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海拾遺 | 蔡鍔丙午年致楊君書考論
原標題：史海拾遺 | 蔡鍔丙午年致楊君書考論
廣西練兵時期的蔡鍔
近年來，筆者在研究蔡鍔的過程中，陸續發現大量蔡鍔，其中一部分已在饒懷民先生主編的《湖南人與辛亥革命——紀念辛亥革命100周年學術研討會論文集》中刊載。最近，筆者在《上海工業專門學校學生雜誌》(以下簡稱《學生雜誌》)1918年第2卷第2期上發現《蔡松坡先生遺札：丙午年在廣西致友人楊君書》一文。經查考，這是蔡鍔的又一篇佚文，對於研究蔡鍔早期的活動和軍事教育思想的形成具有重要價值。
一
上海工業專門學校的前身是1896年經盛宣懷奏准創辦的南洋公學，為我國最早兼有師範、小學、中學和大學這一完整教育體系的學校，其中師範是我國近代最早的新型師範學校。學校經費半由商民（即招商局、電報局）所捐，半由官助，是為公學。由於清末稱今上海地區為南洋，故學校取名為南洋公學。1905年，南洋公學歸商部接管，即改名為商部高等實業學堂。1906年，學校改隸郵傳部，校名也隨之更改為郵傳部高等實業學堂。1911年辛亥革命後，學校改名為南洋大學堂。1912年，學校改隸北京政府交通部，又更名為交通部上海工業專門學校。1921年，葉恭綽任北洋政府交通總長時，將交通部所屬三所高校（上海、北京及唐山）統一更名為交通大學，上海工業專門學校也即更名為交通大學上海學校。新中國成立後，學校被定名為上海交通大學。
上海工業專門學校的大門
1899年6月，蔡鍔因湖南時務學堂解散，曾赴上海考取南洋公學外院，8月又應梁啟超之邀赴日本留學。1916年11月8日蔡鍔逝世後，上海工業專門學校師生為失去一位優秀的校友而尤為悲痛，先後在《學生雜誌》上刊登了蔡鍔遺照、《同學蔡松坡小傳》和楊蔭溥、張紹元分別撰寫的《擬本校祭蔡松坡先生文》，並在該刊1918年第2卷第2期上刊登了《蔡松坡先生遺札：丙午年在廣西致友人楊君書》，全文如下：
今春接讀手札，仁者之言，藹然充溢。砭戒吾人之處，尤覺字字沁人心脾，欽感無既。其時適新舊撫交替之際，滿擬擺脫北上，林帥接篆後，迭上辭稟，始終不獲允許，遷延以迄於今，遲遲不報，深滋嘆仄。現葆兄奉檄東行，尚遙控新軍（練兵處撥練，湘籍擬遣散），粵東軍事需員，恐未必西返也。弟履桂以來，徒見事事倥傯，無一愜心之作（酒食徵逐，文牘往來），而學業日荒，體力同疲，復乏賢友，相與提撕，其退步曷有止極？每見所謂後進之新國民者，其學問之淺薄，性情之浮囂，德育之掃地無存，體格之孱弱不耐勞苦，尤令人廢然冷如澆冰。中國事業全恃後進之青年，若此輩者，其果有裨於前途耶，未敢輕信也。自由平等之說一倡而家庭失其和睦，社會失其安寧，危機百出，咸有戒心。此種現象，雖為過渡時代所必有，若長此歲月滔滔者逝而忘返，其結果必不可問。《易》曰：群龍無首，則吉然；群蛇無首，則凶矣。人心渙散如一盤散沙，各以遂彼私利之是圖，不遑計其公益，馴至彼吞此噬，禍亂相尋，幸則入法國恐怖時代，猶以學識大興，借能立國，否則蹈朝鮮亡國歷史之覆轍，可不悚懼？！現在教育，智力、體力，不患其不進步，尤應偏重德育，精神既立，物質自隨之而進。兄久究心教育，以為然否？靜生據學務要津，尚望以此言明告。葆兄去後，此間愈形孤寂，擬杜絕一切酬應，以半日讀書，半日辦事。讀書擬專讀中國有用各書，古人於修身處世之端，實確有見地也。僻處內地，毫無見聞，如相見愛，請時惠好音。忽此。敬叩起居。
