積極促進中日兩國在「一帶一路」建設上的合作

◆ 《人民日報海外版》日本月刊總編輯 蔣豐

一帶一路。這四個字，沉甸甸的。它是中國進入新時代後提出的宏偉戰略構想。從平面上看，它展示的是一條融入著傳統政治、經濟、文化的發展路線圖；從立體上看，它構建的是人類利益共同體、命運共同體、責任共同體，打造著一個又一個全新的公共產品。如今，不知有多少人，在為實現這個戰略構想辛勞地奔波著、積極地付出著、努力地踐行著。近日，由日本東亞共同體研究所和中國大成律師事務所、日本VERYBESTL律師事務所聯袂發起的「紀念《中日和平友好條約》簽訂40周年暨中日企業『一帶一路』合作高峰論壇」在日本東京隆重舉行。值此機會，《人民日報海外版》日本月刊、環球網、《日本新華僑報》記者一起在東京新大谷飯店對中國大成律師事務所全球副主席、著名投資併購專家肖金泉先生進行了專訪。

「一帶一路」建設離不開法律

記者：肖律師，您好。迄今為止，我做過不少有關「一帶一路」建設的報道。這次，我注意到，您帶團到日本舉辦論壇，是從法律的角度切入「一帶一路」建設的。您能介紹一下為什麼要這樣做嗎？

肖金泉：的確是這樣的。從目前來看，人們主要是從政治上和經濟上著眼「一帶一路」的建設。當然，也有人注意到文化方面，提出「經濟與文化兩輪並行」的建設性意見。但是，這其中忽視了「法律」的重要因素。

我們應該看到，實現「一帶一路」的戰略構想，不僅僅是一種政治行為，也不是簡單的經濟行為，更是一種法律行為。認真看看「一帶一路」沿線的國家和地區，我們就會發現這裡面有經濟發達的國家、有經濟發展中的國家、有「金磚四國」的成員國、有「上合組織」的成員國、有G20的成員國、還有「南南合作」的成員國。這些國家的社會體制各異，法律當然也不盡相同。如果我們不對這些國家和地區的法律進行認真的把握和研究，我們的「一帶一路」建設就一定會出現挫折，甚至發生重大損失。從這個意義上講，「一帶一路」建設一時一刻都離不開法律。現在，人們對這一點的重視遠遠不夠。所以，大成律師事務所感到要有擔當精神，願意與國際社會的相關機構一起以法律為抓手，進行「一帶一路」的建設。

大成律師事務所具有國際性

記者：您的這個想法頗具新意，從某種意義上說，也是切中了目前「一帶一路」建設的軟肋。這次活動期間，有不少日本媒體記者問我，「大成律師事務所到底是中國的律師事務所，還是世界的律師事務所」，您認為應該怎樣回答這個問題？

肖金泉：說到大成律師事務所，也有人經常問我：「大成律師事務所是中國的？還是世界的？」對此，我的回答是，「大成律師事務所是中國的，更是世界的。」為什麼要這樣說呢，因為大成律師事務所在改革開放全面啟動的上個世紀90年代初成立於中國北京，它首先是中國的。但是，伴隨著大成律師事務所的發展與中國經濟不斷融入全球，企業的全球化法律服務也出現了需求，大成在2015年與全球十大律師事務所之一Dentons 律師事務所正式簽署合併協議，在世界上70多個國家設有160多個辦公室，執業律師超過9000人，已成為目前全球律師業界規模最大的律師事務所。因此，大成律師事務所也是世界的。

我特別想強調的是，大成律師事務所並不僅僅是因為在地球上分布廣、執業律師多，就成為世界性律師事務所了。更為重要的是，大成律師事務所具有國際性的視野，持有國際性的理念，主張「多中心、多文化」並存的理念。大成所在全球沒有一個主導的文化，而是多種文化並存共同發展，大成所在全球沒有一個總部，而是各區域為中心共同組成一個全球治理機構，這與全球化開放及互聯網時代的理念是相契合的。大成在全球擁有一大批熟悉國際法和各國法律的律師，能夠一站式為企業提供全球的法律服務，這就是大成律師事務所的核心競爭力。

時代賦予的歷史使命

記者：那我還想問您，大成律師事務所積极參与「一帶一路」的建設，是出於怎樣的考量呢？

肖金泉：回答這個問題之前，我們不妨追述一下世界經濟發展史。從十五世紀大航海時代以後，西方發現了東方，經濟的交流乃至建設就是以一種強行的、強硬的、武力的、軍事的方式進行的，目標就是赤裸裸的經濟利益。現在，中國在和平中發展崛起，距離世界中心越來越近，世界上有些國家出於各種不同考慮，對中國的未來走向以及行為方式有擔心、有疑慮。在這樣的大背景下，中國提出建設「一帶一路」的戰略構想，做出與以往大國發展史不同的路徑選擇。簡單地說，過往的大國發展史，就是一部又一部戰爭史，發展成為大國的國家，總是用戰爭手段謀求經濟利益，讓經濟的交流充滿鐵火和鮮血。而中國的「一帶一路」戰略構想，立足於和平、立足於建設，最為重要的是立足於「雙贏」。這在世界大國發展史上是從來沒有過的戰略構想，也是世界經濟發展史上從來沒有過的戰略舉措。作為國際化的大成律師事務所，當然要支持中國的這種打造人類命運共同體的路徑選擇，並且從法律方面給予積極的推助。我想說，時代賦予了大成律師事務所這樣的歷史使命，我們就要勇於擔當。

