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軾的得意之作都是喝醉後創作的？蘇軾最推崇王維，助其地位飛升

文 ｜ 黃薇

蘇軾《枯木怪石圖》

據說蘇軾書畫最得意之作，往往都是醉後手筆。元祐三年（1088），蘇東坡任主考官，李公麟、黃庭堅、張耒等都是他的下屬，陪他入闈閉關閱卷近兩個月，閑空無事，李公麟畫馬，蘇軾寫字，黃庭堅則寫些陰森的鬼詩，彼此講些奇異的神仙故事消磨時間。蘇軾平日「極不惜書，然不可乞。有乞書者，正色詰責之，或終不與一字」，這次被鎖禮部，「每來見過案上紙，不擇精粗，書遍乃已」。黃庭堅就透露蘇軾的酒量其實並不大，「性喜酒，然不過四五龠已爛醉，不辭謝而就卧。鼻鼾如雷，少焉蘇醒，落筆如風雨。雖謔弄皆有意味，真神仙中人。」

蘇軾長於行書與楷書，他的字肉豐骨勁，極少看到枯筆、飛白，筆圓而韻勝，後世稱其書法之美「淳古遒勁」「體度庄安」，有氣象雍裕的大家風度。他的畫作一大特點，便是將書法引入繪畫，借鑒書法用筆的規則法度。書法是線條的藝術，蘇軾曾寫過，文同習書甚久不見成功，後來一人獨行山徑，見二蛇相鬥，他從爭鬥的蛇的姿態動作獲取了靈感，把那種動作的矯健吸取於筆畫之中。同樣在繪畫中，其實也是線條組合形成的和諧律動，結構越單純，越容易表現律動美。他畫幾塊粗獷的岩石，幾枝竹子，逸筆草草，卻傳達出不盡的意味。黃庭堅評價他的一幅《枯木圖》：「作枯槎壽木，叢條斷山，筆力跌宕於風煙無人之境。」書畫同源，這也成為後來文人畫的獨特標誌。

蘇軾說自己：「吾書雖不甚佳，然出自新意，不踐古人，是一快也。」他酒後作畫，一揮而就，速度很快，這樣的畫法當然是「大抵寫意，不求形似」。蘇軾有首題詩，其中幾句反覆被人徵引：「論畫以形似，見於兒童鄰。賦詩必此詩，定知非詩人。詩畫本一律，天工與清新。」說的是論畫若只看形似，見識就如小兒一般。還有一則故事講，一日蘇軾用硃砂畫竹子，有人看了說，「世間哪有紅色的竹子？」蘇軾則反問道：「世間又哪有黑色的墨竹呢？」「善鑒者固當賞於驪黃之外。」物象形似的描摹，算不上繪畫的真實，畫家看似有悖常理畫一種非現實的存在，其實是在為心靈留影，超越驪黃牝牡的皮相真實，獲得一種內在精神的真實。

蘇軾在《又跋漢傑畫山二首》中第一次提出「士人畫」的概念，簡明扼要點出了其與院體畫、畫工畫的區別：「觀士人畫如閱天下馬，取其意氣所到，乃若畫工，往往只取鞭策皮毛，槽櫪芻秣，無一點俊發，看數尺許便倦。」也是強調「意氣」的重要性，即神韻、氣象，而非在細節的堆壘中打轉。寫意如不能率性揮灑，也難以發揮藝興。有次友人杜介帶來上好的紙張請蘇軾在上面寫字，提出了字要寫得不能超過某個尺寸，「其意不問工拙，但恐字大費紙，不能多耳」，蘇軾笑著問他：「我現在是不是在賣菜？」

