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特琳：我的伯祖父是納粹黨衛隊領袖海因里希·希姆萊
原標題：卡特琳：我的伯祖父是納粹黨衛隊領袖海因里希·希姆萊
我的祖父恩斯特·希姆萊在我出生之前就已去世很久了。這對我們那一代人來說並不稀奇，有很多人的丈夫、父親和爺爺在戰爭中一去不復返。但我這個祖父的特別之處不在於他的離世，而在於他的身份——他是納粹黨衛隊全國領袖海因里希·希姆萊的弟弟，前者在「第三帝國」時期有組織有計劃地奪取了數百萬人的性命。
希姆萊全家福
對此我早在年少時便有所耳聞，但我從未想過，這個我並不熟悉的祖父與他的哥哥在個人和政治方面會有怎樣的牽連。直到1997年的一個早上，一個電話改變了一切——它是我父親打來的。父親問我可不可以替他去國家檔案館查查，看那裡是否保存有與祖父相關的檔案。他說這些檔案自美國轉交給德國之後，就已解禁。而且他覺得我比他更方便去查閱。沒錯，要查檔案，我自然比父母方便，他們住得離柏林那麼遠。東德、西德統一後，前柏林文獻中心的檔案由國家檔案館接管，且大部分記錄納粹黨魁、黨衛隊首領以及納粹兇手的個人檔案也都已解禁。但為什麼父親會認為在這些檔案里能找到祖父的資料呢？
隨後我申請了查閱檔案。因為申請的人數眾多，我的預約被安排在了一個月以後。但這段時間的等待對我來說並非是一件壞事，至少它留給我充分的時間去思考那個迄今為止在我生命中都不曾留下什麼痕迹的人。恩斯特·希姆萊的妻子——我的祖母保拉，那時也已經去世很久了。記得小時候，我曾有一次向她詢問客廳牆上相框里那個身穿筆挺的黑色西裝的男人是誰，她頓時熱淚盈眶。那場景讓我驚呆了，至今還深深地印在我的腦海里。至於祖母最終對我講了哪些關於他的事情，我卻什麼都記不起來了。她從不主動提起祖父，而我也再沒問起過。
從父親那裡能了解到的信息也總是極其有限。「他是一個工程師，在柏林電台工作，好像還是納粹的人。」——這就是我所能聽到的很模糊的描述，而且他總是補充道：「當時都這樣。」據父親說，祖父之所以加入納粹黨，肯定是被他的哥哥海因里希「勸導」的——因為「恩斯特當時對政治並不感冒」，或許他是不想「自毀前途」。據父親講，祖父在電台的職位也是得到了哥哥海因里希的關照，「海因里希始終對弟弟抱有很強的責任感，但兩人見面的機會卻不是很多」。
海因里希·希姆萊
至此，所有這些關於祖父的評論對我來說都十分可信，我也從未質疑過。他身上沒有什麼東西真正喚起過我的好奇心，沒有一點能讓我為之觸動。直到受父親所託，在檔案中查詢有關祖父的檔案時，這一切才開始發生變化。我開始自問：「對於祖父到底了解些什麼？」我對他的了解真的是少之又少，講不出什麼來。大眾對他的了解也就像是一份標準簡歷：1905年生於慕尼黑，成長於一個殷實的中產階級家庭，身份是電子技術工程師，自1933年起任職於柏林帝國廣播電台，並在這一時期與保拉成婚，隨後生育了三個女兒和一個兒子（即我的父親）。當時一家人生活在柏林烏勒本的一棟帶花園的半獨立聯體別墅里。在戰爭的最後幾年，恩斯特·希姆萊當選為帝國電台的工程師總指揮以及技術副台長，戰爭結束前期加入人民衝鋒隊；1945年5月初在柏林去世，死因不詳。對於祖父本人——他如何長大，如何娶妻生子並與他們相處，除了工作外還有哪些愛好，以及如何成為納粹的一員——我一無所知，包括他與兄長海因里希之間的事情。