以上就是此信的全部內容，除正文之外，沒有稱謂、署名和日期。
二
既然是寫給友人的一封書信，按常理，就應有稱謂、正文、署名和日期。從這封信看，其正文部分是完整的，說明此信的原件也是完整的，沒有缺頁的情況，進而亦可推知，原信是有稱謂、署名和日期的。但不知何故，編者在編髮此信時卻刪去了信中的稱謂、署名和日期（這種情況在《蔡松坡先生遺集》中也很普遍），僅在標題上對這些信息進行某些提示，即寫信人蔡松坡，收信人楊君，時間丙午年。這就給後人的研究帶來了困難，因此，有必要先對此信作一些考證。
1.何人所寫。雖然刊登此信時，編者已確定為蔡鍔所寫，似無考證的必要，但畢竟我們已無從見到原件，加之信中亦未署名,因此此信到底是不是出自蔡鍔之手筆呢，仍有考證的必要。我們發現，作者在信中提到，履桂以後不久，適遇新舊巡撫交替，曾向「接篆」的「林帥」，「迭上辭稟，始終不獲允許」。據查，「林帥」即林紹年。而蔡鍔於1905年6月經時任廣西巡撫的李經羲奏調入桂創辦隨營學堂兼兵備處會辦，1905年10月李經羲因病開缺，由署貴州巡撫林紹年轉任廣西巡撫。蔡鍔1907年5月31日致陳紹祖信中曾提及「林撫蒞桂時，弟擬乘間他適，奏辭三次，未得如願」。這與信的作者在信中所提的事情完全吻合。此外，作者在信中說：「弟履桂以來，徒見事事倥傯，無一愜心之作，而學業日荒，體力同疲，復乏賢友，相與提撕，其退步曷有止極」，與蔡鍔1905年8月致劉五典的信中所表示的 「自問碌碌」的思想情緒也是一致的。根據以上考察可證，信的作者確為蔡鍔。
2.何時所寫。編者在此信的標題上僅提到是「丙午年（1906）」，而信中並無寫信的具體日期，但我們發現，蔡鍔在信的開頭說「今春接讀手札」，這說明，其複信在春季之後。同時，信中又有「現葆兄奉檄東行」一句，這就暗示了此信寫於「葆兄奉檄東行」稍後。經查，所謂「葆兄」即為郭人漳。郭人漳，字葆生，湖南湘潭人，為清末大臣郭松林之子，以世蔭得陝西候補道，1904年初因辦案失誤而被革職。後又因與夏壽田同王闓運門生的關係，經夏壽田之父——贛撫夏時奏調到江西統兵。1905年4月，郭人漳經李經羲奏調任桂林巡防營統領，並負責督練新軍，又與後來任隨營學堂總辦、會同督練新軍的蔡鍔過從較密。1906年9月，粵督岑春煊調郭人漳一營新軍赴廣東校閱，留駐肇慶。可見，蔡鍔信中所說「葆兄奉檄東行」即為此事。由此可知，此信應寫於郭人漳東行，也即1906年9月之後。但是年10月22日，河南彰德秋操開始，蔡鍔奉命赴彰德觀操，之後又赴京考察軍事機構情況。這些事情，蔡鍔在信中並未提到。根據這些情況，我們可推知，此信應寫於郭人漳東行之後，蔡鍔赴河南彰德觀操之前，與之相對應的時間節點即為1906年9月至10月中旬之間。
3.寫給何人。在此信末，蔡鍔說自己「僻處內地，毫無見聞」，希望「楊君」「時惠好音」。這說明「楊君」當時並不在國內而是在海外。蔡鍔1904年冬由陸軍士官學校畢業回國後，與留在日本的好友如陳紹祖、范源濂、曾廣軾、石陶鈞等人常有書信往來。由此可知，「楊君」當時應在日本。據筆者考查，蔡鍔留學日本期間，關係較為密切的楊姓好友有4個，即楊度、楊毓麟、楊源浚、楊昌濟。1902年11月，蔡鍔曾與楊度、楊毓麟等湖南留日學生共同創辦過《遊學譯編》和湖南編譯社。1904年春，蔡鍔還曾與楊度、范源濂、楊毓麟等人被湖南留日學生推薦為中國留日學生會館評議員。而且，1906年間，這「四楊」均仍在日本。那麼，「四楊」之中，究竟誰是所謂的「楊君」呢？據筆者綜合分析，這個「楊君」應為楊度。理由主要有二：
