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伯溫尷尬事：塞外傳回捷報，舉國歡慶，他卻陷入窘境，無地自容

文史 07-30

原標題：劉伯溫尷尬事：塞外傳回捷報，舉國歡慶，他卻陷入窘境，無地自容

屬悉劉伯溫歷史的人都知道，大明開國後的洪武元年（公元1368年），劉伯溫和朱元璋之間發生了好幾件不愉快的事，致使在該年八月被朱元璋革掉了御史中丞的職務，黯然回家。

開國之初，雖然是百業待興，但處處生機盎然，處處新風新氣象。

劉伯溫卻被革職為民，落魄還鄉，心情之糟糕，可想而知。

返鄉途中，劉伯溫百般委屈，傷感莫名，一口氣寫下了《旅興》五十首，其中有一首發牢騷說「身世且未保，況敢言功勛」；另有一首自怨自艾，彷彿已看破紅塵，雖不說要削髮為僧，卻也立下了退隱的志向，云：「探珠入龍堂，生死在一瞬。何如坐蓬蓽，默默觀大運。」

回鄉隱居之後，劉伯溫仍是愁懷難遣，又寫了一首《老病嘆》，傷生憂世，嘆自己百無一用，稱「我身衰朽百病加，年未六十眼已花。筋牽肉顫骨髓竭，膚腠剝錯瘡與瘸……」

的確，換誰攤上劉伯溫這種境況，誰的心理都難以平衡。

從至正十九年（1359年）劉伯溫到應天投奔朱元璋時算起，時間已有七八年了，沒有功勞也有苦勞，好歹也算是從龍之臣，開國元勛，朱元璋倒好，一言不合，馬上翻臉不認人，真是刻薄寡恩，無情無義！

朱元璋是否真的不講一點情義呢？

不是的，多少都有點吧。

因為，當年十一月十八日他就下詔要劉伯溫儘快回京，詔書上說，「（汝）去久未歸，朕心有欠。今天下一家，爾當疾至，同盟勛冊，庶不負昔者之多難」。結尾還特別申明：「言非儒造，實己誠之意，但著鞭一來，朕心悅矣。」

看得出，朱元璋對自己草率嚴辦劉伯溫是有幾分內疚的，所以在打了一棒之後，馬上發幾個糖果來哄了。

如果說，劉伯溫真抱定了「何如坐蓬蓽，默默觀大運」的隱居決心，完全可以以老病推託的，畢竟，這一年，他也已經五十八歲了，他自己也作詩說了「我身衰朽百病加，年未六十眼已花」，但劉伯溫並非後人神化中的「聖人」，行為沒那麼高潔，和我們普通人一樣，忍受不住高官厚祿的誘惑，欣然赴京。

