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標始終如一」 ——我的學術道路回顧

最新 07-29

【作者簡介】

謝天振，教授，上海外國語大學高級翻譯學院翻譯研究所所長，比較文學暨翻譯學專業博士生導師，中國比較文學終身成就獎獲得者，國際知名比較文學家暨翻譯理論家。兼任《中國比較文學》季刊主編，《東方翻譯》雙月刊執行主編，《中國翻譯》編委。同時受聘為北大、復旦、上海交大等十餘所國內著名高校的兼職教授或客座教授。自1986年起，先後任香港中文大學英文系、翻譯系、浸會大學英文系、加拿大阿爾貝塔大學比較文學系、俄羅斯莫斯科大學亞非學院等校高級訪問學者，目前作為廣西民族大學相思湖講席教授在該校招收並指導比較文學翻譯學專業博士生。

主要編、譯、著作有：專著《譯介學》、《翻譯研究新視野》、《譯介學導論》、《中西翻譯簡史》(合作)、《中國現代翻譯文學史(1898―1949)》（主編），個人論文集《比較文學與翻譯研究》、《隱身與現身—從傳統譯論到現代譯論》、《超越文本超越翻譯》，個人學術散文集《海上譯譚》、《海上雜談》，理論譯著《比較文學引論》、《當代國外翻譯理論導讀》等。

「目標始終如一」

——我的學術道路回顧

（本文發表在《當代外語研究》2013年第11期，第1-5+82頁。經作者與期刊授權由「外國文學文藝研究」微信公眾號推出。）

我從小喜歡文學，少年時還曾夢想成為一名作家，所以1962年高中畢業報考大學時填寫的第一志願就是復旦大學中文系。然而或許是因為高考的分數不夠格吧，最終被上海外國語學院(現上海外國語大學)的俄語系錄取了。初入上外，一年級時那種嚴格的語音訓練和辭彙、語法教學讓我感覺很枯燥乏味，甚至一度萌生退學的念頭。但是升入二年級後，我遇到了一位極其優秀的俄語教師——上外俄語一、二年級教材的主編倪波教授。倪波教授見我比較好學，也有點悟性，於是每星期專門抽出一、兩個晚上單獨輔導我直接閱讀俄語原版名著屠格涅夫的長篇小說《貴族之家》。一個學期下來，這部小說還有一個尾巴沒讀完，但我閱讀原著的水平卻得到明顯的長進。從此我每個學期都能輕鬆地讀完三、五部俄語原版長篇小說。倘徉在充滿魅力的俄羅斯文學名著的海洋中，我不僅打消了退學的念頭，更是深深地愛上了俄語專業，我的專業水平也一下子躍居全年級的最前列。

然而1966年6月初，正當我們這一屆學生還差一個月就要畢業之際，文革開始了，全校所有的課全部停止，學生不用上課，教師也不用教書，整天就是寫大字報，看大字報，開批鬥會。先是批「反動學術權威」，上外第一個被貼大字報、被「揪出來」批鬥的就是著名的喬叟研究專家和陶(淵明)詩英譯專家方重教授。但是隨著「文革」的一步步發展，運動的矛頭指向了黨內的「走資派」，校黨委被「靠邊」了，有序的組織也就不復存在了，教師和學生都分裂成了兩大派:造反派和保皇派。造反派多為幹部子弟和工農家庭出身的學生，保皇派則多為學生幹部，尤其是黨員幹部，像我這樣一些家庭出身不「硬」的學生(教師也同樣),就只能作壁上觀，天天看看大字報，或至多跟在某一派的後面，表明自己還是積极參加「文化大革命」的，以免日後落個「不積极參加運動」的畢業鑒定，影響今後的前途。好在這時已經開始了全國性的所謂「革命大串連」，我與幾個同學相約擠上了一輛北上的火車，開始了我有生以來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的不買一張車票卻能走遍全國各地的「旅行」(確切地講是串連)。不過我也只是到了天津、哈爾濱、北京和廣州幾個地方。在廣州時我的錢包在公交車上被偷，只好無奈地返回上海。