楊度
第一，蔡鍔在信中稱「兄久究心教育」，說明「楊君」學過師範，對教育很有研究。在上述「四楊」中，楊毓麟，字篤生，湖南長沙人，1902年4月抵日後先入清華學校，旋改入弘文學院，復改入早稻田大學，專攻政法。楊源浚，字伯笙，湖南新化人，是蔡鍔時務學堂的同窗，1903年赴日本留學，入振武學堂，1907年轉陸軍士官學校第五期。由上可知，楊毓麟和楊源浚一攻政法，一攻軍事，均未研究過教育，故可排除。楊度，字皙子，湖南湘潭人，1902年4月遊學日本，入東京弘文學院師範速成班，與黃興同學。在校期間，楊度對教育有較深的研究，曾應日本教育家伊澤修二之囑，為其《日本學制大綱》撰寫後序，並與負責弘文學院的嘉納治五郎深入辯論過中國教育方針與教育宗旨等問題，其後又將他們之間的辯論以《支那教育問題》為題在《新民叢報》第23、24號連載，遂使其名為國人所知曉。是年11月，楊度回國。次年秋，楊度第二次東渡日本，再入弘文學院，1904年轉入政法大學速成科，集中研究各國憲政。楊昌濟，字華生，湖南長沙人，1903年3月才東渡日本留學，主攻教育學。1906年升入東京高等師範學校學習。筆者認為，雖然楊度與楊昌濟都研究教育，但蔡鍔與楊度的關係更為密切，一是楊度留學日本早於楊昌濟，與蔡鍔交往較早，而且楊度好結交，加之口才又好，常喜歡縱論天下大事，因此，其東京寓所，有「留學生俱樂部」之稱，經常是高朋滿座，蔡鍔、黃興、宋教仁、陳天華等人都是座上客。1902年冬，蔡鍔回國奔父喪並為湖南編譯社募集股資，經過湘潭時，還曾專門尋訪了已先期回國的楊度。可見蔡鍔與楊度當時交情深厚。而楊昌濟抵達日本留學不久，蔡鍔就入仙台騎兵聯隊實習，後又入士官學校學習，加之當時楊昌濟以自己「非破壞才」和「志在求學」為由，參加留學生組織的社會活動不多，因此與楊昌濟的交往也並不多。二是蔡鍔信中提到的「葆兄」，即郭人漳，既與蔡鍔為同事關係，又與楊度是同鄉且同為王闓運的門生。他們三人於1904年冬首度聚首上海。其時，蔡鍔剛由日本陸軍士官學校畢業回國抵上海，與楊度一道參加了黃興組織的餘慶里會議，商討反清革命策略，而郭人漳此時又奉贛撫夏時之命到上海迎接蔡鍔赴贛任職。恰在此時，發生了萬福華謀刺王之春案，黃興、郭人漳、章士釗、張繼等人被牽連入獄，楊度避走日本，蔡鍔則向時任泰興知縣的湘人龍璋求援，遂使黃興、郭人漳等人被釋放。正因為蔡鍔與楊度、郭人漳早就相互熟悉且關係密切，因此，才在信中順便告知對方有關郭人漳的近況。而無資料顯示，楊昌濟以及楊毓麟、楊源浚當時與郭人漳有過往來。此外，蔡鍔在信中提到的「靜生」，即范源廉，字靜生，湖南湘陰人，與蔡鍔為時務學堂同學，之後兩人同時考取南洋公學外院，又同時赴日本留學。范源濂讀的是東京高等師範學校學習，1904年畢業回國，1905年在北京任法政學堂學部主事。留日期間，范源濂與蔡鍔、楊度同為中國留日學生會館評議員，因而三人之間過從較密，而與楊昌濟當時則無甚聯繫。綜合以上兩點，楊昌濟也可排除。
范源廉