劉伯溫一返朝，馬上官復原職。

該年（洪武元年，公元1368年），朱元璋還發了一道追封劉伯溫祖父母、父母的誥書。

恢復了官職，父祖輩又得到追封，劉伯溫之前的所有牢騷、所有憤懣、所有委屈，都一掃而空。

洪武二年二月壬辰日，志得意滿的劉伯溫還有些忘乎所以地向朱元璋進言，說：「古者公卿有罪，盤水加劍詣請室自裁，未嘗鄙辱之，存待大臣之禮也。」

劉伯溫的這個建議，應該是有感而發的。

去年被革職遣返，讓他在鄉里抬不起頭，堪稱畢生大辱。

唉，臣子之於皇帝，有時真的豬狗不如。皇帝高興了，可以讓你人前尊榮，享不盡榮華富貴；皇帝不高興了，可以瞬間把你打下十八層地獄，生不如死。

當時，侍讀學士詹同侍坐，也有同感，援引《大戴禮》及《賈誼疏》附和，說：「古者刑不上大夫，所以勵廉恥，而君臣之恩義兩盡也。」

在《明太祖實錄》的記載里，朱元璋對兩人的建議是「深然之」。

可以說，從洪武元年十一月末到洪武三年六月的這段時間裡，劉伯溫很是過了一段舒心日子。

洪武三年二月，朱元璋定朝服、公服之制，劉伯溫以太史令的身份參與其事，會同省部官員參考歷代舊制以定。

該年四月，朱元璋置弘文館，以胡鉉為學士，命劉伯溫、危素、王本中、睢稼皆兼學士。

朱元璋給劉基的誥書中，還稱：「爾資善大夫、御史中丞劉基，朕親臨浙右之初，爾基（指劉伯溫）慕義。及朕歸京師，即親來赴。當是時，栝蒼之民尚未深信，爾老卿一至，山越清寧。節次隨朕征行，每於閑暇，數以孔子之言開導我心，故頗知古意。及將臨敵境，爾乃晝夜仰觀乾象，慎候風雲，使三軍避凶趨吉，數有貞利。」

看得出，朱元璋還是很看重劉伯溫的。

但是，從六月十五日起，劉伯溫迅速陷入了一個新的困境中，並從根本上動搖了他在朝中的地位。

話說，元順帝安歡貼睦爾病從北京倉皇出逃後，蟄居於應昌(今內蒙古克什克騰旗西北)。左副將軍李文忠於該年五月十六日率大軍攻克應昌，逐走了元嗣主愛猷識里達臘，意外獲知元順帝安歡貼睦爾已於這年四月末就病死在應昌(今內蒙古克什克騰旗西北)了。李文忠欣喜之餘，於當日發捷報回朝。

《明太祖實錄》卷五十三記：(洪武三年六月)壬申(十五日)，左副將軍李文忠捷奏至。時百官奏事奉天門，聞元主殂，遂相率拜賀。

即捷報傳回到應天的時間是該年六月十五日。

元順帝死，大明萬民歡慶。

朱元璋本人也喜形於色地說：「元主守位三十餘年，荒淫自恣，遂至於此。」

朝臣紛紛加額稱慶。

但是，朱元璋突然把目光停留在治書侍御史劉炳身上，拉長了臉，語氣冷峻地說：「爾本元臣，今日之捷，爾不當賀也。」

此語一出，朝堂上的氣氛突然變得微妙起來。

那些草根出身，跟隨朱元璋一步一個腳印打天下的，心情自然是更加舒暢，似喝了一壺老酒，揚眉吐氣。

而曾在元朝做過官的，就無比尷尬了。

朱元璋的話雖然不是直接對著劉伯溫說的，但就跟直接朝劉伯溫臉上扇耳光差不多了。

要知道，劉伯溫這時可是朝廷中任職最高的曾食元祿者！

人們看朱元璋在說劉炳，卻都紛紛把視線投向劉伯溫。

一剎那，劉伯溫無地從容。

但劉伯溫的羞恥並不僅僅止於此。

朱元璋回頭命禮部榜示：凡北方捷至，嘗任元者不許稱賀。

兩百多年後的大史學家談遷著《國榷》，著述至此，仍感覺得到當年劉伯溫無盡的羞恥和窘迫，感慨萬分地說：命故元臣毋賀，於以砥節，至嚴也。諸君子舍彼介鱗，依光日月，方灌磨自效，而竟以首陽風之，不捫心自愧乎？總管府判劉基、翰林國史院編修宋濂，俱食元祿，為開國第一流，當日何以處之？

談遷同時也指出，朱元璋雖然並非要求朝中任職的元朝舊臣都像不食周粟的殷人伯夷、叔齊那樣餓死於首陽山，但必須要藉此舉讓他們捫心自愧，以宣揚「忠君」之道。

補一句，談遷在此把宋濂與劉伯溫相提並論，其實是不妥的。宋濂在至正九年雖有翰林國史院編修之命，實際未赴任。宋濂本人也多次辯解過「臣本一介書生，粗讀經史，在前朝時雖屢入科場，曾不能沽分寸之祿。」