對我來說，文革中倒是有一個很實在的收穫，那就是利用文革中特有的空閑時間，自學了另一門外語——英語。當年我們在從大學二年級升入三年級時，只有部分成績比較好的學生才有資格選修第二外語。當時大部分選修二外的同學都選學英語，只有七、八個同學選修德語。我們幾個人的想法是，要學英語以後有的是機會，但要學德語的話，機會恐怕就不那麼多了。文革進入第二年，黨委已經被打倒，造反派忙著奪權、分權，我們這些普通學生基本上沒有人管，既不要上課，也不用上班，自己想做什麼就做什麼，被稱作「逍遙派」。於是從1967年秋天起，我和英語系的一個同學開始相互教對方外語：他教我英語，我教他俄語。

說是教外語，但對於已經有了兩門外語基礎的我們倆來說，其實都不用怎麼教：同學花了幾天時間把英語的國際音標教會我，然後扔給我四冊許國璋英語教科書，就讓我自己去學了。我對他也同樣：把33個俄語字母的發音教會他後，也讓他自己去看教科書。那時我們的記憶力好，時間又充分——一天可以花十幾個小時不中斷地學習。另外，我還有一套與眾不同的學習方法：學第一冊時先不做課文後面的練習，只求記住單詞和片語，把課文看懂，然後在學下一冊時再回過頭來做前一冊課文後的練習，這時的練習就顯得很容易，所以學習的進度很快。我記得我學許國璋英語第一冊只花了19天時間，第二冊只花了17天時間，全部四冊學完總共花了三個月。三個月後，我的一個朋友正好手頭有一本蘇聯出版的福爾摩斯探案英語簡寫本，我借來一看，哇，竟然可以看得懂了！(當然個別疑難句子還要依靠俄文註解)我非常興奮。當時我當然不可能預見到，正是靠了這三個月時間裡打下的英語基礎，我後來竟然做了整整十一年的中學英語教師；也正是靠了這三個月時間裡打下的英語基礎，我後來還獲得機會，到加拿大阿爾貝塔大學比較文學系做了半年的高級訪問學者，甚至還出席了多次國際會議。不過，這都是後話了。

1968年4月，我們終於可以畢業分配工作了。不無巧合的是，正如在報考大學時所預料的那樣，我被分配在上海的一所中學裡做外語教師——教英語。大學生涯結束了，我告別哺育了我差不多六年的上海外語學院。不過，這只是暫時的告別。1979年，在恢復研究生考試的第二年，我通過研究生考試又回到了上外，並於畢業後一直工作到現在。

我走上比較文學的道路從表面看似乎有點偶然，因我大學本科專業是俄語；然而從深層看卻又有一點必然性，因為我對文學一直有一種深深的愛。

上世紀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我正在上外師從廖鴻鈞教授攻讀俄蘇文學碩士學位。一天在翻閱當時還屬於「內部發行」的《外國文學動態》雜誌時，一則學術報道吸引了我的注意。該報道說有一位美國學者李達三 ( John Deeney ) 在北京做了一場學術講座，此人的身份是「比較文學教授」。「比較文學？什麼是比較文學？」這則報道激起了我強烈的好奇心，我於是遍翻當時可以找得到的工具書，但都沒有對「比較文學」的介紹。與我同宿舍的英美文學專業的研究生見我對比較文學如此好奇，便對我說，他可以幫我去問問他們的外籍專家，此人是美國文學專家和文學理論家，也許知道。結果那位美國教授借了一本書給我，說，這上面就有關於比較文學的內容。這本書就是後來在中國流傳甚廣的韋勒克與沃倫合著的《文學理論》，該書第二章的標題赫然就是：「民族文學、比較文學和總體文學」。

借得韋勒克與沃倫的《文學理論》後，我如獲至寶，回來後就一遍又一遍地用心研讀。接著，結合自己的心得體會以及收集到的有關材料，寫了一篇《比較文學漫談》，發表在1980年的《譯林》雜誌上。這也是當時國內報刊雜誌上繼周偉明、季羨林兩位先生之後倡導比較文學研究的第三篇文章。之後不久，我研究生畢業留校工作，學校根據我的意願，把我分配在剛剛建立不久的外國語言文學研究所。

