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文軒作品再起爭議：落後的性別觀適合兒童文學嗎？| 思想界

原標題：曹文軒作品再起爭議：落後的性別觀適合兒童文學嗎？| 思想界

『思想界』欄目是界面文化每周一推送的固定欄目，我們會選擇上一周被熱議的1至2個文化/思想話題，為大家展現聚焦於此的種種爭論與觀點衝突。本周的『思想界』，我們關注曹文軒的兒童文學作品中落後的性別觀和可疑的兒童觀，以及厄齊爾發表聲明退出德國國家隊背後足球與政治之間的關聯。

7月28日，「新京報書評周刊」發表一篇名為《為什麼我不希望我的孩子讀曹文軒？》的文章，引發熱議。文章作者兒童文學作家、研究者常立稱，自己上三年級的兒子在學校被要求閱讀指定課外書、曹文軒的作品《草房子》。兒子看得很生氣，甚至表示如果自己是故事中的小孩「死之前一定要和這個爸爸同歸於盡」。常立安慰兒子，兒子回答道：「我反正已經看過了，妹妹以後還得看。」常立聽了這句話後，「脊梁骨發涼」，想到剛剛兩歲的女兒以後還要讀《草房子》，並且作為學校的指定課外書，其他地方的孩子也不可避免地要閱讀此書，「這件事，對一個父親來說，太嚇人了」。這並非「新京報書評周刊」第一次討論曹文軒的兒童文學作品。在2016年曹文軒獲得「國際安徒生獎」後，該媒體曾集中發文數篇，探討曹文軒作品落後的性別觀和以成人世界為目的的兒童觀。

北京時間7月23日，德國中場球星厄齊爾在社交媒體上發布聲明，宣布自己退出德國國家隊。在聲明中，厄齊爾直指自己在德國遭遇的種族歧視問題。厄齊爾在聲明中寫到，自己和土耳其總統埃爾多安的合照在德國媒體引發巨大反響，有人因此指責他為叛徒、騙子。與此同時，厄齊爾認為自己受到了德國國家足協主席格林德爾的不公正對待。厄齊爾寫到：「在格林德爾和他的支持者眼中，比賽贏了，我就是德國人；而比賽輸了，我就是個移民。」厄齊爾的這份聲明激起了關於足球與政治、種族問題的種種討論，也涉及德國國內極端右翼勢力的抬頭以及難民湧入對於德國的影響。在世界盃結束之後，這些問題卻不會隨之消失 。

曹文軒作品再起爭議：

落後的性別觀和可疑的兒童觀

在《草房子》中，男孩桑桑從一年級起就跟隨自己的的父親、在油麻地小學做校長的桑喬，開始了自己在油麻地為期六年的生活。在這個過程中，桑桑從一位喜歡通過搞破壞得到他人關注、與同伴競爭的孩子，變成一位以利他主義為中心的五好少年。在《為什麼我不希望我的孩子讀曹文軒？》一文的作者常立看來，《草房子》中的性別觀是存在問題的。在故事發生的麻油地，那裡的家庭總是缺少母親，那裡的姑娘們大多選擇離開，那裡的女性總是沉默，即便唱歌，也唱的是無字歌，那裡的女性總是很蒼白很柔弱。

事實上，早在「新京報書評周刊」2016年7月28日發布的《我們只想真誠地談談曹文軒這書怎麼不好》一文中，作者童蓓蓓就分析了小說對於女性角色的塑造。童蓓蓓發現，故事裡的已婚女性基本上都失去了自己的名字，被納入繁衍序列，她們被稱為某某媽、某某奶奶。對於這種叫法，油麻地的每一個人都默默認同，無人抗議，在作者看來，這就是油麻地不可動搖的潛規則。除此之外，《草房子》中出現的女性形象，從懵懂的少女到戀愛中的女孩，再到婚後無子的妻子，每一種形象都被父權和夫權牢牢控制。對於書中無子無女又喪偶的秦大奶奶，當地政府要徵用她的地建小學，秦大奶奶的反抗無濟於事。在政府號召下，全村老小出動，民兵架起秦大奶奶將她拖走。最終秦大奶奶為了救小學的一個南瓜而溺死。