再說回劉伯溫。

朱元璋在六月十五捷報傳回當日，雖然沒有直接指責劉伯溫什麼，但是，五天之後，即六月二十日，他專門向劉伯溫作出提問，說：「朕本農家，樂生於有元之世。庚申之君荒淫昏弱，紀綱大敗，由是豪傑並起，海內瓜分，雖元兵四齣，無救於亂，此天意也。然倡亂之徒首禍天下，謀奪土疆，欲為王伯，觀其所行，不合於禮，故皆滅亡，亦天意也。」要求劉伯溫「試言元之所以亡與朕之所以興。」

劉伯溫能怎麼說呢？他只能搬出屢試不爽的「華夷之辨」了。

《明太祖實錄》如實記載了劉伯溫的回答，為：「自古夷狄未有能制中國者，而元以胡人入主華夏幾百年，腥羶之俗，天實厭之，又況末主荒淫無度，政令墮壞，民困於貪殘，烏得而不亡。陛下應天順人，神武不殺，救民於水火，所向無敵，安得而不興。」

劉伯溫以為，祭出「華夷之辨」就可以擺脫自己曾經仕元的「不忠」窘境，也能為造反派頭目朱元璋所接受。

但是，形勢已經變了。

當年為了驅逐蒙元，朱元璋是在《奉天討元北伐檄文》里稱：「自古帝王臨御天下，皆中國居內以制夷狄，夷狄居外以奉中國，未聞以夷狄居中國而制天下也。」但是，現在北伐已經成功，順帝已亡，天下將定，「華夷之辨」已非當前基調了，應該以「忠君」為主旋律了。

但是，既要提倡「忠君」，朱元璋本人也是元朝的子民，光用「華夷之辨」是不能洗白他的造反行為的，所以，開首他就說了「樂生於有元之世」之語——用意很明顯：我本來是個農家子，非常樂意生活在元朝統治之下——我是好公民，是忠於元朝的，至於後來又為什麼起兵呢？

朱元璋一本正經地作了解釋，說：「當元之季，君宴安於上，臣跋扈於下，國用不經，征斂日促，水旱災荒，頻年不絕，天怒人怨，盜賊蜂起，群雄角逐，竊據州郡。朕不得已，起兵欲圖自全，及兵力日盛，乃東征西討，削除渠魁，開拓疆宇。當是時，天下已非元氏有矣。向使元君克畏天命，不自逸豫，其臣各盡乃職，罔敢驕橫，天下豪傑曷得乘隙而起？朕取天下於群雄之手，不在元氏之手。」

朱元璋這一句「朕取天下於群雄之手，不在元氏之手」，與三百年後多爾袞、康熙、雍正等人多次提到的「大清江山取於闖賊而不是取於大明」可謂如出一轍，但朱元璋的說法顯然更加牽強。

但無論多牽強，他是皇帝，他說了算，他算是給自己的造反行為洗白了。

而劉伯溫的「不忠」，卻已經是註定的了。

實際上，劉伯溫在仕元的日子裡，也的確是對元朝忠心耿耿、死心塌地。

曾經，在至正十四年(1354年)的四月十七日，該日是元順帝的生日。按照元朝制度，皇帝的生日稱為天壽節，臣下須行慶賀禮，「內之大臣宰執百司行干朝，外而省台郡縣行於治所，其寓公、出使官及居家需次大夫士則於近地寺觀行之」。

劉伯溫當時在紹興，他和寓居紹興的元朝官員們一同在紹興城南龜山寶林寺里舉行了慶賀禮。

慶賀過程中，他即興寫了一首題為《天壽節，同諸寓臣拜於寶林教寺，禮畢、登槃翠軒，分韻得稽字》的五言詩。

此詩很有名，詩中熱烈祝賀元順帝「萬年主壽長，百拜臣首稽」，大讚當朝太師脫脫為「太師祗園英，聰明實神啟」，歌頌大元江山「巍巍世皇業，喬嶽深根柢」，指責農民起義軍是「螳螂亢齊斧，碎首堪立溪」。