新成立的上外外國語言文學研究所首任所長即是著名的喬叟專家、陶(淵明)詩英譯專家方重教授，但主持研究所科研、教學等日常工作的是時任常務副所長的廖鴻鈞教授。廖先生以其敏銳的學術眼光察覺到比較文學這門當時在中國還剛剛冒尖的新興學科的無限發展前景，所以當機立斷，把比較文學立為上外新組建的外國語言文學研究所的主攻對象，並主持編輯出版了一本內刊《外國文學與比較文學》。我留校工作以後，他即任命我負責籌辦一本可以公開出版的比較文學雜誌——《中國比較文學》。

籌辦國內第一本專門的比較文學雜誌，對我這樣一個剛剛走上學術道路的青年學子來說，是一個極富挑戰性的任務，壓力很大。好在當時一批學界前輩對此事都非常關心，並給予了極其熱情的支持。季羨林先生欣然應邀出任雜誌主編，他還點名邀請李賦寧、楊周翰兩位教授出任雜誌的編委，兩位教授也欣然從命。接著，我又去拜見了中國社科院外國文學研究所的馮至、葉水夫教授、文學研究所的唐弢教授和北外的王佐良教授，同樣得到非常熱情的支持，並決定由葉水夫、楊絳、唐弢、王佐良、周珏良教授出任《中國比較文學》雜誌的編委。在南京，我分別拜訪了范存忠先生和趙瑞蕻教授。趙先生也表示很高興，願意擔任即將創刊的《中國比較文學》雜誌的編委，還送我一本他剛剛出版的詩集。在上海，籌辦雜誌的事也進行得非常順利：施蟄存先生和方重先生應邀出任副主編，復旦大學的賈植芳先生和林秀清先生應邀出任編委。廖先生和華東師大的倪蕊琴教授不僅出任編委，還直接參与並指導雜誌具體的編輯工作。

同時應邀出任《中國比較文學》雜誌首屆編委的還有天津南開大學的聖經文學專家朱維之教授。朱先生於1983年6月，聯合天津師大、天津外國語學院、以及天津外國文學學會等多家單位，舉辦了具有開創性意義的第一次全國性的比較文學學術研討會，為比較文學在中國大陸的重新崛起，同時也為新時期中國比較文學學術隊伍的組建作出了重要貢獻。對我個人而言這次會議也同樣意義重大，因為正是在這次會議上，我認識了孫景堯、盧康華、劉象愚、曹順慶、楊恆達、劉介民、張隆溪等一批中青年學者，並與他們結下了深厚的友誼。在之後的將近30年的時間裡，我在編輯《中國比較文學》雜誌時就一直得到他們的全力支持。

1984年11月，時任暨南大學中文系主任的饒芃子教授主辦了第二次全國性的比較文學會議。這次會議是對剛剛崛起的中國比較文學一次有力的促進和推動，同時也是我個人早期比較文學生涯中濃重的一筆：我與時稱中國比較文學界「南饒北樂」的兩位「老太太」結下了終身的「忘年之交」，從而對我的比較文學之路也產生了深遠的影響。(「老太太」之說是目前我們幾個熟人小圈子內對饒芃子、樂黛雲兩位教授的戲稱，其實那時她們倆都還非常年輕。)

其實在這次會議之前，我對饒教授並不怎麼了解。她主要從事文藝學研究，而我對文藝學所知不多。在暨大開會期間的一個晚上，她專門邀請樂黛雲、林秀清教授和我上她家去喝咖啡,並徵求我們對在暨大發展比較文學學科的看法。雖然只是短短一個晚上的交談，但饒先生富有文學情趣的談吐、對學科建設清晰的發展思路(她那時已經提出了發展比較文藝學的設想)，以及不經意間所流露出來的高雅脫俗的生活品味，都令我非常欣賞，也非常敬佩。

