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蘿西婭?蘭格鏡頭下的社會

攝影師Dorothea Lange在社會紀實攝影史和攝影作為媒介的歷史進程中都是一個開創性的人物。大多數人都是通過她標誌性的移民母親形象——弗洛倫斯·歐文斯·湯普森(Florence Owens Thompson)在1936年大蕭條(Great Depression)最嚴重的時候在加州尼波莫(Nipomo)拍的一張照片——看到蘭格的。

紀實攝影沒有絢麗的色彩，它深刻而冷峻的鏡頭更像是在記述人類歷史上那些千瘡百孔下的蒼白與苦痛。記錄了人們在陽光之下的脆弱，紀實攝影的鏡頭很多並不「好看」，卻讓人們警醒，讓這個社會重新去審視。

值得注意的是，蘭格並非僅僅通過圖片來揭露政治不公正。她的方法更加跨學科，回顧展特別關注她將圖像與文本融合的實踐。帕爾多說:「她在攝影方面是一個開拓性的先鋒，但她的實地記錄也揭示了她是如何支持調查方法的。」她對展現更大的背景感興趣，在故事板上工作。她懂得如何講述需要展示的故事。

她不像沃克·埃文斯(Walker Evans)那樣，是一個客觀的社會紀實作家——她的工作是在她自己的人本主義人生哲學框架內完成的。她知道一個形象比語言更有說服力，但她總是把這個形象固定在個人的痛苦上——用他們自己的話來說。在這些字幕中有很多白話，在這些文字中，她已經逐字逐句地轉錄了她所聽到的內容。

《視覺政治》緊隨最近在巴比肯舉辦的一系列社會政治攝影展覽之後，其中包括另一種生活，展出了從20世紀50年代到今天眾多攝影師的作品，展示了反主流文化、亞文化和少數民族的敘事。

帕爾多認為，攝影是一種將邊緣化的聲音展現在人們面前的特別合適的媒介，蘭吉作品的展覽是這個節目中值得歡迎的一章。她解釋說:「我經常認為攝影是外在世界的反映，因此會對歷史社會話語進行評論和批判。」

當攝影作品作為公共媒介傳播，攝影師就有責任提高公眾對這些問題的認識。我認為我們需要給他們一個平台，讓他們能夠代表多元化的聲音、經驗和現實，這些聲音有時是可燃的，而我們所生活的世界是脆弱的。

帕爾多說我們不僅要把多羅特婭塑造成一個具有開拓性的社會紀實作家——我們還在提高人們對她拍攝的問題的意識。她堅持原則、目中無人、不懈地追求正義，我認為我們有責任表明這項工作在今天仍然是有意義的。

作為一個藝術機構，我們不一定有義務去教育，但我們有義務去告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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