直到此刻，恩斯特·希姆萊對我來說都仍是一個普通得不能再普通、毫無新奇之處的人。我一再聽到的所謂兩兄弟間「沒什麼交集」的說法，更強化了他在我心目中的那個對政治不感冒的技術員形象。他們之間在意識形態上應該有所分歧，同樣，據推斷，恩斯特應是在他哥哥的說服下才不情願地「一起干」的。難道是弟弟屈從於在政治上頗有影響的兄長的權威，而同時又與其保持距離？但為了支持恩斯特的事業，海因里希又進行了哪些活動？他們真的像想像中那樣不常見面嗎？原因又何在？因為恩斯特不願了解哥哥的勾當，還是說海因里希作為黨衛隊全國領袖乃至後來的內政部長，實在是被他那駭人的公務纏身，忙於在德國及佔領國清除「德意志民族的敵人」？祖父恩斯特和祖母保拉對海因里希所做的一切知道多少？父親說祖父可能知道一些，但祖母一定一無所知，因為 「她就是個政治文盲」。
祖父恩斯特與朋友們
我開始驚訝於父親這麼確定這件事，也對自己多年來竟毫無一點懷疑而感到吃驚。一個像祖母一樣如此接近黨衛隊全國領袖的人，要做到對逮捕不同政見者、剝奪德國猶太人的權利並致使他們在集中營里「失蹤」這樣的事情保持不聞不問，也是要付出極大的努力吧。
我無法對祖父有一個清楚的認識。突然間，我對自己的這種無知——無知於自己家族的歷史——感到無比羞愧。雖然我知道祖父和海因里希·希姆萊之間的關係，但在我的意識中，總有一條清晰的界限將一個「可怕的海因里希」和一個「不問政事的恩斯特」劃分開來。而且，我奇怪地發現，縱使我多年以來一直在研究納粹，尤其是對那些戰爭罪犯、同謀、受益者和追隨者之間「流暢的銜接」特別感興趣，卻從未關注過自己的家庭。
1997年6月的某天，我和聯邦檔案館約定的日子到了。我開車到了利希特爾費爾德，當我伸腳踏入宏偉的前兵營大樓時，就立刻有種時空穿越的感覺。首先映入眼帘的是耀眼的紅色威廉式建築。它修建於19 世紀末，作為「普魯士軍官學校」一直沿用至第一次世界大戰。進入大門後我看到另外幾棟建築，從外觀上判斷應該是建造於納粹時期：灰色、龐大的建築醜陋不堪，還帶有柱式連廊和北歐人雕塑。當時這裡是「親衛隊第1師」的駐紮地，這支隊伍肩負著護衛元首的任務，在他們的指揮官塞普·迪特里希的領導下被視為「精英中的精英」。1945年後美軍進駐這一地區，將大部分已遭毀壞的建築改建為居住樓和辦公室，並改名為安德魯斯兵營。其中一座現在由聯邦檔案館使用。
在閱覽室里，我帶著複雜的心情接過有關恩斯特·希姆萊的幾沓薄薄的檔案，其中有一個用於深入研究的長長的列表說明。我首先感到了震驚，原來祖父果然是留有一些記錄的，但這也激起了我的好奇心。值得慶幸的是，檔案很薄，但我對裡面可能包含的內容還是感到一絲不安。
在檔案袋裡有幾張複印材料：一個帶照片的黨證，一份簡歷和幾頁公文。我盯著那個黨證仔細端詳，看到「入黨時間」一項里填著「1931年11月1日」。奇怪，怎麼會是1931年就入黨了呢？這可比納粹上台還早了一年多的時間。是不是恩斯特在海因里希的勸說之下才不得不入黨的呢？我繼續往下看，發現文件中一則信息顯示，1933年6月1日起他成為黨衛隊的一員。這可是他在帝國電台入職的日子。黨衛隊？對此可從沒人提起過！黨衛隊是海因里希領導的組織，恩斯特加入黨衛隊的日期與他入職帝國電台的時間上的巧合正好符合父親的猜測，也就是說海因里希在事業上拉了弟弟一把。我坐在這些文件前，感到過去的東西突然變得清晰了許多，也讓我幾周以來的所有猜測和胡思亂想的心情得以平復。我一次又一次地端詳那張照片——一張英俊的證件照，上面的恩斯特看起來年輕而又具體。這一刻他讓我感到前所未有的陌生。這個在我出生時就已經去世22年的人，跟我究竟還有什麼關係呢？
