輿論認為，他們以別人的苦難謀生，還以別人的苦難獲得榮譽

24年前的今天，1994年7月27日，在南非東北部城市約翰內斯堡，攝影師凱文·卡特（Kevin Carter）被人發現在他的小紅汽車內用一氧化碳自殺身亡，終年33歲。

凱文·卡特是誰？他就是20世紀最受爭議的照片之一《飢餓的蘇丹》的作者。

《飢餓的蘇丹》（1993）。

《飢餓的蘇丹》攝於1993年的蘇丹。一個飢餓的蘇丹女童跪倒在地，兀鷹站立在她後方虎視眈眈，好像是在伺機獵食女孩。當時，蘇丹戰亂頻繁，同時還發生了大饑荒。次年，《飢餓的蘇丹》獲得普利策獎。然而，凱文·卡特很快遭遇大規模的批判和質疑。

「你看這自私的、不關心民眾的媒體和記者，踩在小女孩的屍體上得了普利策獎。」

不過，普利策獎評委認為他沒有做錯，「照片有注釋，提示會有人來幫助這個小女孩，給人的感覺小女孩不是獨自一人在荒無人煙的沙漠里……小女孩的手上有一個環，說明她當時受著人道保護。」多年後的2011年，西班牙的《世界報》刊文提出，如果人們仔細觀察這幅高解析度圖片，可以看到幼童右手戴著一隻塑料圈，上面寫有T3字樣，那是聯合國食品供應站發放的。

凱文·卡特（1960年9月13日 - 1994年7月27日）生前和他的小屋。

然而，斯人已逝。凱文·卡特在道德審判高壓下選擇了自殺。警察在他的車內找到一張紙條：「真的，真的對不起大家，生活的痛苦遠遠超過了歡樂的程度。」而根據事後他人回憶，凱文·卡特生前的生活窘迫，糟糕的時候甚至付不起房租，雖得了普利策獎，但並沒為他帶來經濟上的改善，加之好友肯在採訪現場中彈身亡，這些都可能促使他走向自殺。而作為一位戰地攝影記者，工作上所目睹的的現實和事實，更是加重了他的焦慮。他和同行比大多數人更接近這個世界的黑暗。

作者 | 風小楊

理想主義者凱文·卡特與「槍聲俱樂部」

凱文·卡特似乎天生是一個理想主義者。他出生的1960年，正是曼德拉的非洲國會被禁的時候，他出生的南非，正是非洲的民族主義運動如火如荼的地方。但凱文並不屬於南非的統治階層阿非利卡人（荷蘭人在南部非洲的後裔，舊稱「布爾人」），他的父母是英國移民。他們居住在約翰內斯堡的教區帕克摩爾，當南非實行種族隔離制度的時候，他們選擇了接受。

當時在南非，公共場合的「僅限白人使用」告示牌。人口被根據種族分為四大群體：黑人、白人、印度人和有色人種。

同許多那個時代的同齡人一樣，凱文很快就開始公開質疑該政策。他的母親曾回憶道：「警察過去總是因為黑人沒有帶通行證而逮捕他們。他們對黑人非常不好，我們也無能為力。但凱文對此感到非常憤怒，還和他爸爸爭執，『為什麼我們不能做些什麼呢？我們為什麼不能吼那些警察呢？』」反抗的種子在凱文的內心裡不斷發芽壯大。少年時，凱文夢想成為一名賽車手，後來，他進入了南非國防軍。在那裡，凱文發現種族歧視現象更加嚴重，他因為支持黑人而受到其他白人士兵的攻擊。1980年，他離開軍隊來到了德班，做了一名DJ，時隔很久之後他才帶著滿腔羞愧回家去見自己的親人。那天，凱文丟了工作，第一次嘗試自殺，他一口氣吞下幾十片安眠藥、止痛藥和鼠藥，但卻自殺失敗。