第二,蔡鍔在信的開頭就說：「今春接讀手札，仁者之言，藹然充溢。砭戒吾人之處，尤覺字字沁人心脾，欽感無既。」這既說明來信之人與蔡鍔關係非同一般，而且也說明來信之人性格比較直率，也比較自負，好勸戒人。蔡鍔本來就學識淵博，志向遠大，年僅16歲時就在《湘報》上發表《<後漢書黨錮傳>書後》和《秦始皇功罪論》兩篇文章。1905年，23歲的蔡鍔游長沙嶽麓山時，就抒發了「環顧中原誰是主，從容騎馬上峰巔」的豪情壯志。但誰能對蔡鍔進行「砭戒」，而且使其「覺字字沁人心脾，欽感無既」呢？上述「四楊」當中，恐怕也只有楊度了。楊度年長蔡鍔8歲，天資超群，才情恣肆，尤其是師事曾勸說曾國藩「取天下而代之」的王闓運之後，在其「帝王之學」的影響下更是恃才傲世，尤好論辯。1898年春，他赴京參加會試路過長沙，會面當時大名鼎鼎的梁啟超時，就與梁就《時務堂章程》和《春秋公羊傳》辯論好幾天。到日本留學後又與嘉納治五郎就中國教育問題開展辯論。在留日學生中，楊度「傲慢而反覆」的性格也是眾所周知的。因此，從來信人的性格看，與楊度也是吻合的。
當然，對於遠在日本楊度而言，有兩位好友同在國內廣西，去信問候，關心其近況並提些建議，也是情理之中的事。但編者為何隱去其名呢？據筆者推測，可能是他認為，當時蔡鍔已是倒袁護國的元勛，而楊度則是全國皆欲殺之的籌安會「六君子」之首，倘若說出楊度之名，恐會影響蔡鍔的名聲，故而為之。
總之，經以上對三個問題的考證，我們可得出以下結論：此信是蔡鍔1906年9至10月間給楊度的複信。
三
在這封信中，蔡鍔除了告訴楊度有關自己和郭人漳的近況以及表明自己要振作起來，杜絕一切酬應，以半日辦事，半日讀書，專讀中國有用各書之外，主要談及教育問題，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他對中國教育,特別是對中國軍事教育改革的思考和探索。
蔡鍔關注教育始於維新變法期間。1898年9月，在梁啟超等維新派「開民智」思想的影響下，16歲的蔡鍔在《湘報》上發表《秦始皇功罪論》一文，對封建專制統治者「不智民，而愚民」的政策進行了抨擊。到日本留學後，蔡鍔與鄭貫一、馮自由等人共同組織以「倡自由之言論，伸獨立之民權，啟上中下之腦筋，采中東西之善法」為宗旨的「開智會」，創辦《開智錄》，繼續鼓吹開民智。在《開智會序》中，蔡鍔指出：「中國所有一切之權，中國民不欲授之於人，則人無得而受之，蓋其權操縱在己。然智力孱弱，則人得而奪之，是以爭權之道，必在充足吾國民智力也。智力既充，則雖一時瓜分，不能絕吾國民之華盛頓也。片時受兩層奴隸之辱，不能使吾民之自由鍾息聲也。」在連載於《新民叢報》的《軍國民篇》中，蔡鍔將摧殘青年才力的封建傳統教育列為導致中國墮落腐壞不堪的重要原因之一，主張發揚尚武精神，以軍國民主義普及國人，以抵禦列強入侵，挽救危亡。同時，他還與湖北籍的留學生賀廷謨翻譯日本文學士中野禮四郎的《東西洋教育史》，1903年2月由上海開明書店印行。
1904年冬，蔡鍔以優異成績由日本陸軍士官學校畢業後回國，抱著「為求中國獨立自由，必須戰勝至少一個帝國主義的國家」的練兵主旨，致力于軍事教育改革和軍事人才培養工作。然而，入桂之後，蔡鍔很快發現現實與他的理想差距很大，「自由平等之說一倡而家庭失其和睦，社會失其安寧，危機百出，咸有戒心。此種現象，雖為過渡時代所必有，若長此歲月滔滔者逝而忘返，其結果必不可問」，尤其是對於「後進之新國民者」之「學問之淺薄，性情之浮囂，德育之掃地無存，體格之孱弱不耐勞苦」感到「廢然冷如澆冰」。他認為，「中國事業全恃後進之青年，若此輩者，其果有裨於前途耶，未敢輕信也。」面對中國的現實，經過深刻的反思，蔡鍔深切認識到，「現在教育，智力、體力，不患其不進步，尤應偏重德育，精神既立，物質自隨之而進。」