在這些資料中我發現，1937年秋恩斯特從帝國元首黨衛隊參謀部得到一筆貸款，這筆貸款被用來和貝倫茨博士一起購置一棟位於柏林烏勒本地區的住宅。其中還有一封1944年5月恩斯特用機器打出來的給他哥哥海因里希的信，從信里可知，他偶爾也會為手握重權的哥哥做事。這裡他按照海因里希的要求，為柏林洛倫茲股份有限公司的副主管出具了一份專業鑒定信。
這封信的意義和寫作緣由當時我還並不清楚，但它讓我感到不安。也許是它的語言所致——作為鑒定信，它雖然恪守了客觀的文體要求，但還是包含了很多不必要的意識形態方面的辭彙，如「世界觀的犧牲」和「雅利安化」。這封信明顯地透露出他對完成海因里希所交代的任務的極度熱心，卻也表明其中有不明不白的自我利益。恩斯特還在其中報告了與國外諜報局局長瓦爾特·舍倫貝格的一次長談。我無法想像，一個本應只關注技術、不對政治感興趣的人怎麼會與國外諜報局的局長談話？另外，舍倫貝格能與這件事有什麼關係呢？也許恩斯特就是為了出風頭，利用這次機會與一個納粹的大人物搭訕兩句。不管怎樣，這段歷史對我來說是個謎。
我繼續認真翻閱這些檔案，隨後發現了各種獎章——有「衝鋒隊體育章」「奧林匹克榮譽章」，竟還有二級和一級戰功十字勳章。作為黨衛隊領袖，恩斯特起初被安排在黨衛隊人事部辦公室，而後被安排在通信部門部長指揮部。這看起來只是一種形式上的安排，我找不到任何情況說明他在這個身份下發揮了什麼積極作用。他最後晉陞為黨衛隊少校是在1939年，突襲波蘭10 天之後。但為什麼授予他戰功十字勳章呢？他可從沒上過前線。
從1939年夏天的一項黨內統計中我發現，恩斯特雖然已是黨員，但除了那個從工人、職員到老闆幾乎所有「勞動者」都加入了的德國勞工陣線以及國家社會主義人民福利組織外，基本沒再加入任何一個納粹黨組織。
似乎這一切都在表明恩斯特並不是什麼狂熱的納粹分子，確定了這一點後我鬆了一口氣。在黨內和組織內不從事領導工作，黨衛隊檔案卡上也沒什麼特別表彰的記錄，而黨衛隊「二級衝鋒隊大隊長」（少校）這個軍銜也不是在一個可怕的組織中野心勃勃的表現。顯然他真正感興趣的首先是無線電技術，其次在個人前途上也許有一些想法，但在政治方面則不太在乎。然而，是否絕對如此我並不確定。他很早就加入納粹黨這一點讓我感到迷惑，此外，他與舍倫貝格的談話，還有他在戰爭期間「免服兵役」，即免除國防軍兵役這一事實都讓我感到疑惑。1942年12月，他被徵召進希特勒「親衛隊第1 師」預備役。根據估計，他根本就沒去位於利希特爾費爾德的營地，因為他「作為帝國電台技術中央領導代表以及高級工程師的角色，是不可或缺也是無可替代的」，因此在戰爭結束前夕他有理由可以不服兵役。但至於他要完成什麼「對戰爭至關重要」的任務以及為什麼幾近戰爭尾聲他還享有此等優待，我並不清楚。