於是凱文又回到了國防軍去完成他的兵役。1983年，他在比勒陀利亞空軍總部值班時被來自非洲國民大會武裝力量的炸彈擊傷，因此退役。他在一家相機商店找了份工作，開始對新聞行業產生興趣，同年獲得了在《星期日快報》做體育攝影記者的機會。1984年，南非國民黨執政，全面推行種族隔離制度，抵抗運動席捲黑人鄉鎮，他於此時跳槽去了《約翰內斯堡星報》，結識了一批致力於揭露種族隔離制度罪惡的白人攝影師。1990年，內戰爆發，曼德拉領導的非洲國民大會與祖魯族支持的因卡塔自由黨之間常常爆發武裝衝突，紛爭與暴亂隨時隨地都在發生。為了能在危險時互相有個照應，他們組建了一個攝影團體。

這個小團體有四名成員，除了凱文·卡特，同在《星報》的若奧·席爾瓦（Jo?o Silva）、肯·奧斯特布魯克（Ken Oosterbroek）和自由攝影師格雷格·莫尼諾維奇（Greg Marinovich）也都是勇敢的理想主義者。美國攝影記者詹姆斯·納切威（James Nachtwey）曾常常與凱文以及他的朋友們在一起拍攝，他評價他們「面對無數次被逮捕的危險，卻從不放棄。他們真的願為信仰犧牲自己。」這四個人很快因為冒著生命危險拍下的暴力圖像聲名大振，約翰內斯堡的《生活》雜誌將他們稱為「槍聲俱樂部」（the Bang-Bang Club）。

槍聲俱樂部成員，右二為凱文·卡特。

《飢餓的蘇丹》與普利策獎

1994年7月27日夜裡，在南非東北部城市約翰內斯堡，攝影師凱文·卡特被人發現在他的小紅汽車內用一氧化碳自殺身亡，終年33歲。這是一次明顯的自殺行為，凱文在汽車的排氣管上套了一截綠色軟管，將廢氣導入車內，殺死了自己。在他的座位上，警察找到一張紙條：

「真的，真的對不起大家，生活的痛苦遠遠超過了歡樂的程度。」

凱文·卡特為什麼自殺？大多數人的推測是：他因不堪輿論壓力而引咎自殺。輿論的肇因是他的攝影作品《飢餓的蘇丹》，照片內容是一個即將餓斃跪倒在地的蘇丹女童和一隻虎視眈眈等候獵食女童的禿鷲。

這張照片拍攝於1993年初的蘇丹，當時蘇丹戰亂頻繁，發生了嚴重的饑荒。凱文與若奧隨聯合國運送糧食的直升機抵達蘇丹邊界的救濟站伊阿德村，他們有30分鐘的時間拍攝，目之所及，蘇丹宛如人間煉獄。為了讓自己從悲慘的景象中放鬆一下，凱文走進了灌木叢，卻意外聽到了一聲微弱的哭泣，他看到一個小女孩正艱難地向食品發放中心爬行，他想要真實記錄下這一刻。正當他蹲下來拍照時，一隻禿鷹落在鏡頭裡面，於是他小心翼翼選好角度，盡量不讓那隻鷹受驚。根據後來的回憶，他在那兒等了20分鐘，希望能拍下那隻鷹展開翅膀的畫面。

1993年3月26日，照片被美國大報《紐約時報》首家刊登，其他媒體很快轉載將其傳遍世界，這張照片瞬間成為了非洲苦難的標誌。照片巨大的視覺衝擊力和感染力引發了全世界對蘇丹大饑荒的關注，各國政府紛紛呼籲停止蘇丹內戰，給予人道援助。1994年，該照片獲得了「普利策新聞特寫攝影獎」，理由是「它以顯著的方式表明了人性的傾覆，揭示了整個非洲大陸的絕望。」但輿論很快失去控制，導向了凱文本身，成千上萬的人致電《紐約時報》，詢問照片中女孩的下落。凱文無法回答這個問題。

凱文·卡特受到的質疑。

頒獎後不久，一位駐美日本記者約訪了普利策獎的評委之一約翰·卡普蘭，採訪中這位記者轉述了另一個記者就這張照片寫的一篇文章，大意是：「你看這自私的、不關心民眾的媒體和記者，踩在小女孩的屍體上得了普利策獎。」