在紀念中有行動

記者：大成律師事務所這次發起並主辦「紀念《中日和平友好條約》簽訂40周年暨中日企業『一帶一路』合作高峰論壇」的契機是什麼？

肖金泉：我先來講大背景。眾所周知，《中日和平友好條約》是中日關係中四個重要政治文件之一，也被中國最高領導人稱為是中日關係的「壓艙石」。到今年，這個條約已經整整簽訂40年了。從近現代史來看，中日兩國在40年間沒有戰爭的事情是很少的。因此，這個條約是值得紀念的。也可以講，《中日和平友好條約》是在中日兩國犧牲了幾千萬的鮮血和生命的基礎上籤訂的，是來之不易。今天，我們紀念這個條約，就是要汲取歷史的沉痛教訓，珍惜和平的今天。

重要的是，紀念《中日和平友好條約》40周年，不應該僅僅是在口頭上說說而已，還應該有實際行動。今年2月，我在北京遇到了日本前首相鳩山由紀夫先生。這是一位始終堅持對中國友好的日本政治家，在任期間曾經提出建設東亞共同體的主張。現在，他還是中國倡議設立的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AIIB）中唯一的日本人顧問。當時，我們就商議今年能不能搞一個活動，共同推動一下中日民間經濟的交流。

鳩山由紀夫先生退任後創辦了東亞共同體研究所。其研究的內容與「一帶一路」有許多重合之處。這樣，我們就把話題集中到「一帶一路」建設上，也就有了這次的論壇。

讓我感到欣慰的是，這次有80多家日本企業、40多家中國企業前來參加，可謂盛況空前。這裡面有許多是重量級的企業。比如說山東如意科技集團是全世界最大的精紡工業的領頭人，還有中國的中國化工集團、中水漁業集團等等。日本的像三菱商社、川崎重工等著名企業也來了。

日本的外援有值得中國學習之處

記者：中國倡導的「一帶一路」戰略構想，也可以看作是新時代「中國版」的外援。戰後，特別是日本經濟復興以後，也曾經搞過大手筆的外援。您認為日本的外援有什麼值得借鑒之處嗎？

肖金泉：這個問題值得探討。不久前，我到位於南太平洋的斐濟和萬那杜訪問。我看到萬那杜最好的一條環島公路，就是日本興建捐贈的。我還去過巴西，看到巴西很多重要的基礎設施，包括他們的產業、農業設施都是日本建設的。我了解到，所謂「日本版」外援，也有一個發展過程，開始是比較重視基礎設施的建設，後來逐漸發展為在基礎設施建設的同時，積極為當地開辦技術勞動力培訓中心，積極改變當地的民生環境，在通電、通水、通路上下功夫，在興建學校、醫院方面做文章，讓當地老百姓有「獲得感」。這樣做的結果，就不僅僅是受援國的政府感謝日本，受援國的百姓也感謝日本。那個國家的政府因為選舉等是可以變換的，對外政策也就會有調整；那個國家的百姓是不會變的，他們的獲得感就會成為民間外交的重要基礎。因此，我認為「日本版」的外援在這一點上值得中國學習。

中日合作開拓第三方市場

記者：關於「一帶一路」的戰略構想和建設，在日本社會還有各種各樣的聲音，媒體也有不同的態度。您如何預測未來中日兩國在「一帶一路」建設上的合作前景？

肖金泉：首先，我認為在「一帶一路」的戰略構想和建設方面，日本社會乃至於媒體有各種各樣的聲音和看法是正常的。它反過來「倒逼」我們讓這個戰略構想不斷完善，讓這個戰略建設能夠有實實在在的成果。

其次，我個人對中日兩國未來在「一帶一路」建設上攜手合作抱著樂觀的態度。當年，在中國改革開放之初，日本曾經積極援助過中國。今天中國能夠有這樣堅實遼闊的消費市場，日本的企業乃至於商家能夠在中國有所作為，是日本援助後獲得一種回報，或者說是一種紅利。現在，總有人喜歡討論中日兩國未來在「一帶一路」建設上的競爭關係，這大概是一種冷戰思維的延續。我認為，中日兩國完全有新的合作的機會，中國的資金可以和日本的技術有效結合，中國的建設可以和日本的經驗有效組合，雙方攜手合作開拓、開發第三方市場，為地域的經濟發展作貢獻，同時也就是在為本國經濟的可持續性發展作貢獻。

再次，我們要對日本抱有足夠的耐心。日本對「一帶一路」有疑慮，是可以理解的。正因為這樣，我們才要不斷地向日本深入介紹「一帶一路」，尋找共同合作的利益點。我相信，只要有利益所在，日本最終會積极參与到「一帶一路」建設中來的，中日經濟交流也因此會出現「新常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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