對於他早年就加入納粹黨一事，父親以及他唯一還在世的妹妹都感到很驚訝。當我向父親問起，祖母對此都講了些什麼的時候，他告訴我祖母面對這個問題時只是沉默，或者哭泣。之後的一天她都不再跟他講話。為何祖母會對過去的事感到如此沉重？父親年輕時曾猜測，可能有些話是不好講的。但這種沉默也可能是面對後人的不解時所表現出的倔強。
祖母保拉與祖父恩斯特的婚禮
1945年後的她，失去了丈夫，卻要獨自撫養4 個孩子，與這種艱苦生活相比，納粹時期對於她無疑是一生中最快樂的時光。父親和姑媽對我所做的查詢表示了感謝。但就在我第二次把檔案材料寄出時，姑媽講道，對她來說最重要的就是「所有東西都明明白白了」，現在是時候讓歷史「平靜一下」了。我很困惑，他們兩人對於文件中所有讓人猜不透的地方都沒有提出任何疑問。他們從祖母保拉那裡費勁得來的信息既匱乏又相互矛盾，因此這些信息並不能為他們勾勒出一個完整清晰的祖父形象。況且這個形象也是通過一再重複的敘述而得到強化的。或者是他們知道更多的故事？
起初我只是在父親的請求和姑媽的許可下才去鑽研這些檔案。但如今，是我的基金會在鼓勵著我。而在家人那裡，我由於缺少共鳴而感到沮喪。我希望和他們一起討論那些不清楚的地方，研究那些猜想。我自己也並不清楚，到底是那未知大於已知的、乾癟的事實激起了我的好奇心，還是自己突然間對這個男人——我的親生祖父，產生了興趣。
就在我第一次從檔案中有所發現之後，我感到我的生活發生了改變。我在幻想中編寫腳本，想像祖父在1933年到1945年的時間裡都會做些什麼、想些什麼。我為多年來自己的漠不關心感到自責、懊惱。而且我對父親很生氣，他避免直接面對這些文獻，而是將它們交給我處理。但他跟我一樣沒有預料到，這些研究將會帶給我多大的震撼。很顯然，我對自己和祖父之間的關係以及對自身抵抗力的估計是完全錯誤的。我要不斷地與來自身體方面的痛苦做鬥爭，對未來的恐懼也折磨著我。一切都讓我感到步履維艱。
1997年秋，我有機會就檔案中的發現和父親促膝長談。雖然他再次暗示我「早已塵封了過去」，但他願意跟我談一談並耐心地回答我所有關於家庭的問題。整整一天我們都一起漫步，穿過到處是木桁架建築的小城一路而上，迎著十月的陽光爬上了種滿葡萄的山坡。當我們越過葡萄地望向平原的時候，我第一次問他，對祖父還有哪些回憶。他激動的反應讓我非常吃驚——「對一個只會懲罰打罵自己的父親，我能有什麼好的記憶呢？！」
按照父親所述，祖母保拉更主張「自由教育」，而且一直在孩子面前為他們死去的父親樹立一個光輝的形象，尤其是在他這個兒子面前。直到他「有一天再也聽不下去了」，並越來越質疑這個光輝、完美的父親形象。他從兩個姐姐那裡聽說自己的父親恩斯特也可能是一個非常慈愛的父親。稀少的個人記憶如此令人失望，這對他來說無疑更加痛苦。我的提問似乎再次喚起了一切，而這也完全違背了他的一再努力——確保「那一切」對他來說都「不再重要了」。在我們的談話中我總會突然碰觸到一些界限，它們對我來說經常是無法辨識或無法領會的。
幾乎是無意中，父親提到了一個裝有家族照片的盒子，而我也得以觀看了一番。還有一個裝有祖母的文檔的文件夾，至於其內容是不是有意思，他也不清楚。帶著好奇我打開了那個綠色的文件夾，隨後我便確認，裡面的內容完全是對檔案文獻中簡短記述的豐富補充。在祖母過去的家庭記錄資料中我發現了一份祖父寫於1931年的簡歷，它首次提供了他在開始無線電工作之前那些年的信息。我看到了他的個人信件以及各類有關其無線電工作的誓言、聲明，這些都是20 世紀70年代祖母從丈夫當年的同事那裡得到的，估計是出於申請養老金的需要吧。一位高級工程師於1948年9月「應保拉·希姆萊女士的要求」證明，恩斯特是在1945年4月份加入人民衝鋒隊的，並「和其他幾名電台成員一起被安排在夏洛滕堡，保衛電台大樓」。「在4月30日或5月1日晚，我在電台大樓的院內最後一次見到希姆萊。由於我不久後便進了俄國戰俘營，他後來的命運我就不得而知了。」