對於這樣的評論，約翰·卡普蘭很詫異，他回憶說評委們當時非常仔細地看了這張照片，照片上有注釋，有人來幫助這個小女孩，她不是獨自一人在荒無人煙的沙漠里，她的媽媽就在鏡框外領取救濟物資，而且小女孩的手上有一個環，說明她當時受著人道保護，所有的評委都注意到了這些細節。評審的時候，評委們相信，如果這個小孩需要幫助的話，攝影師一定會施以援手的。

然而，節目在電視上播出的時候，約翰·卡普蘭的陳述被有意地切掉了，節目緊緊圍繞新聞倫理和道德觀展開，對凱文·卡特和普利策獎進行了猛烈的抨擊。這件事最終演變為一種謠言，照片所揭示的問題本身被忽略，而凱文·卡特的罪名則被無限放大。人們說，「那個調整鏡頭來拍攝她的痛苦之人，可能也是一個掠食者，現場的另一隻禿鷲。」

事實上，凱文並沒有置那個孩子於不顧，他從一開始便深處衝突與痛苦之中。若奧在後來與格雷格合著的回憶錄《槍聲俱樂部》中回憶說，凱文在搶拍完之後，實在不願再去看那個冷酷至極的場面，立即把禿鷹轟走了。過了一段時間，凱文看到小女孩用盡所有力氣爬起來，重新艱難地向救濟中心挪動。望著小女孩的身影，凱文在一棵樹旁坐下來，一邊抽著煙，一邊淚流滿面，他念著上帝的名字，不停地哭嚷想要擁抱他的女兒。在當時的蘇丹，這個飢餓到皮包骨頭的孩子並不是個案，而是普遍存在的現實。

《槍聲俱樂部》（The Bang-Bang Club: Snapshots from a Hidden War）2001年版封面（出版：Basic Books）。

後來，凱文曾對人說：

「當我把鏡頭對準這一切時，我心裡在說『上帝啊！』可我必須先工作。如果我不能照常工作的話，我就不該來這裡。」

這張照片也在一定程度上被有意無意地誤讀了。2011年2月14日，西班牙的《世界報》刊登了一篇文章，講述了這張照片背後的真實故事。如果人們仔細觀察這幅高解析度圖片，可以看到幼童右手戴著一隻塑料圈，上面寫有T3字樣，那是聯合國食品供應站發放的，T代表嚴重營養不良，3代表到來的順序。《世界報》的記者阿爾韋托、羅哈斯等人後來走訪了照片的拍攝地阿約德村，探尋孩子的下落。他們見到了孩子的家人，才知道這個幼童並不是女孩，而是男孩，名叫孔·尼翁。孩子的父親告訴記者，孔·尼翁從饑荒中康復並長大成人，但在記者來訪4年前死於熱病。

由回憶錄改編的同名電影《槍聲俱樂部》（2010）劇照。

值得一提的時，若奧·席爾瓦用不同的取景和處理方式與凱文拍到了同樣的場景，只是沒有獲得任何獎項。在由那部回憶錄改編而來的電影《槍聲俱樂部》里，同樣憑藉一張冷酷作品《沙巴拉拉之死》獲得普利策獎的格雷格面對自己的意外獲獎說，「這真荒謬！」讓格雷格感到荒謬的是，他不但以別人的苦難謀生，還以別人的苦難獲得榮譽。

格雷格的普利策獎作品《沙巴拉拉之死》。

同樣的話詹姆斯·納切威也說過：

「作為攝影師，我最大的痛苦在於我知道自己的一切名聲和利益都建立在別人的苦難之上，這讓我每天掙扎煎熬。如果有一天，我的野心超越了我的同情心，那時的我就失去了靈魂。」