基於以上認識，蔡鍔無論治校還是治軍，始終突出德育（精神教育）和軍紀教育。1907年擔任廣西陸軍小學堂總辦期間，蔡鍔治校嚴謹，執法如山。唐希抃的叔叔與蔡鍔同為樊錐門生，其父又受蔡鍔之邀到廣西辦造紙廠，但他因途中耽擱誤了陸小考期，而請求附學時，卻被不徇世交私情的蔡鍔拒絕。李宗仁到陸軍小學堂報到，僅因遲到十分鐘，就被取消入學資格。因此，廣西陸軍小學堂「訓練和管教的嚴格與認真，實為民國以後的中央或各省軍官學校所望塵莫及的」。 1909年，蔡鍔奉命赴龍州任講武堂總辦兼學兵營營長，經過採取嚴厲改革和整治措施，使以前「醜態怪狀，罄竹難書」的講武堂軍容風紀整嚴，「前此學兵營聚眾毆官，圍賭殺人之事，層見疊出者，今則震懾于軍箭軍棍之下，不復萌故態矣。前此之全營出操之士兵，不過數人乃至數十人者，今則適成反比例矣」。經過實踐和思考，蔡鍔進一步認識到，中國的軍事教育，「最大毛病，在以學為事，不以事為學，故一味虛飾，實際上毫無把握。至軍人精神，尤不注重。近年卒業生雖多，然不適用，多缺點，誠恐為將來十年二十年後禍患不淺。」他決心，「為今之計，務將以上各種障害掃除凈盡。」1911年春到雲南治軍後，面對當時「威張而欲重」的雲南新軍，蔡鍔更是高度重視軍隊教育，親自動手編寫《曾胡治兵語錄》作為加強對官兵精神教育的教材。除了要求官兵誠實、勇毅、公明、仁愛、勤勞之外，蔡鍔還重點要求「尚志」，明確提出：「今日時局之危殆，禍機之劇烈，殆十倍於咸、同之世。吾儕身膺軍職，非大發志願，以救國為目的，以死為歸宿，不足渡同胞於苦海，置國家於坦途。須以耿耿精忠之寸衷，獻之骨岳血淵之間，毫不返顧，始能有濟」。也就是要求官兵把「渡同胞於苦海，置國家於坦途」作為當兵打仗的目的。可見，蔡鍔所謂的「德育」或「精神教育」就是愛國主義教育。同時，面對軍隊風氣紀綱大弛的現象，蔡鍔提出，要嚴明軍紀，「以菩薩心腸，行霹靂手段」，以挽回頹風。經過蔡鍔的努力整治，半年過後，三十七協大部分官兵的革命性和紀律性大為增強，從而在「重九起義」中，一舉光復昆明全城。民國初年，在《軍事計畫》中，蔡鍔又進一步提出了 「四個一致」的軍隊教育綱領，即人與器一致，兵與兵一致、軍與軍一致、軍與國一致。其中，兵與兵一致、軍與軍一致強調加強軍紀教育，而「軍與國一致，則全軍一貫之愛國心是也」。並主張分三步由淺入深地加強軍人的愛國主義教育：第一步，開展國旗和國歌教育，要求軍人見國旗而敬禮，聞國歌而起立，使之體會到祖國的笑貌和聲音；第二步，進行祖國歷史和地理教育，增進軍人對祖國歷史的了解，激發軍人對祖國山河的熱愛；第三步，進行民族精神教育，激勵軍人繼承和發揚祖國的民族精神。由此可見，在長期的整軍經武實踐中，蔡鍔逐步形成了以愛國主義教育為核心、以軍紀教育為重點的軍事教育思想。他的這種獨具特色的軍事教育思想，切合中國近代軍事改革和發展的實際，促使中國近代軍事教育提升到了一個嶄新的階段，在中國近代軍事教育史上佔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通過以上的分析，我們也不難發見，蔡鍔這種獨具特色的軍事教育思想最早形成於廣西練兵時期，這在蔡鍔1906年復楊度的信中得到了很好的銓釋。
（原題：《蔡鍔丙午年致楊君書考論》原載：《邵陽學院學報（社科版）》2013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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