與此同時，我在這次會上也拜識了心儀已久的樂黛雲教授。在此之前，我已經不止一次地研讀過她為《中國大百科辭典》撰寫的「比較文學」詞條，對她已經留有深刻印象。而這次在會上親耳聆聽樂先生的發言，那印象就不止是深刻了。樂先生的發言所展示出來的開闊的學術視野、豐富的學術信息、深刻的學術觀點，再加上她極富感染力的話語和笑容，立刻征服了所有在場聽眾的心。當時樂先生還兼任深圳大學中文系的系主任和比較文學研究所所長的職務，在暨大會議結束後，她熱情邀請我和林秀清教授、還有李希凡先生，一起到深圳大學小住，順便參觀參觀深圳這座新興城市。這是我和樂先生近距離接觸、直接交往的開始。自那時起至今差不多已經有30年的時間了，與樂先生交往、談話的次數可謂不計其數，談過些什麼話也已經記不具體，但有一點我卻是記得清清楚楚，那就是樂先生與我的每一次談話，都離不開比較文學：或是談比較文學的學科建設，或是談比較文學學會的活動，或是談如何與國際比較文學對話，等等。

創辦並編輯《中國比較文學》雜誌、審閱來稿來信等，佔去了我大量的時間與精力，但與此同時也給我創造了與國內一流學者當面接觸的機會。在與他們直接頻繁的交往中我汲取到了豐富的學術營養，捕獲到了最前沿的學術信息，而為了編好雜誌，我就必須大量閱讀國內外與比較文學有關的論著，以掌握比較文學的最新動態。這一時期我發表了關於蘇聯、東歐、我國港台比較文學研究的系列論文，同時還為「中國百科年鑒」每年撰寫一篇評述當年國內比較文學研究現狀的文章，所有這一切大大地提升了我的比較文學研究能力，也為我日後的比較文學研究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對我的比較文學研究生涯、尤其是對我的譯介學研究有著更直接、更深遠影響的當然是賈植芳先生。我曾在一次學術訪談中談到：「因為創辦雜誌的緣故，我拜識了賈植芳先生，這對我的學術生涯是個關鍵的轉折。1985年，我陪賈先生參加香港中文大學舉辦的國際比較文學會議,從此與賈先生結下不解之緣。經過賈先生，我又認識了章培恆先生、吳中傑先生,以及陳思和教授等。賈先生的人格魅力和學術視野，使我受到深深的感染，也調動了我潛在的積極性。賈先生一直倡導現代知識分子不僅要讀書、教書，而且要寫書、譯書和編書。這對我都有很大的觸動，激發了我身上一些內在的東西。我對翻譯有興趣，文革中無償無名地為上海譯文出版社翻譯過一百多萬字的內部資料，文革後也發表了一些中短篇譯作，之後又培養起自己的比較文學的學科意識。在中國比較文學學科剛剛興起之時，我就注意在其中尋找自己的研究領域和研究方向。很自然，我就把翻譯研究列為自己的主攻方向，於是我就開始從比較文學的角度思考翻譯問題」。事實上，我有關譯介學的一系列論文中有不少就是在賈先生的書房裡和他家的飯桌上閑談間萌生最初的想法而慢慢醞釀成熟的。

當時陳思和與王曉明兩人正在為《上海文論》主持一個「重寫文學史」的專欄，在國內學術界產生了很大的影響。思和知道我對翻譯在中國文學史上的地位問題有些自己的思考，同時他也認為中國文學史應該關注翻譯的問題，於是邀請我為他們的專欄寫一篇文章，這就是《為「棄兒」尋找歸宿——論翻譯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的地位》一文的緣起。

文章發表後也引起了較大的反響，但在引來一片讚賞聲的同時也招來不少質疑聲。為此,我又連續發表了《翻譯文學史:挑戰與前景》、《翻譯文學當然是中國文學的組成部分》、《論文學翻譯的創造性叛逆》、《翻譯文學——爭取承認的文學》等十餘篇論文。然而儘管如此，仍有不少人心存疑惑：「翻譯文學明明是外國文學,怎麼一下子成為中國文學了呢？」還有人覺得，翻譯就是要講究忠實，怎麼可以提「創造性叛逆」呢？種種質疑之聲不一而足。針對這種情況，我決定寫一本專著全面深入地論述翻譯和翻譯文學的問題，並把專著的書名取名為《譯介學》。