即使他們的初衷是為了讓這些苦難不再上演，這一切依然是如此得荒謬。

但這是戰地攝影師的職責。對於戰地攝影記者來說，他們的情感在親臨現場的時候必須隱藏起來，保持懸置。當攝影師舉起相機的時候，他們自己就變成了一隻透明的眼睛，不再屬於這個世界，不再擁有任何情感，只是觀察著這個世界，記錄著這個世界。只有當他們放下相機的時候，才重新返回到一個真實之人的肉身。代價是，痛苦在之後會加倍地反噬，這是貼近殘酷的真相太近所要付出的代價，相似的案例還有因研究南京大屠殺史料而自殺的張純如。

電影《槍聲俱樂部》一開場，凱文對初次見面的格雷格說，「如果你拍得不夠好，那是因為你離得還不夠近。」這本是早逝的匈牙利戰地記者羅伯特·卡帕的一句話。但是，如果離得足夠近，你隨時都有可能死於非命。特殊情況下，用相機記錄事實重要還是救人重要，電影並沒有給出明確的答案。片中有段凱文與格雷格的對話深切體現了戰地攝影記者們的內心糾葛與痛苦：

凱文（悲痛而絕望地）：「我們就是這樣一群人，每天坐等看著人死去，並把它拍下來。」 格雷格（心裡一樣沉痛，但不想承認）：「不，我不是。」

是誰殺死了凱文·卡特？

24年過去，關於凱文·卡特之死的種種討論從未停息。後來有記者採訪了凱文的孩子，問他怎樣看待這張照片，他說：他的爸爸就是這個孩子，而社會就是這隻老鷹。但凱文真的只是因為一張照片引發的輿論而自殺的嗎？

人言可畏，這的確是一個不容忽視的因素。許多人認為，是大眾輿論引爆了凱文內心深處長久以來的負罪感，他因為沒有救助那個孩子以及更多相似的人而不堪內心重負自殺。這和今日的網路輿論是類似的，在某些時候，輿論確實會形成一種致命的暴力。但也有許多人認為，凱文的自殺並非由《飢餓的蘇丹》所直接導致，直接原因有兩個。

戰地攝影師題材電影之《戰地攝影師》（War Photographer，2001）劇照。

首先是凱文好友肯的意外身亡。1994年4月18日，也就是在凱文獲得普利策獎的6天之後，「槍聲俱樂部」來到約翰內斯堡附近的小鎮托卡扎（Thokoza）執行拍攝任務，由於陽光太強，凱文先回到了城裡，就在凱文回城去取照片的當口，他從收音機里聽到好友肯被槍殺的消息。此事幾乎徹底擊潰了凱文的意志，他在之後一封未寄出的寫給《君子》雜誌編輯的信中寫道：「約翰內斯堡是乾燥的、棕色的、寒冷的、死去的，充滿了糟糕的回憶和再見不到的朋友。」事後凱文曾多次表示，應該是他而不是肯去挨那顆子彈。

另一個原因則是對於錢的焦慮。雖然凱文獲得了普利策獎，但是這並沒有為他帶來經濟上的改善。在拍完《飢餓的蘇丹》後，凱文辭去了《每周郵報》的工作，成為了一名自由攝影記者。這是一份誘人而又有著財務風險的謀生方式，沒有工作保障，沒有健康保險，也沒有死亡保險。他必須接下一個又一個危險的工作，而接連幾次工作失誤，又使他陷入交不起房租的窘境之中。對凱文來說，戰地攝影師這份工作既沒有給他帶來成就感，也沒有解決他的貧困。他自己對《飢餓的蘇丹》的評價是：「這是我從業10多年來拍得最成功的一張照片，但是我沒有把它掛在我家牆上，我恨這張照片。」

還有一個原因是如今我們經常談論的「抑鬱症」。凱文經常向他的一位記者朋友傾訴自己的心事，說他會經常「談論自己對於無法挽救的人的內疚，因為他在他們在被殺時拍下了他們。」這些內疚越積越重，開始引發沮喪的螺旋式上升。凱文的另一位朋友說：「你可以看到它（抑鬱）的發生，你可以看到凱文漸漸沉入黑暗的漩渦中。」有人勸他去看精神醫生，但凱文選擇了毒品。南非的大麻很廣泛，當地人叫「大卡」。凱文和其他攝影師經常習慣性地吸食，部分原因是為了緩解緊張局勢帶來的壓力，部分原因也是通過這個來和街頭持槍的戰士們保持聯繫。