唐代及唐以前普遍的觀點，大多還是認為繪畫的主要功能是再現。雖然唐代已經產生了一些為後世文人藝術家多次採納的題材，比如王維《輞川圖》關於田園的詩意表達，張璪的水墨樹石等，但官員和畫工在題材風格方面還沒有明顯分化。文人參與繪畫大約從東漢開始，比如有蔡邕、趙岐、張衡等，到了唐代，相當一部分藝術家躋身仕途。但他們對畫師身份不免還是帶著一種輕蔑。最著名的例子是閻立本，《新唐書》記載太宗朝，他已官至主爵郎中，某天太宗和侍從朝臣在春苑池中划船賦詩，忽見珍禽異鳥隨波起伏，於是就讓人喊閻立本過來寫生作畫。閻立本趴在池邊研磨顏料，吸吮筆尖，畫起畫來，但看著同僚們卻在船上愜意地喝酒吟詩，他羞惱得冷汗直流，回到家中，氣得告誡兒子，你們以後千萬不要學畫了！這便是典故「立本羞」的由來。

在蘇軾看來，文人藝術家繪畫的宗旨自然不同於職業畫家。他讚揚山水畫家朱象先，「能文而不求舉，善畫而不求售，文以達吾意而已，以其不求售也，故得之自然」。文同作為畫家名聲很大，拿著縑素來求畫的人絡繹不絕，他反應激烈，「厭之，投諸地而罵曰：『吾將以此為襪。』」蘇軾後來在徐州（古稱彭城）當官，文同還寫信和他調侃，說讓求畫的人都找蘇軾去，「近語士大夫：『吾墨竹一派，近在彭城，可往求之。』襪材當萃於子矣。」

文藝評論家蘇軾，沒寫過專門的藝術論著，留下了約157首題畫詩以及散見的若干精短論述。他對兩個人極為崇敬推崇，一個是陶淵明，一個是王維，將兩者在文學史和畫史上的地位都大大提高了。王維在唐代以詩名盛於時，時人對其畫的評價不過屬於二流的「妙品」，但蘇軾認為王維的畫更勝過「畫聖」吳道子，「吳生雖妙絕，猶以畫工論。摩詰得之於象外，有如仙翩謝籠樊」；「味摩詰之詩，詩中有畫；觀摩詰之畫，畫中有詩」，更是成為對王維詩畫的定調之論，直接影響了明代董其昌將王維追認為「南畫」即文人畫之祖。

蘇軾推崇王維，也是稱讚他的畫外之意。他進一步論到藝術創造過程時，有段總結性的言論：「余嘗論畫，以為人合宮室器用皆有常形；至於山石竹木水波煙雲，雖無常形，而有常理。常形之失，人皆知之；常理之不當，雖曉畫者有不知。……世之工人，或能曲盡其形，而至於其理，非高人逸士不能辨……」到北宋，中國繪畫的題材已然齊備，蘇軾把畫題歸為兩類：一類如人物、禽獸、建築、器用，這是「常形」的；另一類如山石、竹木、水波、煙雲，這是無「常形」而有「常理」的。「理」關乎內心與宇宙，概括起來說相當於「自然的法則」或「萬物的內在精神」。蘇軾對士大夫們參與繪事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畫的是精神，而不是外在。

蘇軾並非絕對排斥形似，他的文字中記錄過畫家黃筌畫飛雀「頸足皆展」的錯誤，也下過寫實的功夫，曾為蘭陵胡世將畫蟹，「瑣屑毛介，曲畏芒縷，無不備具」，但最終的旨趣不會以描摹破壞「常理」。所以他最喜歡也畫得最多的，仍是山石竹木，在並不複雜的題材變化出新，最終「我手寫我心」。在為文同所寫的《墨君堂記》中，蘇軾描寫竹子的特徵：「風雪凌厲以觀其操，崖石犖确以致其節。得志，遂茂而不驕；不得志，瘁瘠而不辱。群居不倚，獨立不懼。」畫的是竹，更是對一種理想人格的期許。

文人畫不斷從技術中解放出來，把文學和人的格調情趣加進去，甚至讓畫變為一種象徵主義。中國繪畫歷來可分山水、花鳥、人物三門，文人畫並不與之並列，而各有交集。它並不代表一種統一的藝術風格，而可看作是一面品性的鏡子，形成了獨具特色的藝術體系。

喜歡這篇文章嗎？立刻分享出去讓更多人知道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