《譯介學》很快就列入了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的出版計劃。正當我全力以赴投入《譯介學》的寫作之中時，卻意外地獲得了一個由加拿大政府資助的赴加拿大阿爾貝塔大學比較文學系做半年高級訪問學者的機會。此行的項目任務是考察加拿大的比較文學研究，並在回國後寫成論文在國內重要刊物上發表，這個任務於我來說並不算困難，這樣我在考察之餘便贏得了較多的時間和精力收集和閱讀其他相關的文獻，包括與翻譯研究有關的文獻。正是在這段時間裡我接觸到了大量的第一手的當代西方的翻譯理論文獻，尤其是反映當代西方翻譯研究文化轉向的理論文獻，使我對當代西方翻譯理論有了比較全面而又深刻的認識，也為我日後主編《當代國外翻譯理論導讀》一書奠定了基礎。

我相信我是國內學術界少數幾個最早接觸到並發現當代西方翻譯研究文化轉向動態的學者之一，這當然要歸功於我的比較文學學科背景。眾所周知，比較文學的研究特點是立足點高，高屋建瓴，涵蓋面廣，跨學科、跨語言、跨民族、跨文化。多年的比較文學研究不僅大大拓展了我的學術視野，更加深了我對某些特定領域的認識，其中就包括翻譯研究。我很難形容最初讀到霍爾姆斯 ( James S Holmes ) 的《文學翻譯和翻譯研究論文集》、勒菲弗爾 ( André Lefevere ) 的《文學理論與翻譯文學》、當時剛剛發表的埃文-佐哈 ( Itamar Even-Zohar ) 的《多元系統論》和《翻譯文學在文學多元系統中的位置》, 以及圖裡 ( Gideon Toury ) 的論文集《翻譯理論探索》、蘇珊·巴斯奈特的專著《翻譯研究》等著述時的激動興奮之情，因為我從這些著述中清晰地感覺到他們的觀點與我此前一直在孜孜求索和積極闡述的一些觀點不謀而合。在加拿大半年的訪學使我看到了此前我所進行的翻譯研究的譯學價值，並進一步確信，我的《譯介學》寫作及其學術理念與當代國際譯學界的前沿學術研究正好一致，異曲而同工，而之前我只注意到我的研究中的比較文學價值。所以可以這麼說，加拿大之行還堅定了我的譯學研究的道路。

因此，從加拿大回來以後，在完成了專著《譯介學》的撰寫以後，我有意比以前更多地參與到國內譯學界的活動，並積極發表個人的意見，儘管我的觀點會引起一些人的激烈反對。我覺得，我們在譯學理論認識上比西方「遲」了一、二十年,並不要緊。更何況承認在翻譯理論研究的認識上比西方「遲」，並不就意味著西方的認識全是正確的，我們都得照搬。我認為，當前國內翻譯界最重要的事情是要實現譯學觀念的現代化轉向，正確處理翻譯理論與實踐的關係，儘快擺脫「匠人之見」——不要因為建造過幾間茅草屋或小樓房，便自以為是建築大師，自以為最有發言權，而對國內外的建築理論不屑一顧，甚至嗤之以鼻，視為「空談」。現在很有必要提醒我們國內翻譯界的同行們，正視國際譯學界的有關進展，調整心態，認真研究，切實建設發展我們自己的譯學理論、譯學事業, 才是當務之急。

