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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戌政變後光緒沒有被幽禁在瀛台?光緒帝確實病了,而且不輕

文|馬勇

戊戌政變是突發事件,也並非過去所說是戊戌維新運動激進措施引起的反動,而是各種政治勢力誤讀誤判的結果。康有為一再說他們的目標是「保皇上救中國」,而其結果卻是害了皇上,也害了中國。

戊戌政變發生後,光緒帝無法解釋清楚與康有為等人的關係,無法讓慈禧太后在內心深處重新認同他。因此,光緒帝不得不請求太后再度垂簾聽政:「諭。現在國事艱難,庶務待理。朕勤勞宵旰,日綜萬機,兢業之餘,時遇叢脞。恭溯同治年間以來,慈禧端佑康頤昭豫庄誠壽恭欽獻崇熙皇太后兩次垂簾聽政,辦理朝政,宏濟時艱,無不盡美盡善。因念宗社為重,再三吁懇慈恩訓政。仰蒙俯如所請,此乃天下臣民之福。由今日始,在便殿辦事。本月初八日,朕率諸王大臣在勤政殿行禮儀,著各該衙門敬謹預備。」(《光緒朝東華錄》,4200頁)

八月初八(9月23日),一大早,慈禧太后在勤政殿舉行重新出山訓政的正式典禮,接受光緒帝及百官的恭賀。典禮畢,慈禧太后復於便殿召集群臣繼續質詢光緒帝,並將所抄皇上書房中及康有為寓中奏章說帖等件,逐條審訊,以諸臣質之。內有楊銳、林旭述上意催康有為迅速出京之函,慈禧太后大怒,問皇上,皇上不敢認,推託為楊銳的意思。其實,慈禧太后此時已從榮祿那裡獲知袁世凱的報告,對康有為、譚嗣同的密謀已有大概了解,但她似乎還不知道此事與光緒帝是否真的有牽連,所以她問皇上康有為的這一計劃究竟是什麼意思。康有為謀圍頤和園劫制皇太后的計劃其實根本就沒有明白告訴過光緒帝,因此光緒皇帝也就很難說出康計劃的真實企圖,只得將此計劃的責任推到康有為一人頭上。

戊戌政變後光緒沒有被幽禁在瀛台?光緒帝確實病了,而且不輕

緊接著,清廷下令逮捕張蔭桓及軍機四章京,各種信息持續彙集,態勢似乎越來越嚴重。在這種情況下,光緒帝在事實上也已經無法正常工作。傳統中國政治體制是國不可一日無君,在沒有確鑿證據證明光緒帝領導或指使康有為等人謀反弒後的情況下,慈禧太后即便權威再大,光緒帝的反對者勢力再強,也無法從根本上動搖他的地位,無法很快找到一個能夠替代光緒帝的皇權中心。在這種情況下,光緒帝既不能引咎辭職,也無法在皇位上堅持工作、處理朝政,於是一個變通辦法應運而出:八月初十(9月25日),皇帝詔曰:「朕躬自四月以來,屢有不適,調治日久,尚無大效。京外如有精通醫理之人,即著內外臣工切實保薦候旨。其現在外省者,即日馳送來京,勿稍延緩。」(《光緒朝東華錄》,4202頁)

在光緒帝這份詔書發布前後,關於其身體狀況的傳言瀰漫在國內外。一個最極端的看法是,「目前的中國,據我們所知道的,已經是沒有皇帝了。謠言眾多而且散布極廣,說皇帝已遭毒害。不過,根據他的手詔來看,他僅是被廢黜了。」理由就是慈禧太后重新回到了前台,「重行掌握政府的大權,而皇帝親率文武百官」向她祝賀。(《光緒帝之被廢黜》,《「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戊戌變法》卷三,479頁)

其實這樣的傳言是沒有根據的,光緒帝在事情沒有完全弄清楚之前固然無法像政治變革期間那樣乾綱獨斷,發號施令,但也並沒有像一些人所傳言的那樣被幽禁在瀛台,向隅而泣。真實情形可能是,光緒帝確實病了,而且還不算輕。

戊戌政變後光緒沒有被幽禁在瀛台?光緒帝確實病了,而且不輕

光緒帝身體不好,在當時實際上也是一個公開秘密,至少在相當層次的大臣那裡,這一點並不刻意保密。張蔭桓後來在流放途中曾回答押送者如此提問:「聞皇上聖躬欠安,所服何葯?大人日在上側,當知詳細。」對此,張蔭桓答稱:「(皇上)病勢漸成虛損,已入膏肓,服藥無效,惟貼慶邸所進膏藥稍可,慶邸已將呈進情節奏知太后。」(王慶保、曹景郕:《驛舍探幽錄》,「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戊戌變法》卷一,504頁)顯然光緒帝的病情並不完全保密,不過在這政治急劇變化的敏感關頭,光緒皇帝公開聲稱自己自四月以來實際上就是自新政開始以來屢有不適,調治日久,尚無大效,其政治含義顯然也大於真實病情。因此這道諭旨自然引起各方面的猜測,一個比較一致的看法可能是慈禧太后有意於廢黜光緒,另立新帝。

情勢最嚴重的時候,慈禧太后確實有廢黜光緒帝另立新主的想法,但是隨著時間的推移,真相漸漸浮出水面,慈禧太后也漸漸明白,儘管光緒帝與康有為等人過於親近不太對頭,但光緒帝的一片苦心也未可完全否定,特別是光緒帝並沒有介入政變陰謀,雖然康有為圍園劫後的謀劃可能讓光緒帝獲得實際利益,但這個計劃本身畢竟與光緒帝沒有關係。所以,清廷後來以上諭方式宣布康有為罪狀時,指責康有為「乘變法之際,隱行其亂法之謀,包藏禍心,潛圖不軌,前日竟有糾約亂黨謀圍頤和園劫制皇太后陷害朕躬之事」。(《光緒朝東華錄》,4205頁)所謂「陷害朕躬」,就是強調光緒帝對這一謀劃並不知情,但給外界的感覺卻符合皇上的利益,實際陷皇上於不仁不義之境地。這一判斷應該是清廷最高決策層的共識。

光緒帝獲得了暫時解脫,但由他主導的新政顯然不能繼續進行下去了,慈禧太后從幕後走到前台,再作馮婦,三度出山訓政。清帝國政治走向從此開始一個「維新變法的反動時期」。(李劍農:《中國近百年政治史》,172頁,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2年)所謂「反動」當然是指反新政,凡是新政中所提出或實行的舉措,似乎都值得拿出來重新討論其價值。而新政基本價值取向是向西方學習,所以這一政治上的反動時期在基本價值取向上無疑鼓勵、縱容了盲目的排外主義,啟發了國內莫名其妙的民族主義情緒。中國政治走向因戊戌政變而發生逆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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