士銓，似乎是自己也想隱居起來，也想學陳繼儒，以留名後世，可惜自家本事不足，嫉妒之餘，只能求點心理平衡罷了。
真正稱得上隱士的，要算北宋的林逋了。《宋史?隱逸傳上?林逋傳》里說「林逋字君復，杭州錢塘人。少孤，力學，不為章句。性恬淡好古，弗趨榮利，家貧衣食不足，晏如也」。你看，家裡窮得連穿衣吃飯均成問題，他還閑坐在那裡不幹活（晏如也），好在父母早已仙逝，自己也沒有娶老婆，所以沒有人可以管得了他。
於是他「初放游江、淮間，久之歸杭州，結廬西湖之孤山，二十年足不及城市」，在孤山二十年，連杭州市區也不去逛一下。怎麼回事呢？原來這老兄只以兩樣東西為樂：梅花和仙鶴，後人以「梅妻鶴子」美譽他正是洽如其分。
沈括在《夢溪筆談》里對林逋也有鮮活的記載：「林逋隱居杭州孤山，常畜兩鶴，縱之則飛入雲霄，盤旋久之，復入籠中。逋常泛小舟，游西湖諸寺。有客至逋所居，一童子出應門，延客坐，為開籠放鶴。良久，逋必棹小舟而歸。蓋常以鶴飛為驗也。」真是神仙一樣的日子，就連同為北宋的蘇軾，後來來到杭州，知道林逋的事迹，也深以不能與林逋生在同一時代為憾（林死後過9年，蘇東坡才在四川出生）。
林逋說「人生貴適志耳，志之所適，方為吾貴」，所以他對鄰居朋友勸他出仕為官、娶妻生子均是報以一笑，一心放浪於梅花和野鶴，「疏影橫斜水清淺，暗香浮動月黃昏」的千古絕唱，如果不是真正醉心於梅枝梅花，是寫不出來的。
閑雲野鶴般的生活，好是好，但林逋拿什麼吃飯？這個問題，其實對當年被迫歸隱的諸葛亮、李白、陳繼儒和林逋全是要面對的。經濟上不能獨立、不能自立，是中國古代文人才子的致命傷，因為當時社會基本是個純農業的社會，縱使終日勞作，在鄉村僻野幹個累死，也不一定能糊住嘴巴管好肚皮。有點小才中才大才的人，你不出仕做官，舍此道而想有逍遙自在的好日子過，對不起，沒門。
正是如此，如果劉備當年訪問諸葛亮兩次而第三次不去了，諸葛亮一定會後悔自己架子擺得太大了；李白晚期只能拿所積官資，喝喝劣質濁酒，錢用完，人也差不多了；陳繼儒「翩然一隻雲間鶴，飛去飛來宰相衙」，很可能是為他個人的畫展在拉贊助、求打賞。
而林逋有幸生在一個偉大的北宋，他在杭州的孤山搭個簡易房子，政府不收他土地出讓金（現在孤山的別墅，每平方米的房價，應在5萬？10萬？……）他在孤山種梅種菜，也沒有稅務機關向他收稅。據史書記載，林逋一個穩定的收入來源是出售梅樹的梅子，這個收益頗為不錯，所以他不但能負擔得起買米的錢、喝酒的錢，還能出錢僱傭一個童子呢。設想一下，如果林逋活在現在，估計要麼如一些文人一樣，趨炎附勢，謀個一官半職，要麼在鄉里終日苦力。舍此兩途，如果今日他再到杭州孤山來淡泊人生，一定會立馬碰壁，弄得不好，還可能跳西湖自殺呢。
2018年7月29日星期日，於浙江海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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