在這樣的思想指導下，我發表了一系列觀點鮮明的論文——《國內翻譯界在翻譯研究和翻譯理論認識上的誤區》、《論譯學觀念現代化》、《翻譯本體研究與翻譯研究本體》等,推出了我的個人專著《翻譯研究新視野》、《譯介學導論》、《比較文學與翻譯研究》、《隱身與現身——從傳統譯論到現代譯論》、《譯介學》(增訂本)等，主編或合作出版了《中國現代翻譯文學史(1898-1949)》、《20世紀中國外國文學翻譯史》、《中西翻譯簡史》、《簡明中西翻譯史》等。今年年初我還出版了一本關於翻譯和翻譯研究的學術散文隨筆選集《海上譯譚》，出版後也很受歡迎，據說目前已經脫銷了。與此同時我還每年編選一本年度翻譯文學作品選，作為《21世紀中國文學大系》中的一卷。從2001年起，我總共編了11年，讓翻譯文學在中國文學中找到了它的位置。通過這些論文和專著，我進一步全面闡述了自己的譯介學思想，論述了翻譯文學的國別歸屬問題，分析了翻譯文學史與文學翻譯史的區別，探討了譯介學研究的發展前景與廣闊空間，從而在國內外學術界引起較為強烈的反響。讓我感到特別欣慰的是，最近一、二十年來,有越來越多的專家學者和碩、博士生運用譯介學的理論視角展開他們的研究和撰寫學位論文，並取得不俗的成績。譯介學研究也引起了我國國家層面相關社科領導部門的重視，譬如他們在制訂國家課題指南時，把譯介學與「馬列文論與當代外國文論」等同時列為2006年外國文學課題指南中的八大課題之一，在制訂「十一五國家哲社規劃」時，又把譯介學與「外國文學學科理論創新」、「西方當代文學思潮與外國文學若干前沿問題」等課題同時列為「規劃」的內容。

4. 幾點感悟與體會

回顧自己三十多年的學術道路，我覺得我有幾點感悟與體會可以與我的同行、尤其是青年同行們進行交流。

首先是「目標始終如一」。這句話是馬克思在回答他女兒「你最信奉的人生格言是什麼」時說的，我是在讀大學本科時讀《馬克思的青年時代》一書或其他相關文章時讀到的，從此這句話就深深地留存在我的腦海里。今天當我回顧自己走過的學術道路乃至人生道路時，我發覺這句話一直在或隱或顯地指引著我的行動。

上世紀七十年代末我報考上外研究生時，發覺沒有文學專業後就毅然決定放棄報考，背後的動機就是因為我的目標是文學。當時我如果就報考語言學專業的話，很有可能也能考上。如果那樣的話，儘管我也有可能在語言學研究領域裡寫出幾篇文章，甚至也能寫出幾本專著，但肯定不可能取得我在比較文學和譯介學領域那樣的成績。

上世紀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上半期國內出國熱、經商熱非常盛行，見面第一句話經常是「你還沒出(國)去啊？」或是「你怎麼不『下海』？」說實話，出國熱時我也曾動過心，但很快就安下心來做自己的學問。而面對經商熱，我則絲毫未為它所動。當年也曾有一位與我們夫婦倆都很熟悉的朋友對我太太說，「讓你天振去從商呀，他腦子活，一定能發財的」。我回答說，我這個人缺乏對財富的追求欲，小富即安，發不了財的。如今當年出國的一些朋友經常回國與我聚會，他們中多數人早已改行，為了能在異國他鄉生存，他們不得不從事與他們的專業(更遑論興趣)無關的職業。少數人能在高校謀得教職算是大幸，然而能取得突出成績而躋身當地主流學術界的人卻是屈指可數。他們在了解了我在國內的情況後都認為我當初選擇留在國內是正確的。當年下海從商的人中倒也確實有人發了財的，住進了豪宅，開著名車，但我對他們一點都不眼紅。我還是享受我自己目前的狀態，我覺得教書、做學術研究更能體現我自己的人生價值，並讓我有一種成就感。看到我的論著發表出版後贏得了熱烈的反響、看到自己做講座時聽眾席上那一雙雙因與我共鳴而閃亮的眼光，或是看見指導過的學生如今一個個成長為優秀的學者，我所感受到的那種快樂是無法用金錢計算的，也是用金錢所買不到的。