那麼《草房子》中的男性角色又是怎樣的呢？童蓓蓓以桑桑的父親桑喬為例，分析了在桑桑身患絕症之後，桑喬從自己小學校長的身份中醒來，帶著兒子四處求醫，給兒子買零食、陪兒子聊天，恢復自己作為一個父親的身份。在父親帶著桑桑求醫的過程中，兒子喝下醫生開出的葯湯後，有一段描寫值得玩味：「當他看到一股棕色的尿從桑桑的兩腿間細而有力地沖射出來時，他舒出一口在半年多時間裡一直壓抑於心底的濁氣，頓時變得輕鬆了許多。」 童蓓蓓認為，桑喬在此處採取的觀看範式，是針對男性的特定動作，緊盯兒子尿液從而紓解了濁氣，象徵著只有男孩才能被看做後嗣，只有男孩才能讓父親揚眉吐氣。由此，校長身份雖然讓桑喬有榮譽感，但那代表公權，最終讓他感到釋然的是他作為父親的身份，公權讓位於父權，這是油麻地的終極價值所在。綜上所述，作者認為，曹文軒在建構油麻地這一村莊時，「動用了他對美好的所有想像，但這美好里，並不包括女性。」

在「新京報書評周刊」2016年發布的另一篇文章《曹文軒兒童文學中的「性別觀」落後國際社會多少年？》中，作者塔娘認為，在曹文軒筆下女性形象鮮有突破，女性總是代表純潔、溫柔、善良，服務於男性慾望，而非努力建構自身主體性，而這說到底，是「陽具崇拜的文學體現」。與此同時，曹文軒並非孤例，這種性別意識的流露基本上是我國當代兒童文學創作的一大「通病」。

兒童文學作家曹文軒

塔娘認為，在曹文軒的作品中，女性的名字大多是紙月、紫煙、喬紈、艾雯、秋蔓、幼菊等纖弱縹緲的名字，加之曹文軒的「古典式」創作方式，他筆下的人物名字中的意象符號和形象特點基本保持一致而非對立反諷的關係。

相較於對女性的溫柔化纖細化處理，曹文軒對於男性的處理則著眼於男性生殖器，並以此體現陽具崇拜情結。在《狗牙雨》中，他寫到：「隨著身體的搖晃，褲襠里的傢伙，大小不一，長短有別，但一律猶如鐘擺。」在《根鳥》中他寫到：「褲襠里的那個小傢伙，挨了河上吹來的涼風，緊縮得很結實，樣子小巧玲瓏，就很像那些在蘆葦葉上鳴囀的小雀子。」 而一涉及女性身體，曹文軒的描述便是，胸脯的起伏是「風拂的春水」，女孩「沒有瘢痕」的身體是 「潔白無瑕的玉」。兩相對照，則形成了男性對女性，陽剛對柔弱，保護對被保護，主動對被動等一系列關係。

更進一步，塔娘認為，曹文軒的創作和時代語境不無關係。當代兒童文學在上世紀八十年代時曾經歷了「重新發現」「性別」這一時期，創作者和理論研究者帶著衝破在那之前統一政治話語的強烈願望，轉向對於青春期發育題材的關注，到九十年代，也有理論研究者提出要建構「少女美學」。在塔娘看來，在不同時期，「女性」一詞成為一種修辭式的運用，擁有自身主體性的女性形象仍舊沒能夠在兒童文學中突圍。

《草房子》

曹文軒 著

人民文學出版社 2010年1月

談到兒童觀，常立認為曹文軒的兒童觀是可疑的。常立引用曹文軒近作《關於兒童文學的幾點看法》中的觀點：「他們（中小學生）的認知能力和審美能力是不成熟甚至是不可靠的。」與這樣的觀點一脈相承，在2016年「書評周刊」發表的《曹文軒：「我的性別觀很落後嗎？安徒生的性別觀很落後嗎？」》一文中，曹文軒強調自己的一部作品《天瓢》是成人作品，孩子們不該看。常立認為，在這種兒童觀的影響下，兒童的成長成為對強大現實的被動接納，而非對無理現實的無理超越。

