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維新派沒有密謀「圍園劫後」，六君子會被殺頭嗎？

文｜黃金生

1898年八月初三日7時至9時，譚嗣同夜訪袁世凱。譚對袁世凱說，當前形勢對皇帝大大不利。榮祿將於今年九月（農曆）天津閱兵時殺掉皇帝，要袁世凱八月初五（9月20日）到光緒皇帝處要硃諭一道，令其帶兵在天津殺掉榮祿。然後帶領手下兵馬入京，一半圍住頤和園，另一半守住宮門。

但是直到9月21日，慈禧太后還不知道康有為等人「圍園劫後」的密謀，給康有為定下的罪名也只是「結黨營私，莠言亂政」。抓捕康廣仁，也只是因為他是康有為的弟弟，受其牽連而已。直到9月24日（八月初九），才諭令譚嗣同等軍機四卿「先行革職，交步軍統領衙門拏解刑部治罪」。這也說明，如果「訓政」的直接來源是袁世凱「告密」，那決不會在三四天後再將譚嗣同同等「軍機四卿」革職拿辦。

《走向共和》中的康有為形象

八月初八，除逮問譚嗣同等人外，慈禧太后還採取了一系列對策：初九，將原定初十與光緒帝同回頤和園，改為十四日，時間又推遲4天。初十，發下諭旨：「朕躬自四月以來，屢有不適，調治日久，尚無大效。京外如有精通醫理之人，即著內外臣工切實保薦候旨。其現在外省者，即日馳送來京，毋稍延緩。」詔告天下，光緒帝從四月起即處於病中，有關政策皆是在病中決定的。同日，她電令榮祿來京，決心重組中樞，用其親信來控制軍機處。十三日，未加審訊就將譚嗣同、康廣仁、楊深秀、楊銳、林旭、劉光第等六人殘殺於菜市口，史稱「戊戌六君子」。其他維新派和參與新政的官員，如張蔭桓、陳寶箴、江標等人，有的被罷官，有的被放逐。政變之後，除京師大學堂被保留下來之外，其餘各種新政措施全部被取消。

顯然，慈禧太后是在初八日之後，已經了解到更多背後的密謀。其中，八月十四日「內閣奉硃諭」中有：「前日竟有糾約亂黨，謀圍頤和園，劫制皇太后及朕躬之事。幸經覺察，立破奸謀。」說明在誅殺六君子時，她已經知道了「圍園劫後」的密謀。事情的性質已經升級，並為此大開殺戒。那麼，她是通過什麼渠道獲得的消息呢？黃彰健在《戊戌變法史研究》中認為是袁世凱告密的內容通過榮祿在八日傳到太后那裡。這個推測在時間上說得通，雖然，茅海建先生也認同此觀點，但他查閱軍機處《早事檔》《隨手登記檔》等，皆無榮祿或楊崇伊的奏摺。但也並不能證明榮、楊沒有密折，因為該折也有可能未經內奏事處而到達慈禧太后手中，或者根本沒有奏摺，用書信、口信的方式轉達於慈禧太后。而馬勇則認為，事件的升級是因為抓捕康廣仁以及康有為門人、家丁後的審訊結果。通過他們交代的內容，一個驚天大案逐漸暴露，太后深為震驚，並採取了斷然措施。總之，正是康有為等擬定的所謂「救皇帝，救中國」的方案讓政變升級，不僅害死了六君子，也讓光緒帝稀里糊塗地裹挾進一場宮廷政變。

按馬忠文在《榮祿與晚清政局》一書中的時間表，榮祿初十日奉到電旨，十一日乘火車回京，十二日被召見，次日被任命為軍機大臣，同一天清廷就做出將楊銳等六君子「不審而誅」的決定。榮祿入京伊始，便以調和兩宮為責任，因為此前英日公使已對張蔭桓一案有過干預，難免再有外人干涉之事。更關鍵的是，一旦審訊過程中牽涉到皇帝，「不能為尊者諱」，後果不堪設想。榮祿的門人貽谷在十三日清晨上奏，請速定案，當屬榮祿示意。不審而殺六君子，是榮祿入樞後與慈禧共同商議採取的斷然措施。據此，至遲在十二日被召見時，榮祿已經將袁所述告知太后，並於康廣仁等供述相互印證。所以，即使袁世凱告密不是戊戌政變的發動原因，其扮演的也是「補刀」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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