其次是「學術面目要清」。我常跟學生說，在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的中國，極左思潮盛行，那時考察一個人最重要的是看他「政治面目」是否「清」。如果畢業時組織上給的鑒定意見中有「政治面目不清」的字樣，那今後可要倒大霉了。現在做學問，我們要講究「學術面目清」，人家一看到你的名字就知道你是幹什麼的，那你就算是在學術界基本立起來了。

在這方面，我也有一個切身體會的例子。上面提到我在1991年初意外地獲得了一個赴加拿大做半年高級訪問學者的機會。那個機會的獲得，就跟此事有關。當時我的赴加訪學的申請報告提交上去被有關專家委員會審查時，委員會裡國家教委(即現在的教育部)的代表提出，上外已經有人獲得了赴加拿大訪學的名額，且那人是英語專業出身，而我是俄語專業出身。考慮到這兩個因素，他建議不批准我的申請。而委員會的主任、加拿大駐華大使館的教育參贊卻表示要把這個機會給我，至於我的俄語出身問題，她表示可以專門到上海來對我進行面試。我後來得知，這位教育參贊之所以如此堅持要把這個機會給我，就得歸功於我的學術面目清。因為我在我提交的申請報告中，前期研究成果一欄中，填寫了我研究蘇聯、東歐、港台比較文學研究的系列論文，同時還填寫了每年給中國百科年鑒撰寫關於國內比較文學研究的年度述評文章，這些都與我申請前去加拿大訪學的目標「考察加拿大的比較文學研究」一致，並讓這位參贊確信我是專門研究國別和地區比較文學的，也是有能力完成這一課題任務的。後來這位參贊真的飛到上海來親自對我進行英語面試，我圓滿地回答了她的所有問題後，也終於如願獲得了赴加拿大訪學的機會。

「學術面目要清」的內涵與上述「目標始終如一」其實也是相通的。「學術面目要清」不是做給人家看的，也是對自己的要求，即要求自己樹立起明確的學術目標，終生堅持不懈地努力追求，那就一定會成功。有的人做學問也趕時髦，今天流行什麼理論,便做什麼理論文章，明天流行另一派理論了，又趕著寫另一派的理論文章。這樣的人表面看去倒也發表了不少文章，但別人始終搞不清他究竟是做什麼的。那他也就不可能有大的作為。

再次，也是許多前輩學者所教導過的，做學問要耐得住寂寞，要捨得花死功夫，儘可能全面地佔有與你的研究相關的資料。上世紀九十年代，那時國內的資料沒有現今那麼多，更沒有現在這樣方便的資料獲取渠道。那時我每次出國必逛書店，凡看到與我的研究相關的著述也必定不計代價買下帶回。我今年已屆古稀之年了，但仍堅持每天在辦公室看書寫作，包括星期六、星期天，除非出差去外地，幾十年來一直如此。我覺得一個人在辦公室里容易集中思想，容易思考問題，工作效率也高。不過這因每個人的習慣而異，不必強求一致。

最後，做學問也要提倡一種奉獻精神，不能太急功近利。我在文革中曾經為譯文出版社無名無償地翻譯了一百多萬字的內部資料，儘管無名無償，其實我還是有所收穫的，那就是翻譯能力得到了鍛煉和提升，文字修養也得到了提升。我在研究生畢業後長期擔任雜誌的編輯，出任學會的秘書長，這些工作都需要大量的時間和精力的付出，卻並無任何看得見的所謂回報。不過我仍然樂此不疲，因為做編輯讓我了解到了學界最新的學術動態，秘書長工作讓我與許多學者接觸，我有了向他們當面請教學習的機會，這些對我的成長都很有好處。現在有些年青人，缺乏奉獻精神，甚至到了「拔一毛利天下而不為也」的地步。這樣的年青人，看似精明，實質愚蠢，因為他因此而失去了許多學習和鍛煉成長的機會。

學問之道，實在很深，儘管我追求學問幾十年，箇中滋味其實也只是嘗到了淺淺的一點點，因此在這裡不敢說與大家「分享」經驗，只是做了一個很膚淺的彙報而已，希望獲得大家的批評指正。

1. 本文轉自公眾號「當代外語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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