在《我們只想真誠地談談曹文軒這書怎麼不好》一文中，曹文軒提到自己堅持兒童文學創作的原因是「兒童文學、兒童視角能幫我實現，達到我嚮往的東西，滿足我的美學趣味」，「這可能是我選擇兒童文學的重要原因，其實還真不是單純地去為了孩子寫東西。我發現當我站在兒童視角，一旦投入到那個語境之中，整個故事的走向就全部改變，就像產生了很不一樣的化學反應。」在作者童蓓蓓看來，曹文軒的兒童文學創作實則是自我滿足的路徑，在他的兒童觀中，兒童是工具而非目的。

在「新京報書評周刊」的另一篇《曹文軒先生，童年哪有那麼多苦難啊？！》文章中，作者張婷婷分析了曹文軒的作品《細米》。她認為，雖然這是一部兒童小說，但故事中兒童和成人之間的權力關係卻脫離了當下的童年語境。 張婷婷首先分析了故事主人公小男孩細米用刻刀劃花村中四根廊柱而被父親責罰的情節。父親發怒是由於父親是學美術的，廊柱承載了父親莫名的情愫。張婷婷認為小說中對四根廊柱的描寫止步於此，而非對更加深厚的情感關聯或道德意義的鋪墊，淪為成年人的自我設想。在這場鬧劇中，成年人對孩子擁有絕對的話語權，在作者看來，因為成人說不清道不明的原因懲罰一個兒童，放在當下，這種情感關係和邏輯敘事很難被稱為適當的、現代的。

而在描寫細米對於雕塑的熱愛時，曹文軒通過設置梅紋這一教導者的角色，將兒童自己的聲音隱蔽起來。梅紋將自己兒時的經驗投射到孩子身上，對細米做出判斷：「當年，爸爸媽媽就是用這種方式，將她從重複的、無休止的玩耍中拉攏到他們的世界裡去的。細米需要由她來細說——細說天地。」在張婷婷看來，這樣一位將自己的經驗和意志強加到孩子身上的啟蒙者無法真正為孩子打開屬於自己的世界。細米在小說中始終是失語的，他的形象也是懵懂無知的，體現了成人與兒童權力關係的失衡。

《青銅葵花》

曹文軒 著

江蘇少年兒童出版社 2005年4月

厄齊爾退出德國國家隊：

足球、政治和撕裂的德國

在發表於微信公眾號「自由的眼」的文章《種族歧視？無法融入？政治天真？厄齊爾推出國家隊之始末》中，作者大安按照事件脈絡梳理了厄齊爾的足球之路。早在厄齊爾出生前，厄齊爾的祖父帶著只有兩歲的厄齊爾父親來到西德的一座小鎮定居。1988年厄齊爾出生，擁有德國與土耳其雙重國籍。2006年厄齊爾在家鄉的德甲俱樂部沙爾克04開始職業生涯，2008年轉投德甲俱樂部雲達不來梅。2007年厄齊爾放棄土耳其國籍，成為單一國籍的德國人。2010年因在南非世界盃上的優秀表現，厄齊爾被西班牙皇家馬德里俱樂部簽下，2013年又以4250萬英鎊的身價轉會至英超俱樂部阿森納。值得一提的是，厄齊爾的土耳其裔身份一直備受關注，2010年10月8日，在世界盃足球預選賽上，德國對陣土耳其，厄齊爾被在場觀戰的土耳其球迷豎中指。屢次因種族和民族性問題在公共場合備受詰難的厄齊爾在2012年表示：「我想要作為一名球員被眾人評價，足球是無國界的，更與我的家族之根在何處毫無關係。」