我努力去想像，技術員、新聞播報員、行政人員必須保衛電台，抵禦逼近的紅軍，毫無軍事訓練和作戰經驗的平民——正如祖父——在德國敗局已定的最後關頭去「衝鋒隊」白白送死，意味著什麼。在戰爭的最後幾天，在失去他線索的那段時間，恩斯特都遭遇了什麼？
差不多一年之後，即1949年8月，恩斯特·希姆萊被夏洛滕堡地方法庭宣告死亡，相關資料也在這個文件夾里。很多年之後，在70年代的什麼時候，保拉再一次向德國紅十字會的慕尼黑尋人服務辦提交了尋人申請。直到她去世前兩年，即1983年10月，她才得到答覆：「恩斯特·希姆萊極有可能是在1945年4月柏林地區的戰鬥中倒下的。」
祖父之死依然是個謎。父親講，戰爭結束幾年後有位男士來找祖母，說他「直到最後」都與恩斯特在一起，並且在恩斯特吃下有毒膠囊時，他就在其身邊。這個結局讓我不解。我想知道，祖父疑似自殺、留下她和4個孩子而去的消息會對祖母造成多大的刺激。
祖母的照片盒裡一片狼藉。對於其中的大多數照片我是熟悉的，尤其是曾祖父母和他們的三個兒子格布哈特、海因里希以及恩斯特的早期家庭合照。我的曾祖母年輕時是一位貌美的慕尼黑婦女，之後又成為和藹慈祥的老婦人——就像照片里那樣，一頭銀色的頭髮經常有些凌亂，鼻子上架著一副圓圓的眼鏡。曾祖父既是一所高等中學的校長，又是樞密大臣，從各方面看都顯得有紀律、有威嚴。兩人都講過，他們不支持納粹。從照片中也能看出，他們對孩子既嚴厲又充滿關愛。作為兄長，格布哈特7 歲時就顯得自覺而充滿自信。恩斯特最小，顯然最受寵愛。只有海因里希的童年照每次都會讓我討厭，不僅是因為我知道這位外表和善、出身優越的少年日後的所作所為，而且還因為他就和其他家人葬在一起，那裡也都是我的家人，而他又註定是其中的一部分。
但在一番研究之後，我對這些照片的眼光開始變得不一樣起來。以前讓我讚賞不已的、祖父母那浪漫的結婚照已經失去了它的單純。現在我才看到恩斯特西裝上的那個納粹標誌。作為伴郎，海因里希在民政局前與這對新人站在一起，身著黨衛隊制服，胳膊上戴著納粹袖章，笑著將手掐在腰的一側，挺著胸。
此外我還發現一些照片，它們顯然是從相冊中剪下來或是抽出來的。從其中一張照片上我能看到祖父，旁邊被剪掉了某人，想必是祖母。在家裡的這些發現著實讓父親吃了一驚。據祖母自己所說，她從未看過這些照片。自祖母去世後，父親保管著這些東西。好幾次我的問題都到了嘴邊，想知道他為什麼非要派我去檔案館。他讓我去做調查，到底對此期望些什麼呢？我無法說出這樣的問題。也許因為此刻我已然感覺到，這兩者是無法分開的：既想查清楚事實，卻又害怕看到真相。
摘自卡特琳·希姆萊《希姆萊兄弟——一個德國家庭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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