必須指出的是，劉伯溫這首賀詩並非純粹的應景之作，只要通讀全詩，就可以體會得到詩中是灌注入劉伯溫對元廷的全部愛戴感情的。

如果單單是寫頌詩就算了，劉伯溫還參與到對抗農民起義軍，包括朱元璋所部的紅巾軍中，這個問題就非常嚴重了。

至正十六年(1356年)三月九日，劉伯溫從紹興前往處州投奔元朝處州分元帥府同知副都元帥石抹宜孫，投奔之日，不無自豪地寫《石末公德政碑頌》，稱「今予以行省檄，與公(石抹宜孫)同議招輯事」。而兩年以後，至正十八年，他又在《倡和集序)中說：「予至正十六年以承省檄，與元帥石抹公謀括寇。」

註：處州地臨括蒼山，隋唐曾名括(又作栝)州，後人沿襲，稱處州為括，「謀括寇」，即討伐處州境內農民軍。

在討伐處州境內農民軍時，劉伯溫還以行省左丞相(達識鐵睦爾)使者的名義草擬並發布了一篇《諭甌括父老文》。文告先稱頌元朝統一八十多年來「帝德寬大……與百姓安樂太平」，指責「今父老子弟」「徙怨於天，乘間造釁，竊弄戈兵」以至「驚動天心」，要求「冀父老各體上意，約束其子弟」，否則，自己將對「拒命不從者輒擒誅之」。

在處州三年的時間裡，劉伯溫與石抹宜孫詩友唱和，其《文集》中保存下來的題贈和酬答石抹宜孫的詩多達八十餘首，這些詩抒情言志，互相激勵。他們以歷史上的忠臣魯陽公、藺相如以及中興唐室的李光弼郭子儀自勉，「相期各努力，共濟艱難時」。

至正十八年(1358年)十月，朱元璋兵進處州，在石抹宜孫幕下效力的劉伯溫還積极參与了策劃抵禦。（註：偽托為黃伯生所撰的《誠意伯劉公行狀》刻意掩蓋這一事實，把劉伯溫棄官離開處州的時間挪到朱元璋下金華之前，但明末學者錢謙益早已作出了考證，否定了此說，稱：十八年，我兵取蘭溪，且逼婺，石抹遣胡深等救婺不克。上既定婺，即命耿再成駐兵縉雲，以規取處。石抹遣葉琛、胡深等分屯以拒王師。公(劉基)雖不在行間，然未嘗不在石抹院中，石抹蓋倚之以謀我師也。）

因為「仕元」問題，因為對元廷的「不忠」，劉伯溫這一輩子怕是難以抬得起頭來了。

元朝進士余闕(字廷心)，於至正十八年守安慶，抵抗陳友諒的進攻，城破後，自刎身死。

另一元朝進士李黼，於至正十二年任江州總管，抵抗徐壽輝的進攻，城破後，以身殉國。

對此二人，朱元璋為宣揚「忠君」之道，敕禮官稱：「自古忠臣義士捨生取義，身歿而名存，有以垂訓於天下後世。若元右丞余闕守安慶；屹然當南北之沖，援絕力窮，舉家皆死，節義凜然。又如江州總管李黼，身守孤城，力抗強敵，臨難死義，與闕同轍。自昔忠臣義士必見褒崇於後代，蓋以勵風教也，宜令有司建祠肖像，歲時祠之。」

朱元璋此詔貌似與劉伯溫無關，但余闕、李黼與劉伯溫均為元朝進士，余闕還與劉伯溫為同年，他下令褒崇前兩位，就等於是變相斥責劉伯溫了。

茶陵人李祁也與劉伯溫在元同年舉進士，他在為余闕文集寫的序中就拿余闕文的「盡忠」行為與某些人的「不忠」行為作對比，說：「廷心（余闕字廷心）之孤忠大節足以照映干古，燁然斯文之光」，稱某些人「為世之貪生畏死，甘就屈辱，而猶靦然以面目視人者，則斯文之喪掃地盡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