戰地攝影師紀錄片之《炮火背後：二戰攝影師不為人知的故事》（Underfire: The Untold Story of Pfc. Tony Vaccaro ，2015）劇照。

儘管凱文曾對此否認，但他也像很多長時間食用「大卡」的人一樣，轉而開始吸食更危險的東西——「白管」。它將「大卡」和禁用鎮靜劑混合，強效、猛烈，能讓吸食者飄飄然一兩個小時。事實上，我們大多數人都無法真正地感受凱文·卡特和其他「槍聲俱樂部」的成員們是如何日復一日地做著這種戰地攝影工作的。後來的事實證明，這段經歷對他們造成了深遠的影響，對於凱文·卡特來說，它是致命的。為了應對這些真實可怖的幻影，他不得不求助於可卡因和大麻。

最後的一根稻草是16卷膠捲。由於入不敷出，凱文不得不接受《時代雜誌》的一份到莫三比克採訪的任務。這時凱文的狀態很不好，儘管定了三個鬧鐘，他還是誤了早班飛機。但更糟的事還在後面，當他從莫三比克回來時，居然把一包未沖洗的膠捲丟在了飛機座位上，當他發現自己的錯誤，驅車趕到機場時，已經什麼都沒有了。不到一周後，凱文就自殺了。

如今我們很難說清楚，究竟是什麼真正導致了凱文·卡特的自殺。在凱文去世當天，曾給他帶來無盡榮耀與罪責的《紐約時報》發表了比爾·凱勒（Bill Keller）的一篇文章，詳細介紹了他的「死因」。美國HBO頻道也曾播出過一部紀錄短片《凱文·卡特之死：槍聲俱樂部的傷亡》（The Death of Kevin Carter: Casualty of the Bang Bang），探討了凱文·卡特之死的複雜性。

紀錄片《凱文·卡特之死》（ The Life of Kevin Carter，2004）海報。

但毋庸置疑的是，他所這些經歷過的事情無疑都是壓斷他的求生慾望的稻草，無論是被誇大誤讀的輿論，還是身為自由記者無錢養家的經濟窘況，還是非洲大地上所見到的人性的醜陋與殘酷，都使他一步步走向了絕望。黑暗是如此徹底，凱文·卡特陷入了夢魘。也許我們可以這樣說，使凱文·卡特會失去活下去的勇氣的並不是因為照片帶來的羞愧，而是因為無邊無際的黑暗與孤獨。

以敘述新聞報道為題材的電影《聚焦》（Spotlight，2015）劇照。

7月27日，在凱文·卡特生命的最後一天，他顯得很閑適，不但在床上一直待到午時，還出去拍了一張照片。最後看到他的人是肯的妻子莫妮卡。那天晚上，凱文不請自到，向她傾訴自己的痛苦，還沒有完全從喪夫之痛中恢復過來的莫妮卡並不能給他什麼安慰。那時的時間大約是下午5點半。晚7點，凱文·卡特開著他的紅色小車來到布萊姆方特恩斯普洛特河邊，小時候他經常來這裡玩。他在這裡結束了生命。

在凱文·卡特留下的遺書中，曾經的理想主義者將靈魂讓渡給了摩菲斯特。他不斷地剖析自己，不斷地道歉，被各種痛苦的情緒所淹沒。他寫到：

「心情惡劣，沒有電話……沒有付房租的錢，養孩子的錢，還債的錢……錢！！！我被鮮明的殺人、屍體、憤怒、痛苦、飢餓、受傷的兒童、快樂的瘋子的記憶糾纏不休，總是警察、總是屠夫……如果運氣好，我去找肯了。」

本文系獨家原創內容。作者：風小楊；編輯：西西。題圖取材：根據凱文·卡特等四位攝影記者故事而改編的電影《槍聲俱樂部》（2010）劇照。未經新京報書面授權不得轉載，歡迎轉發至朋友圈。

喜歡這篇文章嗎？立刻分享出去讓更多人知道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