在國際賽場獲得良好成績的德國足球隊曾被視為德國融入政策的成功體現

在2010年德國以3比0戰勝土耳其之後，德國總理默克爾來到更衣室與信奉伊斯蘭教的土耳其裔球員厄齊爾合影留念，這幅畫面在當時也彰顯了德國卓越的融入政策和向世界開放的積極姿態。與此同時，同一天晚上厄齊爾也與土耳其總統埃爾多安見面並留下了合照。當時那張合照並未引起什麼波瀾，而今年二人再次合照卻引起了巨大爭議，甚至成為最終厄齊爾退出國家隊的導火索。2018年5月下旬，當時正在追求大選連任的土耳其總統埃爾多安在英國倫敦進行為期三天的訪問，厄齊爾與另一名德國國家隊的土耳其裔球員京多安被安排與總統會面並拍攝合照。在歐洲主流輿論中，埃爾多安的形象負面又消極——他曾將成千上萬的異見者（包括幾名德國記者）關進監獄。這張合照立刻引來德國媒體對厄齊爾的口誅筆伐，德國國家足協主席格林德爾表示，應該將厄齊爾驅逐出國家隊。儘管德國主帥勒夫頂住壓力將其帶到俄羅斯世界盃，但厄齊爾在賽場上發揮欠佳，甚至成為德國隊小組賽慘遭淘汰的替罪羊。在世界盃德國對陣墨西哥的比賽中，厄齊爾保持沉默；第二場迎戰瑞典，厄齊爾坐在替補席；第三場對陣韓國，德國戰敗，球員離場路過觀眾席時，厄齊爾聽到有球迷攻擊他的土耳其裔身份，便與球迷發生了衝突。之後，厄齊爾在推特上發布聲明，宣布退出德國國家隊。

厄齊爾（左二）與土耳其總統埃爾多安的合影在德國國內引發了巨大爭議

在梳理了厄齊爾在德國的足球之路後，作者大安認為厄齊爾退出國家隊事件暴露出歐洲右翼極端主義的崛起以及德國長期存在的融入問題。在世界盃期間，德國右翼極端黨派afD（德國的選擇）多次公開表示厄齊爾是德國的叛徒，蓄意讓德國失利。對於afD來說，厄齊爾與埃爾多安的合照是一個絕佳的攻擊借口。值得警惕的是，這樣的言論確實引起了一部分民眾的共鳴和憤怒。融入問題則是德國的「歷史遺留問題」。上世紀70年代，由於西德勞動力短缺，大量土耳其勞工奔赴德國工作，在德國生兒育女。德國允許雙重國籍，因此擁有德國國籍的土耳其裔人數在德國高達百萬。但由於宗教原因，他們也並非完全融入了德國社會。在德國城市中仍有許多土耳其社區，其中的民眾雖然在德國生活數十年，但仍然不會德語。作者認為此次厄齊爾事件是數十年移民歷史下「又一聲唏噓的扼腕嘆息」。同時，在埃爾多安的大選中，德國有權並參與投票的德國土耳其人（雙重國籍）或者土耳其人（在德國生活的單一土耳其國籍）有65%選擇了有違民主價值的埃爾多安，甚至超過土耳其本國對埃爾多安的投票率（53%）。這群人的選擇也值得深思。

德國足協在世界盃後的發圖似乎也將厄齊爾與球隊的失利聯繫在一起

在發佈於公眾號「占豪足球分析」上的《從厄齊爾宣布退出國家隊看德國的撕裂》一文中，作者洪爺從難民潮的角度分析了在德國的土耳其人群危機。由於在德國的土耳其群體逐漸形成了自己的社區和文化圈子，並且擁有穩固的宗教信仰，他們成為德國少數族裔中最熱衷於政治表達的群體。在過去數年間，德國總理默克爾一直堅持包容的思想原則，這體現在2006年在德國國家足球隊中顯現出來的多元化用人思想，在世界盃、歐洲杯等比賽中，移民後裔球員逐漸成為德國隊的中堅力量。但難民的不斷湧入、歐盟體系的連連危機，讓德國面臨分裂。2016年德國遭遇恐怖襲擊之後，德國的民粹主義力量開始抬頭，移民群體遭受到前所未有的危機。洪爺進一步指出，厄齊爾事件背後實則是一個撕裂的德國。根據2016年德國聯邦統計局的調查，22.5%的德國居民有移民背景，伴隨著種族多元化的是貧富不均的加速。德國當前處於失業率歷史最低點，但收入低於官方貧困線60%的家庭數量，卻從2015年的14.7%上升到了2017年的15.7%。同時，德國政府去年的一份報告顯示，40%的德國工人的真實工資從1990年代中期開始基本沒有增長。洪爺認為，這種加劇的貧富懸殊助長了德國人對於外來人口的歧視，他們一邊維持自己僅有的財富，一邊認為是外來人口搶奪了自己本來就少得可憐的資源和機會。

本文為獨家原創內容，作者：傅適野，編輯：朱潔樹、張之琪，未經「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授權不得轉載。

未經授權謝絕轉載

喜歡這篇文章嗎？立刻分享出去讓更多人知道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